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岘
三月，虽然已是初春时节，但是位于中国东北部的哈尔滨市，仍然处于乍暖还寒的季节。此刻，覆盖着整个城市的冰雪已经消融，然而象征着春天的绿色还在蕴育之中，城市一片灰褐色。如果此刻游人到这里旅游， 一定奇怪为什么哈尔滨被中国人奉为“东方的莫斯科”、“东方的小巴黎”？只有当他在熟人的引荐下，穿过几条本世纪初用石头砌成的“马路”，凝神于“马路”两旁那些在亚洲国家并不多见的欧洲风格的建筑和耸立于街头巷尾的东正教大教堂时，他才能领悟出为什么哈尔滨人喜爱用啤酒、面包、小肚来招待客人，并且享有“喝啤酒像灌溉，吃面包像锅盖”的传奇之称。其实哈尔滨人吃的面包的确与众不同，它也确实形如锅盖，一个就重达三斤。不过只有哈尔滨人知道它不叫面包，而叫“咧巴”。至于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从未有人追究过。因为自从本世纪初第一条从中国东北通往俄国的“中东铁路”竣工之后,便有许多俄国人涌向哈尔滨，从此“咧巴”便印在了哈尔滨人的脑海里。
至于何以称哈尔滨为“东方的小巴黎”便很难找出历史依据了。因为这里既没有法式建筑又无巴黎那宜人的季节，如果说有一点联系的话， 那就是哈尔滨人注重衣着打扮闻名于全国而使人联想到闻名于世的法国时装表演。总之，哈尔滨特定的地理位置使它拥有太多的故事。也许就中国大陆而言，这里是边疆极地，故而历次“政治运动”波及到这里仅剩下余波，所以被称为“神经末梢”。风靡全国的“出国热”也是几年后才涉及到这座东北大城市的高等院校和知识阶层的一小部分人中来的 。也许我和她属于这一小部分人之中的一分子吧？ 我是在遇到她之后才得出这一结论的。
是的， 就在三月份的一个下午，我在办公室接到她打来的电话：“嗨， 小雪，我是吴修啊! 还记得我吗？”
我一时语塞。因为来不及从记忆里查出这个陌生的姓名。但是，叫我小雪的人并不多， 因为这是小名。 自从到电视台工作便没有人叫过。
“喂 ！你是不是想不起我了？我现在在你们电视台会客室里给你打电话， 因为门卫不让进， 一定要你下楼接我才行。”电话里的声音似乎多了几分熟识。
“好， 我马上就来。”尽管我每天最不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便是上下11层楼把来访者接到办公室， 但是此刻却很高兴利用乘电梯的机会从记忆中找出这个吴修来。
吴修？是她吗？如果是的话， 她应该是我20年前的校友。尽管那是小学校， 当时她叫吴反修， 我们不是一个班，是同一年级。 文化大革命取消了中队长 、 大队长的称号， “红小兵”替代了少先队员， 她成了“红小兵”的“头儿”。我还记得她在一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讲用会”上慷慨激昂地批了一通修正主义路线， 话音未落，一个淘气的男同学冲着她喊道“吴反修听起来像不反修”， 当场她改名叫吴修， 意思是修正主义无法生存在中国大地。那时我们已经是五年级的学生了。 文化大革命使每一个孩子都过早成熟， 而这种成熟则不同程度地表现在忠于毛泽东思想上。尽管我恨一个人为什么在一分钟之内就更换了自己的名字，如果人人如此， 这世界不就乱了套了吗？但是我马上就带着赎罪感随同全校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以表赞成。
中学时我们分到一个班。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称呼她都有两个名字困扰着我，似乎“吴修”比“吴反修”更为陌生，以至于每次说到这个名字都感到难以启齿。最后我索性就尽量不与她打交道了。此刻已是文革后期。在“九年一贯制”的教育制度下， 我们还剩下最后两年。就在这时， 与世无争的我听到了一些有关她的“桃色”新闻： 她在追求我们的班长， 她控制住了我们的班长，她在学习小组里表现出对班长的过分殷勤等等。不管最后结果怎样，至今我也弄不明白何以使她有胆量去追求这位全班女孩子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当时男生女生界线分明， 除了开辩论会时不分彼此争得脸红脖子粗而外，大多数人是不会私下交谈的。即使是同桌，男生也要用刀子在桌子上划出一条线，表示界线分明。 她长得又极其平常——高额骨、 小眼睛， 厚厚的嘴唇更突出了她那一口大牙。女同学背地里都叫她“大包牙”。当然我得承认她的一双修长的手和细腻的肌肤被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女学生给忽略了。但是她让女同学忌恨的不仅仅是因为夺走了这位“白马王子”， 更多的是她在男班长面前制造了太多的是非。为了不卷入她那“三寸不烂之舌”的灾难中去，我始终对她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以致于同窗多年， 既无“苦读”的友情， 亦无“战友”的情谊。“上山下乡”成为中学生的毕业仪式， 据说当班里的绝大多数同学不得不去农村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时， 她幸运地留在了城市......
我不愿意继续我的回忆， 因为回忆使我本能地排斥去见一个我不喜欢的人。 当我走下电梯的时候， 我希望来人是另外一个什么吴修、 刘修、 李修， 就是不要是她。会客室里果真没有那张熟悉的面孔， 我松了口气。 就在这时， 从一张椅子上站起一个年轻女人， 只见她拨开其他的来访者迎面朝我走来。
“小雪， 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呀， 我是吴修 ！”迎面朝我走来的那个女人边说边亲热地握住了我的手。我的手被动地随其在空气中摇摆了许多下之后， 我才确定站在自己面前的女人正是吴修。 她的眼睛似乎比过去大了，而且仔细看还会发现一丝手术后的人工痕迹。不过，一副宽边眼镜却恰到好处地模糊了人们的视线， 同时也遮住了两颊高耸的颧骨，使脸部的棱角比我记忆中的和谐了许多。虽然厚厚的嘴唇和突出的包牙依然如旧， 但是适度的微笑使热情的言谈中又多了几分憨厚。
“早就听同学说你在电视台工作， 一直想来看你， 但是又怕耽误你的工作， 所以拖到今天才来。”也许是因为我没有表现出见到老同学时的那种惊喜的表情的缘故吧， 她不容我开口便喋喋不休地叙述起中学时代的往事以掩饰内心的局促不安。
她已不再拥有女孩子特有的丰满体态， 而是多了几分妇人的臃肿和倦怠。不过这种变化里渗透出一份成熟、一种平易，加上那憨厚的微笑和热情的言谈，我被真诚所征服，开始为自己在几分钟前还对中学时代的她耿耿于怀而深感羞愧。
为了弥补我对老同学的冷落，我急忙解释说15年的变化太大了，我们都已经从不谙世事的女孩子变成了成年妇女， 所以一时认不出来她了。
“听说你要出国？怎么还没走？”为了表示并没有忘怀同学之情，我加重了关心的语气问道。 其实这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旧时的同学告诉我的。当时我并未在意， 只是佩服她永远是时代的幸运儿。
“说来话长了。不瞒你说， 我就是为这件事儿来找你的。”她的微笑瞬间消失在沮丧的情绪之中。
出国找我？我如坠五里云雾之中。但是职业的缘故使我判断出她一定有事求我， 否则她不会硬着头皮来找一个与她并无太多友情的同学来叙“同窗”之谊。
“这里不是长谈的地方。走，到我办公室去坐坐。”我在她的会客证上签了名字， 带她通过了全副武装的门卫， 来到我的办公室。办公室里仅有我们两个人， 谈话很快就进入了正题 。 她拿出去美国的护照给我看，并且说她的舅舅是她的美国担保人，美国现在L大学同意收她入学，她随时都可以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办理签证手续。
“那你还等什么呢？”我不解地问.
“我想在国内结了婚再走。”她不假思索地答道。
“你有男朋友了吗？”我小心翼翼地涉及这个敏感话题。
“已经认识两年了。”她躲开我的目光。
“嗨 ！ 那还不赶快结婚？都快30岁的人，还等什么?”现在我真正以一个老同学的情感埋怨起她来。
“是他不想和我结婚。”她似乎喃喃自语地说道。
“什么？他是干什么的？”我有些气不公地问道。
“在制药厂工作。”她答道。
“那就算了吧， 何必一定要先结婚后出国呢？ 强扭的瓜不甜。 也许你到了美国会碰到更好的人选， 没必要自寻烦恼嘛。”我发自内心地开导着她。
“我怀过他的孩子。”她一板一眼地说道。
我哑然了。在中国没有结婚便已与男人同居过的女孩子已属于大逆不道了， 而未婚先孕更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
“孩子呢？”我尽量以一种平静的口吻问道，以免伤害到她。
“我做了人工流产。”她简短地答道。
我没有再继续问下去，我只是气愤地说这样的男人实在是太没有责任心了。
她泪眼朦胧地对我说，如果我真的同情她的遭遇， 那就帮她一把，以记者采访的形式向男方单位的领导施加压力，以行政手段迫使男方屈于社会舆论而与她尽快结婚。
尽管我不赞成用这种强制性的手段去促成一对婚姻， 但是生存的体验和社会百态使我了解许多人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结合在一起的。也许这就是他们轻率所结下的苦果吧？好吧，“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我带着一股正义感，第一次带着个人的情感以记者身份采访了那个男人所在工厂的领导。
一位管理几千名工人的厂长接待了我。 我说明了来意， 并单刀直入地表示如果厂方对职工的不道德行为任其自然的话， 我们电视台将在社会专栏点名批评。
出我意料， 这位厂长并不在意我的记者身份， 似乎也习惯了这件事给他工作所带来的干扰。他触怒不惊地问我与女方是什么关系？掌握了多少真实情况？
我当然不能说我与女方是中学时期的同学啦， 我只回答说我对这件事情已经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
“如果你们新闻媒介硬要过问这件事的话， 你们可以做你们的事情 。但是要想让我们以行政手段迫使我们的职工决定他个人的婚姻大事， 我们不能。”厂长很干脆地表明了态度。
我们陷入了僵局。这是我当记者几年来第一次陷入了无力自拔的境地之中，因为这次采访是带有假公济私的性质， 使我失去了以往的自信。
“如果说你真的想办关于伦理道德节目的话， 我希望你放弃现在这个实例， 因为它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厂长缓和了一些语气， 以便双方不再敌对。
“你见过男方吗？”
“我只接触过女方。。 ”我心虚地回答道。 我后悔自己一时义气用事， 没有对事情做详尽的了解就贸然采访。也许我不该听信一面之词。
尽管我心中不停地否定着自己的这次采访所具的正义感， 但是想起吴修那泪眼朦胧的目光，我便认定自己的采访是无可厚非的，起码吴修的男朋友要对吴修怀孕这件事负起一定责任。
“我想见一下男方本人。他叫王生， 对吧？”我用不可否决的口吻对厂长说道。
“他是我们工厂二车间的一名普通工人。 如果不是吴修几次来闹,噢， 对不起，我不应该用这个词。总而言之， 如果不是吴修几次来找我们厂领导， 我几乎不知道王生是谁。见见他本人也好， 这会有助于你思考。”厂长说完便去拨动电话。
我趁厂长打电话这个空隙重新整理了一下思绪：既然一名普通工人就让吴修这样一个精明的人轻易地就委身于他， 而他却始乱终弃， 这个人一定颇有心计。 我应该在见他第一面时就以记者的身份给他一个“下马威”！
“厂长， 这事儿还有完没完呢？”一个虎背熊腰的健壮中年男子高声说着走进厂长办公室。
尽管来人的举止言谈略显粗鲁， 但是那股豪爽之气却给我留下很不错的印象。我暗叹吴修还算有眼光。
“他是王生的车间主任， 他可以向你多介绍一点情况。这位是电视台的记者，你们谈吧。 我有事先出去一下。”厂长介绍完便走出办公室。
此刻，我才明白来人不是王生。
“我想见王生本人。”我强调道。
“他是夜班， 今天休息。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好了。他那点窝心事儿， 我都知道。”他的大手习惯地搞了一下剃得平平的头发， 那副天塌下来他都能顶住的架势使我只好转攻为守。
“你认识他的女友吴修吗？”
“她把我们厂的门槛都快踩平了， 三天两头找我们谈小王的问题。我真是弄不明白， 一个大学老师为啥就死缠着我们厂的小工人不放!”
“她不是老师，只是在大学做一般行政工作。”我纠正道。
“在我们看来都一样。既然你是记者， 我就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我们这个小王啊， 你是没看到， 二十七八岁的人啦， 长得还跟个瘪茄子似的， 又瘦又小， 话起话来还磕磕巴巴。在厂里他除了工作好之外， 没一点能让女孩子喜欢的地方。你想啊， 就凭他这样一个人， 有一个大学校的老师要和他结婚， 他还不该乐得屁颠屁颠的呀， 他为啥要像躲瘟神似的躲着她呢？”
是有些出乎常理， 何况她正准备出国。 我几乎默许了这位主任的看法， 但是我不愿意我的采访就这样功亏一篑。
“感情是不能参照职业来衡量的。据我了解， 吴修是真心诚意地要与王生结婚”我在做最后的努力，想在说服这位主任的同时也说服自己。
“那是因为王生有个舅舅在美国， 吴修是要利用小王舅舅的经济担保出国。”
我愕然啦， 就像人们面对一个百年不解的谜底突然显示在眼前的那种不是惊喜而是惊讶的感觉一样。我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结论。
“如果王生真的不曾爱过吴修的话，为什么他要做出让女方怀孕这种不负责任的事情来呢？”我咄咄逼人地问道。
“证据呢？我们几次让她拿出证据她都没有。而王生如今是老鼠见猫似的躲避着她。你知道王生怎么说，他情愿工厂处分他，也不会和这个什么吴修结婚。他说，他怕她!”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还能继续话题吗？我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工厂。黄昏中，我望着下班的人流在朦胧的街道上穿行，一张张模糊不清的脸颊在我眼前划过，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观察能力是否开始退化。
人， 有时应该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否则稍微犹豫一下， 外界的因素便使你改变了正确的看法。
当我一五一十地把我采访的结果告诉给我的“委托人”吴修的时候， 我想我的疑虑已经毫不伪装地写在了脸上。
“到底为什么？”我直率地问道。
“我们打算一起去美国。”她沉默片刻， 说道。
“王生？他怎么可能？”在我的思想里， 能够出国的人大多是具有才华、有事业心的人去留学深造。 像王生这样一个无能而又可怜的人以何德何能去美国？
“小雪，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我要和王生这样的人结婚就是为了去美国。”
“是因为他有一个舅舅在美国吗？”
“既然咱们是老同学， 我也没什么好瞒你的啦。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出国前争取结婚吗？美国领事馆的签证官不愿意给中国大陆的年轻单身， 特别是没有结过婚的女人签证， 原因是怕有移民倾向。我已经被拒签过一次了。”
移民倾向？拒签？这些新鲜的字眼第一次灌入我的脑海， 使我意识到留学已不再是传统观念上的单一认识了。
也许是吴修那种对老同学毫不保留地吐露心曲感染了我吧， 或者是我也想获得一些有关出国的信息，总而言之， 我将深藏心底的秘密告诉了她——我也打算去日本留学！
共同的话题缩短了我们的距离。我告诉她一位美国教授正在为我联系去日本留学的手续， 估计很快会有结果。
“你为什么不去美国？”当她听说我本来有机会去美国却选择了日本而不解地问道。
“美国太开化。西方的性解放令我这样的传统女性望而却步 。而日本毗邻中国， 许多文化习俗两国大同小异， 所以我选择了日本。”
“你太书卷气。别看你当记者见多识广，可出国的敏感度可远不如我。你知道吗， 许多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很受歧视， 连打工都要受到老板的打骂。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而又最无种族歧视的国家。既然这位美国教授能帮你去美国， 你为什么要拒绝呢？”
我哑然了， 这不仅仅是因为我还没有寻找到答案， 而是我在思考是不是要把我心里的全部秘密都讲出来。
我仍然犹豫着是否将全部秘密都告诉给她。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