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岘
性，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一个被诅咒的字眼。“万恶淫为首”的盖棺论定在几千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不但没有被扫“四旧”一同扫掉，而且被改头换面得到了发扬光大——中小学校不设生物课，文艺作品不准有性意识的字眼，父母在孩子面前不能有亲热的表现，孩子则在没有丝毫性教育的环境下，带着原始的性意识，诚惶诚恐地走向成年......
性，成为大多数人避之莫及的字眼。
尽管许多人在许多时候被异性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撩动得春心浮动，甚至在心灵的最深处呼唤着那种男欢女悦的最高境界，但是，他们可以把想法付诸事实，却不可以把“性”字抬上大雅之堂。性，使正人君子感到猥亵，使纯洁女人自视淫荡，使老年人哀叹晚年未能保住晚节......总之，“文革”后期人们明白了一点：政治上的胜负，只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你想彻底打倒一个人，那么就从他的性生活上入手，只要你能找到蛛丝马迹不符合婚姻关系的性意识和性行为，那么他就输定了，而且“永世不得翻身”！
封闭，自然导致了文化上的固步自封。随着国门的渐渐敞开，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与哲学思潮涌向国内，在经济复苏的同时，人的主体意识也随之嬗变。许多人开始争相阅读弗洛依德的“性分析学”、“梦的解析”等著作，人们第一次惊奇地发现竟有人把“性”归结到支配人的思想、行为，以致社会活动上，性如生命一般不可藐视！
报刊杂志开始有人撰写“人的主体意识与性的不可分割性”的文章；开始有人提出“性”和“情”的统一才是人的性意识从性本能的单纯自然的属性上升为人的主体意识；“性意识”是人类活动的重要方面，应该把它看成是人性之美......
也许是文章过于咬文嚼字，过于概念化的原因，这种讨论也仅限于学术界的学术讨论，一般老百姓是没有时间去琢磨什么叫“主体意识”，什么叫“个体意识”，他们需要的是感性认识。一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电影，以它朴实的表现手法第一次震撼了人们，使人们意识到“性”在生命里的存在地位。于是文学艺术家们便冲破种种阻挠，相继推出几部反应性压抑、性痛苦的影片，使“性”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情况下与人们公开见面了。这种文化上的冲击，势必带来人的心灵上的冲击。
起初，我对“弗洛依德”的学说自然是持排斥态度的，并且为了在同行面前表现出自己的独到之处，还挖空心思地跑了许多家书店之后，以高价购买了那本厚厚的书一一《梦的解析》。
然而，书中的理论弱化了我对它的排斥，但是我又不愿意心甘情愿地去全部接受它。我既不能像某些人那样坚持传统文化的盾牌冷眼视之，又不能像一些新潮青年那样无所顾忌地去拥抱外来文化。我成了一个“边缘人”——一个徘徊在两种文化心态的边缘不知所措的人！
初夏的哈尔滨是美丽、诱人的，它是一年里最舒适的季节，没有冰雪的寒冷，没有风沙的肆虐，虽然城市依然拥挤，噪音一如既往，但是人们经过一个冬天的“猫冬”，都喜欢在这个宜人的季节到户外舒展一下肢体，享受一下温柔的晚风和领略一点生命的浪漫。总而言之，哈尔滨的夏夜，无论是街道上，还是商店里和江边、公园，到处都可以看到闲逛、闲聊、闲吃、闲玩的人们。
然而，今晚我却在这堆闲人之中走了两个小时也找不到一个有闲心听自己诉说闲话的人。我的心情在烦躁的挤压中渴望着吐故纳新——
今天下班前，主任将我的手稿《天涯无处不飞红》退了回来，并且说台里已经决定以反映全省经济生长速度的专题节目参加全国联展，取消了我的选题。
“......萧红作为一个进步作家应该宣传，但是调子低了一点，能否再拔高一下？修改后可以考虑拍摄在省内播出......”稿件上的批语像一个冰冷的枪口，使我心血凝固。
我开始愤然，愤恨自己手中的笔总是任由别人来摆布——虽然过去也有失败，但是这一次毕竟是用一颗心去体验另一颗女人的心，毕竟是通过学者、专家鉴定过并给予首肯的作品啊！
我开始打电话给于泉、给吴修，给一切我认为能够一吐心中烦闷的人打电话。然而，对于于泉我什么都没有说就把电话挂了；而吴修似懂非懂地听完我的诉说后，说我自寻烦恼，应该把心思用在出国上。我突然发现自己的朋友竟然这样有限。我想到了山人，我不假思索地冲出电视台的大楼，冲动地来到了《北岛》杂志社的小楼......然而，下班的时间，自然楼里空无一人。
我带着极度的失望，怅惘地走在人群之中。夏日的黄昏，由于夕阳的血红，它会格外渲染人的心境，使人躁动不安......
“山人居”——一个小小的牌匾把隽秀的三个字贴在了窄窄的门榻上。
“这是山人的家，我怎么到这里来啦？”我早知道山人住在这个文人聚堆的楼里，但是每次到朋友家经过这个门口，我都不敢多看一眼，“我为什么要来？我为什么要破坏那种超尘脱俗的境界？”
楼道里，从各家各户的门缝里透出了菜香味。我想走，我不想面对山人的妻子，我不想看到一个属于他的实实在在的家......然而，我的手却按在了门铃上。
我在惶惑不安中等待着这个小门敞开，同时又希望这个小门里面今晚没人，这样我就会心安理得地离开这里。
然而，门开了，山人出现在门口。他见到我先是一愣，尔后，一定是看到了我的一脸惆怅，所以他什么也没问，好像我们事先约好了一般，温和地一笑：“进来吧。”门里是一条小小的走廊，走廊两边是通向厨房、卫生间、卧室的各个门口，这是中国典型的住宅结构。
“惠英，我有客人，你先吃吧。”当我们路过厨房的小门时，山人隔着门帘朝里面喊了一句。我知道山人是在对妻子说话。
厨房里没有人回话。
山人似乎也没有意思等待回话，他带着我走进另一小门 。
“我影响你们吃饭了吧？”我不安地问道，并且强调了“你们”二字。
“喜欢喝茶吗？我去给你砌一杯茶。”山人所答非所问地把目光停留在我的脸上片刻，才转身出去。
山人的目光解除了我心里的不安，我开始坐在写字台对面的一只长沙发上环视起这间客厅兼书房的小屋——
宽大的写字台，高背椅和一面墙挤满了书的书架，这一切均已在我的想象之中，只是让我吃惊的是山人居然会画得一手独具风格的山水画！准确地说是水墨画——因为这些画大多数是没有色彩的，好像是泼墨而成。然而，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生动感却给人们留下无限的遐思，白纸和黑墨的浓淡相间中构成了大自然的生命写照。我被一幅所吸引——一只鹰，一只雄健的鹰展开双翅欲作飞翔状，然而在它面前有几根树桩，似乎像是一个巨大的笼子。也许是因为大写意，所以我不敢肯定这只鹰是在笼里，还是在笼外？
总之，屋里的浓郁书香之气使我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只是紧靠墙角有一张单人床摆放在这间书房里，总觉得有点说不出的无可奈何的感觉。
“也许这间书房还兼做卧房吧？”我心里有些想笑——三间卧房就算给孩子一间，他们夫妻俩总还应该有一间做卧房吧？何以让一张小床破坏了这间小屋的整体感现呢？
这时，山人端着两杯茶走了进来。
“请喝茶。”山人递给我一杯茶——他的手在轻轻地抖动，茶水溅出杯子。
“谢谢。”我接过茶杯一一目光迷蒙地目送着他坐到那张写字台后面的高背椅上。
我们隔着写字台四目相望，一时间竟找不到恰当的话题。我的目光移向那幅水墨画——《鹰》。
“你画的这只鹰，是在笼里还是在笼外？”我终于打破了这凝固的气氛。
“问得好，你读过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吗？书里有这样一段话：人生有许多事情就犹如一个城堡，城里的人想逃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山人兴致勃勃地说。
山人的妻子出现在门口，打断了山人的话题。
“我去楼下老戴家了，你的饭菜在锅里！”山妻粗门大嗓地说着。
“惠英，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电视台的雪扬同志。”山人说道。
“您好！”我欲起身向她打招呼。
“你们唠，我有点事要出去。”山妻的神态像是日理万机一般地忙碌。
“再见。”我冲着那个消失的背影低声地叨咕了一句。门，“砰”地一声被关上了。屋内恢复了寂静。
“她年轻时一定很美。”我说。
这是一句由衷的话。岁月虽然老化了山妻的肌肤，但是她那娇好的身材和堪称美丽的五官仍然遗留着“昔日美人”的姿色，只是这种美混沌不清，它似乎缺少一点东西。气质？对，是气质！
“告诉我吧，出什么事啦？”山人没有理会我的话碴，他从高背椅上走下来，坐到长沙发的另一端。
“《天涯何处不飞红》给枪毙了 。”我神情沮丧地将稿件连同审批意见单一起递给山人。
“我预料到了。”山人把目光落在稿件上，淡淡地说道。
“为什么？你既然知道不能通过，为什么还要在讨论会上大加肯定？”我有些气恼他这种处惊不乱的反应。
“你在电视台也工作五六年了吧？你应该明白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山人的目光依然停留在稿子上。
“难道我们就注定要当别人的御用工具吗？”我的语气有些气愤。
“如果你真地热爱文艺，为什么一定要在那座大楼内寻找播撒种子的机会呢？现在国内的文学艺术界虽然没有达到像西方那种文责自负的自由程度，但是，毕竟相对于几年前宽松了许多。既然台里不给你自由空间，你可以用其它文艺形式把你笔下的萧红展现出来嘛！”山人把稿子递还给我。
“你是说——”
“例如小说、电视剧、电影，都会给你以更广阔的施展余地。从你的这篇稿子上看，你对萧红这个人物的认识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你不应该因此而放弃。”
“你说得对，我没必要苟同别人的旨意。知道吗？在研究史料和素材的时候，我发现许多专家学者对萧红与三郎和端术的关系都持似是而非的态度。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他们都在回避一个问题，那就是‘性’！人们总是把萧红的孤寂和与三郎、端木的始合终分的悲剧牵强地上升到思想上的分歧，而不敢涉猎萧红的内心世界...... ”
我突然止住话题。
也许是学文学的缘故，每次和同行在一起探讨人的感情问题时，总是像医生解剖人体一样，不带任何遐想。然而，今天当我接触到这个敏感话题时，我突然意识到此刻不是在办公室、会议室，而是在山人的家！
“——许多人都说萧红是她那个时代的叛逆女性，但是我认为她始终承受着传统和反传统的思想困扰！’我匆匆为自己的话题做了个句号。
“如果你想写好萧红，你就要写好三郎和端木。其实男人又何尝没有困扰呢？”山人神情凝重地说道。
“但是，男人在许多问题上毕竟是主动的......”我的话只说了一半，欲言又止。
“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主动意味着男人更要有人的主体意识，而这种强加于男人身上的概念，让男人心理负担更重，受到的困扰也就更大！”山人的目光凝视着窗外的黄昏。
“你也有过这种困惑吗？”我不由自主地问道。
“......”山人将目光移到我的脸上。
“有时你好像是不食人间烟火。”我咧嘴一笑，想以此掩饰内心的慌乱。
“前两天报纸上有一篇报道不知你看到没有？一对夫妻生活在一间房子里18年没有说话......”山人也竭力使口吻轻松一些地说道。
“他们结婚25年，生了两个孩子。为了孩子他们保持着婚姻关系。18年他们以纸条交谈家中的情况。如果这条消息不是指名道姓，我会认为这是天方夜谭！“
“你还年轻——”
“这与年龄无关。比如我就知道你也一定有个天方夜谭！”
山人审视我片刻，然后从沙发的另一端站起来，他踱步到窗前，脸背着我说道——
“我比他们强，起码我不用写纸条。”山人的语气是苍白的，听不出是喜、是哀。
“那对儿夫妻最终还是离婚啦。”我像是在激发别人的谈话热情。
“因为他们的孩子都各有了家庭，他们也就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山人语气仍然是无悲无喜。
“你也有诺言吗？”我说。
“我是无期徒刑。”山人答。
“你像个谜，山人老师，你像一个解不开的谜。”我终于沉不住气，大声地说道。
“你也是个谜，只是能够解开你这个谜底的人不多。”山人转过脸的一瞬间，眼里跳动出一丝火花，但是仅仅一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最近发现许多痛苦是人为造成的......像那对18年不说话的夫妻。”我的声音冷得近乎到“冰点”。
我突然意识到谈话到了尾声一一眼前的山人表情是麻木的，这种无悲无喜无欲无求的神态与往日在众人面前见到的他判若两人。他不再有往日的生动谈吐，他不再有那份潇洒的自信举止，他像一个没有生命的树桩呆立在窗前。
“我该走啦。”我说。
“......”山人的脸部抽动了一下。
“谢谢你的指教，我明白自己今后该怎样做啦。”本来我是想在临走前表示一下谢意。结果我的声音听起来似乎充满了怨气一一我心中一惊!
“我送你——”山人的神情开始有些迷乱。
“算了，这个大楼里住的都是文艺界的人......”我的声音多了一点温柔。
“我就送你到门口。”山人说着，抢先一步离开书房。
到了门口，山人果真停下脚步。在这条窄窄的小走廊里，光线是暗淡的。但是此时山人的目光却明显亮了起来一一他像要握手告别一般地把我的手攥在他的手中。他没有马上松开我的手，而是把它慢慢地送到自己的唇边轻轻地吻了一下。
这里没有山林里的花草，没有树林里的鸟鸣，没有夕阳，加上刚才的“蹩脚”谈话，我寻找不到上一次与山人在林中散步涌起的那股激情。
“再见。”我在开门走出大门的时候，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好自为之吧。”
我知道我把山人慌乱的眼神留在了身后是多么地残忍，但是一种莫名的情愫包裹着我，使我感到一种丢掉沉重包袱的轻松感......
自从离开山人的家，我的心真的如一潭湖水般的死寂——无欲无求，无纷无扰，并开始在晚间去英文学校学习英语。我有一种退一步天高地阔的感觉。
我开始频繁地与吴修接触，开始对出国的事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吴修也似乎忘记自己的奋斗目标，从来不去涉及自己出国的话题，而是尽心尽力地为我和远在日本讲学的教授接信、转信，然后再帮我翻译和寄信。我已对吴修产生一种依赖感，这种依赖感是建立在绝对信任基础上的。
“来信了，很厚！”吴修在电话里兴奋地叫道。
“好，我下班后去你那儿。”我知道这信来自于教授。我竭力掩饰自己的激动 。此刻，办公室里有人！
我匆匆处理完手头的事务，不等到下班，便找了个借口提前离开电视台大楼。
我迫不及待地搭乘一辆出租车来到吴修的小屋一一我知道吴修所在的大学已经开始放暑假，如果我的运气好的话，此刻吴修应该在家。
“你不是说下班以后来吗？”吴修打开门， 有些惊讶地说。
“等不急啦。信呢？”我一边进屋，一边问道。随着我和吴修关系的密切发展，这个小屋已经变成我存放秘密的“保险箱”。在这里，我可以毫无防范地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倾吐出来。在这里，我似乎看到了美好的前景和无限的希望。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这里，存放着教授寄给我的所有信件！
“胡涛，你也在这儿？”我看见客厅兼卧房的小屋子的桌子旁，胡涛正在手忙脚乱地整理着一堆表格。
胡涛的嘴唇动了一下，却没有发出声音一一傻笑，堆在他的脸上。
“他正在准备办理护照的手续。”吴修说。
“真的？我看看办护照都需要哪些手续——”我一边说着，一边随意地去翻了一下桌子上的表格。
“哎......不能看！”胡涛用身体挡住了那些表格。
“对不起，胡涛。我只想我也快要办护照了，没别的意思。”我抱歉地说道。
“小雪是自己人，没啥可瞒的。”吴修替我解除了尴尬。
胡涛像是一名忠实的仆人听到主人的吩咐一般把身体挪开，表格赫然醒目地展现在我的面前：姓名：胡涛；职务：工程师；现工作单位：市木材加工器材厂......
我突然明白胡涛惊惶失措的原因——他在以一个假身份申请护照！
我像无意间偷看了别人的隐私一般，急忙把目光挪开。
“没办法，这叫逼良为娼！”羞涩不安的胡涛用手指推了一下高度近视眼镜，喃喃自语道。
“瞧你说得这个难听劲儿！什么叫逼良为娼？这叫做变通，懂吗！”吴修不以为然地说道。
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学教师，一个出类拔萃的大博士，此刻他却要为出国留学而忍辱负重......我的心一阵感伤，同时又后悔自己的冒失。
“你先帮胡涛吧，我可以晚一点再来。”我对吴修说道。
“你用不着走。”吴修拦住我，扭头对胡涛说，“这些表格先放我这儿，你明天来拿时，我们一起去找向红 。”
“这样好，这样好。”胡涛如释重负般地朝门口走去，同时又忍不住地叮嘱道，“你可要把那些材料收好哇，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我老丈人再三说，出了事，他的麻烦就大了。”
“哈，你比他的亲儿子还要孝顺！好吧，你把这些表格都拿走。你以为我就这么爱管闲事呀？”吴修半真半假地说道。
“我，我也没说什么呀。”胡涛急忙解释道。
“瞧你这个德性！好啦，跟你开玩笑你也认真。走吧，走吧，就算我这辈子欠你的啦。”吴修娇憨地把一个火辣辣的眼神送向胡涛，并嬉笑怒骂地说道。
胡涛甜滋滋地走啦。我发现吴修身上潜藏着一种能量，一种我所陌生而又望尘莫及的能量。
“人家好歹也是个大博士，你在我面前应该给他留点面子。”我对面带得意之色的吴修说道。
“告诉你吧，我够给他面子的啦！知道吗？他没读博士之前就是我的男朋友，现在他跟别人结婚了，我还要帮他办出国，这还不够给他面子？”吴修咬牙切齿地说。
“你呀，天生的操心命。信呢？”我换了一个话题。
“瞧你急的。给你——”吴修把一封沉甸甸的信封递给了我。
一叠照片从信封的开口处滑了出来——我不由自主地皱了一下眉头。
“信很厚，我担心里面有什么急事，所以就先打开看了。”吴修急忙解释道。
“没关系，反正每一次你都要给我翻译。”我为了表现出不曾介意而强调说。
五张照片分别是教授在日本的大学门前、实验室、寓所、公园、教堂不同地点拍摄下来的。在铺满樱花的季节，教授也显出几分浪漫神情来......
“还是先看看信吧。”吴修提醒我道。“教授要来啦。”
“什么？他要来中国？”我颇感吃惊地叫道。
“何止是中国，他要来哈尔滨！”吴修强调道，“你看看信就明白了。”
“别卖关子啦，快告诉我信的内容吧。”我望着密密麻麻写着英文的两页纸，心想如果要看懂它，查字典也要两个小时。
“他说这个月底28号来中国。”吴修说。
“他在信上说，他提前结束了讲学任务，他还有一个星期的假 ，所以......哎，我说出来你也别在意。他在信上说，如果他这次不回中国来看看你，他回到美国也会心不安的。”吴修笑咪咪地说道，“他迷上了你。”
“别胡说。他只是像西方人那样说话无所顾忌而已，或者是喜欢夸张。嗨！管它呢。快帮我想想办法怎么才能让他不来中国。”我心慌意乱地说道。
“小雪，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告诉你吧，许多准备出国的留学生，巴不得他们的担保人到中国来玩，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带这帮‘老外’到各地旅游一圈，自己不用花一分钱，他们的担保人还千恩万谢，回国之后办担保也就非常积极......”吴修说。
“我和他们不一样。哈尔滨就这么大一点的地方，我走到哪里都容易碰到熟人。我让他来，那不是引火烧身吗！”我打断吴修的话。
“你就是作贼心虚！他的长相和中国人一样，有谁会想到他是美国人？”吴修接过话碴。
“可是他的言谈举止还是和我们有区别的。就比如去宾馆看他吧，我总要在前厅登记注册我是谁，我到几号房间看谁吧？那可是白纸黑字！”我越讲越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你说得也有道理。”吴修沉吟了片刻说道，“不过，你总要权衡一下哪头重哪头轻。既然教授已经同意为你担保去美国，人家又全心全意地为你联系了日本大学，现在人家要来哈尔滨看看，又不要你出钱，你怎么好意思写信说‘你不要来!”
“可是——”我承认吴修说得有道理，但是又不想认同。
“我看这样好了，现在离28号只剩下八天了，我们从现在起就做教授来的准备。他不就在这儿呆一个星期吗？在这期间凡是你不方便出头露面的地方都由我来办。反正我有两个月的暑假。”吴修大包大揽地说道。
“吴修，你为我做得太多了，我真的不知怎样感谢你才好。”我感动地说。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看这样，他来前，我就为他把宾馆房间预约好，然后我可以陪你去机场接他，也可以和你一起陪他游览市容。这样即使别人看见你和教授在一起也不会胡乱猜疑的。你也不用去宾馆见教授，他可以到我这里单独见你。总之，大事小情由我为你兜着就是啦。”吴修侃侃而谈地说道。
“吴修，我算服了你啦，你好像天下无难事，什么事到了你这儿便化为乌有。”我自衷地说。
“就是自己的事总也弄不清楚”。吴修有些沮丧起来。
“我看这次教授来，你可以把你的护照和签证手续都拿给他看一看，问问他是什么原因使你至今也得不到签证。”我发自内心地说道。
“用不着。我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吴修斩钉截铁地说。
我与吴修从不期而遇到现在的交往甚密，前后也就三个月的时间。然而我们之间所交流的事情像是已经相知相识了30年的老朋友。只是不时困扰我的是：吴修从最初到台里向我哭诉她的遭遇，乞求我以记者身份为她伸张正义，到以后她全心为我和教授穿针引线，而对自己的事情只字不提，我感到不解。
“这次教授来，你什么也不要谈，更不要谈我的事，不要让他感到我们有求于他才这样招待他。感情在于相处，水到才能渠成。”吴修一定是看到了我脸上的迷惑不解，所以又和颜悦色地补充道。
就在我和吴修热火朝天地做着各种教授来哈前的准备时，我们部的主任突然通知我去北京送一组专题节目录象带！我找不出不去的理由，但是时间的安排将使我与教授来哈失之交臂。当我沮丧地把这消息告诉给吴修后，吴修却马上心生一计：如果我在北京和教授碰面，这样比在本市见面风险小，效果好。我在她同意陪我一起去北京见教授的前提下，当天打国际长途电话去日本，告诉教授28号我可以去北京机场接他。这是我拥有这个电话号码三个月以来，第一次与教授通电话。
教授的电话打过了，去北京的车票也买好了。就在这时，吴修告诉我，她的父亲身体不适，她不能与我同行！我像一个初学游泳的人，原本把希望寄托在手中把持的救生圈上，却没料到游至江心竟失手离开了它。现在，只有凭借着自己的气力，惊惶失措地朝岸边游去。
——别无选择，我只能一个人去北京面见教授啦。
北京，不愧是首都，偌大个城市愣是被人海车潮挤得个水泄不通，家家大小宾馆旅客爆满。当我以最高效率处理完手头上的事务后，我便躲进自己住的小旅馆的房间里开始往各大宾馆打电话一一我从电话自学成才上寻找了几十家可以够上星级的宾馆电话号码，不厌其烦地对着话筒重复着我的愿望：我想预订一个单人房间！
然而，回答竟也是千篇一律：现在没有空房间。
怎么办？教授明天就到了，我总不能让他也住在我这样的四个人使用一个卫生间的小旅店吧？找人帮忙？其实在北京我还是认识几个朋友的，可是怎么对他们说呢？人心隔肚皮，还是少说为佳。
我开始后悔此行的安排，开始埋怨吴修帮我“请佛”，却不帮我“送佛”。现在的我除了坚韧不拔地守候在电话机旁继续给各大宾馆重拨电话，等待着某一位旅客提前离店的机会，别无它法。
傍晚时分，终于有一家四星级的饭店告诉我明天可望有一个房间空出！
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钟，当我准时站在了这家大饭店的服务台前，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证件！
在中国，证件在许多场合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证件来证明你的身份，即使你身怀百万也有难寻栖身之地的麻烦。房间是为教授定的，可是我手里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他身份的证件。急中生智，我拿出自己的证件以我的名义订下了房间。
我长出了一口气，庆幸此行的“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十二楼？高了点儿。不过，高点安静。我乘电梯来到铺着红色地毯的长长走廊，走廊一端的服务台内空无一人。
“有人吗？”我小声喊道。
在这样一个高雅、静谧的环境里，当走廊到处环绕着轻柔的西洋古典乐曲的时候，任何声响都会破坏掉这份温馨。不过，我还是要提高嗓门喊叫——因为1988年的中国内地宾馆，大多数还处于一种旧有的管理体制，当你在总服务台登记住店之后，要拿着登记卡到楼层的服务台换取房间的钥匙一一
一个身着红色西服的男服务员从边门走出。就在服务员递交给我房间钥匙的时候，旁边的一个房间门开了，走出两个男人。
“小雪？你怎么在这儿？”声音来自于那两个男人中的一个。
“天那，怎么会在这儿碰到他！”我的心一抖，暗中叫苦不迭。
没有隐藏的余地，没有回避的借口，我只能把眼睛转向对我说话的人——自从雪地上分手，我和他相识也有七八年了吧？八年头儿！他还是那样精神抖擞，还是那脸傲岸不羁，纯真和世故合二为一的交融仿佛他的名字一样独他所有。
“咏冬，你也来北京啦？”我从嘴里干巴巴地挤出一句话来。
“我刚从日本考察回来，今天早晨才下飞机。”咏冬的嘴角微微向上一翘，透出我所熟悉的那份自命不凡来，“你也住在这儿？”
“是呀！”面对身旁的服务员和我手中的钥匙，我只能硬着头皮说。
“总经理，王部长和齐总还在餐厅里等着我们呢。您看一一”咏冬身旁那位约50多岁的男人提醒道。
“你在这里住几天？”咏冬加快了语气问道。
“很难说，也许就是一、两天吧。”我信口开河地回答说。
这时，电梯的门开了一一
“我现在有个应酬，完事后我打电话给你。”他一边走向电梯，一边扭头对我说道。
打电话给我？打到哪里？当然是这间房子！这下麻烦可就大了，教授三个小时以后就到，如果咏冬真的把电话打到这里，当他听到一个男人用英文和他说话时会做何感想？如果我把这件事告诉给教授呢？说什么？难道对这位刚下飞机、未识几面的教授一见面就大谈自己的恋爱故事吗？
我的心绪完全紊乱，我无意去欣赏这间舒适宽大的客房。我依靠在沙发上，任凭思绪在脑际流动，反正离去机场接教授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我应该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呵，做人太难。
“人生如戏”一一许多人在许多场合都喜欢用这句话来概括人生。那么这些人的意思是人戏弄了人生？还是人被生活戏弄？也许这句话的哲理就在于它的模棱两可吧？
四年前的夏天，也是在七月，一个叫林晶的女孩子打电话给我，她说有事要与我商量，约我在电视台大楼对面的咖啡屋见面一一
下午两点钟，不是休闲的最佳时间，当我步入这间不大的咖啡屋时，便很快确认出给我打电话的那个姑娘就是迎门而坐的那个女孩子。其实她也不小啦，大概也就比我小一、两岁，只是她苍白的脸上带着几分清纯，就像她的声音带有几分柔弱一般地让人把她归属到女孩子那类。
“你是林晶，对吗？”我主动问道。
“我知道您一定是小雪啦。”林晶站起身，用很浓的“北京腔”说道。
“你找我有事吗？我好像从来也没有见过你。”我望着面前这位身材颀长，文雅而又文静的陌生姑娘，开门见山地说。
“也许我应该早点来见您。”林晶颓然坐到椅子上，眼睛不再看我而是盯在咖啡桌上，“知道吗，从认识他那一天起，他便对我讲你们的故事。我很傻，从南方大学听到了东北，总以为有一天我可以变成小雪，让他的梦想成真......然而，我错了，你、我、他三位并存的结果只能是我退出来。”
“林晶，你是在对我说话吗？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开始怀疑与自己谈话的对象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您忘记他了吗？他可是一直记挂着您。”林晶终于抬起了那双梦游般的眼睛。
“你在说谁呀？”我真的有些“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啦。
“咏冬啊，您真的忘记他了吗？”林晶露出不解的神情。
“是他让你来找我的？”我有些吃惊地说。
“不，是我想在离开这座城市之前，看看小雪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林晶的“京腔”开始升高。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