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岘
“哎，我听三郎说你也去参加游行了？”吴修见到我的面就问道。
“你去了吗？”我迫不及待地问道。
“我才不会凑这种热闹呢！常言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何况咱们都是在办出国手续的人，如果让人家抓到了把柄，人家就是不让你出海关，你能咋样？”吴修一付高深莫测的表情。
吴修的说法，第二天便得到了证实：一份戒严令很快通过电视媒体传达到全国各个角落。传递这种消息的电视台自然对这种变化格外敏感，游过行的人被通知引以为鉴；没游过行的人也不再在办公室里高谈阔论了。
部里的同事开始从慷慨激昂转入窃窃私语，继而竟在相互的神情里，彼此读出“莫谈国事”的四个字来。
沉默，在经历了如火如荼的洗礼后，它变得让人更加无法忍受。容纳过热情的办公室，当它恢复以往的清静，反而让人感动陌生和窒息。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我想起了鲁迅这句至理名言，同时也就想起了一个人，“我应该找永冬谈谈。他一向是不甘沉默的。”
我心里想着，就随手拿起了办公桌上的电话。
自上次在西餐厅分手，一晃又过了半年。这期间，主任催了我许多次到他们公司讨论赞助费的事，都被我挖空心思地寻找出各种理由推辞掉了。
“也许我不该给他电话！”当电话挂通的时候，我把话筒猛然放下。
然而，当我回到家里，面对无可交流的四壁，床头的电话机再一次蛊惑起我那未了的心愿。我再次拿起电话。
“嘟——”电话拨通了，我的心再度狂跳起来。
“环球有限公司。请问您找谁？”话筒里传来一个女人甜甜的声音。
“你们总经理在吗？“我想放下话筒，然而，我却问道。
“对不起，他出国了。”对方说道。
“出国了？多长时间能回来？”我都听出了自己口吻里的失望。
“六月中旬吧。请问您要留言吗？”对方问道。
“不用了，谢谢。”我神情沮丧地放下电话。
几天来情绪上大起大伏的变化，破坏了我享受“孤独”的心境；白天的沉默，变本加厉地衬托出晚上的寂寞。
离婚后，与于泉各居一室的
尴尬局面并没有维持很久，他从日本领事馆回来后，便接到单位让他去苏联搞现场设计的任务。尽管他因日本之事想推辞去苏联，但是，此项设计他早已接手，他没有理由不去完成收尾工作。临走时，他请求我收到日本领事馆的签证通知，就马上打电话告诉他，以便他及时赶回来处理去日本的事宜。因为按常规，日本的签证往往在申请人送交签证官三个月之后，才能得到答复。
“铃——”电话声打破了夜色的沉静。
我急忙拿起电话。此刻，我希望和任何一个人交谈。
“请接一个苏联电话。通话前请不要放下话筒，因为接线困难，可能要等待一会儿。”电话里传来接线员柔和却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声音。
“是于泉。”我心里肯定道。
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话筒的另一端才传来于泉的声音。虽然声音若隐若现，但是我听出他在大喊大叫——
“有消息吗？日本领事馆有没有消息？”于泉开门见山地说道。
“你刚走几天，怎么会有消息？知道吗，为了接你这个电话，我足足等了二十多分钟！”我在话筒的这一端也大叫起来。
“没办法呀，到了这里才知道中苏电话不能直拨，从我们这里往哈尔滨通个电话要经过好几个交换台呢！我为了给你打这个电话，足足在这里等了六个小时啦！“于泉在话筒的另一端又喊道。
“那里的条件好吗？”我的鼻子有些发酸，语气明显柔和了许多。
“住的还可以，吃的不习惯！”于泉再次高声喊道，“没有国内好！”
国内？——我又想到了游行的事情。
说心里话，我似乎从认识于泉的那一天到现在，从没有像此刻这样渴望与他交谈，渴望自己的心事一吐为快。然而“剪不断，理还乱”的心事怎么有可能在电话里表述清楚呢？何况于泉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事如“盲人摸象”。
算了，别自寻烦恼了！
“你要注意身体呀。听说苏联那边很乱，你要注意安全！”我在放下电话之前，又声嘶力竭地喊了这么一句。
房间又重归宁静。
“我不该一接电话就对他发脾气。我应该对他说话温柔些。现在我们不是夫妻，我的身份变了，我没有权利对他怨天怨地。六个小时，打一个电话等了六个小时！我应该多说几句关心的话。我不应该喊叫，他一定以为我很不耐烦……可是不叫就听不见，他不是也一直在大叫吗？”我的心在翻江倒海，“离了婚的夫妻真的能够成为朋友吗？为什么我总是把握不好做朋友的尺寸？”
离婚后，与于泉同住一个屋檐下，这使我时而心烦意乱，对他说话粗声粗气，时而又责怪自己不能脱俗，摆脱不了那种“不是夫妻便是仇人”的市井思想，从而对他又问寒问暖。在两种情绪里寻找支点，我感到身心疲惫。我把希望寄托在于泉能够早一天到日本去。这次他去苏联搞现场设计，虽然这对于泉未必是一件喜事，因为他的愿望是早一天能去日本，但是这对于我来说却无疑是一种解脱。所以我对他的日本签证一事也就大包大揽下来。
“我怎么忘记问问他那边的天气了？走的时候也不知道他都带了什么衣服。其实我应该帮他整理行装，女人的心总比男人的心细。何况我知道于泉是典型的‘粗线条’。当时我在干嘛？我怎么就一点也没往这上面想呢？我总责怪他感情粗，难道他享受过我作为妻子的时候所应该给予的体贴吗？嘿，我怎么了？自从于泉走后，我不是很高兴吗？我不是庆幸自己终于拥有了一块自由的天地可以大胆地去读教授寄来的信，从容地去查英文字典给教授写回信吗？今晚我怎么了？”我讨厌这种自己与自己对话的方式，因为它使你有时陷入到一种情绪里而无法自拔。
我把电视机打开，然而又心烦意乱地把它关掉——没有交流的声音，听多了好像噪音一样。
我试着写信给教授，似乎想以此来增强我的意志。然而，说什么呢？我想你？昨天刚寄走那封信。单调的词汇写多了，也不免觉得清淡无味。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不可能，我的英文水平仅够重新编写他寄给我的信，而他的信是从来不涉及政治词汇的！
孤独像夜色一般，越来越浓厚地围裹住我，我不觉有些顾影自怜起来——
可怜生抱伤心癖，一味多愁，只恐非长策；
葬罢落花无气力，小栏杆外斜阳碧。
我忘记了这是谁写的诗词，但是她却从我的记忆里猛然间跳跃到那张信纸上，引出我的两行泪水。
莫名的惆怅伴随着夜色的消失而淡化，窗外的阳光使我对新的一天又充满了希望。我把那张沾满泪痕的信纸扔进废纸篓里，然后对着镜子冲自己说了一句:别学林黛玉，没好处，最后苦了的还是自己！
我又是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出现在办公室。
随着学生运动的不断升级，部里再没有人提及“编制”一事，大多数人的注意力都转入到“学运”的走向上。许多人好像躲在战壕的掩体里窥探着事态的发展，他们时而高兴，时而恐惧，但却没有忘记躲在掩体里。
地处边疆极地的人，要想关心国家大事，比起北京的人要麻烦许多。
广播和电视已不像前一时期那么具有引力，人们更加感兴趣的是“小道消息”。但是，由于“小道消息”缺少权威性，加上说话的人总要小心谨慎地附上一句“这是小道消息，故而“小道消息”的可信度又常常被人们怀疑。而这种怀疑便降低了情绪上的温差。
当许多人还在认真查核“小道消息”的可信度时，“平息暴乱”的定论很快使真相大白。
“谈谈吧，组织上要求你们谈清楚。”党委书记坐到了我们的办公室里。
参加过游行的人又把办公室挤得满满的，但是，没有声音。
“不要有压力，只要说清楚，我们是不会把你们与那些暴乱分子等同在一起的！”书记可能是忍不住这种沉默，很不自然地摇摆了一下二郎腿说道。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自从“改革”到“政企分家”、“党政分开”，曾经掌握着一切权利的大、小书记们，只好把坐了多年的第一把“交椅”让给了业务领导。例如我们在坐的人就渐渐地忘记了这位书记的存在意义。年纪大的人见了他就远远地避开，因为不知道怎样把握说话的尺度；年纪小的人根本就没觉得自己被书记所领导，大事小情只向台长汇报请示。所以被冷落了多年的这位书记猛然来到一群无视他存在的人堆里，有如鹤立鸡群，虽然威风却很不自在。
“沉默是金”。不知道是悟出来的，还是受到了传染？总之没人愿意多说一句话。说什么？什么叫做讲清楚？怎样才算讲清楚？我们不就是参加了两天的游行吗？第一天为“编制”之事上访，第二天随同学生的游行队伍又转了一圈儿，人所共知，有什么好说的呢？但是，在坐的人心里都明白，要想真正说清楚这两件事也还真不容易：前者得罪了被告的人；后者则性质严重。
沉默终于是这位书记失去了耐性，闷坐了三天之后，他让每一个人写一份思想汇报，然后等待处理结果。
“你写了吗？”小戴趴在我的耳边问道。
“没有。”我说，“没什么好写的。”
“别顶了，‘胳膊拧不过大腿’。听说中央台的两个主要播音员都被整下去了。”小戴神秘地说道。
“就因为他们参加了游行？”我吃惊地问。
“当然也因为他们在播新闻的时候表情过于同情学生了……”小戴的声音越说越小，最后竟如蚊子在我耳边嗡嗡一般。
说心里话，书记坐在我们办公室三天，从“当前形势”讲到“党的政策”，虽然用词严厉，但我并没有感到事态严重。但是对于中国第一大电视台的主播说撤就撤掉的事实，却实实在在地使我不寒而栗了。
“你赶快找你那个朋友，把咱们的照片要回来。”小戴说道。
“你说三郎？”我有些迷茫地问道。
“我不知道他叫啥名字。不过，无论如何也要把那张照片连底片一起要回来，否则落到别人手里，咱们就真的说不清楚了！”小戴神经兮兮地说道。
也许是上次游行小戴表现的太突出，她那“巾帼英雄”的形象已经在我心中定格，所以看到她如此张皇失措，反而觉得有些失真。
“一张照片就那么严重吗？”我的口吻里流露出不以为然。
“雪扬，你的政治嗅觉太差了。咱们照相时，手里可是握住咱们电视台的台标，这要是让人家上纲上线起来，那可就真的是‘吃不了兜着走’了！”小戴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我有想起小戴当时特意从别人手里要过那面旗帜照相的情景。不过，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我怎么能忍心对着六神无主的小戴说一句：你太小题大做了吧？
“我一定把照片要回来，别担心。”我打包票地说道。
可是到哪儿去找三郎呢？我一共就见三郎三次面，每一次他又都像一阵风来去匆匆。我不知道他的地址，连他的大名都不清楚。
“吴修应该知道怎样找到他。”我想起第一次在“英语角”认识三郎便是由吴修引荐的。
当我把小戴的话有加以渲染地对吴修说了一遍之后，不免又引来吴修的一阵埋怨。不过，他最后还是答应我设法找到三郎。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小戴天天催我，我便只有天天去催吴修。三天后，吴修告诉我实在不知道三郎的行踪，而且和她在一个大学里工作的三郎妻子——甜甜，也没有上班。
我沮丧极了，这种沮丧不仅仅是因为自身的压力，而是觉得无颜去面对小戴那张日益憔悴的脸。
“雪扬，听说上面找你们谈话啦？”刚从日本留学回台里工作的崔晓光见剪辑室里没人，便对满腹心事的我问道。
“改成写思想汇报了。”我无精打采地说。
“幸好我没凑热闹，否则我就更说不清楚了。”崔小光的脸上并没有随之出现应有的侥幸感，而是神情与我一样沮丧。
我和崔小光虽然不是一个部，但是大家在剪辑室里却经常见面。记得第一次见到他身板挺得笔直，头发翘得很高，浑身上下都写着“我毕业与最高艺术学府”。然而，接触他几次，就会发现他的谈笑流溢着他的聪颖和直率。所以，一向“谦虚有加”的我也和她能“侃”到一处。不过，自从他从日本回来，他好像丢掉了“侃大山”的热情。虽然他每日西装革履，击败了他在日本“讨大饼子”的传言，但是我能看出他的变化，一种本质上的变化——他像一滴难以溶入水的油珠，既显眼，又孤独。
“这小子，胆子越来越小了。”我想起了三郎的话。
对了，也许他知道三郎在哪儿。
“三郎走了，我昨天送的他。”小光走到门口，确定走廊没人后，才低声说道。
“出国了？”我吃惊地问。
“美国。”他平淡地说。
“怎么这么快？从上次游行到现在还不到两个月呢！”我半信半疑。
“现在好签证。”小光的声音里既无惊又无喜地吐出这么一句。
“他走时应该打个招呼。”我想起他送胡涛时说过的话，不由有些被冷落的感觉。
“知道他走的人一共也没有两个。不瞒你说，我们连杯送行酒都没敢喝。他为了要整到一张单位的介绍信，他把人家党委书记的抽屉给撬了……”崔小光的声音更小了。
“他真是不计后果了，难道他今后就不回国了吗？”我几乎是惊叫道。
“他说他这次闹得挺欢，去和留风险都不小。雪扬，三郎可是对你印象不错，你可千万不能出卖他呀！”崔小光神情凝重地说道。
“也许你就不该对我说这些。”我笑着对他说了这么一句，因为我们的谈话气氛实在有些让人压抑得喘不过气来。
“如果他人还在国内，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对你说的。”崔小光好像是受到我的感染，脸上露出了一丝我所熟识的幽默感。
三郎既然出国了，我和小戴也就没必要再担心照片落到“国人”的手里了。我把话题转到崔小光身上——
“你干嘛不自己办节目？”我用手指着他正在剪辑的广告镜头说。
“没人让我做。唉，要饭吃就别嫌馊啦。”崔小光的神情又黯淡下去。
“这不公平，你出国前就能独立办节目，出国后视野开阔，应该更有利于办节目。他们不应该这样对待你！”我有些气不公地说道。
“公平？什么叫公平？我在日本，为了能目睹人家制作节目的过程，我求爷爷告奶奶地央求人家让我干点杂物，不要报酬……这种忍辱负重为的什么？两年，别人坐在大楼里都评上了职称，调整了住房，损到家也都混上了一个科长。我呢？”
崔小光情绪激动地说道这里嘎然止住，“雪扬，别笑我市侩，面对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有谁又能潇洒得起来呢？”
“谢谢你对我说了这么多。不过，作为朋友，我也想问你一句，为什么你不在日本拿个学位再回来呢？”我也很动感情，真诚地问道。
“唉，说来话长了。第一，在日本学习没有个四五年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第二，从大陆出去的人都是身无分文的穷学生，如果不打工就无法呆在那儿生活和学习；第三，台里已经三令五申地要取消我的编制，如果我不马上回来，即使我过两年拿到了文凭，我在这里的饭碗也早给别人抢去了。”他好像早已深思熟虑般地说道。
“你变了，学会了委曲求全。”我轻叹了一口气。
“练出了的。不瞒你说，在外面的日子也不好过。虽然我没有像台里谣传的那样‘讨大饼子吃’，但是为交学费，我还是要把高昂的头像那些小日本儿们低下。说心里话，这两年在外做梦都梦着这座大楼。坐在剪辑机前，我有一种归属感。”崔小光下意识地用手轻抚着面前的机器。
“看来出国也并非是一件好事。”我低吟了一句。
“错了。如果我能走，我还会再走！”崔小光出乎我意料地又加上了这么一句话。
“不可思议，是吧？可这是现实。我在艺术学院学习那会儿，老师讲解‘戏剧冲突’时，我和几个同学愣是和他争论‘意志冲突’还是‘性格冲突’，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总是浸透着悲情的！”小光慷慨激昂地说道，“想不到悟出这个道理是在不搞艺术的时候。”
小光把剪辑机上的镜头快速倒给我看——“编辑崔晓光”几个字夹杂在动画片和广告之间。其实，自从小光回到台里后，我便注意收看这个专栏，希望能够看到他从日本带回来的新的创意。然而，每天面对不用编排的动画片节目和相同的广告镜头，我甚至都怀疑编辑在这里的存在价值。
“我老婆会英语，我在日本又挣了一点儿钱，我让她申请去澳大利亚留学，我在家照顾女儿。等孩子大一些，我在带她出去。这一辈子，我也就这么点儿野心啦。”小光随手关掉了机器，“你怎么不走？你不是拿到美国护照了吗？现在应该很容易签证。”
是呀，我在等什么？我突然发现自己陷在感情的漩涡里几乎忘却了最初想要出国的意愿。
“也许你有你的打算。不过，听我老婆说，上边可能要对出国游新政策，所以要走就不如早走！”崔小光在离开剪辑室的时候，神秘地说了一句。
我沉不住气了。当天晚上便跑到吴修的小屋把知道的信息“一股脑”地全抛了出去。
“这些都不是新闻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吴修处惊不变地说，“中央已经对这次‘学运’做出了定论，是吧？”
“是呀。”我说。
“如果你去签证，那边让你对这次运动的性质表态，你怎么说？”吴修不紧不慢地又说。
“？”我哑然了。
“不论你说什么，你已从那边出来，这边就知道了。到时候你有了签证，不让你出关你能咋地？”吴修眯起眼睛，高深莫测地说，“告诉你吧，特别是你在新闻口工作，这次又参加了游行，没准儿你的照片已经在公安局备案了。听说那几天闹得最欢的时候，游行的队伍里跟着便衣警察，他们把现场都用摄像机拍了下来。”
我认可了吴修的说法，因为我确实看到在游行的人群里不时有人拍照。看来拍照的人并不都是三郎那样的“战地记者”。我毛骨悚然了。
“这样吧，我再多了解一些情况，然后再定去不去签证。对了，给教授写信的时候少说为佳。听说海关对信件查得很紧。特别是打电话，千万别涉及政治，人家可以监听。”吴修神情凝重地补充道。
自从于泉去了苏联，教授的电话便常常在我床头响起。以往总觉得几天没有接到他的电话就坐立不安；但是，自从听了吴修的那番话，现在一听到电话铃响就心惊肉跳，唯恐是教授的电话。
这天夜里，教授的电话终于把我从噩梦中摇醒——我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但是我记得自己连一句“I love you”的话都没敢说。我听出电话另一端的失望和疑虑，然而，我还是主动地挂断了电话。那一夜，我再也没睡着。
“公安部已经明文规定，所有护照上的小票都要换，原来的红章要换成蓝色的。换小票时必须有所在单位开具的没有参加‘学运’的证明！”吴修终于“得到了”确切的消息。
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谓的小票就是一张薄薄的纸片儿，上面注明你想出国的目的地。虽然它是护照上的附加品，但是没有它，即使有护照也进不去外国领事馆和出不去海关。
我开始后悔自己没有像吴修那样沉稳，没有像山人那样冷静。凭着一时的冲动，留下今天的后患。
也许在我身上潜藏着太多人的弱质，当希望远离我的时候，我才想起去拼力捕捉它。我找到向红，说出我兑换小票的顾虑，我告诉了她关于我参加游行的事。这一次向红没有大包大揽，而是第一次对我苦着脸说“没有单位的介绍信，谁也不敢私下换小票。
“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让教授回来和你结婚！”当我求告无门的时候，吴修说道。
结婚？
虽然自从离婚以后，我和教授的恋情已经不言而喻，似乎如果不是远隔重洋，我们会朝夕相伴。然而不知为什么，教授在火热的信里却对“结婚”只字不提。我原以为这是一种默契，他是想让时间来愈合我离婚的伤口。但是——
“我怎么能主动向他提出结婚呢？”我的自尊心写在了脸上。
“你不和他结婚，你跟他还扯什么劲儿？告诉你吧，他这是在吊你的胃口呢。你和他吊得起吗？说不好听的话，如果中美关系一崩，你的下场就和三郎的父亲一样！”吴修说道。
我知道三郎父亲的故事，我还知道更多的比三郎父亲还要悲惨的故事。但是，以往我是听故事、讲故事，而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有进入到那些故事里面的危险。
“好吧，我写封信看看。”我终于在恐惧面前丢掉了那份可怜的自尊心。
“打电话。如果他诚心想来，他还有一个多星期的假期。”吴修果断地说道。“记住，千万别在电话里涉及政治。”
当天夜里，我在多次否定自己之后，拿起电话摇醒了熟睡中的教授。我没有涉及政治，没有谈到我的处境，而是在吞吞吐吐地说出爱他的缘故之后，要求他马上来中国与我结婚。这是一个尴尬的时刻，我像一个犯人等待最后的判决一般，等待着对方的裁决。
也许是教授终于从梦乡里走了出来，确认了我这个不带任何温情的电话内容后，他的睡意全消，取代的是几分钟的沉默——也许是几秒钟，但是我觉得如一个世纪般地漫长。最后他用中英文混合着表达了观点。我在一知半解得到了这样的答复：他，理解我的寂寞心情，但是结婚一事需要从长计议。
我放下了电话，我用拿过电话的手狠狠地在自己已经滚烫的脸颊上留下了一巴掌。
窗外，下起了瓢泼大雨。一向小心谨慎、紧闭门窗的我，此刻却不顾一切地敞开所有的窗户，冲上阳台，迎着扑面而来的暴雨，吸允着自己嘴边的泪水……
我想融进夜色，化入水里。然而，从高烧中醒过来后才发现，该继续的话题仍然没有完结——
“你生病这几天，不知道部里的变化。许多人都交了思想汇报。”小戴来看我的时候，说道。
“你写了吗？”我有气无力地问道。
“不写不行，上面抓得紧。不过，大家想出来个主意，拿主任当‘挡箭牌’。”小戴轻松地说，“还记得咱们游行时，主任让小卖部的人送面包和汽水给咱们吗？这就是证据。如果说我们上街游行要说清楚，那么，一部之长首先要说清楚。哼，这叫‘以牙还牙’！”
我震惊了。我不相信“文革人整人”的故事又重新上演。
“这对主任很不公平。他那天能买东西给我们吃，这说明他还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人！”我有些激动起来。也许是大病初愈的缘故，脸上马上因为激动而潮红起来。
“哎，我可是看在朋友的份上给你提个醒儿，你可不能到主任那儿去出卖我呀！”小戴在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之际，临走时仍然没有忘记叮嘱了一句。
我不再眷恋我的办公室，我害怕有人再提那份思想汇报；我暗中庆幸我大病一场，我可以借此请假躲在家中。偏巧，这时妈妈从南方打来电话，说爸爸旧病复发，又住进医院。虽然妈妈说这次乡下亲戚到家中照看儿子，我不须接儿子回来，但是我坚持要去南方看看。
说心里话，自从与教授通过那个电话，一切恩恩怨怨又都从心底浮出。我又想起了广州的那个电话，那个在电话里自称是教授“女朋友”的女人。
“也许他真的是逢场作戏吧？”大病一场之后，我觉得一切都黯然失色。我生命里唯一的一个亮点就是儿子。
“把儿子接回来！”一种强烈的愿望支配着我乘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