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岘
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的脸上绽出了笑容，我的脚步变得轻盈，我的嘴里不知不觉地哼起了一首歌：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
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
“哎，雪扬，今天怎么兴致这么好？看来，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小戴从我身后赶上来走进办公室 。
“你找我有事？”我很吃惊小戴的这种热情。
“雪扬，我制作的专题片《人格的力量》今天收尾，我请来了环球公司的总经理看样片，完事后，我打算宴请摄制组和公司双方主要人物，你也来，怎么样？”小戴兴致勃勃地说。
“干嘛请我？”我警觉地问。
“饮水不忘掘井人嘛。这个选题毕竟你接手过，如果你不在主任面前点头，我也不会吃到这块‘肥肉'哇！”小戴似乎很认真地说道。
“谢谢你还想着我。不过，我真的不能参加，我有一大堆的事要处理。”为了显示自己的忙碌，我随手在抽屉里乱翻起来。
“那好吧，反正我的心意到了，以后可别说我忘恩负义哟！”小戴半真半假地说完就走了。
部里实行企业化管理制度后，一个人的业务能力强不强，就全要表现在能否找到节目赞助的门路上了。小戴曾经消沉了一段时间，后来发现主任几次让我去环球公司跑赞助都被我找各种理由推托掉了，她便自告奋勇地找到主任要接手这个选题。当时我正苦于找不到适当的理由来摆脱这个差事，因此，主任征求我的意见，我马上举双手赞成。我实在没有勇气去面对咏冬，没有勇气去重温那段已经淡漠的恋情。
“可以进来吗？”咏冬出现在办公室的门口。
门是开着的。
“你找小戴吗？她到机房去了。”我惊愕了半天才定神说道。
“我刚从那儿来。磁带出了毛病，我就先上来看看你。”咏冬不失风度地踱步进来。
还好，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
“最近有什么大作？”他自己选了一个座位坐下。
“文思枯竭了。”我坐到自己的椅子上。
“听说你离婚了？”咏冬把椅子朝我的桌旁挪了挪说。
“小戴告诉你的吧？”我说。
“这重要吗？我也离婚了。”他说。
“你?”我的脸上开始有了表情。
“你觉得吃惊吗?”他的嘴角情不自禁地又微微向上一翘，微笑地说道。
我不喜欢他这种神情，特别是现在。也许在逆境里，这种微笑会显示出男人的韧性，而在顺境里，这种微笑就包含着太多的自负和傲慢。
“你不觉得生命里有时充满了玄妙嘛？我们相爱过，我们也分别找了一个不爱的人结婚，现在，我们又分别走上了人生的单行道！你不觉得生活本身就富有太多的戏剧性嘛？”咏冬玩弄着桌子上的笔筒，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道。
我的心“咯噔”一下：如果他旧话重提怎么办？装糊涂？或者干脆告诉他我已经和教授订婚了？他感情容易激动，我要尽量把话说得婉转一些才好......
“曾经沧海难为水。听说你离得很痛快，什么都没要就走人了。我的那位就不行，她除了把女儿留给我，其他的东西一扫而光......这样也好，金钱帮我找回来了心理平衡。钱，可以打发走你不想要的女人；钱，也可以找到愿意为你献身的女人......谈谈，还打算出国吗？”他的眼睛停在了我的脸上。
“也许这是我的唯一出路。”我的心已经不再慌乱，用平静的声音说道。
“我原以为你不流俗，你是阳春白雪......现在看来，能在这个世界上做到不俗气的人并不多。有人问我为什么有许多的出国机会都不利用？我说，到外面看看可以，但是绝不生活在别人的国家里做二等公民！”咏冬开始显示他的伶牙俐齿。
“你的气概来源于你的优越环境！”我忍不住地挖苦了他一句。
“你错了，我办公司赚了许多钱不假，但是我从来没有把钱看得很重。我需要它，是因为我要利用它让社会来认可我。这几年我在外面转了几圈，最大的收获便是认识到钱的作用。为什么新加坡和香港的公务员薪水高？因为钱可以帮助政府廉政，而不会像我们现在许多干部那样从一个鸡蛋到一台彩电就被腐蚀利用！再说了，现在西方竞选总统和市长，哪一个人的身后没有大财团的支撑？我现在做的就是这方面的准备。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进军政界......”咏冬大有侃侃而谈的趋势。
我对他的这种激情已经木然，我已经厌倦了这种老生常谈的浮夸。如果他现在问问我的生活状态，问我需不需要换煤气，买没买秋菜之类的问题．也许我会比听到他想当总统、市长的高谈阔论更感动些。
“雪扬，看你多有面子，人家总经理亲自上楼来请你了。”小戴走了进来。
“样片弄好了吗？”咏冬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端起总经理的架子。
“一点小毛病，全解决了！”
“雪扬，如果你能抽出一点儿时间的话，我请你给样片提提意见。”咏冬一副公事公办的神态。
小戴的脸色变了。
我明白小戴一定是因为“同行相忌”的缘故，以为我在咏冬面前以势压人——因为凭在电视的资历我比她老，而这部电视片又是她到台里第一次独立创作，这次能否通过，决定着她在部里的存在位置！
“谢谢您的邀请。”我也一副公事公办的神情对咏冬说道，“不过，我今天确实很忙，小戴知道 。”
“是呀，我已经把您的意思转达过了，可是，雪扬今天要做的事儿很多。我看这样好了，既然摄制组的同志已经把样片弄好了，咱们就先看着，雪扬什么时候抽出时间，什么时候就过去好了！”小戴表情夸张地说道。
“好吧，一会儿见！”咏冬的嘴角又微微地向上一翘。
我们像是例行公事地握了一下手，但是，我感觉到他在松开手之前的用力一握——如果是几年前，我会在这一握间体验出太多的感受，太多的幻想，然而，此刻的我把这种小动作只视为感情游戏中的一个道具，而我已经没有兴致玩这种游戏了。
咏冬走了．我的思想又回到了原来的思路一一
“我应该马上给向红打个电话，如果能租到她哥哥家的那间空屋就再好不过了！”我决定“趁热打铁”。
电话通了，但是没有人接。
主任带着一个眉清目秀，也就20岁出头的女孩儿走了进来。
“雪扬，这位是山人同志的女儿，大学毕业了，到我们部实习半年。”主任介绍道。
山人的女儿？天哪，真是“山不转水转”！
“你就是雪扬大姐呀！我读过你在《北岛》杂志发表过的文章。说句心里话，你写的文学作品要比你制作的专题节目有欣赏价值！”女孩的性格与她父亲截然不同，开朗、坦率，浑身上下充满朝气。
“你说的没错，我在这里是御用工具，上面叫写什么，我就只能写什么。这一点，咱们的主任最清楚。”我半开玩笑地说道。
“你们年轻人哪，说话总是想什么说什么。这样不行啊，你们应该时刻想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新闻工作者的整体形象！”主任一本正经地说道。
“雪扬，我看你们俩儿也很谈得来，杜娟就由你带吧。你看怎么样？”主任微笑着问道。
我和杜娟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碰撞到一起——我们会意地一笑！
“好吧，恭敬不如从命，希望我不会使杜娟失望。”我也还主任一笑。
也许是“爱屋及乌”的缘故，我见到杜娟第一眼的时候就喜欢上了她——她有着她父亲的迷人气质、母亲的美丽容貌，却没有父亲悲观厌世的情绪和母亲俗不可耐的举止。
然而，我又不能不感叹自己再一次被命运戏弄：山人已经以专职作家的身份实现了他进入深山的愿望，我以为他从此走入我思维的死角......然而，他把影子留了下来，我必须鼓足勇气去面对这个活蹦乱跳的影子！
一个本来很单纯的关系变得复杂了。我在杜娟面前老是避免和她谈及到有关他父亲的话题。
主任交给了我一个杜娟的同时，也交给了我一个选题：儿童教育基金会将出钱给我们部制作一部有关中小学生失学现象严重的专题片，以其敲响社会的警钟！
这一次，我没有推辞。也许一半是因为社会责任感，而另一半是因为杜娟的出现。
就在我见到杜娟的第五天，我搬进了向红哥哥家那间闲置着的空房。虽然住房只有一间，但是房间很大，加上家具一应俱全，又有厨房、卫生间，条件并不次于过去的房子。而让我最为满意的是，我和向红哥哥家出入一个大门，也就是说安全系数很高，不必在夜晚担惊受怕了。
向红的哥哥是某个局的办公室主任，早走晚归，我很少与他照面；向红嫂子是一个营业员，在一家食品商店卖蔬菜，早走早归，闲暇时间比丈夫多出一倍。他们有一个儿子，13岁，从出生那天起就和爸爸妈妈同睡一张大床直到现在。
搬去的最初几天，向红总是过来看看，所以我很快就和她哥哥一家人熟识了 。接着，向红的嫂子隔三差五地把从单位带回来的蔬菜分给我一些。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我总是邀请她到房间里坐一会儿；再后来，她不请自到，下班后，除了吃饭、睡觉回家之外，其余的时间都呆在我的房里。她来，儿子自然也就跟来——13岁的孩子竟然从床上滚到沙发上，翻跟头打把式地把我儿子的玩具撇得满屋子都是，他妈竟然熟视无睹地说，我儿子太瘦弱，应该和她儿子学学，多做些运动！
每当这时我总是笑一笑之后，看一看表。对方仍然没有走的意思。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她那说了一百遍也不厌倦的话题：你干啥非要离婚呢？你干啥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找罪遭呢？要是我就不干这蠢事，好死不如赖活着......
开始，我很认真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是我很快发现自己如陷泥沼，越解释就引来越多的问题，我既不能从文化的角度去剖析自己而获得她的理解，又不能以现代人的婚姻观去说服她对离婚的偏见。和她说话很累，我觉得每一分钟都是在浪费生命！
我终于忍受不住了，我把自己的苦恼告诉给了向红。向红的嫂子不再来了，也不再理我了。然而，孩子之间的摩擦却升级了——
一天，我正在厨房里做饭，我听到儿子的哭叫声。我赶进房间一看，他瘦小的身体被那个健壮的大男孩压在下面......我急忙上前拽开两个人。这时，向红的嫂子也闻声赶了过来。大男孩见自己的妈妈来了，竟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大哭了起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低声地向自己的儿子问道。
“他要把我的小汽车拿走，我说这是我的，他说这屋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是他家的。”儿子抽泣地说道。
我心里有些酸楚，但是，我的脸上必须挤出微笑。
“跟哥哥玩，还分什么你的我的。这个小汽车送给哥哥，明天妈妈再给你买一个新的，好吗？”我说。
“好吧。”儿子很不情愿地将手里的汽车玩具送给了那个大男孩。
大男孩得意了，他以为他又一次胜利了。
“贱种，咱家要啥没有，你跑到这儿来丢人现眼？”向红嫂子一把夺过那辆汽车玩具甩到床上，“别说是一辆汽车，十辆汽车你爸都能买得起！”
我搬来这么久，还是第一次看见她往儿子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这一次，大男孩是真的被骂着拽走了。
“妈妈，这里是我们的家，不是他们的，对吗？”儿子在睡觉前，突然问道。
“小孩子用不着操那么多的心，妈妈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就行了。”我像往日那样应付道．
“不对，我已经四岁了，我不是小孩子！”儿子从被子里钻出来，站在床上喊道。
我被他逗笑了。
“我们为什么不回自己的家？”儿子没有笑，表情严肃地问道。
“这就是我们的家呀！”我仍然搪塞地回答。
“妈妈骗人，这不是我们的家，妈妈和爸爸离婚了！”儿子大声喊道。
我的心“咯噔”一下：儿子怎么什么都知道！
“你知道什么叫离婚吗？”我把儿子搂进怀里。
“知道。就是妈妈和爸爸不住在一起了。”儿子很认真地说道。
“睡觉吧．以后别想那么多，你还太小，你还不明白大人的事情。妈妈知道你今天受了委屈，但是咱们不会在这里住很长时间的。再过几个月，咱们就会有自己的家啦！”我说。
儿子睡着了。昏暗的灯光下，我望着儿子那张充满稚气的小脸，我对生命的内涵有了深一层的理解：人类的成长不仅仅依赖于年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存环境。
“我要给儿子创造最好的生存环境！”我在心里发誓。
我的思维在夜色中扩展：我为什么不把反映儿童失学现象的专题片，从论说性质改变成用那些儿童的心声做为贯穿整个专题片的主线呢？
我的创作欲望不可遏止地迸发出来。我跳下床，走到桌旁，在纸上写下“野孩子的心声”五个字。
我的构想很快就获得了杜娟的认同。我们做家访，去少年劳教所，去商店、饭店、火车站，去一切可以接触到不喜欢读书而宁愿流浪街头的孩子的地方......
我很忙，忙得很充实。
最让我高兴的是，向红的嫂子不再踏进我的门槛，她的儿子也不再找我的儿子来玩了，我可以静静地做我自己的事情了一一我要在和教授结婚之前制作最后一部作品，一部我最喜爱的专题片！
我知道一旦把我和教授的关系公布出去，我的电视生涯也就算终止了，我会被划归到另一类人之中。
这一天，我正打算整理一下收集来的生活素材，准备进入写作阶段，不料，向红红眼巴叉地走了进来——
“怎么了？和志伟吵架了？”我急忙把她让到沙发上。
向红“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是第一次看到向红这么脆弱，这使我想起中学时代孤独无助的她。
“到底出什么事了？”我焦急地问道。
“志伟被抓起来了！”她抽泣地说道。
“啊！”我真的惊呆了。
“你的意思是志伟遭绑架了？”我首先想到最近小报上常常刊登一些有钱的商人遭绑架的事情，以为志伟会因管护照而遭绑架。
“如果是绑架还好了呢，是公安局抓的。”向红抹了一把眼泪说道。
“你在说什么？志伟本身就在公安局工作嘛！”我觉得不可思议了。
“倒霉就倒在这上面。他管理的护照柜子被撬了，丢了三本空白护照，有人诬陷志伟‘贼喊捉贼’......现在他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啦！”向红满面愁容地说道。
我不出声了，我不知道说点什么才可以安慰向红。
“小雪，今天我来是想请你帮个忙。”向红深吸了一口气，稳定了一下情绪说，“我哥说，请你帮忙留意着点儿电视台的动静，如果有这方面报道，你马上通知我们，以便我们采取相应措施。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也就没啥可瞒你的了。告诉你，我哥正在托人了解事情的真相。我哥说，在公安局没有做出定论之前，绝不能让新闻界曝光！你也知道，如果电视台、报纸一报道，志伟真就没救了！”
向红又哭了起来。
“别哭了，好在现在并没定案嘛。你放心，电视台这边我盯着，有什么反应我马上和你联系。”我应承了下来。
一个星期过去了，电视台并没有报道这件事的迹象，反倒是很久不见的吴修找到了我，让我给教授写封信，请他重新为她出一份经济担保书——
“你可以写信给他嘛。”我明白她一定又遇到了什么麻烦。
“那不是‘隔着锅台上炕’嘛！”她笑了一下说。
“你想得太多了。好吧，你已经通知到我了，现在你可以给他写信了。”我也不动声色地说道。
“小雪，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些误会。你瞧，上半年我太忙，也很少来看你。但是咱们毕竟是好朋友，又在一起经历那么多的事情。我实话实说吧，上一次我让教授出担保用的是假材料，这使我心里很不安。我想你说得对，还是实事求是，管它能不能得到签证，要的是心里头踏实！小雪，这一次我绝对不再弄虚作假了，你给教授写封信解释一下，要不，他会认为我现在是撒谎。你知道，美国人最恨的就是不说实话的人。所以，这事是非你出面不可。”吴修又说。
奇怪，吴修为什么赶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更换担保书上的名字，莫非——
“我觉得许多事你应该慎重地考虑一下。你想啊，这不仅仅是教授给不给你更换担保书上名字的问题，而是你怎么样向办理护照的人解释的问题。如果解释不好，你反而弄巧成拙。”我转守为攻地说道。
“你比一年前成熟多了。不过，你放心，我的旧护照还没到期，只要我把经济担保书上名字改掉，真名实姓，谁也挑不出毛病来！”吴修也毫不示弱。
旧护照？这么说她还有一本新护照喽？
我联想到了志伟。
“对不起，吴修，我真的不好帮你，我已经很久没同教授联系啦。”我推辞道。
“小雪，在我的记忆里，你是不说谎的。前几天我给教授打过电话，他说今年寒假要回来和你结婚！”吴修不动声色地看了我一眼，说道。
“你跟他通电话了？他还说了什么？”我沉不住气啦，后悔没有嘱咐教授不要对她说实情。
“难道你觉得这还不够份量吗？”吴修一语双关地说道。
我承认，我输了。
“你别听他瞎说，结婚也是他一厢情愿，我并没有答应他。”我只好又转攻为守啦。
“不管怎么说，‘不看僧面看佛面’，你帮我写封信给他，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还不行吗？”吴修语气一变，可怜兮兮地说道。
如果在以往，我会因此而心动；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人，我会知难而进。然而，体验过吴修表演的悲喜剧中的角色之后，我已经彻底明白了她的“表演风格”，我不会再任意听从她的调遣了！
“小雪，你写信了吗？”两天后，吴修又一次打来电话。
“我这两天太忙，等我有时间一定写。”我也再一次地应付道。
“我知道你忙，所以才打电话提醒你。我看这样好了，你随便划拉几个字，交给我，我来寄。对了，我过去帮你和教授转信，还有几封忘记给你了，不过，都是你看过的啦，你也不必要急着拿回去，也许放在我这儿更保险，免得被你们台里的人拿去大作文章。小雪，出国这事我比你有经验，即使拿到了签证，没上飞机都不算数。所以，不管你想不想和教授结婚，没走之前可不能让你们台里的人知道你和教授的关系！”吴修在电话里不紧不慢地说道。
我听出了弦外之音：如果我不帮她更换经济担保书，她就把我和教授的关系向电视台公开！
公开什么呢？我已经认识到她在操纵我和教授的关系之后，有一天，出其不意地要回了所有保存在她那里的信件，应该是所有信件吧？
我的心又不安宁：难道我真的有什么把柄攥在她的手里？
我找到了向红，一五一十地说了事情的始末。虽然向红为志伟的事仍然是一脸愁容，但是她却很有把握地说，吴修是在唱“空城计”，别理她！
我不再接电话，办公桌上的电话总是由杜娟先接，在确定不是吴修之后，我才与对方讲话......
这一夜，我睡得很晚，我决定把专题片《野孩子的心声》初稿誊写一遍，以便尽快交给部里审阅。
在书和纸的世界里，我心里是永远纯净的，忘我的。我在纸上写道——
一个男孩子的画外音（配音时要突出男孩子变声期的沙哑声）:
一一我是阳光下的一粒种子，阴沟里的一棵苗子，父母养育了我，又抛弃了我。我被人叫做野孩子。野孩子就野孩子吧，反正像我这样的野孩子我也见到不少！
一个女孩子的画外音（配音时要突出甜美的童声夹杂着成熟女人才有的语气）：
一一我不是野孩子，我知道我的爸爸是谁，妈妈是谁。所以，爸爸和我们班老师结婚，我就不管她叫妈妈。他们不喜欢我。他们不喜欢，有人喜欢！别看我现在被关在少年收容所里，只要我一出这个大门，马上就有好几个哥们儿供我吃，供我喝，捧着我跟花儿似的！
许多孩子声音的回声，由弱渐强，又由强渐弱：
一一我是野孩子！
一一我不是野孩子！
我的笔停了下来，我的眼泪滴落在稿纸上：在与杜娟搞社会调查时，我发现农村孩子失学大多数是因为家里需要劳动力；沿海城市的儿童失学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普遍认为赚钱做生意比学知识重要；而内地流失儿童却大多数是因为家庭的破裂或者是学业的压力而出走的。最让人心痛而又心酸的就是父母离异的那一族——他们过早地“看破红尘”！
我决定从这一群体去把握自己的总体构思，并且用前面提到过的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的画外音贯穿整个节目，从而达到让观众直接去感受那些被唾弃的孩子们的心声......
我曾为自己的构思得意过，我曾尽力排出外界的干扰而尽心于这部专题片的制作。然而，此刻，当我以旁观者的心态去誊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稿子的字里行间都渗透着对自己的讽刺：我呼吁别的孩子的父母不要轻易离婚，要考虑到儿童的心理建设......那么，我呢？难道我不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使儿子过早的失去了父爱吗？是的，也许我可能和教授结婚，可是他们会相爱如亲生父子吗？
我撇下了手中的笔，走到和儿子合睡的那张双人床边，泪眼模糊地看着儿子在睡梦中的一脸稚气。我的眼泪像决堤的水，无法控制地宣泄在脸上——
孩子是可怜的，他们没有申明自己意见的权力，他们在无力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他们的命运也许已经改变。
我脑海里又浮现出形形色色离家出走的孩子的形象：有的衣衫褴褛地沿街乞讨，有的挨打受骂被迫卖艺，有的因偷盗而遭毒打致残。更可怕的是那些过早泯灭了童心而无所顾忌的孩子......。我再一次地把他们同儿子联系在了一起！
夜色加重了我的悲情，我很想放声大哭一场一一为了那些无家可归和有家不归的孩子，为了我，为了儿子！
然而，我不能。这里不是自己的家，隔墙住着不喜欢我的人。我既然已经在别人面前树立起“女强人”的形象，我就不应该再在别人面前展示自己脆弱的一面！
眼泪在继续地流，然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它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一一我把浸湿的枕头翻了一个个儿，接着倾泻心底那种说不清、道不明、而又淤积已久的眼泪。
一夜的眼泪换来第二天的疲惫，虽然我强打精神走进办公室，肿胀的眼睛还是被有心人看了出来——
“雪扬姐，出什么事啦？”办公室里没人的时候，杜娟问道。
“没事儿，昨天晚上赶稿子，开了个‘夜车’。”我故意用最轻松的口吻说道。
“噢。对了，那个叫吴修的人又来电话了，”杜娟又说。
“噢？”我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
“我说你公出了，要半个月才回来。”杜娟朝我会心地一笑，“这样咱俩可以清静半个月！”
我也笑了，我想起小时候玩的“捉迷藏”的游戏。杜娟使我躲避吴修的尴尬处境变得云淡风轻。
“杜娟，你不觉得奇怪吗？通常女人害怕男人打电话来干扰她们的生活，很少有女人害怕去接另一个女人的电话，对吗？”我在思考要不要把真情告诉杜娟。
“没什么好奇怪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格局，而这种格局被扰乱的因素不会仅止于通常所说的男女私情。雪扬姐，如果我有不想见的人，我也会采取这种态度的！”杜娟很干脆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
我喜欢杜娟，而这种欣赏已经不是源于山人了。近来的接触使我感觉到她像一缕轻风，一道清流，身上没有像我那么多的“文化包袱”，言语里也没有像我那么多的“道德禁忌”，她怎么想就怎么说，她使原来就不该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化了，她活得很潇洒。我真羡慕她这种洒脱，我庆幸自己在这样艰难的时刻碰到了她 。
“谢谢你，杜娟，你帮了我很多忙。”我知道向她解释我和吴修的关系已经显得多余，我发自内心地说了这么一句。
也许是前一夜流了很多的眼泪和太过于伤神的缘故，到了下午，我的脑袋像要崩裂一般的疼痛。我提前离开了单位。
我吃力地登上五楼——我和向红嫂子家共用的那道大门是虚掩着的，一件只有商店服务员才穿的蓝色大褂挂在门边上，挡住了门锁。
“向红的嫂子今天回来得这么早！”这是我的第一个念头。
我随手拽着门上的衣襟拉开了大门——通往向红嫂子家的房门也敞开着！
“要不要主动和她打个招呼？”我的第二个想法。
我犹豫了一下，转身去开自己的房门一一我的门锁已经被撬坏了！
“她怎么可以随意撬开我的房门！”我的第三个反应。
我推门走进屋里一一天啊，屋里被人翻了个底朝天！
我气势汹汹地朝向红嫂子的房间走去。
向红嫂子的房间静悄悄地没有声息。静，使我收住了脚步。我的手触摸到大门上那件蓝大褂下面的锁一一暗锁也被撬坏了。
“房子被撬了！”我第四个反应。
我猛地跳出门槛，惊惶失措地朝楼下跑去。
“赶快打电话给向红嫂子，看看她家丢没丢东西！”我的第五个想法。
我跑进一家餐馆，好说歹说才借到了电话，然而，我忘记了电话号码。此刻，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甚至连向红家的电话号码都记不起来了。
我没有勇气再回房间寻电话薄，尽管我这时已经想起向红的哥哥家就有电话！餐馆的老板见我并不是因为想用电话而编造故事，所以主动地提醒我最好的办法是打电话给负责这一带安全的派出所，并且告诉了我派出所的电话号码。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