作者：李岘
春 节
根据文献记载，春节吃饺子的习俗可以追溯到明朝。于是中国的史学家、科学家和语言学家对“饺子”的名称从天文地理研究到民俗文化，但是老百姓们最关心的还是“除夕夜”能不能吃上饺子！
为了这顿饺子，全世界都要重新组合：“文革”期间是下乡的知情一定要回城市过年；现在是到城里打工的农民一定要回乡下过年。即使是生活在世界不同角落的同胞们，也都会不遗余力地越洋回国。像我这样移居美国二十四年才在中国与家人共度“除夕”不超过四次的人，剩下的就只有遗憾了。
不能守在父母兄弟姐妹身边过年，对于我们这些远离祖国的人来说，这份遗憾被时差、风俗、人际无限放大。特别像我这样一定要在西半球与东半球同步过年三十的人，这“年”不好过--每当中国的新年钟声敲响之后，我在美国与中国的家人同步吃饺子的时候，通电话时的热闹和一个人在静悄悄的清晨煮几个冻饺子吃的情形常常使我顾影自怜。吃饺子的时刻也就是我最想家的时候。尽管多年以后已经学会了“美国不相信眼泪”，但是渴望与中国家人在年三十的那一天围坐在一起吃饺子的愿望却越来越强烈。孤独使儿时的记忆更加清晰。
春 联
“客满九洲生意旺，商通四海财源广。横批：恭喜发财。” 什么叫春联？这就叫春联——堆砌吉利话儿。不过贴春联也要当心。据说这副春联没贴到商家门前，而是贴在了某县看守所的正门上。网民疯传，所长及时改正，新的对联是“克己奉公龙腾一年，遵纪守法平安四季。横批：坚守岗位。”。黑色幽默？这是真事儿，网上连照片都有。所长说前一个春联儿是看守所的锅炉工从地摊儿上买来的，所以……. 。不管什么原因，可见过年的春联选择性很多，有能力写毛笔字的家庭和单位就自己编词自己写，没能力写毛笔字的人就到街上买一对儿。
我父亲五岁学画，写得一手好字，所以家中的春联儿都是父亲亲笔提词，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也没有中断过。不过，我永远也忘不掉因为我的原因，差点给父亲带来杀身之祸。
文革时，我家住在省文化局家属楼的半地下室。七家人，一个厨房、一间厕所，左邻右舍常常为一点儿小事吵架，可是又像是个大家庭，今天吵，明天好，还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论谁家包饺子，一定是一家一碗。我父母生长在江南，母亲到了东北才开始学做饺子。由于母亲从小没做过饭，包起饺子像雕塑，从早包到晚也不够家人和邻居吃一顿的。所以我和弟弟除了盼望邻家送饺子之外，就是盼望着母亲年三十才包的一顿饺子。
那年的年三十，我可能是十岁左右，按照家里的习惯清扫房间，帮助写春联的父亲研墨和贴春联。包了一整天饺子的母亲将刚出锅的水饺分别放到几个碗里，让我挨家挨户去送饺子。面对热气腾腾的饺子我心花怒放，随口唱起了“我家的表叔数也数不清…… ”。那时候全国只有八个样板戏，人人耳熟能详，何况我住在文化局的家属楼，京剧、评剧、龙江剧的名角都在这里，大家走到哪儿唱到哪儿，所以对于我来说想唱就唱，东一句西一句，根本不假思索。
当我把六碗饺子送完，端起一大盘饺子上桌的时候，正好唱完了李铁梅和阿庆嫂，随口就来了一段《智取威虎山》中小常宝的唱词 “……风雪夜，大祸从天降…”。那一声千回百转的“啊”还没有哼完，只见父亲把桌子一拍：这年还怎么过！我知道惹祸了。母亲急忙圆场：这楼里一天到晚地鬼哭狼嚎也没见你发这么大的火，大年三十你对孩子生什么气呀！
父亲是南方人，本来就不喜欢吃饺子，所以那盘妈妈包了一整天的饺子就被冷落在桌上。比我小四岁的弟弟可开心了，一个人就吃了二、三十个。那时家家户户都很少包饺子，所以家属楼的男孩们喜欢比谁吃的饺子最多。弟弟上初中时说他一次吃了53个饺子，我至今不肯相信。
不过“大祸从天降”却一语成籖。我只记得那一年父亲写的对联有一句是“一架诗书半窗春色”，结果有一位吃了我家饺子的邻居到单位反映父亲的春联是攻击社会主义——诗书是一架，春色才半窗，这不明明是嘲讽春色满人间的大好形势吗？父亲差点儿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 从那以后我很在意年三十和初一的言行，即使是现在，我都将这新旧交替的瞬间视为一年凶吉的预示。
春 晚
说起年夜饭，就不能不提“春晚”。全中国十几亿人在年三十的晚上、同一个时间段、观看同一个电视节目，在全球也应该属于独一无二。这种情形对我的美国学生怎么解释都无法让他们理解。可是当代中国人没有几个不知道年夜饭与“春晚”是孪生姐妹，从三十晚上六、七点开始，中央一台就开始播放歌舞、戏剧、小品。你想换台？大多数地方台也在转播中央台的“春晚”。十几亿的人，不论是男女老少还是工农商学兵同看一台节目，难免就被大家评头论足。但是不满的情绪不影响第二年的收视率，十几亿人口接着看。就这样，看“春晚”的习惯也就被我们带到了美国。
一定要在西半球与东半球同步过年，在美国加州和中国的15个小时的时差中严格遵循中国人“看春晚、吃饺子、拜年”的习惯，绝非易事。尽管自己有家有业，结果每年在美国的年夜饭都是我一个人吃。
中国晚上六、七点钟的时候是加州凌晨四、五点钟。不能回中国过年的时候，我总是要在天色还没亮的时候强迫自己起床。运气好的时候可以在电脑上看到春晚直播，运气不好的时候就只有看电视录像了。
有一年我起来得很早，可是在网络上折腾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有把电脑调好。问谁？家人在睡觉，朋友也不好清晨打扰，急得我五次三番地给国内的弟弟打电话。弟弟在电话里指导我上了几个网站，可是效果仍然不好。最后我所幸在越洋电话里听弟弟解说春晚的节目了。那时可不像现在有微信免费聊天儿。从我来美国，一分钟的电话费从几美元到十几美分我都经历过。去年开始网络有进步，与国内同步看春晚基本上是可以做到了。这是不是就一解乡愁了呢？对于我，年夜饭仍是一个人的“庆典”——美国的先生和美国长大的儿子，他们永远都不会像我这样从熟睡中爬起来吃年夜饭，所以每年都是我一个人裹在毯子里、坐在电脑前、披头散发地一个人对着电脑傻笑！说傻笑，是因为看到有意思的小品想与人分享的时候却没人在身边。不过多年后改掉了我在国内电视台工作时养成的那种一定要对节目的好坏评头论足的毛病。现在觉得能够在美国看到网上免费而又清晰的春晚，已经是极大的恩赐了。
不过当中国的新年钟声敲过，轮到吃饺子的时候就会觉得春晚如海市蜃楼，美丽却难以留住。一个人在静悄悄的清晨煮几个冻饺子算作年夜饭，吃的时候就免不了就有几分顾影自怜。要是正赶上我那天上午有课，我还要带着困倦开车去学校的时候，那就不是伤感了，而是沮丧！
不过今年的感觉略有不同。什么原因？网络上的春晚视频比往年清晰？与母亲和弟妹通话可以视频了？也许有这些因素，但是最重要的是美国中文作家协会的存在，帮助了我们这些海外游子度过“年关”。当我在新年钟声敲响之际完成了作协第一次尝试“大接龙”的写作方式，将十六名成员的文字组成在题为《闲话大年三十》的文章时，我知道从现在起在美国的“年关”不再孤独。尽管那时正是中国午夜十二点吃饺子的时候，特别是我打开冰箱才发现里面只有五个冻饺子的时候，我第一次没有为此伤感，反而自嘲般地将那五个饺子吃掉之前拍照留念。
此时是美国早上八点，加州阳光明媚。今年很幸运，正赶上中国的大年初一是美国的星期天——可以与中国的家人同步休息啦！
（写于2016年2月7号，首发于《华人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