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岘
此刻，街道上行人稀少，自然就少了许多噪音。公共汽车虽然间隔时间很长，但是毕竟车内不再拥挤。我的良好心境一直保持到家门口。
“于泉一定又趴在图板上画图呢，今晚我应该做两个好菜给他补补身体。太晚了，也许他已经吃完晚饭啦......”电梯仍未修好，我一边爬着七层楼梯，一边在心里盘算着，不知不觉也就走进家门。
屋里一片漆黑。
“他睡了？”我轻轻地打开客厅的灯，瞥了一眼昨天夜里于泉还在拼命画图的图板——它静静地守在桌上。
“于泉是不是病了？”我急忙朝卧室走去。
空无一人！
“这么晚了，他去哪儿啦？他不是说这份设计图要的急吗？嗨，管他呢，一定是又被他的那些酒肉朋友找走啦。“我边换衣服边不经意地思忖着。
脱下了职业装，板结了一天的神经也就放松了许多。十点啦，我懒得再去做饭，胡乱地吃了一点东西便把疲倦的身体平放到床上。
“噢，糟啦，我答应过今天晚上去吴修家的......算了，太晚了.......何况我也没给教授写回信......明天，明天再说吧......。”
我的思维已经被睡眠麻醉，上床后没几分钟便坠入梦乡。
早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洋洋洒洒地把我从酣睡中摇醒——我发现于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睡在了我的身旁。
“他昨天夜里什么时间回来的？我怎么不知道？奇怪，居然没有往日的酒气熏天。”
我心里嘀咕着，但是却没有叫醒他。想到他平日里起早贪黑搞设计的那份辛苦，倒是庆幸他难得这样无所顾忌地睡个懒觉......
我轻手轻脚地走到厨房冲了一杯牛奶，随便吃了几口面包，然后梳洗打扮完毕就走出家门。于泉仍在熟睡。
办公室里已是窗明几净，部主任正在把一壶壶开水分送到三间属于我们专题部的房间里。
“主任，我来吧。”我接过主任手里的暖壶。
“很好嘛，今天你来得很早。我知道你在业务上一向是很努力的，但是，有些细微末节也是很重要的哟，像早上擦擦桌子，扫扫地就会给同志们留下一个极好的印象......”主任喋喋不休地开始了一天的第一个话题。
我对这位部主任一向是敬而远之。我对他在部下中的刻意表现和有意拉拢制造出来的威严和讨好感到既拙劣又庸俗；但是他毕竟是一部之长，我也没有忘记适当地去附合他几句。每当这时我便在心里怨恨我自己身上的这种劣根性。
信？我发现主任刚刚擦拭过的桌子上明晃晃地摆放着一封日本大学寄给我的信。我兴奋地拿起信来。
这时，我本能地感觉到主任的眼睛已经盯住我的手——我下意识地将信塞进抽屉。
“雪扬，昨天的讨论会上大家给了你很高的评价，你可不要因此而骄傲啊。好好干，咱们部需要你这样的中坚力量。现在有些年轻人缺乏政治经验，一窝蜂地想往国外跑。像台里的崔晓光吵着闹着地要去日本，现在怎么样？好好的记者不做，跑到日本给那些资本家扛纸盒箱子......留学？谁知道他都做了些什么？都接触了什么样的人？台里还会要他吗？幼稚，幼稚呀！”主任不紧不慢，面带微笑地自说自话。
我听出了弦外之音，附合的微笑僵硬地固定在脸上。这几天，台里上上下下都在议论着停薪留职去日本留学的崔晓光是如何的落魄，而“风源”起于台长一行五人到日本的访问。大家都说晓光当时正在东京读书，按理讲他是可以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的，可他竟然没敢露面儿！有人说他穷困潦倒，无颜面见台长；也有人说他沿街流浪向日本人要大饼子吃。当然也有一两个人说他因为混得好，想长期留在日本，不打算回台里工作了，所以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巴结台长了。总之，大楼上下的人都在兴致勃勃地根据自己的臆想议论着以往他们并不十分熟悉而今又远离他们在异域生活的人。 我不想参加到这场“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游戏中去，因为有一点简单常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一目了然的 ——日本根本没有大饼子！ 用苞米面做成的大饼子，是中国人在最穷困时吃的食物。
“铃...... ”电话响了，我借机接过电话。
“小雪，昨晚儿你咋没来我家？”是吴修的声音。
“对不起啦，昨天太忙，我加班到晚上九点钟才回家。”我说。
“给教授的信写好了吗？不能再拖啦......”吴修迫不及待他说。
“我——，我明白你的意思，今晚我去你家。就这样，见面再谈。”我急忙搁下电话，惟恐主任抓到蛛丝马迹。
其实主任已经不在办公室啦。同屋的人在陆续走进来之后也都分头在自己的桌前忙碌着，没有人过多地注意着我。然而我不敢触摸那封我迫不及待想要打开的信，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送走了漫长的八个小时，送走了办公室里的最后一位同事。
“申请表？”当我打开那封在我抽屉里躺了一整天的信时，我惊喜交加地险些叫起来。
尽管教授来信说这家大学已经表示接收我入学，但是毕竟如海市蜃楼，让人有些不着边际。然而此刻......
我迫不及待地翻开字典查找我感到陌生的字眼。经过一小时的努力，我基本上按着要求填好了表格，然后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邮局一一因为六点钟关门，我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把信寄出去。
从邮局里走出来的时候，我仿佛已置于异国那铺满樱花的校园内，同一肤色的日本老师和同学都很友善地向我伸出了双手......
我不再为去美国还是日本而犹疑，也不再为如何给教授回信而困扰。我带着这种轻松来到吴修的住处。
吴修虽然没有结婚，但是却没有像一般女孩子那样在出嫁前与父母住在一起，她独自一人住在这五楼的一个单元里。这个单元虽然一屋一厨，房子并不太大，然而这对于住房紧张的中国人来说，一个人住已经近乎奢侈。当我第一次踏进这个门槛时，我被房间里的精巧布置和一种捕捉不到的温馨感所迷惑，因为房间里那浓厚的浪漫气息与吴修那种其貌不扬、不加修饰的外表形成了一种反差，我甚至朦胧地感觉到这种反差能令异性产生一种新奇、并被诱惑着想重新认识这房间的女主人......
今晚屋里很热闹，下棋、打麻将的声音不绝于耳。吴修把我带领到麻将桌前。灯光下，我发现在“英语角”见过一面的小男人胡涛居然坐在麻将桌旁。吴修告诉我坐在他身旁的那个带深度眼镜的瘦小女人是他的妻子——某大学的英语教师。
我的目光停留在胡涛对面座位那个眼皮都不曾抬一下、十个搓麻将的手指有六个带着不同形状的金戒指的女人身上......
“向红，我给你介绍一位咱们的老同学——”吴修讨好般的对那女人说。
浓艳的女人抬起了头——她还不算难看，只是肥胖压倒了她的美丽。
“噢，你是小雪？我是刘向红啊，你不记得我啦？”
刘向红？那个又瘦又小，穿着补钉裤子上学的刘向红？会是她吗？
记得中学二年级的时候，学校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在班级“忆苦思甜”，控诉旧社会的黑暗。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出身于“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家庭，我就曾为此绞尽脑汁用父亲的“革命干部”的身份掩盖了地主的爷爷和军阔的姥爷所留给我的“耻辱”，总算是蒙混过关。然而刘向红的爸爸本人出身地主，故尔她就是名副其实的地主女儿——地主的女儿又有什么资本来“忆苦思甜”呢 ？ 我永远记住了当时的刘向红站在同学面前那种不知所措、眼角挂着泪珠、孤立无助的神态......
“女大十八变。向红越大越漂亮啦，是不是？你们都有福哇, 一个找了个工程师，一个找了个有实权的警察。不像我，至今仍然是一个人飘着。”吴修有意调和出一片亲密的气氛。
“谁让你心野，总想出国？要叫我说呀，你们这些文化人就是吃饱了撑的难受，穷折腾！”刘向红居高临下般地说道。
“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是接着打牌吧？”胡涛心急如焚般地一边看着表一边建议道。
“对对对，你们接着玩儿。影子，过来代姐摸几把，我和你小雪姐还有事要谈。”吴修对在一旁下棋的小伙子喊了一声，然后用脚碰了一下胡涛的脚，“好好玩儿。”
“想不到胡涛这样的大博士对麻将也有这么大的瘾，今天既不是假日，又不是周末。”我等到吴修把我带到了唯一清静无人的厨房里时，才把憋在心里的话吐了出来。
“他那个呆样儿哪会打麻将。告诉你吧，向红的丈夫权力大着呢，专管发放护照......”吴修趴在我的耳旁悄声说道。
“因为向红的丈夫管护照，所以胡涛为讨她的欢心就要陪她打麻将，对吗？”我想起了刚才在麻将桌旁向红表现出来的居高临下、不可一世的神态就令我反感。
“你别小看玩麻将，这里的学问大着呢！好了,书归正传,咱们还是谈谈给教授写信的事吧。”吴修提醒道。
“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事儿的。今天我收到日本大学寄来的申请表格，很正规。看来教授为我还是用了不少心思。我决定还是去日本，我......”我开始兴奋起来。
“等等。我看你还是等一等再填写表格。你马上给教授写封信，先看看能不能去美国再说。”吴修打断我的谈话说道。
“我已经把表格填好寄回去啦!”我说。
“什么？你怎么这么性急！你——”吴修几乎是气急败坏地喊道。
“...... ”我哑然地望着她，不知何以使她恼怒到这种程度。
也许吴修意识到自己的冲动，她长叹一口气，恢复了以往的平和 。
“唉，我还不是为你着想。不瞒你说，你跟这个教授也就是一面之交，他凭什么这么卖力地去帮助你？你想过没有，他既然向日本大学表示为你出经济担保，校方又不允许你在日本打工，而你在日本既无经济实力又无亲朋好友投靠，到时候你不靠他行吗？我是担心到那个时候你就被人家攥在手心里，想摆脱也摆脱不掉啦。”吴修杞人忧天地说道。
“你怎么不早点儿提醒我呢！”我开始后悔把表格寄出去太快，开始埋怨自己没有事先与吴修商量。
“这些话如果不是冲着老同学的份上，是不能说的。”吴修极为真诚地说道。
“现在怎么办呢？”我真的有些六神无主啦。
“嗨，表格虽然寄出去啦，但是去不去日本还不在于你？我看还是先给教授写封信，明确表示你想去美国。到了美国你就不用怕了，只要有我在，你就不用担心英语关。至于钱，打工两个月够你一年读书和食宿费用了，到那个时候，如果教授有什么非份之想，对不起，就和他Bye-bye...... ”
吴修的话被推门进来的刘向红打断一一
“又和谁Bye-bye呀？瞧你们唠得这个热乎劲儿，也不叫我一声。”刘向红笑着，脸上不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神情 。
“你是大忙人，我哪敢浪费你的时间呀！”吴修也笑脸迎去。
“还不是你给我揽的活儿？说心里话，如果不是冲着咱们老同学的面子，我才不管他这档子糟心事儿呢。”向红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大把钱来。“把这钱替我还给胡祷。一个教书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不瞒你们说，愿意和我玩麻将的人，一次就输给我四位数的人有的是......话扯远了。替我告诉胡涛，我刘向红向来说一不二，他的事我一定会尽力帮忙。不过，吴修我可是老实告诉你，你这么卖力地去帮他出国，最后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从法律上讲,他出去后只能申请他老婆出去而不是你......”
虽然向红是在对吴修说话，但是我却被她这番嬉笑怒骂所打动。眼前的向红不再是15年前孤苦无助的中学生，也不是几分钟前那个趾高气扬的阔妇，她综合了两者的差别，她证明了时间的魔力。
“我们都是天生的操心命。小雪今后也少不了麻烦你呢。”吴修显然是不愿意继续向红的话题，她转而把话题指向了我。
“你也要出国吗？咋不早点告诉我？”向红握住我的手，亲热地说。
“还不知道成不成呢。”我留有余地地说。
“没关系，办护照的事我包了。”向红不加思索地说道。
“...... ”我似乎应该说几句感谢话以回报这种热情，然而脸上的肌肉却明显表示出内心的反感：难道不找你就办不成护照？！
“这叫‘朝廷有人好做官’。有人三、两天就能拿到护照，没人等上三、两个月也是正常的。”吴修填补了我的空白。
“好啦，好啦，别再替我宣传啦，我现在揽的事已经够多啦。小雪，我先走了，改天和吴修到我家聚一聚。我知道你现在是大忙人，也算是名声在外，就算我有心请你，也怕难抬你这个大驾！”向红像一架上满弦的机器，“劈劈啪啪”地说着，脚也不停地朝门口挪去。
“我一定会去的。”我被这股热情所感动。
“影子，送你向红姐回家。”吴修冲着屋里的表弟喊道。
胡涛和他那瘦小的妻子闻声与影子一起走到大门口为向红送行。这种前呼后拥、众星捧月的场面使我再度想起中学时代那个身穿补钉裤子，站在全班同学面前孤她无助的刘向红。
“也许眼前的耀武扬威就是一种对昔日的补偿吧？”我在心里毫无恶意地嘀咕了一句。
“影子，开车稳当点儿，一定把你向红姐送到家门口!”吴修对身旁那位20岁出头、高高瘦瘦、极有精神头儿的小伙子讲道。
“放心吧，姐，哈尔滨这块地盘是咱家的，哪儿的犄角旮旯儿咱没去过?向红姐，请吧。”叫影子的小伙子边说边带向红朝楼下走去。
“问问小吴，钱也给出去了，这事儿能有多大把握？问问嘛。”胡涛的妻子悄悄拽了一下胡涛的衣襟，低声说道。
“我不管了，该做的我都做啦。”胡涛摘下眼镜，用袖口擦去脸颊上的汗，疲惫不堪地坐到了沙发上。
“你的事，你不管，谁管？”吴修显然是听到了他们的对话，他把向红退回来的钱放在麻将桌上，“人家向红哪天不赢个千八百的，她根本不在乎这几个小钱。
“怎么，她嫌钱少？”胡妻开始紧张起来。
“完了，没希望了。”胡涛沮丧地垂下了头。
“向红说啦，这件事就是冲我的面子也一定帮忙。我看给钱的事以后再说吧，你们还是马上把手续准备全了”吴修颇有大将风度般地说道。
“没问题，工厂是我爸承包的，一百多人全听我爸的。”胡妻受宠若惊地抢先说道。
“就这样吧，我还有事与小雪商量，今天我不多留你们啦。”吴修面带微笑地下着逐客令。
胡涛夫妻俩带着希望离开了这间小屋，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吴修两人。
“来，现在就给教授写信。”吴修把麻将推到一边儿，把笔和纸摆在了我的面前。
“我心里很乱，不知怎样写才贴切。”我像一个需要指点的孩子一般用求助的眼睛看着吴修一一这种求助于人的神情对于我是陌生的，但是在吴修面前我认同了它。
“亏你还是个大记者！你随便写个意思就行，不用咬文嚼字，反正一会儿我要翻译成英文。”吴修说道。
“谢了！”我第一次发自内心地冲着吴修一笑。
我很快写完了给教授的信。
“怎么这么干干巴巴的？你的文采哪去啦？”吴修看完草稿叫道。
“我在新闻部门工作，和外国人通信一定得格外小心。”我说。
“这倒也是。这样吧，今后教授写给你的信寄到我单位，由我转给你。我们大学外教多，交流信件也多，不会有人注意这事的。”吴修想了一下说道。
想起了今天早晨主任的旁敲侧击，我便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很动感情地告诉吴修，“文化大革命”时揭发批斗我父亲的人多是他的吃喝在一起的朋友，所以从那时起我便不敢轻易和别人做朋友，特别不敢和同性人做朋友......然而，她使我改变了这种看法，我为交到她这样的朋友感到幸运。
总之，我就是带着这种感激不尽的心情离开了吴修的小屋，心中荡满了友谊的温情，我把自己融入到夜色的黑暗中也没有感到丝毫的恐惧。
家，潦黑一片，它和昨天一样静悄悄地空无一人。
“已经十点多钟了，于泉为什么又不在家？”一股无名火猛然袭上我的心头。桌子上的图纸和绘图用具如两天前那样以同样的姿势静卧在那里；窗外的夜色加重了屋内的死寂，使我不能像昨夜那样超然度之。我突然发现与自己同床共枕的人在彼此的忽视中形同路人，我不知道他都做些什么、想些什么、干些什么，他似乎也不在乎我的想法、我的欲念、我的需求。
“不行，今晚一定要和他谈谈出国的事情。”想起儿子，自然也就强化了对家庭的责任感，我决定尽早把出国的打算告诉于泉，以便我们有充分的时间把儿子安顿好。
十一点多钟的时候，准确地说是十一点四十五分，于泉终于跨进了家门。我在卧房里没有动。
我听见他蹑手蹑脚走进厨房喝了几口水，然后又轻轻地走进卫生间，似乎在洗澡。由于水流小，声音也自然低了很多。这份从来未有过的小心谨慎使我心中的气恼消失了一半，心中暗自惊于他何时学会了在细微末节上体贴别人。
我拿起于泉的睡衣走出卧房。
“我，我以为你早就睡了呢！”从卫生间走出来的于泉几乎与我撞了个满怀。也许是意外的原因，他竟打了一个冷颤。
“怎么才回来？”我把手中的睡衣递给他。
“几个朋友吃饭，一说一唠就回来晚啦。”于泉一边解释着，一边受宠若惊一般把睡衣穿在了身上。
“你不是说这个设计图要的急，怎么这两天你都没碰一下？”我指着桌子上的图板说道。
“没劲。我辛辛苦苦在图板上趴一个星期的钱还没有人家在日本打工一天挣的多。”于泉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情。
“谁说的？听说留学生在日本不许打工。”我想起了吴修的话。同时也惊奇于泉两天不见面的变化。
“我的朋友刚从日本回来——”于泉突然顿住，半晌才说，“在日本只要你肯吃苦，一天打两份工不成问题！也就是说像我现在这样又工作又搞设计，还不如人家端盘子端碗挣得多呢。”
“如果是去日本读书，即使能打两份工也不能干，因为去的目的是读书，不是光为了挣钱。”
“你的思想早就过时了。如果我能出去，我就拼命挣钱，挣它个十万、二十万的，然后回国一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用像现在这样拼命画图捡人家的残羹剩饭！”
“你也想出国？”我终于忍不住的问道。
“随便说说。”于泉把目光避开了我。
“既然你不急着画图，我想今晚咱们就好好谈谈今后的打算.......”
“不行，不行。这个设计已经接手就一定要按时完成，否则不但赚不到钱还要赔钱。”于泉边说边朝放有图纸的桌子走去。
“你去喝酒就可以两个晚上不画图，我要和你商量点儿事情你就忙着去画图。不行，有些事今晚上必须和你讲个清楚！”我恼怒地说道。
“好好好，大不了我今晚干个通宵。说吧，媳妇。”于泉把手中的绘图笔放下， 笑嘻嘻地说道。
“好吧，既然你今晚一定要搞设计，那我就长话短说。你知道我一直想出国留学，可是我们的儿子还小，我必须把他安排好才能放心出去。所以——”我尽量使自己心平气和地说。
“你拿到手续啦？”于泉问道。
“还没有。”我没有说日本大学已经寄来表格，因为我自己还没有确定去还是不去。
“那你急什么劲儿。出国不是那么简单的，就算你拿到手续，光办护照也要等上个三、两个月的！”于泉又捡起了绘图笔。
“那不一定。我有个同学的丈夫管护照审批，她说有人一个星期就可以拿到护照......”我竭力强调时间的紧迫感。
“哎哟，他丈夫是不是姓薛？专管留学护照？”于泉颇感兴趣地问道。
“我不清楚。不过，她丈夫确实是管发放护照的。”
“太好了。小雪，你一定要帮我一个忙。”于泉兴奋起来，“我刚才说的那个从日本回来的朋友是回来同她丈夫办理离婚手续的。本来一切都还顺利，谁知他丈夫办完手续后竟然偷走她的护照还不承认，害得她现在留也留不下，走也走不了。不瞒你说，今天我就是为她跑这事儿去啦。公安局的人说这事无凭无据，不能认定是她丈夫拿走护照；想办个新护照吧，姓薛的说就算手续全了，也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可是你知道吗？她的签证还有五天就期满了，等拿到新护照已经太晚了。”
“原来你这位朋友是个女的呀？我说你这两天怎么像丢了魂儿似的不着家呢！”我开玩笑地说道，其实心里很同情这个女人的遭遇，只是拿不定主意是否为此事去求助于向红。
“不瞒你说，我是怕你多心才不敢告诉你徐倩回来了。”
徐倩？我认识一个叫徐倩的女人吗？不，不认识。为什么这个名字又在我的记忆里时隐时现？
“你是说那个学画画的吗？”我问。
“我就知道你一定记得她。她从中央工艺美院毕业后没几年就去了日本。本来她在那儿干得不错，改行学时装设计，谁知道她丈夫是个大色鬼，把她从日本寄来的钱都用在一帮女人身上，还惹了不少官司......”于泉津津乐道地说着，,他根本没留意我的感觉。
“你还有完没完？已经十二点半了！还是谈谈我们的事吧。”我打断于泉的话。
“你听我说完嘛。这次徐倩回来，房子和儿子都判给了男方，工作单位也正式把她除名了。还记得吗？她妈妈死得早，爸爸平反后又结了婚。虽然她在父亲家暂时住几天没什么，但是长了总不是事儿。徐倩真的可怜，如果这次她不能按时回日本......”于泉一脸杞人忧天的神情。
我被于泉这种神情所激恼，我似乎看到了徐倩的妈妈在死前是怎样握着于泉妈妈的手说希望两个孩子长大后能够结婚；我似乎也看见了于泉由于徐倩背叛他与别的男孩子恋爱而给他带来的痛苦折磨。总而言之，一种陌生而又强烈的情感油然而生。我恼怒地转身走进卧房，把门“砰”地一声关上。
良久，我的脑子处于一种真空状态，似乎没有思维存在。继而，奔涌的思潮又在自我和自私的撞击中达到了一种豁达的境界——人要做到不庸不俗，首先就要学会不小气。于泉无非就是在徐倩需要帮助的时候助她一臂之力，我干嘛要这样大动干戈呢？我决定以一个女人的同情心去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女人。
我走出卧室。
“我找我的同学试试，看看能不能早一点帮她拿到新护照。”我对呆坐在桌旁的于泉说道。
于泉也许没有想到我的态度转化得如此之快，故尔，半晌没有说话。
“你告诉徐倩把材料准备好，明天我可能带她去我同学家。”我补充道。
“啊，小雪，你真好！”于泉似乎才明白过来，猛地把我抱住。
“离我远着点儿！”我推开他。每一次都是这样，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说话、交谈，但是他的亲昵却让我本能地反感和排斥。
“你要和你的同学说清楚，离签证到期只有五天了，过了这五天，拿到新护照也没有用啦......”于泉仍不放心地叮嘱道.
我讨厌他这种过于关心的表情，我没有再理她转身回到了卧房......。
第二天晚上六点钟，吴修准时来到电视台大楼门前——
“嗨，你有没有搞错？他们可不是一般的朋友！“吴修见面就向我说道。
“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再说感情这东西是限制不了的。”我笑着说，竭力表现出无所谓的神情。
“也许你也有你的打算。”吴修狡黠地一笑。“人呢？我可是和向红说好了七点钟在她家见面啊 。”
“我已经打电话给于泉了，他们应该快到啦。”我说。
正说着，一辆出租车停在了离我们的不远处，于泉和一个青年女子走下车朝我们走来。我知道那个女人一定是徐倩，只是没有想到这个遭受离婚、失子、丢护照的多重打击的女人看上去竟然像是一个刚刚走出校园的女大学生——一个新潮的女学生！
“小雪，你可要当心哟。”吴修捅了我一下，又是狡黠的一笑。
徐倩这时已站在我的面前一一其实她并不十分漂亮，按照中国人的现代审美标准来看，她的眼睛似乎小了一点，嘴巴又似乎大了一点。她的服饰也很简单，一套“牛仔”装、一双“旅游”鞋，没有太多的装饰品点缀在身上，甚至时下流行的女人一定要带一枚戒指在手指上也被她忽略掉了。然而，风格独特、做工精巧的“牛仔”服被主人用几抹油彩随意性地涂抹在适当的位置上，明显给人一种不饰雕刻的与众不同。
“嫂子，真不好意思，第一次见面就给您添麻烦。”徐倩亲热地拉住我的手说。
“希望我能帮上这个忙。”我本能地排斥这种热情。我借机介绍吴修而把手抽了出来，“这是我的朋友吴修，她带我们去那个人的家。”
“吴修姐，麻烦您啦。”徐倩甜甜地一笑。
吴修矜持地笑了笑，算做回答。
“上车吧，有话车上说。”于泉在一旁催促道。
“吴修，他就是于泉。”我几乎忽视了于泉的存在，急忙补充道。
“我早就猜出来了。我叫吴修。”吴修主动伸手与于泉握手.
“嘀......”出租司机不耐烦地按着喇叭。
“催什么？怕我们不给钱呐？今晚我们把你这台车包下啦!”于泉大声地对司机喊道。
司机自然是以挣钱为自尊，他并不在乎别人的语气是否强硬。但是我却从于泉强硬的口吻中第一次发现于泉竟也有那种财大气粗的蛮横，而这种蛮横此刻又似乎被有意夸大。
“上车吧，七点钟也快到了。”我不知道是给于泉找个台阶下，还是为自己找个台阶。总之，我带头钻进了车里。
在车上，于泉没有再多说话，倒是徐倩一路上说个不停。也许是她感到有求于人，所以才格外讨好我和吴修。不过，尽管有些言过其辞，但是她那庸而不俗的言谈和甜而不腻的表情却让人找不到反感的借口。
“徐倩，咱们既然是朋友啦，我就向你交个实底：你出国这两年国内变化很大，不论办什么事，有钱没人不行，有人没钱也不行。”吴修带笑说道。
“吴修姐，这事您不说我也明白。”徐倩从小皮包中取出一个精制的天鹅绒布面的小盒子，她从里面拿出一只镀金的瑞士浪琴女式手表和一枚日本制造的多功能打火机，“您看这两样能拿得出手吗？”
“其实，如果向红的丈夫肯帮忙，那也是看在向红和我们的关系上，送东西只是为了表示感谢！”吴修不无渲染地说，“我看这两样东西还可以。”
我不喜欢吴修这种故弄玄虚的姿态，但是又必须认可吴修说的是事实。无奈中我开始从内心深处怜悯眼前的徐倩——此刻，她多像一个淹溺在水中的人突然间发现一根稻草漂浮在眼前便紧攥住它犹如握住了希望啊！
“我没有理由不去帮助她！”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比常人伟岸而高大，并庆幸自己超越世俗的狭隘和小气。
七点钟，我和徐倩准时来到向红家的门前。因为吴修说办这种事最好不要有第三者参与，所以她和于泉坐在车里等我们。
向红的家豪华而又拥挤，而拥挤的原因是东西太多而又太大：大彩电、大冰箱、大音响、大钢琴，总之，给我的感觉就像向红本人十个手指有六个带着金戒指一样说不出哪里让人不舒服。
“向红姐，您这张结婚像片照得太好了。瞧！透视感多强。彩色也搭配得恰到好处。向红姐，不是我说好听的，您这张照片拍得跟电影明星似的。”徐倩一进屋便抓住了话题。
“不瞒你们说，这张结婚照是我们儿子都两岁的时候补拍的。我们结婚那时哪兴穿婚纱呀！”向红被捧得心花怒放。
徐倩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本事——她可以在几分钟之内与不同文化背景和层次的人找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事情进展得要比我想象的顺利得多，那只浪琴手表已经戴在了向红的手腕上；那只多功能打火机也在徐倩示范着给向红丈夫点了一只烟后，归属到另一个主人子里。总之，当我们走出向红家门的时候，主宾皆大欢喜：徐倩可以在五天之内拿到新护照，原因是不需重新申请和审查，按上一次申请护照时的档案资料补发新护照；向红夫妇帮这个忙，没有太大的法律上的疏漏，充其量是灵活动用其原则，然而报酬还算丰厚，何乐而不为。
然而，我的心情却是一片混沌，就像看了场结尾是皆大欢喜的悲喜剧，该悲的地方没有眼泪，该喜的地方又笑不出声来，希望结尾处皆大欢喜，但又遗憾没有留下任何想象一样，内心找不到一种感觉来认同自己。
由于向红的丈夫交待徐倩必须按法律程序在报纸上登载一条声明原护照作废的广告才能办理新护照，所以她必须连夜找人去办加急广告。这一次我没有随同，我让于泉与徐倩坐着那辆出租车走了。
“走，到附近饭店吃点东西！”吴修似乎看破我内心里的失魂落魄，她没有马上离开我。
“对了，我们还没有吃晚饭呢。走，我请你！”我也无意回到那冷冰冰的家，便推着吴修走进离向红家不远的一家餐馆。餐馆不大，座位也不多，加之已是晚上九点钟的缘故，顾客寥寥无几。
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
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
是否，应验了我说过的那句话，
一一情到深处人孤独。
这首正在中国大陆流行的港台歌曲，以它独有的缠绵和哀婉，声声如泣地萦绕在小店的空气里......
不知道是酒精的缘故，还是音乐的感染力太强，我的眼泪忍不住地冲出了眼眶。
“我真摸不透你是怎么想的。如果你爱他，你就不应该在那女人面前做大方。”吴修摆弄着手中的啤酒杯说道。
“你能告诉我什么是爱吗？我和于泉不吵架，不斗嘴，不为钱财钩心斗角，更不计较谁得谁失。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不快乐，起码我不快乐！他跟别的女人走我不快乐，可是他在家里我也不快乐。”我舌头有些发硬，但是头脑很清醒，很想一吐为快。
“你喝得太多啦。”吴修拿掉我手中的酒杯。
“我好羡慕你单身一人，不用像我背着家庭的十字架想甩也甩不掉！”我想把所有的话都告诉给吴修，乞求别人的理解。
那天晚上我一定说了很多，但是到底都说了什么，事后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第二天清晨起床，于泉已经穿戴整齐准备出门啦——
“昨天晚上那个王八蛋偷偷把护照送回来了。这小子，存心折腾人嘛！”于泉愤愤不平地说。
“那要赶快告诉向红不要办新护照了。”我的记忆开始恢复。
“可不是，我还要去报社取消广告。”于泉抱怨地说。
“怎么这些你还要管？”我的语气开始降调。
“徐倩打算这两天就回日本，所以很多事我不帮她怎么办？对了，她说今天晚上在黑龙江大酒店请我们吃饭表示对昨天的感谢。
“我不能去，今晚要在台里剪片。”我重新躺到床上，脑袋像铅块般地沉重。
“那一一那多不好，人家可是诚心请你。而且还有其他人......”于泉面带难色地说。
“你可以去嘛，代我解释一下不就行啦！”我自己都不知道这口吻是表示大度还是小气。
“那我今晚可能回来晚点儿啦。”于泉转身朝大门走去。
“这几天你回来得还不够晚吗？”我想甩出这句淤积在心口的话，但是话到唇边又咽了回去。从这一天起，我似乎对姻缘有了新的认识。“有缘终需有，无缘莫强求！”
（第二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