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岘
鲁迅先生曾经给悲剧下过这么一个定义：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开，把它展开在人们面前。
那么，喜剧呢？也许就是把没有价值的东西撕开，把它展现在人们面前吧？
在一个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年代，在那座封锁的国门骤然间向世界敞开的时候，曾经改造过别人又被别人改造过的人，突然间发现一切都已成为往事的尘烟，他们的理想、信仰都随着一座座“人神合一”的巨大塑像被搬倒而埋在了废墟里。
旧有的被埋葬了，新生的还未形成，经过“文革”洗礼的“信仰”一词，就被具体化了，从此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柄，一个个久远而又使人难忘的故事。于是，许多人在“否定之否定而再度否定”的人生不等式里，改写着文学大师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
我不敢以一代人来给这种“信仰危机”下定论，但是，而立之年，我惶惑了。
一年一度的春节过去了。隆冬过后的哈尔滨，雪白的世界开始融化一一房顶的积雪开始在天气的冷暖交替间变成一根根挂在屋檐下的冰柱；冰柱又在正午的温暖阳光里化做一滴滴敲打着窗板的水滴，似有似无地直到融尽为止。街道上的积雪也不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了，白雪带着人们的体温渗入到地下之前，是一片不堪目睹的狼藉脚印。
春节期间，我没有按着社会上已经约定俗成的规矩到各位领导和同事家去拜年，也没有人顶风冒雪来给我拜年一一我带着儿子搬迁到一个新租来的房子里，过着与世无争、恬静闲适的日子。而打发掉这每一天的时光，是为了去接近再见到教授的日子。
这一天，我不紧不慢地走进电视台大楼一一
“雪扬，你怎么神出鬼没的，找你比登天还难！”从日本回来不久的崔晓光从我的背后叫住了我。
“有什么新闻吗？”我莞尔一笑。
“话长了。走，到我办公室去，我那儿没人。”崔晓光神秘地说道。
“怎么了？你夫人出国的事有结果了？”我走到办公室忍不住地问道。
“我找你不是为这事儿。你认识一个叫吴修的人吗？”晓光单刀直入地反问我。
“认识呀？”我心头一惊，“怎么啦？”
“甜甜说你们是好朋友。”晓光说。
“甜甜是谁呀？”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三郎的爱人嘛一一”晓光说。
“噢，我想起来了，她和吴修在一个大学里工作。”我记起了那个长得娇小可人的女人。
“雪扬，咱俩的关系一直不错，交个实底儿，你到底和这个姓吴的关系咋样？”晓光仿佛如临大敌般地又问。
“嗯，怎么说呢，我们曾经是好朋友，无话不说。不过一一我已好久没见到她了。” 我不知晓光抱的是哪一家“佛脚”，所以模棱两可地说道。
“既然你们是无话不说的朋友，我看你还是少说为佳吧。”晓光半真半假地说道。
“嘿，别‘卖关子’了，快告诉我出什么事了？”我开始有些沉不住气了。
“你真的最近没再看见那个姓吴的？”晓光神情严肃地问道。
“我干嘛要唬你？”我说。
“雪扬，本来我是不想对你说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过，咱俩是好朋友，在这大楼上上下下，让我信任的人也不过就三两个；所以，这事我要是瞒着你，不告诉你，我会连觉都睡不安稳......”晓光不厌其烦地解释道。
我的心悬到了嗓子眼儿——莫非吴修向台里散布了我和教授的流言蜚语？
我的确与吴修很久没有往来。我从南方回来后，刻意地避免与她接触，她也似乎无意来见我，所以，我对她的近况可谓是“一无所知”。
“......我认识三郎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了，他和甜甜从恋爱到结婚，我都知道。这么说吧，如果说甜甜过去对三郎太依赖，那么现在觉得日子难煞，我信！但是，把她和别人扯到一起，我绝对不信！”晓光说道。
我明白了，今天的“故事”里，我不是主人公。
然而，松弛下来的心情很快又随着晓光的述说而紧张起来——
三郎走后，甜甜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并且孕期反应非常严重。由于不吃不喝，导致体质虚弱，出现了先兆性流产的迹象。所以，入冬以来，她便时常休病假在家。有一天，一个和甜甜在同一个大学图书馆工作的男同事到甜甜家送单位分给每一个职工的‘春节副食品’的时候，也许两个人的谈话触及到甜甜的伤心处，甜甜忍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这时，门开了，三郎的奶奶出现在门口。老太太不问青红皂白就破口大骂甜甜是“破鞋”，骂她败坏了他孙子的名声！结果，老太太当天就给三郎发了一封信，坚决要求孙子“休妻”，她说她不相信甜甜怀的是他们家的骨血......
“老太太怎么这么糊涂，难道甜甜就不能与其他男人接触了吗？”我有些愤愤不平了。
“嗨，一言难尽呐。老太太早年丧夫，中年丧子，三郎是她一手带大的。甜甜是家里的独生女，结婚前既没有吃过苦，也没有受过累，所以，老太太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她。三郎结婚后，老太太坚持要自己住，为这事儿，三郎曾经大伤过脑筋......”晓光滔滔不绝地说。
“三郎持什么态度？他总不能因为这么一点儿事就怀疑甜甜吧？”我忍不住地打断了晓光的话。
“事情糟就糟在这个同事过去追过甜甜，现在是甜甜‘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是不是这个男人常常去甜甜的家呀？要不怎么就那么巧，一次就被老太太给碰上了？”我觉得一切都太戏剧化了。
“问题就在这里。甜甜说，老太太住得离她的家很远，三郎在国内的时候，老太太都很少到他们这里来。三郎走了以后，她来过一次，还是赶着甜甜上班以后来的。所以，那天晚上，老太太不顾冰天雪地地赶来，是有人预先安排好的！”我仿佛在听一个“侦探推理小说”。
“甜甜说，老太太走时是坐着一辆‘面包车’，很像是吴修表弟开的那辆车，因为甜甜送胡涛去飞机场时坐过那辆车。”晓光补充说。
我想起了影子。是的，那天他的确开的是一辆“面包车”！
“事后，甜甜的那位同事说，是吴修把分来的东西交到他手里，并说一定要当天送到，否则冻鱼冻肉在房间里放一夜就臭了！”他又说。
天啊，果真是她！
“甜甜现在怎么样啦？”我眼前又浮现出甜甜那娇小可人的形象。
“春节前她找过我，让我写封信劝劝三郎，因为三郎已经一个多月不给她写信了。甜甜说，她要用肚子里的孩子来证明她的清白！”晓光激动起来。
“甜甜应该当着吴修的面戳穿这件事，让真相大白！”我也激动地提高了嗓门。
“没凭没据，你怎么说？甜甜讲话了，事情闹大了，姓吴的把三郎‘偷盖公章’的事抖出来，今后三郎就别再想回国了！”晓光的情绪低落了下来。
我想起了胡涛，想起了陈洁，想起了自己这两年与吴修接触的是是非非。我知道甜甜别无选择，只能沉默。
“甜甜对你的印象不错，她说你和吴修不是一路人，但是，她不让我告诉你这一切，她怕吴修再节外生枝。不过，我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告诉你，我知道你也是一个很容易被伤害的人 。”晓光又说。
走出晓光的办公室，我的心绪像一团乱麻：吴修到底要干什么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老姑娘的心理变态吗？或者是她的天性里就存有毁灭一切美好事物的欲望？不，她这么做一定与出国有关，她不是当着我的面咬牙切齿地说过胡涛和三郎不卖力为她联系接收学校吗？看来我远离她是对的！
“小雪，我要见你！”电话里传来于泉的声音。
“什么事？不可以在电话里说吗？”我说。
“不行，要到你那儿谈。”于泉的口吻很强硬。
“我最近很忙，过几天再说吧。”我应付道。
自从我和教授订婚，我便尽量避免和于泉接触，我想让儿子的心灵世界变得单纯一些，不要被大人的悲欢离合所纷扰，所以，我从“小屋”搬迁以后便没有再与他联系 。
“你最好现在就告诉我你的新地址，否则我会向你们领导反映你不让我看望儿子！”于泉毫不妥协。
我在许多问题上都不想从俗，所以，在处理和于泉的关系上就总是把握不好尺寸，一会儿过于理想化，一会儿又过于现实。我把地址告诉了他。
我和儿子回家的时候，于泉已经在门前等候多时了——
“嘿，儿子，让爸爸抱抱！”于泉欣喜地一把从地上抱起了儿子。
“放开我，我不要你抱！”儿子在他怀里挣扎着。
于泉松开了儿子。
“瞧你干的好事，儿子都不认我了！”于泉气恼地朝我喊道。
“有话进屋说，别在这儿大吵大叫。”我压低嗓门说。
于泉也许意识到自己有失体面，所以没再吵叫，与我走进了房间。
“行啊，‘鸟枪换炮’了。”于泉环视了房间一眼，说道，“怎么啦，‘傍大款’啦？”
傍大款？——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在90年代成为一种时尚的词义是女人利用自己的姿色拴住那些有钱的生意人的代名词。
“儿子需要有一个好一点的环境。”我随意说了一句，“家具随房子一起租来的。”
“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图个啥，好好的日子不过，到处流浪！这钱你拿着，不够吱声。”于泉从兜里掏出一叠钱来。
“我不需要钱。”我瞪了他一眼。
“别‘打肿脸充胖子’啦，我知道这房子的租金不便宜，你的那两个工资不好干啥。”于泉把钱放在了茶几上。
“把钱拿走！要不然我就把它从窗户扔出去！”我火了，我忍受不了他那副“救世主”的表情！
于泉把钱重新揣进怀里。
“看来我没猜错，你的确变了。好吧，明人不做暗事，说吧，你和吴修演的是什么‘双簧’？”于泉往沙发上一坐，大有兴师问罪之势。
我心中一惊：怎么又是吴修！
“你说什么？什么‘双簧’？”我的口吻并不示弱。
“你心里明白！告诉你小雪，别以为你是谁的‘救世主’，没有你，我照样活得好好的！”于泉的嗓门又挑得老高。
“那好哇，我并没有请你到我这里来呀！”我虽然仍是“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但是口气却很强硬。
“女人他妈的就是毒蛇，一点没错！”于泉气恼地从沙发上跳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有理讲理，别血口喷人！”我并不真的生气，我只想弄明白于泉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气。
“好。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吴修帮我办去美国的手续？”于泉气狠狠地问道。
“她对我提过这事儿。”我犹豫了一下，决定还是实话实说。
“这么说，每一个步骤都是你们设计好的啦？”于泉咄咄逼人地又说。
“你先别嫁祸于人好不好？我根本就不知道吴修都对你做了些什么！”我有些急了。
“好，现在我来告诉你！她起初对我说能帮我办到去美国的访问学者身份。等我把需要的手续交给她之后，她又说单身得不到签证，最好有一份假的结婚证明，这样我能出去，她也能出去。我说假的可以。他妈的，她竟跟我玩真的了，说是假结婚，也要真办手续，天天缠着我去办结婚登记......小雪，你也太看扁我了，找这么个人来耍我。告诉你，我于泉不缺女人，随便拉出来一个都比她强！”于泉怒气冲冲地说道。
我没有替自己辩解。说什么呢？辩解在吴修“导演”的故事里从来都是多余的。
“我什么也不想解释了，我只想告诉你一个事实：我已经快半年没见到吴修了，信不信由你吧。”我有气无力地说了这么一句。
于泉不再叫喊了。
“我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不过，这两年我在社会上见到的人多了，吴修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你和她搅和在一起，没好！”于泉在临走时说了这么一句不知是宽容还是诅咒的话。
吴修，吴修，吴修，为什么我就摆脱不掉她的阴影呢？
我离婚的消息不径而走。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我对一切好心或者好事的人表现出的“好奇”都以沉默待之。我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夏天到了，我就可以结束所有的是是非非了。
当我暗中准备着再做新嫁娘、等待教授回来的时候，从初夏到盛夏，我收到从大洋彼岸寄来的三封信：
——母病重，推迟来中国的行程。
——母病危，能否回中国，再议。
——母病逝，婚期只能推迟到明年的寒假。
我知道那位养母在教授心目中的位置，我在失望之余，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告诉他：我等他！
等，是一个历尽沧桑岁月而不见痕迹的字眼一一说到容易，做到难！
我的沉默引来了我的花边故事：有人说我与省里的某个大人物有关系，并绘声绘色地说看到我和这位大人物在江边‘压马路’；也有人说，我一向自视清高，孤芳自赏，可能是医学杂志上说的那类“性冷漠”的女人。
我继续保持着沉默。
我的沉默又引来一些男人们的自做多情：有家室的人寻找一切机会来向我诉说他们的“不幸婚姻”，千篇一律地是“夫妻早就没有感情，早就不同床共枕，早就心死情枯，但是，为了孩子，为了社会舆论，他们还要保持这种婚姻。现在唯一能补救自己终生遗憾的事情，就是找到一个与自己有‘共同语言’ 的女人”！没有家室的人在表达自己的爱慕之前，总是先背一段“独身主义宣言”，然后，以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观讲述一段如泣如诉的爱情故事，最后，又以西方的理论作为自己欲念的依据，并希望女人活得也要像男人一样潇洒，好合好分......
“寡妇门前是非多”，我明白了这句话为什么成为千古遗训！
我把自己的真情实感更深地锁在心底，杜绝一切不必要的社交，工作之余便是把自己和儿子关在这间不被人知的房间里面。
漫长的等待是艰难的，我的耐力似乎已在等待中耗尽一一紧闭的心灵，常常在夜深人静之时，让我瞥见人生的空洞。
我的神经开始在无聊的状态下变得对外界事物格外敏感——
一天夜里，我听见窗外有人吵架，起身透过窗户，发现月光下有八九个人分成两伙儿 ，以刀相拼......残杀和惨叫声令人毛骨悚然。从那天起，我就不敢再开窗睡觉了。
关窗也不能使我放心，夜里常常竖起耳朵听着窗外的动静，心里假设着万一有人从厨房的阳台上爬进来怎么应付。于是，每天睡觉前我都要把菜刀放在床头......
这一天夜里，天气实在是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即使是吹风扇，房间里流动的仍然是热风一一这就是老百姓常常用来形容夏末秋初被称为“秋老虎”最热的那几天。
我和儿子都无法入睡，儿子的颈下、胸前都热出了痱子。我决定开窗。
窗外很亮，月光如水，静悄悄的街道上没有一个行人，夜色赶走了白天的喧闹。
按道理说，我应该欣赏这份宁静才对，然而，此刻的宁静却使我的神经崩得更紧，窗外的每一微弱的声音都能牵动我的神经......天亮的时候，我才把菜刀收起，合上疲惫的眼睛在清凉的晨风中睡去。
再醒来时，我对自己说：搬家吧，租一间楼层高的房子去住！
然而，每一天白昼过去便又是夜晚的恐怖。天天在想重新租房子的事情，却每一天都给自己找各种借口拖过去了。
租房，在商品经济还不完全成熟的90年代初，它在内地还不能像“寻人启事”那样堂而皇之地登上广告。也许是人口密集、住房紧张、有闲房出租的人凤毛麟角，或者是老少三代挤住一房的现象比比皆是，有房出租很容易被反“特权”反掉，致使许多人在当权时给儿子准备好的住房，在儿孙没有成年之前宁肯空着也不出租。换言之，有房的人想出租，也是“地下活动”，房主和房客都是通过个人关系从中间牵线......
找谁帮忙呢？
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把自己封闭得太久了，居然一时竟想不起找谁帮忙！
夜晚的惊恐和不安耗尽了我白天的神彩飞扬。为了避免给台里的人一种时常更换地址的印象，我放弃乘坐通勤车的便利，宁愿每天去挤公共汽车。
早晨的公共汽车常常被上班的人流挤得水泄不通，这一天也不例外。
“唉哟一一”我的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声。
糟了，刚才汽车急刹车，我踩到了别人的脚！
“嘿，眼睛睁大点，这不是你的专车！”那个女人对着我的后脑勺尖刻地喊道。
说话真损！哎，这声音怎么很像是刘向红啊？
我尽力地在人脑的缝隙间把头向后转了一下——我笑了。
“哇，是你呀，小雪！”那女人先叫了起来。
果真是向红。
“瞧这事闹的，你倒是早说话呀！”向红转怒为笑地在狭小的空间里拍了我一下。
“还好，碰上的是你，要是换上了别人更要被骂得狗血喷头了！”我也开玩笑地说了一句。
尽管我仍然不喜欢向红身上的骄横，不喜欢她的言谈举止，但是，经过了太多的经历，反而觉得她虽世俗却不市侩，要比吴修那种隐藏心机的人值得信任！
“你又搬哪儿去住了？春节给你拜年都找不到大门！”向红大着嗓门说道。
“小点声儿。哎，我现在租的房子不够安全，离上班的地方也太远。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找个楼层高的，环境好一些的房子？租金高点儿没关系，但是最好要有简单的家具，免得我拖个孩子还得买床、买桌子。”我压低声音说。
“嗨，你这是何苦来的呢？要是我，绝不可能在离婚后把房子拱手让人！要叫我说呀，你干脆和于泉复婚算了，谁家没有锅碰勺子的时候？叫那个‘真儿’干啥！”向红也压低了音量说 。
“向红，别劝我了，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么说吧，如果你能帮我，就帮我找间房子吧，我要是再在现在的地方住下去，迟早神经会崩断的。”我沮丧地说。
“其实，我哥家倒有一套一屋一厨闲着，是我妈在世时，我哥向单位申请的。我妈去世后，我说租出去算了，反正他们一家三口有两间大屋住着。可是我哥不干，说怕影响不好。他打算把房子留给他们的儿子结婚用。嘁，我那侄子今年才13岁，早着那！”向红绘声绘色地说道。
“屋子在几楼？安全吗？”我迫不及待地问道。
“五楼。绝对安全，因为这套房和我哥住的两屋一厨是一个单元，走一个大门。地点也很方便，估计从那儿到你们电视台，走路也不过15分钟。”向红说。
“太好了，向红，快跟你哥说说，能行的话，我这个月就搬！”我兴奋起来。
“估计问题不大，我哥听我的。”向红颇为得意地说。
“别忘了，还有你嫂子呢！”我笑着说。
“哼，她听我哥的！”向红的表情露出一丝不以为然，“哎，你最近看到吴修了吗？”
“我已经有半年多没有见到她了。”我懒得再谈到吴修，轻描淡写地说道。
“她也没找过你？”向红却紧追不舍地又问。
“我想我的麻烦已经够多的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含糊其辞地说道。
“哎，我告诉你，陈洁和胡涛离婚了！”向红神秘地说道。
“什么？那陈洁不打算去美国了？”我吃惊地问。
“离婚正是为了去美国。我听我们家志伟的朋友说，她只有和胡涛脱离关系才能不被追究责任。”向红说。
“可是，既然离婚了，还有什么理由去陪读呢？”我更加困惑。
“要不就说人家陈洁行呢。这次她办的是留学护照，听说去读硕士呢！”向红把红唇一撇，“吴修吵吵的最欢，到现在还没有蹦出去......哎呀，我到站了。房子的事放心，我包了！”向红一边拼力地从人墙的缝隙向车门挤去，一边大声地对我喊道。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