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岘
原以为藉着接儿子之机，躲过那份思想汇报，故一张口就向部主任请了半个月的探亲假。然而，身心疲惫的我并没有躲进恬静的港湾，一路风尘孕育着的眼泪流淌得很不合时宜——
父亲刚刚出院，我的眼泪就忍不住地挂在了脸上。父亲没有对我参加游行表示意见，但是，他却对我离婚没有事先与他们商量大发雷霆。为了挽救自己造成的不可收拾的局面，我又硬着头皮说已与教授谈婚论嫁，找到了感情的依托。
事与愿违。我说的越多，父亲的气就越大；他的恼怒越大，我的对抗情绪越强。
为什么他可以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的，而我真的抛弃了不幸的婚姻，他却难以接受女儿离婚的事实？他也赞美自由，崇尚进步，但是为什么又排斥异域文化？留学光宗耀祖，联姻后患无穷？
“上穷碧落下黄泉”，长期淤积在心里的苦闷、孤独、恼怒和怨恨，此刻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和对象地一股脑儿地发泄在我朝思暮想的“生命摇篮”里。
我拖着一身的疲惫，带着儿子，提前一个星期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也许是身心憔悴的缘故，一上车我便合上眼睛，拒绝和车上的人交流。然而，从小在南方北方两边跑的儿子却不甘沉默，嘴里一刻不停地和所有愿意和他交谈的人“聊天儿”。
听着儿子稚嫩的童音和大男人为了迎合这种声音而有意憋出来的“细嗓子”，我的心渐渐打开了皱褶。
“你嫌挤？天安门广场上不挤，你去呀！”车厢里，一个操着北京口音的中年人嗓门很高地喊道。
“你嗓门高，有本事到那儿喊去，别在这儿充好汉！嘁。”另一个操着江浙口音的男人低声地嘟囔着。
争吵还在继续，但是“高潮”已在旁观者的劝解中过去。
“现在的人火气就是大，碰上个火星子就着。”一直和儿子“聊天儿”的男人见我终于睁开眼睛去关注这场争吵时，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有意说给我听地喃喃自语道。
我又重新合上了双眼。我开始后悔自己不该与父亲争吵，不该那么冲动地把一切都强加给父母承受——其实，他们的心里重负还少吗?
儿子的天真烂漫抹去了我生命中的苦涩；童稚的欢声笑语填补了我心灵的空洞。我不再介意周围的事情，不再去想那份思想汇报，不再理会教授的来信，心里装着的是每天要给儿子做什么菜肴。
为了偿还欠儿子的“母爱”，一个星期里，我几乎带他到所有可以给他快乐的地方——百花盛开的儿童公园，松花江上的游乐中心，千姿百态的动物园和形形色色的游乐场。
在这里，我在孩子们的欢声中看到他们父母脸上舒展的笑容；我在孩子们的吵闹中，看到那些因掏空了腰包而感到满足的“众生相”。
“世界本来是美好的，只是我们躲在自己的天地太久，忽略了它原有的靓丽。” 终于有一天，我心悦诚服地对自己说了这么一句。
然而，一个星期之后，当探亲假期满，我只好走出“儿童乐园”，再度返回那个有些陌生的办公室。
奇怪，离开这里也不过半个月，许多同事竟好像和我一样刚刚从“儿童乐园”里走出来，一扫近两个月来笼罩在脸上的阴霾，眼角眉梢都是笑！
怎么了？在同事们七嘴八舌的解释中，我很快明白了“上面有新精神”——为了“安定团结“，这次运动不宜波及太广——“五月十八”和“戒严令“生效之前参加过游行的人，不予追究。
五月十八日？我们在座的几个人不就是在这一天高举着台标、高呼召口号、高唱着“国际歌“融入到那支万人游行队伍里去的吗？
历史，这就是历史本身具有的讽刺性。我们曾为自己的勇敢而自豪，现在又因为它而起的“赦免“而庆幸。我们无需再为那份苦苦纠缠的”思想汇报“而烦恼了。
“雪扬，还是你有远见呐，病假、探亲假一休，这不，躲过了这个‘劫数’！”
小戴当着众人的面，不冷不热地说道。
躲？什么意思？我坚持不写那份“思想汇报”是因为我不想把许多事上升到我没有认识到的高度，不想抓住某一个人作为政治资本以求“赦免”。是的，我害怕过，恐惧过，也彷徨过，但是，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要活得像个人。人，仅此而已！
我想反唇相讥，告诉她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个英雄，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个狗熊！然而，当我把目光落到她的脸上的时候，我把要说的话有咽了回去。
此刻，小戴的脸上并没有挖苦人之后通常会涌现出的喜悦神情，而是与其他几个人相比多了几分沮丧，并且这份沮丧又在如此轻松的氛围里显出几分不和谐。
算了吧，她一定是在后悔她写的那份“思想汇报”。她原以为搬出主任这块“垫脚石”能度过难关，却不料石头砸在了自己的脚上——“思想汇报”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主任“送面包的罪行”已不能成立，而她，今后还是要归主任领导！也许她还后悔把心事向我流露过吧？唉，想做一个大写的人？不容易！
“啊，大家都在这里，很好，很好。十点钟我们开个会，请大家不要离开。啊，就这样。”主任从门外探进半个身子，伸着脑袋，满脸堆笑地朝我们几个人说道。
半个多月不见，主任似乎变化很大。哪里变了呢？笑容。是笑容！这种笑是从那开始老化的肌肤里硬挤出来的，他带着太多的讨好和不自信的成分。
主任的笑就这样一直挂在脸上一个上午，他似乎很害怕因一时放松脸部的肌肉而得罪了恰巧与他面对的那个人。
我讨厌过主任，当他以“老字辈”自居，否定我节目选题的时候；我认可了主任，当我们在游行的困境中，他买面包和汽水支持我们的时候；现在，我却可怜这位主任，当他面对自己的部下，他的自信和真诚都淹没在虚假笑容里的时候。
“他不会不知道有人揭发他给游行的人送食物的事情。也许上面也因此让他‘讲清楚’吧？”我心里涌起了淡淡的悲哀。
会议传达了我们部已作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视点，正式向省人事局备案。显而易见，我们的“上访”活动终稿失败。
这一次，小戴没有说话，会议室里的反应也没有以往那么强烈。面对失败，同事们却有一种“劫后余生”的侥幸感。主任长吁了一口气，庆幸自己可以放松一下脸部的肌肉，不用再延长会议的时间。
晚上，我在儿子的“菜谱”上又加了两盘我喜欢吃的菜和一瓶啤酒。
“来，儿子，干杯！”我给自己斟上一杯啤酒之后，又给儿子倒了一杯果汁。
“祝妈妈生日快乐！”儿子用小手举起酒杯，毫不犹豫地说了一句祝酒词。
“小傻瓜，今天不是妈妈的生日。”我忍不住地捧腹大笑起来。
“那为啥喝酒哇？”儿子并不笑，反而绷起笑脸儿认真地问道。
呵，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儿子已经学会提问题了。不过，儿子会明白什么叫做“思想汇报”吗？不，他还太小，他既体会不到接触它的压力，也感受不到远离它的轻松。
“大人在高兴的时候，或者是发愁的时候，也会喝酒。”我随意搪塞了一句。
“那我们怎么说祝酒词啊？”儿子还是一丝不苟地问道。
这一次，我连眼泪都笑了出来：不愧是啤酒之乡，连三岁半的孩子都懂得了喝酒要有祝酒词。
“好吧，那就说祝妈妈生日快乐吧。”我笑着举起酒杯。
“祝妈妈生日快乐！”儿子高兴地把酒杯再度举起，高声地用奶声奶气的声音喊道。
眼泪，从我的眼角滴落到酒杯。我在儿子的“干杯”声中，一口饮尽杯中的啤酒。
这时，电话铃声响了——
“小雪吗？我是向红。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上面有新政策，你不应该属于被控制出国的对象，你赶快去单位开封介绍信，我加紧把你护照上的小票换喽。”向红在电话的另一端喊道。
“向红，谢谢你打电话来。不过，换不换小票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了，我已经把儿子接回身边，留学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我不假思索地说道。
电话的另一端沉默了。半晌，刘向红才丢弃原有的兴奋，拉长了声音问道——
“小雪，你到底是咋想的？听吴修说，你离婚是为了那个教授，那你现在还在等啥？”
吴修怎么把我的事情都告诉了向红？奇怪，向红在我面前几次三番地暗示我要戒备吴修，可是吴修却对向红无限信赖。
“别听吴修瞎说，我要离婚的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这跟教授没有关系。”我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道。
“既然你不想说，我也就不多问了。不过，冲着老同学的面儿上，我想对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喜欢玩牌，你是知道的；但是我更喜欢推测别人手里的牌，也许你不知道。可是，说句老实话，我到现在也看不出你手里握着的是什么牌。”向红很由衷地在电话里说着。
“妈妈，干杯，干杯！”儿子觉得自己被冷落，在一旁开始制造噪音。
“向红，许多事真的是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这样吧，改天我找个时间好好和你聊聊。”我心里很乱，便借机放下了电话。
当我再回到饭桌上的时候，我的平和心境被破坏了。我草草地和儿子吃完晚饭，又早早地安顿儿子上床睡下，然后想静心思考一下自己的问题。
自从与教授通过那个电话之后，我便再没有与他联络。尽管自己独处的时候会想起他，但是孤寂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怨恨。而这种怨恨又转化成对儿子无限的爱……
儿子香甜的鼾声模糊了我的思维，我无意抗拒睡眠地进入了梦乡。
“铃——”电话铃声把我猛然惊醒。
是他？我不是在做梦吧？当我睡意全消的时候，我听见教授用平仄不分的中文夹杂着英语，焦急地在电话的另一端询问我何以长时间不写信给他，并且他多次打电话来都没有人接听？
我的心一颤：他还是在乎我的！
尽管我的心像一块遇到热气的冰开始融化，但是，我仍像挑战一般地告诉他——我已经把儿子接到了身边。
不知道是“冰”的硬度不够，还是“热气”的温度太高，他竟出乎我意料地在电话的另一端叫好，说这样我不会太寂寞。
我不再对他谈寂寞，我在脑海里迅速寻求着以什么一种态度来对待他的电话。
他问我需不需要钱。我说：No。
需不需要东西？比如孩子玩的玩具？不需要！
电话里沉默了一秒钟，接着在“I am sorry.” 的带领下，他解释说上次我给他打电话太突然，他没有思想准备，请我理解他。接着，他如数家珍地说他如何如何地忙。直到放下电话，他也没有说明他什么时候会不忙。
“I love you.” 就在我即将把电话筒放到电话机上时，我听到里面的他补充了这么一句。
我犹豫了一下，想如以往那样也回一句“I love you too.”但是，我迟疑了一下，挂断了电话。
“一句空话！”我想起上次在电话里被拒绝后的情景，心里不由得又愤愤不平起来。“男人们说起‘爱’来就好像信手拈来。如果他真的爱我，他为什么绝口不提结婚之事？就算我上次打电话他没有思想准备，那么经过近一个月的深思熟虑，他为何仍在回避？
我的心像打翻的五味瓶，酸甜苦辣又都一起涌上心头。
睡在身旁的儿子翻了一个身，把小手搭在了我的肩上。儿子那酣甜的睡姿和他那轻轻扇动的鼻翼，给了我无限的温馨。
“只有给儿子的爱，也许不会付之东流。既然最难得日子我都顶过去了，何必对男人抱有太大的幻想？”我握着儿子暖暖的小手，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
“小雪，你去南方也不告诉我一声，害得我都耽误了签证！”两天后的一个晚上，吴修踏进我的房门便苦着脸说道。
我去接儿子的事情的确没有事先告诉吴修，回来后也没有与她联系。这是因为我怕面对“出国”的话题，更怕去解释那个电话带给我的打击......不过，这与吴修的签证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教授能不能来，你总该对我交个底吧？起码你也应该给我来封信啥的。你可到好，一走就是半个多月，害得我三番五次往你的办公室打电话，最后一次才有人告诉我你到南方探亲去了，但是他们不知道你父母的地址。唉，你真的害人不浅，瞧，我嘴上的火疙瘩到现在还没消呢！”吴修指着自己的嘴角，余怒未消地说道。
与吴修交往一年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对我发脾气。尽管我不知道何以因为我没打招呼就使她如此动气，但是面对她嘴上的“水泡”和以往的友谊，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应该“负荆请罪”——
“对不起，吴修，我当时实在是走得急，因为我妈来电话说我爸又住院了，所以一一”我急忙解释说。
“好了，好了，事情都过去了。快说说教授到底要不要回来和你结婚？”吴修截断我的话，迫切地问道。
“他说忙，安排不开时间。”我讨厌涉及此事，简明扼要地说。
“老滑头，他既然不来，还来信说这些空话有个屁用！”吴修从兜里掏出几封信甩到桌子上。
以往，每当吴修把教授的来信递到我面前的时候，我都会迫不及待地马上拜读。然而，这一次我并没有理会那些信。
“吴修，你就别再为我操心了，听说现在容易签证，你应该去试试。”我说。
“晚了，如果教授半个月前能来 ，他以担保人的身份亲自带我去签证，我手头的材料可能能行。可是，现在美国领事馆开始收紧名额，没有一个月前那么容易啦。”吴修有些沮丧地说。
“你不是已经有教授的担保书吗？干吗还要等他带你去签证？”我不解地问道。
“我不是没有结婚证嘛！王生那个王八蛋死活就是不肯跟我办结婚证。我原想要是教授能来，美国领事馆也许就不会查得那么严格了！”吴修说道。
我突然在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吴修口口声声说我必须马上让教授来中国和我结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现在看来．吴修在那时已经有了让教授带她去签证的打算......我心里一阵绞痛，我又感觉到了那次在电话中被教授拒绝的屈辱。
我不想说话啦。
“人要是倒霉，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胡涛到美国都半年多了，到现在还没给我联系上个接收学校；三郎走时也大包大揽，说是到了那儿就帮我找学校，这不，‘肉包子打狗’，走了一个多月，连封信也不见！”吴修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她把不满转嫁到别人头上。
“你不是已经有一份大学的接受表格吗？”我漫不经心地说。
“那是本科。听人说，现在不去读硕士就别想得到美国的签证！”
“我原想三郎比胡涛精明，所以费尽心思地从英语系给他弄到个去美国开会的名额......他妈的，他临上飞机，赌咒发誓地向我保证这事儿就交给他了，哼，现在连他的影子都抓不到！”吴修仍然愤愤不平说道。
原来吴修知道三郎的行踪，并且她是几个为数不多为三郎送行的人的其中一个! 那么，为什么当我急着想向三郎要回游行的照片，让她打听三郎行踪的时候，她却在数日后告诉我“不知道”呢？如果我们是一般的朋友，我可以理解她是在为好朋友保密。然而，我们是无话不说的朋友，何况我当时又是在危难之时！
我记忆的深处开始涌动出一股暗流：
上次教授来中国，是她鼓励我接待，并且答应与我一起去北京接站。然而，临去北京的前几分钟，她突然宣称她父亲生病，不能与我同行......记得我回来后问到她父亲的身体时，她竟忘记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尽管她后来竭力解释，但是我明白她的父亲并没有生病，她只是寻找一个借口而已。那么这个借口又是为了什么呢？
她似乎从一开始就在撮合着我和教授的关系，也许我和教授新疆之行的结果早就在她的意料之中，准确地说，不去北京她是有目的的，她有目的地让我与教授单独守在一起......
哇——！我打了一个冷战。如果推理，那么“交换担保”的另一层意思就是：吴修使用了一个“美人计”，她从一开始便在利用我使教授为她出美国的经济担保书！
“小雪，你是不是对我没有告诉你三郎的行踪有想法啦？唉，好人难当呀。三郎让我给他保密，你说我该咋办？你是知道我的，为朋友我会两肋插刀。”
我不想再敷衍，但是又没有把握去证明我的猜测是否正确。我唯一能做的，便是早早结束这场谈话。
以后的几天里，我的脑海时常涌现出去找刘向红谈谈的想法，因为她曾多次暗示我提防吴修，我都不以为然。可是，谈什么？怎么谈？却又令我裹足不前。
“他们的关系很微妙，万一我表露了对吴修的怀疑，向红要是传递给吴修了呢？算了，别‘聪明反被聪明误’，今后遇事还是多问问自己吧！”我在心里反复地对自己这样说道。
很快，我的思维被另一个身影占据了——
小雪：你好！我准备提前回国，预计国庆节前后到哈，具体时间我会另行通知。信封里还有一首歌祠，不知你还记不记得？没事儿的时候，我常在这里唱这首歌，现在这“苏联老大哥”都会唱啦。如果你喜欢，我回去后再唱给你听......
我的手一抖，一张小纸片从信封里掉了出来一一
风儿吹动我的船帆，
姑娘呀，我要和你见面，
向你倾诉我心里的思念......
“星星索！”我的心中猛然跳出这首歌的名字。
记得我和于泉结婚那天，他在婚礼气氛达到高潮的时候，唱的就是这首歌。
当时这首歌在国内刚刚流行，加上男高音“高八度”的难度，除了歌星，没有几个男人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尝试唱这首歌。也许正因为如此，于泉兴致极高地苦练这首歌，以至于婚礼的前一夜，带着几个“压床”的哥们儿，一直唱到后半夜。
当我还没有来到你的面前，
你千万要把我记在心间，
要等待着我呀,要耐心等着我。
姑娘，
我的心像黎明初升的红太阳，
呜哎——
记得他那天唱到这一段的时候，高八度的“红太阳”三个字显得有些声嘶力竭，事后我还埋怨他不该选这首歌来唱。
风儿吹动我的船帆，
姑娘呀，我要和你见面，
永远也不要再和你分离。
我的心一阵酸楚，眼泪涨满眼眶——也许于泉现在才找到唱这首歌的感觉，然而那听歌的人不可能再是我啦。
小雪，我们的住处离黑海很远，但是离城市很远，寄信要让进城的人捎 去，所以不能多写了。对了，如要有人通知你接站，请多带一些人民币，也许我出海关时要用。
“接站？为什么要我去接站？”困扰驱散了我心中的伤感，“奇怪，这封不近不远的信似乎与往日不同。不同在哪里？”
于泉去苏联以后，在这封信之前也来过两封信，信中除了询问和叮嘱他的日本签证问题，别无二话。可是在这封信里，我似乎被它的某种情绪所缠绕，“剪不断，理还乱”，该不会是“离愁吧”？
在我的记忆中，于泉似乎从来不知愁滋味，即使他曾告诉我多年前徐倩违背了初约，弃他而去时给了他很大的打击，我仍想象不出通常人在初恋失败后所表现出来的绝望心情在于泉身上是一种怎样的体现！
“也许他得到了去日本的签证了吧？否则他怎么决定提前从苏联回来呢？”想到了徐倩自然就想到了日本，“也好，他能去日本，也就一了百了，对外界、对他的父母，我总算有个交待。”
国庆节到了。又过了一个多星期。这一天，终于有人打电话来通知我去火车站接站的具体时间。
在现代化交通设施极其发达的今天，飞机已经成为人们跨越国界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即使日本和许多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仅一衣带水之隔，人们也总是神彩飞扬地聚集在飞机场内。相形之下，中苏两个大国由敌为友、再度通商、借助本世纪初修建的东清铁路、用古老的火车在两国边界迎来送往，就不免让人感慨万千啦。
国际列车出站口设在火车站候车室的一楼大厅里。我以为我来得很早，但那里已经有许多接站的人先于火车进站的时间久候多时了。
我和儿子挤进了人群。阻隔接站人的铁栅栏里面，除了通常的检票员之外，还有几个佩带不同袖标的人在忙着支撑一台衡量旅客行李分量的“大称”。
列车进站了。随着人流的出现，临时出站口的铁栅栏里面和外面顿时忙成一团——
“带钱了吗？”出站的人一边往那台“大称”上堆积着自己的大包小裹，一边向接站的人大声喊着。
“带了！”接站的人兴奋地从兜里掏出一大把钱顺着栅栏的空隙递给了出站的人。
出站的人又把钱递给了站在那台"大称"前面收钱的人——人们对这种超重罚款表现得心甘情愿，如同买东西一定要付钱一样无可非议。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钱包，后悔自己没有多带些钱来。
“早知道要罚这么多钱，我才不会叫你换这么多东西呢。”一个女人在接过丈夫手中的包裹时，与众不同地露出几分沮丧。
“你呀，真是‘头发长，见识短’，谁到苏联不带回几大包？这几个钱算啥呀！”风尘仆仆的丈夫却趾高气扬地说道。
“嘿，‘说你胖，你还喘上了呢’。听说那边儿比这边儿还穷，你这是花钱拣破烂！”她不知何故竟越说越气。
“破烂？你看这是什么？”男人竟是个好脾气，他非但没生气，反而从鞋子里掏出一个亮晶晶的东西。
“戒指！”女人的口吻变得快乐起来。
“这叫戒指表！”男人更正道。
戒指表？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移到女人的手上，哇！多么精巧的小东西——金黄色的壳，宝蓝色的表盘，精致的做工和雍容华贵的外型，远看犹如一块价值连城的蓝宝石戒指。
女人带着那枚漂亮的戒指表和扛着大包小裹的丈夫，满意地离开了出站口......
拥挤的人潮变得稀薄起来。随着出站的人渐渐减少，我的心情凭添了些许不安。终于，人群散去，工作人员开始搬移那台大称和钱匣子打道回府一一因为从苏联开来的国际列车，一星期只有两次。
“咔嚓！”临时检票口的门被锁上了。我的心情从不安转为极度的失望。如果说我初到这里的时候还有几分不情愿的话，那么此刻，我情愿于泉以任何一种方式出现在我的面前——有人说苏联的许多地区正在闹独立，社会治安很不稳定。
最后一个工作人员在离开时用同情的语气告诉我：国际列车已经开走了，不会再有人出站啦。
我抱着已经熟睡了的儿子离开了出站口。不知什么原因，我又不由自主地回头往通向站台的窗口望了一眼。
我愣了，我看见于泉在窗户的另一面向我猛劲地挥手。
不会是幻觉吧？我走近了窗户。
没错，是他！
我的血一下子涨满了脸颊，心在“膨膨”直跳。于泉在窗外大喊大叫，鼻子被窗户上的玻璃压得扁平。而我却听不见他在说什么。
他不再叫了，他用手向我的右边指了指 ，我发现不远处有一扇窗户的玻璃碎了，我急忙奔了过去。
“你怎么才来？ 检查口已经关上了。”我焦急地喊道。
“是儿子吗？你怎么没告诉我把儿子接回来了？”儿子被我们的叫喊声吵醒，于泉兴奋地在窗外喊着。
“你的行李呢？要不要我找人来开门？”我又大声说道。
“不用，我的东西都已经出站了，你到车站的大门外等我，我马上就来！”于泉说完就不见了。
我的心仍然在不规则地跳着。一切都太突然了，突然得来不及去想。
自从接到于泉的那封信，我的思想便在“接站”和“不接站”之间摇摆，每天都在思考着以怎样的方式再见于泉。然而，意外的插曲使我在瞬间忘却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的心里竟涌动出几分激动。
火车站外，已经是华灯初上的时刻。拥挤、杂乱的人流使我紧紧拥住儿子。
“儿子！”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于泉，猛然从我的怀里抱过儿子，又亲又搂地叫个不停。
“妈妈，我要妈妈！”儿子惊恐地在他怀里挣扎，一双小手朝我伸来。
“小子，不认识爸爸啦？”于泉仍在兴奋之中，笑着朝儿子的屁股上拍了一下，把儿子递给了我。
这时，一辆小卡车停在了我们面前，车上的五六个人我都见过。我的意识重新复苏，然而，躲避已经来不及了。
“嫂子，你也来了？”和于泉一个专业的小丁下车朝我打了个招呼。
“这次多亏小丁的姐夫帮忙，他们把车直接开到了站台里面。要不，我和老王的东西还说不定要罚多少钱呢！”于泉拍着小丁的肩膀，对我说道。
按常规，我应该说一声“谢谢”，然而，我现在的身份不适合替于泉表示谢意。我很尴尬地“啊，啊。”了两声。
“小丁，今晚我和王工请客，你说去哪一家饭店吧？”于泉并未感到我的尴尬，他余兴未消地说。
“我看就算了。我让你捎的那两块全自动手表，其中一块就是给我姐夫的。”小丁说。
“两回事，大伙忙到现在，也该饿了。走，先上车。”于泉朝我看了一眼。
“既然有这么多人接你，我就先走了。”我终于拿定主意，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哎，哎，你别走哇！”于泉拦住我的去路。
“嫂子怕是急着拆包吧？于工这次可真没少带。五个大旅行包，满满的。”小丁在旁说道。
“不止五个，六个。”于泉补充道。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查了，王工四个，你五个。”小丁说。
“不，我六个。”于泉肯定地说。
这一下，车上车下顿时乱成一片，几个人把车上堆成小山一般的行李又重新翻腾了一遍，最后，于泉垂头丧气地说，一个装满手表、像机和许多贵重物品的皮箱不见了，带给小丁和他姐夫的“光荣”牌手表也在里面。
有人说，一定是谁趁乱摸走了；也有人说，同车箱的那个胖厨师是可疑对象，否则他不能一路盯着和于泉说话。
我在众人七嘴八舌的猜疑中终于沉不住气了，也顾不上自己的身份和面子，气急败坏地对抓耳挠腮、不知所措的于泉“狂轰滥炸”了一番之后，拿着记者证，带着于泉去找车站的值班主任去了。
不知是记者证的作用，还是现代通讯设备的先进，总之，不到半个小时，值班主任便得到了那列国际列车的答复：在于泉乘坐过的那节包厢里发现了那个皮箱，皮箱将委托另一列车捎回来，预计第二天早晨便可物归原主。
每个人都长吁了一口气。我在吐出这口气之后，心情反而更加郁闷起来：我怎么无形中扮演了一个不应该扮演的角色？离婚后，于泉一走了之，我却为了他的妈妈而承受着向社会封锁着这个事实的压力。几个月来，我避而不见于泉的父母及亲朋好友是为了什么？不就是等待于泉早一天去日本，一了百了吗？丢一只箱子，与我何干？我为何就沉不住气，在众人面前把妻子的角色表演得淋漓尽致？这下好了，即使于泉这次回来是去日本，他前脚一走，后脚就会有人因为今天的事而把我们的故事演义成几个版本。
一向做事首先要想到别人会怎么想的我，此刻真是悔之莫及。当于泉再次提出到饭店吃饭的时候，我推说儿子要早睡，不顾众人的挽留和于泉的尴尬，叫了一辆出租车便独自离去。
在人声嘈杂的火车站里呆了几个小时的儿子，此刻搂着他喜欢吃的小食品，已经酣睡在我的怀里，下车时，我不忍心唤醒儿子，便只好抱着他一步一步地朝七楼走去......
把儿子放到了床上，甩了甩酸楚的手臂，我感到了饥饿的难耐。打开冰箱，冻肉冻鱼，实在又没有心情多看它们一眼。结果是把剩饭剩菜住锅里一倒，给自己做了一碗“大杂烩”。
“咣当！”，门开了，于泉和小丁两人扛着大包小裹走了进来。我惊愕地说不出话来。
“嫂子，于工为了你连饭都不吃了。”小丁放下包襄，笑嘻嘻地说道。
我干笑了一声，立在原地。
“对不起了，让你们也都跟着饿肚子啦。”于泉摆出送客的架势，拍着小丁的肩膀说道。
“新婚不如久别嘛，大家理解。”小丁一向精明过人，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所以他边说边朝门外走去。
“告诉你姐夫，我明天一早儿就去拿箱子，你姐夫的手表和望远镜，明天准能拿到！”于泉追到门口，对下楼的小丁又喊了这么一句。
门，被于泉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那碗热气腾腾的“大杂烩”，被我丢在了桌子上。
“你整的这叫啥事呀！你来信叫我去接站，却又找了一大帮的同事；现在又把他们带到这里，左一声嫂子，右一声嫂子地叫着，你是怕我们的戏演得还不够精彩吗？”淤积在心中的恼怒终于像一堆干柴碰到了火星儿，想压也压不住了。
“找小丁姐夫接站是王工的主意。再说啦，我不回这里，你让我上哪儿去？假如我今天一下火车就去我父母家，他们不怀疑才怪呢。好了，大家能见上一面也算命大福大了。看，这一大包的东西都是给你的！”于泉从一个旅行包里掏出了一件做工精巧的呢质皮领女士大衣，“这领子是貂皮做的，我是用一套‘阿迪达斯’和一双旅游鞋换来的。”
十几元人民币一双的旅游鞋和四五十元一套的运动服能换来价值几千元的貂皮大衣，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以货易货，应该是远古时期没有货币流通的时代，人们用以互通有无的一种衡量价值的手段。然而，古为今用，居然被两个大国政府认同为民间贸易的唯一手段。
也许是长期封闭和墨守成规的缘故，苏联人对服装的求新求变如同对体制改革一样热衷。许多人厌倦了在列宁时代就穿着的衣服款式和笨重的皮靴，迷恋上宽松、轻巧、轻松自如的运动服和旅游鞋。也许是第一个穿上运动服的人发明了“阿迪达斯”这个名词，抑或是运动服在俄语中就是“阿迪达斯”，总之，“阿迪达斯”成了苏联人高消费品的标志，也是中国小人物赚大钱的目标。你来我往，人们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只要一说“阿迪达斯”，双方便知道该怎样交换才算公道啦。
“这枚戒指表，我是用一套‘阿迪达斯’换来的，它是抢手货。”于泉从呢大衣的皮领子里抠出来一个小纸团，“过海关时，我真怕他们查出来呢。”
纸团打开了，一枚金光闪闪的戒指表，梦幻般地展现在我眼前——它和我在车站里看到的那一枚一样，只是红色的表盘使它更加光彩夺目！
“我不要。”我把自己那只流连忘返的目光移开，冷冷地说。
“这是包金的，在苏联也很贵重。”于泉又说。
我的目光有些游离。女人不喜欢装饰品，那是假话。记得文化大革命时，还是小姑娘的我，就曾从床底下翻出妈妈过去穿的高跟鞋，一扭一扭地在不14平方米的小屋内，过了一把“资产阶级小姐”的瘾。“文革”期间，任何一种被标有“资产阶级”的东西都会给人带来意外之灾，我被妈妈骂了一顿，眼巴巴地望着那双小巧玲珑的高跟鞋被当作“四旧”扔进了垃圾箱里。也许是受逆反心理的驱使，当装饰品重新回到女人身边的时候，我是全台最早戴上戒指和项链的人。我喜欢这只戒指表，如果它出现在一年以前……
“来，试一试，看看合不合适。”于泉说着便把那枚戒指表戴在我的手上。
“我说了，我不要！”我把他的手推开。
“小雪，我说的是真话，我差一点回不来了。”于泉的语气变得有些潮湿。
我愣了一下。
“我临回国时，心想多换两样东西，所以，那天我带着最后的两套阿迪达斯到附近的跳蚤市场去了一趟。其实我们住得离城市很远，但是，建筑工地上有许多中国人，大家往返国内，总是带一些东西来，所以每到星期天，总有人在那里换东西。过去我们都说苏联人傻，常说‘唬老毛子’，可是这一次我却被‘老毛子’给骗了。”于泉停顿了一下。
我的目光开始聚集在他的脸上。
“起初是一个‘黄毛’走过来说我的两套阿迪达斯可以换他的一件狐狸皮皮衣和两个高倍望远镜，外加一个小型摄影机。我一想，这很合算，就答应与他一起到路旁停靠的那辆伏尔加小轿车上看货。结果我一上车，就被车里的一男一女给夹在中间，然后这个‘黄毛’开车就走。我一看事情不好，要求下车，结果他们把刀子卡在我的腰上。也不知走了多久，他们在一片杂树林子里停下，他们先是夺走了我手里的东西，然后就动手搜身。我倒是不在乎那两件阿迪达斯，但是他们来扒我穿着的衣服就把我给惹火了，我和他们打了起来，结果仨打一，他们搜去我身上的一百美元不说，还抢走了我身上的皮茄克和脚上的旅游鞋！有水吗？喝口水再讲！”于泉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说着。
我急忙起身到冰箱里拿出一瓶汽水给他一一
“后来呢？”我急切地问道。．
“你听着呀。我当时装着昏了过去，所以他们的车一走，我就从地上爬了起来，光着脚，咬着牙，在树林子里转了几个小时才走出来。也算我命大，天快黑的时候，终于在路上等到了一辆卡车。那司机不错，他听说我是帮他们盖房子的工程师，就主动地把我拉到了当地的公安局报了案。”于泉一口气喝了一瓶汽水。
“破案了吗？”我迫不及待地问道。
“破什么案！他们讲话了，这种事天天发生，管也管不过来。最不讲理的是，他们说苏联这么乱，是因为中国人带来的阿迪达斯。他妈的，在国外没处讲理！”于泉有些气愤起来。
“你怎么样？有没有伤到哪儿？”我的目光不自觉地扫了一眼他的全身。
“肩膀上破了点儿皮，已经好了。”于泉下意识地动了动右臂。
“想不到苏联这么乱！”我不由自主地轻叹了一句。
“乱多了——唔，好香，是给我的吗？”于泉尝了一口放在桌上已经很久的那碗“大杂烩”，说道。
“那是剩饭，我给你做点新的。”我说。
“不用了，这就很好了。”于泉捧起碗便大口大口吃起来。“饿了。在火车上，三天三夜没吃上顿正经饭。在满洲里过关的时候，我一紧张，差一点没休克过去。下次再去，我就有经验了，多带几盒大大泡泡糖和万宝路香烟，那边海关认这个。排在我前面那个女的，上去就塞给了‘老毛子’一条烟，结果一件没扣。我就被他们扣掉一台照相机和一台望远镜。幸好我把给你的戒指表藏在了大衣里......唔，好香。还是中国餐好吃。这几个月的面包、黄油，简直快把我给吃疯了。”
下一次？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还有机会再去苏联吗？那么日本呢？
这一系列念头仅仅在我的脑子里停留了一刹那便消失了。看到于泉津津有味地吃着那碗剩饭，我的心里一阵抽搐一一如果他没有走出那片杂树林，那么此刻，他还会坐在我面前吃东西吗？
唉，生和死，有时仅一步之隔呀！
“你慢点吃，我给你炒个菜。”我急忙说了一句。
我匆匆切了一点葱花，打了两个鸡蛋，以最快的速度炒了一个木须蛋，然后......我发现于泉吃完那碗剩饭，已经躺在小客厅里的那只长沙发上睡着了。
“他瘦了。”我望着他那张胡子拉碴的脸，心里有几分灼痛。
我没有叫醒他，我轻轻地将一块毛毯盖在他的身上。我悄无声息地吃了一点东西，然后在走进自己的卧房时，经不住桌子上那枚戒指表的诱惑，悄悄地把它戴在手上试了试：戴在无名指上有些松，戴在中指上正好。
我恋恋不舍地把它从手指上摘下来，又放回到原处。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