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岘
我走进卧房，把门关上。很快，我那不肯休息的思维，把我带到了另一个故事之中，并且虚虚实实的四维空间把我的焦虑、恐惧的情绪伸张到极点而我却无法主宰自己——在梦中，我梦见了于泉和教授在决斗，似乎决斗的方式很像西方人的“击剑”，但是，我又看不见他们手中握着的剑。我欲阻止，但是我拼尽力气也喊不出声音，我焦急地撕扯着自己的喉咙......
我终于喊出了声音。随着声音我从梦中惊醒——
“你干什么？”黑暗中，我发现于泉压在我的身上。我条件反射般地把他推到床下。
儿子翻了一个身，又睡了。
于泉坐在地上，没动。
沉默。黑暗中的静谧让睁着眼睛的人感到窒息。
我起身下床，走出卧房。小客厅的灯亮了。
“别怪我，小雪，我知道我不该这样。”于泉垂头丧气地跟出来说道。
“我想咱们该好好谈谈了。”我已经镇定许多。
“是呀，我有许多事想对你说。真的，在苏联我想了很多。”于泉有了一点精神。
“还是拣主要的说吧。这次你提前回国是不是要去日本啦？”我说。
“我就是要告诉你这事儿。我决定不去日本啦！”
“什么？”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小雪，我们复婚吧。我已经想通了，哪儿好都不如家好，谁好也不如媳妇好。咱们谁都别出去了，守着儿子好好过日子吧。”于泉的目光热切地投在我的脸上。
我目瞪口呆了。
“我想好了，在哪儿不都是赚钱？今后我利用工作关系多跑几趟苏联，多换几件值钱的东西，往后的日子也不会比别人差！”于泉又说。
“你只知道赚钱！你不想去日本的事，徐倩知道吗？”此刻，我已冷静下来。
“她一一她现在巴不得离我远远的呢！”于泉下意识地把目光从我的脸上移开。
“是她不给你出担保书了吧？”我不知什么缘故，竟淡然一笑。
“是我不要她的担保书了！”于泉重新把目光投放到我的脸上，理直气壮地说道。
我没有把目光移开，而是眼里带笑地注视着他——奇怪，我怎么总是想笑？
“你不相信，是不是？好，现在我告诉你事情的全部经过。一个多月前，我看三个月的签证期已经过了，而日本领事馆还没有给我签证通知，我就打电话去问徐倩，从苏联往日本打电话和打给中国一样，要由交换台转。我等了很长的时间，好不容易接通了电话，一个日本老头叽哩哇啦地用日语问我是谁？为什么深更半夜打电话来？我一急，在国内日语班学的几句日语都忘了，磕磕巴巴地说我是徐倩的朋友。结果你猜咋的啦？他妈的，他把电话给搁了！我以为打错了电话，让交换台又重拨了一遍电话号码......这一次是徐倩接的电话，她拿起电话就劈头盖脸地埋怨我不该这时候给她打电话，然后，连问都没问我签证的事就把电话给撂了. .....”于泉的嘴唇颤动了两下，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我不再想笑了。在我的记忆中，于泉的喜怒哀乐一向是一杯白水，没滋没味一览无余。然而，此刻，我好像是品出点味来——一丝苦味。
“小雪，别走了，在别人的国家里，日子不好过。你想啊，连徐倩这样精明强干的人都被控制在别人的手里，你去美国就靠吴修舅舅的一份担保书，还说不定咋样呢！”于泉把手放在我的手上 。
我把手抽了回来。
“睡吧，有话明天再说。”我起身朝自己的卧房走去。
“睡我那儿吧！”于泉拽住我。
灯光下，我看到一双被欲火燃烧起来的目光；一种我所熟悉而又深恶痛绝的表情。这使我想起了许多不愉快的往事。
“放开我，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我有些恼怒地挣开他的手，转身走进自己的房间。
于泉没有再跟进来。小客厅的灯熄了。天边泛起了鱼肚白。
我的思维在与困倦搏斗：不能醉生梦死，许多事情应该认真地想想了。既然于泉不去日本，我们的关系要么向社会公开，要么暗中复婚，不能再这样不明不白地挂在一起。那么，公布离婚的消息后，我的状况会有什么改善吗？没有。我已厌倦了教授的马拉松式的“爱情长跑”，他离我太远，他让我失去信心。那么，留学呢？和吴修的那次谈话，我已经发现那是吴修为了得到教授的担保书而下的“诱饵”——一个语言学院的接受表格是得不到去美国的签证的！换句话说，公开了离婚关系，我必须面对每一双好奇的眼睛，每一张多事的嘴巴，靠自己的力量把儿子抚养成人！
你行吗？你能承受得住这种压力吗？难道你和于泉的关系真的达到不可救药的程度了吗？既然如此，你又为何常常被他的喜怒哀乐所牵动呢？现在，他提出复婚，你何不见好就收，走出困境呢？
不，离婚不是因出国而“起”，不能以不出国而“合”！
“妈妈，天亮了，快起来吧，我的肚肚饿了。”儿子的小手拍打在我的身上。
我吃力地挑开沉重的眼皮，哇，九点了，难怪儿子喊饿。
我一“轴辘”翻身下床，匆忙跑进厨房准备给儿子做早餐。戒指表？我猛然想起这间房里从昨晚又多出一个人来。
我走到于泉的卧房门前，敲了两下虚掩着的门，里面没人应声，门却敞开了一条缝隙一一凌乱的床上已经空了。
“他一定去火车站取那个箱子去了。”我释然地长出了一口气。想起昨晚上的事，暗中庆幸今早儿不必和于泉见面 。
把儿子安顿完毕，我走进办公室时已经十点十分。一条新闻钻进了我的耳朵：山人要辞去《北岛》杂志主编的职务！
他出什么事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也是所有听到这种传言的人们的第一个反应。
一种久远的情感又从我的心底萌升，我的脸色一片惨白。人前，我装作漫不经心地坦然处之；人后，我迫不及待地跑到没有人的角落给山人打了一个电话。
山人的声音里并没有什么异样，他对我突然打电话给他也没有表示出过分的吃惊。当我问到他是否要辞职的时候，他说此事不宜在办公室里谈。
我提出要见他，可是，除了办公室，很难找到公开见面的场合！我想到了饭店，在那里人们很少会因为孤男寡女在一起用餐而生闲言碎语，因为用公款吃喝已经蔚然成风，以公关小姐在酒桌上敲定生意也被公众认可；何况众目睽睽之下，除非酒后失态，谁会在这大庭广众之下有非分之想呢？
我说出一个饭店的名字，相约不见不散。
这是一家新开的豪华型的饭店。幽雅的西洋乐曲，夹杂着喝酒划拳的叫喊声，酒店兴隆的生意表露无遗。
“奇怪，这么高档的饭店，中午也会座无虚席。”我在服务员的带领下，终于找到了一个桌子坐下后，心里不自觉地嘀咕了一句。
我的目光一刻不停地守住大门的入口处。
是他吗？我发现山人犹豫不决地出现在大门前，神情不安地向四周张望。
“这家店很贵。”山人坐下后的第一句话。
“我们又不是用公款，不会有人给您扣帽子的。”我半开玩笑地说，以减轻自己的紧张情绪。
“我们还是换一家饭店吧。”山人有些坐立不安了。
“我带的钱足够付这顿饭的啦。说吧，您想吃什么？”我的笑仍挂在脸上，但是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简单点儿，咱们就是吃个午饭。”山人的目光开始在菜谱上浏览，“太贵，太贵，贵得离谱！”
服务员就站在我们的身边。我觉得脸在发烧，我希望山人随便指出两个菜以便打发走拿着纸和笔守候多时的服务员......
菜点完了，餐桌旁只剩下我和山人的时候，山人的眼睛里又流露出我所熟悉的那种深不见底而又令人着迷的目光。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您要离职？”我低头问道。
“我仅仅是想辞去主编的职务而已，我并没有解甲归田啊。”山人不以为然地说道。
“这么说，您真的打算离职啦？”我把目光停留在他的脸上。
“难呐！想当官难，不想当官也难！我的家人就首先反对我。我的那位已经明确表示不与我进山啦。”山人叹了口气。
“如果我是您的妻子，我也会不赞成您再进深山老林的。”我笑着说道。 “您这是在逃避现实。还记得我们那次在林中的谈话吗？小木屋是我们理想中的幻觉，不可能是现实的避难所！”我很认真地说。
山人在沉思。我开始沉默。
“最近我在研究道学，”山人终于说话了，“道家虽然不是正统官学，但是它的思想却很值得我们现代人借鉴。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人欲横流吗？简言之是一个‘贪’字。远的不说，就看看这个屋檐下在座的每位吃相，他们喝酒划拳，你吹我捧，用国家的钱灌得脑满肠肥，逐物而不返。道家认为，人类若想在俗化的世界中找到回归之路，就要以自然为师，少私寡欲，在大自然中得到休闲和宁静。”
山人说着，竟不由自主地微合起双目，看上去很像和尚打坐。
我的嘴动了两下，却没有发出声音一一我对道学从未研究过，仅知道老子和庄子是道学的创始人，他们的宗旨是“看破红尘”。虽然我也时常自喻自己“看破红尘”，但是，我却不能完全同意山人的说法。我认为他对人生过于消极，可是，我又找不出一套完整的理论去反驳他。
菜上全了，我却失去了来时的兴致，甚至开始在心中暗暗责怪自己自做多情，多此一举！山人也没吃多少。付款时，山人首先从服务员手里接过账单，但是看过账单后，他眼里的自信消失了。
“还是我来付吧，免得您回家报不了账。”我尽量不伤害到山人的自尊心，故作轻松地笑着把账单拿了过来。
钱，一直困扰着我衡量人的价值观，我时而觉得谈钱显得庸俗，时而又觉得钱就是钱，它的作用你无法低估。当我看到山人在我付钱给服务员的那一刹那的表情时，我明白了这些无声的纸片击败了山人几分钟前的长篇大论！
如果山人能顺应时代，在杂志上多发两条广告一一他不至于囊中羞涩！
如果他的清高和他的生存环境成正比一一他不会因此而失去“智者”的光环！
告别了山人，我的心情并没比来时轻松，反而觉得心里的某一个角落塌陷了进去，空落落地找不到感觉。
街道上，深秋的冷风吹着地上的最后几片枯叶从我身边刮过。我一直不喜欢哈尔滨的秋天，尽管文人笔下常常出现“金秋时节”、“秋高气爽”，但是这里的“金秋”实在太短，寒冷的天气很快就使金黄色的树叶变得凋零不堪，满目凄凉。
我打消了再回办公室的想法，决定提前接儿子回家。
家里多了一个皮箱，却不见于泉的踪影。当我打算做晚餐的时候，于泉拎着两个食品袋走了进来一一
“嗨．儿子，看爸爸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啦一一烤鸡腿和大闸蟹！”于泉一边把塑料袋里的菜往盘子里倒，一边转身对我说，“我刚和几个朋友吃过饭。华艺装饰公司请的客，他们想让我向苏联推荐他们的产品。临走时，我说带点吃的回家，他们却装了两大口袋。”
“你留着慢慢吃吧！”我把装满山珍海味的盘子推向一边。
“这不是剩菜，是他们特意给你买的！”于泉瞪大了眼睛说。
“给我？”我猛地把目光射向于泉。
“是呀，我寻思你今晚可以不必做晚饭啦。”于泉有些洋洋自得起来。
“我再告诉你一遍，我已经和你没关系了。你不要把我像广告似的贴在身上到处亮相！告诉你，我已经受够了，如果你真的不想去日本了，咱们的事也不能永远这么藏着盖着，咱们也不能总这么不明不白地生活在一个屋檐底下！”我怒火中烧地说道。
“妈妈别生气，吃一个鸡腿吧。鸡腿好吃。”
“别烦我！”我把儿子的手推到一边。
儿子委屈地哭了。
我心里一酸，摸着儿子油乎乎的小手也掉下泪来。
“小雪，你心真狠。好歹咱们也做了几年的夫妻，你不看我的面子，就看儿子的面子也该迁就一下吧？”半晌，于泉才闷出一句话来。
“你不觉得这句话说得太晚了吗？”我低吟了一句。
“哎，离婚可是你主动提出来的，不是我！”于泉反守为攻地说。
“你不是马上就同意了吗？”我反唇相讥道。
“算了，提那些旧事没意思。既然咱们都没走，儿子又回来了，我看咱们还是一家人安安定定地过日子吧。”于泉说着就把手搭在我的肩上。
“别碰我！”我神经质地推开他的手， “说吧．是你走？还是我走？我们不可能维持这种现状了！”
“我没地方可走。老太太的病一天比一天重，我不想让她知道我们的事情。”于泉平静地说。
“好，你不走，我走！”我咬牙切齿地说道，“儿子，该睡觉了。”
“不，我还要吃鸡大腿。”儿子的目光仍然留在油汪汪的鸡大腿上。
我一气，独自扭身回自己的卧房去啦。
厨房里不断传来于泉和儿子的欢声笑语，这声音搅得我心里更加烦乱。
“铃……”电话铃响了。是找于泉的。
于是，围绕着电话的问题，我们又争吵不休。最后，决定把电话从我房间挪到小客厅里。
“我应该马上打电话告诉教授不要再往这里打电话了，否则于泉抓住口实，我们的事会变得更加复杂。”夜色里，我感到事情的严重，心里像打小鼓点一般地辗转难眠，“怎么解释？平白无故地不让他打电话来，这不是弄巧成拙吗？”
我想起了吴修。自从和吴修打交道，我便失去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尽管自上次谈话我确认了自己是吴修手里随意调遣的一张牌，我在理智上疏远了她，但是，我在潜意识里还存留着对她的过多的依赖，在处理与教授和于泉的关系上，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和每一个决定。
我没有做出任何改善我的环境的行动。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于泉接到了一个电话。从于泉放慢说话的节奏上，我知道该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一一
“你的电话，好像是个老外！”于泉把电话递到我的手中。
这是一个极其尴尬的场面：两个男人都以同样的心情在关注着我的反应，而我那鳖脚的演技使双方都看出了其中的破绽。
一一教授在放下电话的最后一刻，等待着我的那句结束语“I love you,too”，然而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咽了回去。
一一于泉则在我放下电话之后，开门见山地挑明了我不肯与他复婚是因为看上了一个“老外！”
于是，争吵开始升级。虽然于泉不知道这个“老外”姓甚名谁，但是，我由原来的主动地位变为被动，于泉常常深更半夜，带着满嘴的酒气，理直气壮地跑到我的房间“酒后吐真言”，闹得儿子几乎每天夜里都缩在被子里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不知所措。
我疲倦了这种以泪洗面的日子。在无数个争执不休的日子之后，我决定离开这间装满了太多纠缠不清的情结的房子，带着儿子搬进临时租来的小屋去住！
“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和我说一声？”吴修是我搬进小屋的第一位来客。 显然，她知道了所有的事情，“于泉找到我就问：‘你舅舅多大岁数了？’他以为教授是我舅舅呢！”
“你说了我和教授的关系吗？”我很麻木地问道。
“当然不会。不过，我看他也怪可怜的，不管怎么说，是你先提出离婚的，现在他混成这个样子，你总不能撒手不管吧？”吴修又说。
“你叫我怎么管？他越是这样对我，我就越加对他反感。真的，看见他烂醉如泥的样子，我比离婚时还要讨厌他！”我的情绪波动起来。
“他还不是因为爱你么，要不，他不会这样破罐子破摔的！我看这样好了，既然你不能和他复婚，又不忍心看他这样作践自己，你唯一能使自己的良心平衡，就是让他去美国。”吴修有意轻描波写地说。
“去美国？你不是在开玩笑吧？难道你要让我去找教授帮于泉去美国不成？”我有些哭笑不得地说。
“你以为我会那么笨吗？这么说吧，如果我有办法拉于泉一把，你会不会有意见？”吴修突然眯起眼睛问道。
“你不是开玩笑吧？”我笑了。
“当然不是。”吴修的眼睛格外明亮起来。
“如果你真能帮他一把，我当然求之不得，我也不愿意看到他这么消沉下去。”我喃喃自语道。
“这可是你说的，别到时候事情成功了，你再回头骂我。”吴修的小眼睛里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
“你想怎么做，你总该告诉我一点想法吧？”我感到一丝不安。
“看看，我还没等做，你就不放心了，是不是？这么说吧，如果你想复婚，你现在最好就告诉我；如果不想自找麻烦，就把背上包袱交给我，我会成全你、于泉和教授三个人，怎么样？”吴修的柔和语气里渗透着不可通融的威力。
我没有勇气再逼问下去。我累了，我急于想从生活的漩涡里摆脱出来。现在，我只想在这个无人干扰的小屋里，平静地和儿子呆在一起——管它春夏与秋冬！
面对简陋的小屋，空白的墙壁在冬日里的昏暗中，有一种魂牵梦绕的忧伤；雪夜的月色印在玻璃窗的冰花上，牵动出我心里的孤寂。终于有一天夜里，当心里再也盛不下积攒的泪水而溢出眼角的时候，我索性铺开几张白纸尽情地倾泻着自己的雨泪......
几张咸湿的纸片带着体温飘向大洋彼岸。
他不懂中文！一一只要他想懂，他一定会有办法看懂它的。
你想说明什么？一一不知道。也许他比我更清楚。
半个月后，一张支票和一封简短而清晰的信笺从大祥彼岸飞了过来：他将利用寒假来中国和我订婚。他已经在订机票，让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他无名指的尺寸，以便他在美国给我订购戒指......
订婚！信中清清楚楚地写着订婚，而不是结婚！那么什么时候结婚呢？简洁的信把我最想知道的这一部分省略掉了。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感情上进一步确定了两个人的关系，而在法律上却不具有任何约束力，我的环境不但得不到任何改善，而且还会因此而留下丢掉‘饭碗’的潜在危机。不，我要在还没有彻底倒下之前，结束这场马拉松式的爱情长跑！”我开始蔑视手里的那张支票，“只要工作在，我不需要任何人的资助，我有能力把儿子带大。是的，从现在起，我的生命是属于儿子的！”
我没有打越洋电话去谈戒指的尺寸，也不担心教授会打电话来询问。小屋，没有电话。
我把那张支票连带一封短信寄出去之后，决定重整旗鼓，努力工作，忘却“出国”二字，谨记抚养儿子的“使命”！
这时，我收到了一封胡涛从美国寄来的信。
虽然我通过吴修知道了许多有关胡涛的事情，他出国时，我也曾去飞机场送行，但是，这是他到美国一年后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他说他得了一场大病，辅导教授决定帮他把妻子申请到美国陪读。现在一切手续具备．办护照时却出了问题：不知是谁向他过去工作的大学写了一封匿名信，说胡涛利用其老丈人开具的介绍信办理了出国手续，结果，大学追究责任，要他赔56000元人民币的培养费，否则他妻子不能出国。他说他的老丈人承包的小工厂出不起这笔钱，他在国外没有打工卡，也挣不到这笔钱。他曾经写过信让吴修找向红丈夫帮忙给陈洁先办护照，学校的钱以后再还，但是，吴修提出一个条件：他要先帮她把美国接收学校找到，然后她才能帮陈洁办理护照。
“......我知道你是吴修的朋友，按理说，我不应该对你说她半个‘不’ 字，但是，我实在是求助无门。你知道我是在吴修的帮助下才出来的，可是，你不知道她给我附加在心灵上的负担有多么沉重。我被这种精神遥控所窒息——我是成功了，成功地到了美国。但是，我不是美国总统，我不能做到每一样她所指定让我去做的事情。何况‘总统’也要被良心所左右。总之，该我做到的，我都做到了。我曾先后为她联系了十多家大学，我真的尽力了，以至于我都不知怎么向校方解释了。长话短说吧，我写信给您是求您伸出援助之手：你也是刘向红的朋友，你可不可以向她说明我们的现状，哪怕让我向校方写一纸还钱证明，我也愿意！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我把自己的退路给堵上了......”
信很长，足足三张纸。结尾处，他还引用了两句古词，准确地说是一句半——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我的神经被那六个点的删节号所灼痛：这种无助而又无奈的心境怎么与我的现况如出一辙？这种进退维谷又难以言说的处境不正是我所经历的吗？
我拨动了向红家里的电话。
向红的声音里并没有我所预期的那样热情——我认为这是她不愿意在电话里谈论这个敏感的话题，所以我坚持说要马上见她。她犹豫了一下，同意我当天下午去她家里。
向红并没有因为我们的见面而改变在电话里的态度。她一改往日嬉笑怒骂的作风，保持距离地听我讲述着胡涛的“故事”。
面对一个没有任何反应的听众，我讲得很吃力，但是，我坚持把它讲完。
“小雪，咱们‘当着真人不说假话’。这么说吧，你知道胡涛是咋走出去的，对吧？”向红终于有了一点表情。
“吴修告诉过我。”我说。
“你为啥要介入胡涛的事呢？你不怕涉嫌吗？”向红又问。
“我没想那么多。我只是觉得胡涛怪可怜的，我们应该拉他一把。”我把“我
们”二字特意强化了一下。
“你想谁会写那封缺德的信呢？”向红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情。
“我怎么知道。”我心里的不快终于写在了脸上，“这么说吧，我是受人之托，如果你能帮一把最好；如果不能，我向胡涛也算有了一个交待。至于其他方面，我不想介入。”我起身做出告辞的姿态。
“如果有人说是你写的匿名信呢？”向红坐在原处，不动声色地说了这么一句。
“什么？”我的声音因激动而变调，“向红，请你把话说清楚。这是什么意思？”
向红注视我半晌，然后，站起身拉我坐下。
“别生气，小雪，我是在试试自己的第六感觉好不好使。”向红的眼里出现了笑意，“不瞒你说，胡涛的事我早就知道了。当我问吴修同样的问题时，你猜她怎么说的？她说除你之外，她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这能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我知道别人的秘密就一定要写匿名信吗？何况，每一个人做事是要有动机的！”我仍有些不快地说道 。
“你想过吴修说这句话的动机了吗？”向红猛然问道。我愣了。
“小雪，如果我是你，我会把这个球踢给吴修，看看她到底怎么个玩法。”向红神秘地说道。
一个念头猛然从我的脑海里划过：难道是吴修为了阻挡陈洁去美国而出此下策吗？
“你是说，贼喊捉贼吗？”我迟疑地说道。
“希望不是飞峨扑火，连带了我们。这样吧，你写信告诉胡涛，我们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既然吴修答应他能办到护照，他还是找吴修好了。”向红莫测高深地说了这么一句。
尽管我从向红家走出来的时候，向红又恢复了以往的亲密态度，但是，我的心比来时更加沉重，由胡涛身上派生出来的想象使我更加认定吴修对我所做的一切。
“我摆脱她是对的。”我在心里低吟了一句，“那么于泉呢？她会对于泉做什么？难道，我真的可以做到坐视不管吗？不，我应该暗示于泉当心，现在还不算太晚！”
我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改变了行走的路线。
不知是巧合，还是吴修的作用，总之，自从我搬到小屋后，于泉不再酣酒闹事，而是一反常态地把家里的冰箱搬到小屋，说儿子的食品要保持卫生。尽管我心里说不要管他的事，但是我却在每一次见面时刻意地去观察他的变化，并且在暗中提醒他做事要“三思而后行”。
“也许吴修不过是说说而已，送个顺水人情，否则于泉不会这样不露声色的。”我在心里反复地否定自己，“不，吴修一贯善于‘放长线钓大鱼’，于泉不是她的对手！”
胡思乱想之际，我已下意识拉开了那扇很久没有触摸过的房门一一
一个女人的啜泣声！——我寻声看到厨房里的于泉正在用手替身旁的一个女人擦着眼泪；他们旁边的桌子上摆着我常常用来招待客人的高脚杯！
也许是房门的声音惊动了于泉，他惊讶地望着我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厨房里的女人没有动，她把脸埋在桌子上，止住了哭声。
于泉在两个女人中间动了动嘴巴，没吐出一个字来。
“我来找一件东西，你忙你的吧！”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随意翻弄了两下家具，“噢，在这儿！”我发现了茶几下面的一架破旧的小钢琴，那是儿子两岁时喜爱的玩具。
“我找的就是它！”我像如获至宝地把它拥在怀里。
“这个都破了，赶明个，我给儿子买个新的！”于泉站在门口朝我下楼的背影喊到。
黄昏的街灯下，我的泪水终于划破了脸上的微笑。凛冽的寒风像刀割一般地在我流过泪的脸颊上拽出一缕缕痛楚。疼痛在心头上跳动。
经过了透心彻骨的疼痛，苦难便不会轻易地挂在唇边了。我的心开始宁静，无欲无求。我在尽力缩短和儿子在岁月的距离，我希望自己能重温无忧无虑的童年......
然而，一封电报打破了这种宁静：教授将在新的一年的第一天到达哈尔滨。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当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我又想起了那位瞎子算命先生的这句话 。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