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岗察洛夫发现这座钟声悠扬的城市，到处都有教堂，到处都有俄国的流亡者，据说有一二十万人呢。
在这里，俄国侨民有自己的管辖区，有自己的学校，有自己的警察署和监狱。俄国侨民犯罪不用中国人审判，全由俄国人自己处理。在流亡者中有许多艺术家、诗人、作家，他们创建了多种外文报刊，创建了亚洲第一个交响乐团，公开演出芭蕾舞《天鹅湖》，大型歌舞剧《浮士德》《霍夫曼的故事》，演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柴可夫斯基的《悲怆》，组织诗歌朗诵会。在西伯利亚的小镇，岗察洛夫从没看过艺术家的演出，这使他大开眼界。每当听说哪里有演出，他就花几个卢布跑去观看。在这里，他可以吃到奶油、牛奶、面包，比在西伯利亚吃的好多了。
但是，他却感到无比孤独，没有伙伴，没有朋友。他在俄侨学校里，同学们背地里都叫他黑衫队狗崽子。住在马家沟那几年，他喜欢韩雪，但从不敢跟她说话，怕她厌恶他。他父亲不仅加入了俄国法西斯党，而且成了一名骨干分子，深受罗扎耶夫斯基的赏识。
他知道流亡到这里的俄罗斯人，是一个复杂的群体。
那些携带大批钱财的富豪们，渴望俄国法西斯党能推翻苏维埃政权，从而帮他们夺回从前的贵族生活。而那些穷困潦倒者，却嫉妒那些仍然过着奢侈生活的富人。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就是对法西斯党徒感到既憎恨，又恐惧。因为这帮家伙无恶不作，对自己的同胞也从不手软，好多俄国侨民都惨遭法西斯党徒的绑架。
因此，岗察洛夫这个长得跟豆芽菜似的没妈孩子，就成了人们泄愤的出气筒。同学们没人跟他玩耍，没人愿意挨他座位。男孩子经常把他推倒在雪坑里，往他脖领子里塞雪团。
他打不过他们，就在院子里的树上挂起一个大沙袋，将愤怒与孤独全部发泄在沙袋上。渐渐地，他练就了一身鹅卵石般的肌肉，三五个豆芽菜都不是他的对手，同学们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他一个人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守着一幅圣母玛利亚铜版画，一张小床，一副沙袋，躲在他心灵的角落里，孤独地度过了漫长而忧郁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与他为伴的除了书，只有一张留给他美好记忆的照片。
那是逃亡前一年秋天照的。
照片上的他，怀里抱着熊熊，歪着鬈毛小脑袋，眯缝着眼睛以躲避着刺眼的秋阳，站在自家门口的院子里，开心地笑着。站在他身后的父母将手搭在他的肩膀上。父母身后则是一棵已经落叶的山楂树，透过光秃秃的树干可以看见他家的房子。父母的脸上毫无笑容，好像已经预感到，这张照片将是他们全家最后的合影了。
如今，母亲死了，熊熊也死了，父亲比死了更令他感到痛苦。
他没有欢乐，没有希望，只有孤独和忧郁。
他觉得自己就像一片过早飘零的树叶，被狂风刮到这异国他乡，无着无落，任何人都可以肆意践踏他。他不知哪一天被刮到松花江里，就将永远地消亡了。
他经常捧着这张照片，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
他和熊熊在院子里你追我赶地疯跑，踩倒了西红柿秧，皮球打在玻璃窗上，母亲扎着围裙从厨房里跑出来，假装生气地嗔怪他，手举得高高的却从不曾落到他身上。他则笑嘻嘻躲到母亲身后，扯着母亲的裙带跟她捉迷藏。
但他很少看照片上的父亲，他恨他。这种恨已经不是小时候蒙昧无知的一时冲动，而是一个饱受欺凌的少年从心底发出的真正仇恨。有两次，他操起剪刀想把父亲的脑袋剪掉，但不行，三个人挨得太近了。他觉得父亲不仅害死了熊熊，害死了母亲，也毁了这个原本幸福的家。
就在岗察洛夫的嗓音开始变粗的那年冬天，他终于忍不住冲父亲发火了。
“我恨你！你跟那帮法西斯匪徒一样，毫无人性！你们明明知道西蒙是一个音乐天才，一个未来的钢琴家，却把他活活杀害了！我恨你们，我为有你这样的父亲感到耻辱！”他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冲着闷头抽烟的父亲愤怒地咆哮着。
沉默多年的火山，终于借着那起震惊中外的绑架案爆发了。
岗察洛夫的吼声穿过关闭的窗子，传到在院子里扫雪的哑巴老妇耳朵里。哑巴老妇是父亲雇来的保姆。岗察洛夫一直不理解，哈尔滨有很多健壮的俄国妇女，父亲为什么偏偏要聘用一个哑巴？他这时发现，哑巴老妇并不聋，她停下手中的笤帚正侧耳倾听他的吼声呢。
吼完，岗察洛夫将报纸狠狠地扔给父亲，转身进了卧室。
说起马迭尔旅馆老板的儿子西蒙·卡斯普被绑架案，哈尔滨可谓路人皆知。
1933年8月，刚从巴黎音乐学院毕业的西蒙·卡斯普，来父亲这里度假，在哈尔滨几所音乐厅举行钢琴演奏会。年轻的钢琴家身穿黑色燕尾服，白衬衫，紫色蝴蝶结，风度翩翩，英俊潇洒。岗察洛夫非常欣赏他的演奏，一连听了几场。
8月23日那天晚间，他还听西蒙演奏了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呢。第二天却传来噩耗，8月24日午夜，西蒙在送女友的途中遭到绑架。绑匪向西蒙的父亲约瑟·加斯普索要三十万美金。父亲不肯支付这笔巨款。一个月后，父亲收到了儿子的一副耳朵。三个月后，12月3日，人们在郊外发现了钢琴家的尸体。
西蒙出殡那天，哈尔滨倾城出动。岗察洛夫也在送行者的队伍中。
岗察洛夫得知，策划这起绑架案的是日本宪兵队的中村，而实施这起绑架案的就是俄国法西斯党的一帮歹徒。
然而，父亲对岗察洛夫的愤怒却无动于衷，一声没吱，一直坐在椅子上抽烟。
从这天起，岗察洛夫再也没有正眼瞅过父亲，从心眼里厌恶他。
父亲很忙，父子俩很少见面。
偶尔在早餐的餐桌上见上一面，岗察洛夫的眼睛也只是盯着手中的刀叉。有时，他觉察出父亲忧郁的目光从桌子那边投过来，想跟他说点儿什么。他却嚼着面包起身离去，留给父亲一个不屑的背影。
在岗察洛夫的记忆里，父亲为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来哈尔滨的第二年春天，父亲带家来两个青年，一个是进门就鞠躬、满脸恭谦的日本人；一个是戴着眼镜、长相斯文的中国人。一个来教他日语，一个来教他英语和汉语。他对英语和汉语还算感兴趣，对日语却十分反感。他讨厌日本人。为此，他挨过父亲的耳光。
“我告诉你，我们这些无国籍的流亡者，如果不想成为街头的流浪汉，就必须学会生存的本领！否则，你靠什么活下去？”
父亲所说的无国籍者，是苏维埃政府早在1921年下令取消逃亡者的国籍。许多逃亡者手里只拿着国际联盟签发的登记在册的身份证，即“南森护照”，也就成了无国籍者。
但是，一个孩子对生存的认识是肤浅的，学不学外语，并不能提升到生存本领的高度。他后来所以学下去是因为他太孤独，太渴望与人交流了。
五
1941年初冬，一个静得能听到雪花飘落的夜晚。
岗察洛夫早已习惯了这种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寂静，一个人躺在床上静静地看书，每天夜里，只能在梦中听到父亲回来的开门声及脚步声。
这天深夜，他正在看普希金的诗歌集，忽然听到开门声，匆匆的脚步声，以及父亲严厉的命令声：“起来！跟我去地下室！”
他喜欢普希金的作品，尤其喜欢普希金被流放时写下的那首不朽的诗篇：《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正是这些诗陪伴他度过了无数个孤独而寂寞的日子。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岗察洛夫心里奇怪，半夜三更，去地下室干什么？你不是不让我去地下室吗？
刚搬来那会儿，父亲从不许他去地下室，说地下室潮湿，空气污浊，对身体有害。这么多年他只下去过两次。
今天，父亲却忽然叫他去地下室，他觉得既蹊跷又反感。可他却从不敢违抗父亲的旨意。
父亲的外表远不像岗察洛夫那么强悍，还有一只跛脚。但是，父亲身上却有一种令人震慑的威严。这大概正是法西斯党徒们尊重他、信赖他的缘故吧。
岗察洛夫只好穿上衣服，跟随父亲手中的烛光，从厨房储藏室拾阶而下，走进地下室，一股潮湿、发霉、烂白菜的气味儿，立刻扑鼻而来。
俄式房子都有地下室，冬天用来储藏马铃薯或大白菜，夏天存放一些怕坏的食物。
岗察洛夫满脑子疑惑：去地下室干什么？为什么不开电灯？偏偏要点蜡烛？
正是午夜，地下室里静得令人发憷，摇曳的烛光忽明忽暗，父亲瘦长的影子投射到灰白色的墙壁上，一条跛腿踏在水泥地上发出“扑通扑通”的皮靴声。这一切显得格外瘆人。
岗察洛夫越来越疑惑，该不会让我来帮他灭尸吧？他早就听说，法西斯党徒经常在地下室里杀人灭口。不！我绝不参与你们罪恶的勾当！他心里暗暗发誓。
只见父亲从第一间储放马铃薯和大白菜的地下室门口走过去，来到第二间地下室门口，站在那里等他。
父亲一只手擎着蜡烛，身穿一件敞着怀的黑呢大衣，脸色青白，就像一只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大蝙蝠。
等他走近之后，父亲才推开地下室的第二间房门，走了进去。
这间地下室很少有人光顾，堆放着一些破烂桌椅，墙角挂满了灰蒙蒙的蜘蛛网。
带我来这个鬼地方干什么？岗察洛夫心里正犯嘀咕，却听父亲用庄严的，只有神父祷告时才使用的语气说道：“岗察洛夫，请把你的右手举起来！”
由于过于严肃，父亲的脸在烛光下显得青白而僵硬，像石膏人似的。岗察洛夫只好迟疑地举起了右手。
“按照我们组织的规定，我是不应该信仰上帝的！但我要你必须向上帝发誓，对任何人都不许说出今晚所见到的一切！”
“我向上帝发誓……”岗察洛夫嘴里发着誓，心里却在说，“你们的组织是什么东西？它对我没有约束力！我告诉你，我绝不会跟着你干那种杀人越货的勾当！”
发完誓，父亲将蜡烛举到岗察洛夫面前，用极其冷峻的目光盯了他一会儿，然后才走到堆放着破桌烂椅的东南墙角，挪开一把破椅子，用他那只好腿冲着墙角的水泥地，用力跺了三脚，随着三声空洞洞的“嘭！嘭！嘭”，只见北边那扇脏兮兮的水泥墙，忽然缓缓地移动开来……
噢，上帝！岗察洛夫差点儿惊叫起来。
原来这是一面夹壁墙，夹壁墙里足可以挤进两三个人，里面放着被褥、水和面包之类的生活物品。
岗察洛夫正惊诧的当儿，不知从哪儿钻进来一股冷风，循着冷风望去，只见西北墙角出现了一个水桶大的洞口。
他被眼前的一切完全惊呆了。他不知这个家里到底还隐藏着多少秘密。
随后，就在这间堆放着破桌乱椅，挂满蜘蛛网的地下室里，父亲对岗察洛夫道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他瞪大眼睛盯着父亲那双深邃而忧郁的眼睛，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因为那个天大的秘密太可怕了，随时可能掉脑袋！
父亲说他是苏联布尔什维克派来的，打入俄国法西斯党内部的特工。其任务就是监视俄国法西斯党和白匪残余的动向。因为哈尔滨是白匪及俄国法西斯党的大本营。父亲还说，苏联派来的特工不止他一个，但他没说还有谁。
“我所以要把这一切告诉你，是因为现在的形势太严峻、太危险了。纳粹德国于今年6月开始全面进攻苏联，实施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我们的苏维埃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大决战。11月7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红场上检阅红军，红军将士从红场直接开赴了战场！孩子，法西斯党徒们一旦发现了我的身份，那是绝不会放过我的！所以，我必须把这一切告诉你，我的孩子！你一旦发现情况不对，一旦发现凌晨一点钟我还没有回来，你要马上躲进这间夹壁墙里！记住，不要马上出去，要在夹壁墙里待两天，等他们搜索过后，外面完全平静下来，你再悄悄地从洞口爬出去。记住，不要走正门！要离开哈尔滨回到苏联去。但不要坐火车，他们会在列车上抓到你。你可以雇一辆汽车，我留下一些钱就放在夹壁墙里。喏，看见没有？就在毡子下面！回到苏联以后，你要去鄂木斯克中学，找到谢尔盖校长，向他汇报法西斯党和白匪残余的动向……”
“谢尔盖校长？就是在咱家住过的谢尔盖叔叔吗？”
“对，就是他！他到咱们家去避难，被捕，就是为了掩护我带着你们出逃。”
“什么？你是说……噢，上帝！原来你们是……”
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太不可思议了。
岗察洛夫望着眼前这位曾经深深地爱过、崇拜过，也曾经深深地憎恨过、鄙视过的父亲，发现父亲明显地老了，四十几岁的人，却是眼袋下垂，两腮塌陷，鬓角灰白，眼角布满了皱纹。但他发现，那双蓝灰色的眼睛里除了忧郁和深邃，又多了一层俄罗斯民族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刚毅、坚强，无坚不摧的个性！
“孩子，我知道你恨我，”见岗察洛夫半天没言语，父亲又开口了，语气里充满了歉疚，“我知道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你的母亲，对不起我们这个家。一想到你母亲的死，我心里就非常难过。但我想告诉你，孩子，”父亲歉疚的语气变得深沉起来，“一个人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总应该站出来，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民族做点什么！我的腿是在第一次大战中受伤的。当时我只有十八岁。现在，自从纳粹德国进攻苏联以来，我们千千万万的同胞都在与法西斯的浴血奋战中牺牲了。孩子，我希望你能理解父亲所做的一切……”
爸爸，我理解你，我非常理解你！但是，岗察洛夫却说不出口，他的思维就像一辆突然冲进死胡同的汽车，堵在墙角一时转不过弯来。说实话，他对那个遥远而陌生的布尔什维克创建的国家，并没有什么好感。布尔什维克留给他童年的记忆太恐怖了。他忘不了红军打死白军伤兵的情景。但是，当他得知自己的同胞在与纳粹德军的奋战中，表现出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他激动得流下了泪水。他毕竟是俄罗斯的后裔，他为自己的民族感到骄傲。现在，得知父亲并不是法西斯分子，而是一位坚强的布尔什维克，他忽然觉得并不强悍，甚至有几分瘦弱的父亲，一下子变得高大起来，就像一个巨人！不，更像夜航下的一盏灯塔，瞬间照亮了他那颗孤独、迷惘、一直寻不到出路的心灵！
在流亡者中，都存在一种无国家、无归宿感、无社会保障的迷惘。现在，岗察洛夫终于找到了归宿，找到了寄托，那就是父亲——以及父亲背后那个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国家！
但是，父亲并不知晓儿子内心的变化。
“米加，爸爸希望得到你的原谅……”
“不，爸爸，你并不需要原谅！”
“米加，你说的是真话吗？”
“是的，当然是真话！”
“噢，上帝！”
“爸爸……”
“我的儿子……”父亲手中的蜡烛一下子掉到了地上，灭了。
就在这漆黑的地下室里，自从母亲去世以后，父子俩第一次拥抱到一起，许久没有松开。
接下来，岗察洛夫度过了来到中国十几年来最愉快的一段时光。
虽然，他每天都为父亲提心吊胆，但他却过得很开心，很充实，觉得自己再也不是飘零的落叶，而是一棵有着强大根基的大树了。
当他按照父亲的旨意，在法学院毕业后到日本宪兵队担任了俄语翻译，把获取的大量情报交到父亲手里，而且，担着掉脑袋的危险，替父亲将情报送到某个秘密联络点时，他觉得能为遥远的祖国做点儿事情，觉得自己也像父亲一样高大起来。
现在，岗察洛夫却违背了对父亲、对上帝的承诺，把一切都告诉了恋人。他觉得内心有一种罪恶感。
此刻，在这江边的小木屋里，阴冷的寂静包裹着两颗激动的心，两人谁都不说话，只是紧紧地拥抱着，很怕再失去对方，只是偶尔呢喃一句“对不起……”
“不，那不是你的错。”之后又归于平静。
他们离去时，风小了，江面上的冰排变得稀稀落落，天边飘浮着几缕橘红色的晚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