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逃亡生涯
一
尼古拉·阿里克塞耶维奇·岗察洛夫的家，住在遥远的西伯利亚。
他不记得那是哪一年，1926年还是1927年，六岁还是七岁，都不记得了。
只记得那是一个奇冷的早晨，冷风抽到脸上像刀刮似的，呼出的气息瞬间变成了白刷刷的霜末儿。
他穿着棉大衣、棉皮靴，戴着棉帽子，被母亲拽着趔趔趄趄地走出家门，穿过落满了厚厚积雪、长着几棵山楂树的院子，向停在门口的一辆四轮马车奔去。
“不！妈妈，我要熊熊！我的熊熊会饿死的！它在挠门呢！妈妈，求求你快放它出来吧！让它跟我们一起走吧！好妈妈，我求求你了！”他边走边回头哭喊着。刚才，他带着熊熊刚爬上马车就被父亲撵了下来。父亲把熊熊关进了屋里。
正怀着身孕的母亲，穿着灰蓝色的棉大衣，一声不吭，一只手拽着他，一只手用毛披肩捂着裹得严严实实的脸，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熊熊是一只漂亮的法国白熊，从记事起，它就是岗察洛夫最要好的伙伴。
熊熊刚来时，只是一只毛茸茸的小熊崽儿，总把他的小脚丫当作奶头吸吮。他用鼻子顶熊熊暗红色的小鼻头，熊熊舔他的脸。他和熊熊整天在地板上滚来滚去，玩得特别开心。
岗察洛夫最后一次回头望去，发现熊熊的两只前爪搭在客厅的窗台上，嘴巴一张一合，冲着窗外大叫呢。他拼命挣脱了母亲的手，不顾一切地往屋里跑去，却被匆匆赶来的父亲一把抓住，像抓小鸡似的把他塞进了马车里。
坐在马车上，他第一次用憎恨的目光看着父亲。
父亲穿着一件辨别不出颜色的旧大衣，听母亲说，那是多年前在部队时穿的，手里拎着两只沉重的大皮箱，微微跛脚的黑皮靴踩在雪地上，发出一种不协调的扑通声，灰棉帽子下面那张清瘦的面孔，显得比往天更加苍白，也更加消瘦。那双忧郁的灰蓝色眼睛，显得比往日更加忧郁，也更加让人捉摸不透了。
岗察洛夫的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做事向来一丝不苟。
在俄国，像父亲那样认真而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不多。俄国的男人爱酗酒，爱女人，远远胜过爱家庭。但是，每当国家和民族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却会毫无惧色地挺身而出，做出令世界瞩目的伟大举动。
岗察洛夫最崇拜父亲，一直视父亲为骄傲。
但从这天起，他再也不崇拜父亲了。他认为父亲是害死熊熊的凶手，他开始憎恨父亲了。
父亲把皮箱放进车厢里，就坐到前面赶车去了。
就这样，岗察洛夫随同父母匆匆离开了那座有着尖顶教堂的小镇，离开了他心爱的熊熊，也离开了每到春天山楂树就开满白花的家园，坐着马车，向着白茫茫的野外奔去，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
坐在冰冷的马车里，他趴在母亲怀里哭。母亲搂着他一再安慰他，劝他别哭，说以后还会回来的。他仍然止不住哭泣。
他并不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趴在母亲的怀里哭了。
岗察洛夫不明白，他家既不是白匪，又不是留恋沙皇的富豪，父亲为什么非要带着全家逃亡呢？一直到后来他都不明白。
岗察洛夫所居住的安拉斯小镇，位于贝加尔湖西岸，距离伊尔库茨克不远，只有百十户人家。
在他童年的记忆里，安拉斯小镇是一座没有男人，没有笑声，没有歌声，像坟墓一般死气沉沉的小镇。父亲是小镇上唯一一名青壮年男人。
后来得知，那是俄罗斯一段悲惨的历史。
正是这段历史，让他了解了一个国家与一座小镇、与一个家庭、与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关系。
岗察洛夫所居住的西伯利亚地区，曾是高尔察克所率领的白匪军的老巢。
“十月革命”以后，白匪军在那一带的活动十分猖獗。1918年11月18日，高尔察克在鄂木斯克成立了“全俄政府”。一年以后，1919年11月13日，红军攻占了鄂木斯克。高尔察克率领一百多万逃亡大军仓皇出逃，其中包括几十万主教、僧侣、富豪及家眷。他们准备穿越几千公里的大西伯利亚，向东太平洋海岸逃遁。逃亡大军从安拉斯小镇附近经过，因此给小镇带来了无休止的灾难。
高尔察克是乘火车出逃的，火车上装载着沙俄政府存放在喀山国库中的六十三箱六百吨黄金。而追随他的一百多万逃亡大军，则是乘汽车和马车或者步行出逃的。汽车燃料很快就用光了，汽车变成了一堆堆废铁。一匹匹西伯利亚的良种马接连死去。最后，在人类难以承受的高寒之下，一个个髅骷般的生命，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暴风雪很快就将这些冻僵的生命埋葬了，变成了一堆堆白骨。
1920年2月中旬一天早晨，安拉斯小镇有人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岗察洛夫父亲，说在郊外的雪地里发现好多人冻死了。
父亲回来说，那情景太惨了。
在被暴风雪抚平的雪野上，到处都是被丢弃的皮箱、雪橇、拐杖和尸体。一个个形容枯槁的男女被掩埋在雪堆里，只露出半个脑袋，半拉屁股，或是一只手脚。这种悲惨景象一直向贝加尔湖方向延伸而去。
父亲说，从死者身上的衣物看，很可能是追随高尔察克的逃亡大军。
听他这么一说，小镇上的女人都哭起来。因为她们的亲人都被白匪军拉去当兵了。
开化以后，贝加尔湖的打鱼人发现，湖面上漂浮着大量的尸体，像水葫芦似的，把湖面都盖满了。原来，在一个零下六十多度的奇寒之夜，一二十万逃亡大军经过贝加尔湖，全部冻死了。
高尔察克最终也没有逃脱死亡的厄运。1920年1月15日，他被同盟军出卖，被布尔什维克处死在安加拉河畔。而随车押运的六百吨黄金，也被一个叫佩特罗夫的白匪军官拱手送给了日本人，以换取自身的性命。
这期间，安拉斯小镇的男人，有的冻掉了手脚，有的冻掉了耳朵，拖着伤残之躯陆续逃回家里。可是，很快就被前来剿匪的红军抓走了。有的被当场枪毙，有的被关进了监狱。安拉斯小镇从此没了男人。
在岗察洛夫童年的记忆里，寡妇们扎着黑头巾的身影，整天在自家的院子里默默地忙来忙去。她们很少讲话，连哭都是默默无声地流泪。只有当背着长枪的红军来搜查时，才偶尔听到她们发几句牢骚：“你们又来抓谁？来抓我丈夫吗？他不是早就被你们枪毙了吗？是来抓我和孩子吗？好哇！我正犯愁家里没吃的呢，连马铃薯都吃光了！去见上帝也比这种没吃没喝的鬼日子好过得多！”
女人没有了男人，也就没有了希望，对一切都无所谓了。
安拉斯小镇，只不过是俄罗斯的一个小小缩影。有多少这样的寡妇村、寡妇镇，散落在广袤荒寂的西伯利亚大雪原上？无人知晓。
人们只知道，半个世纪以后，俄罗斯的男女比例仍然严重失调。
岗察洛夫记得，背着长枪的红军，也多次来到他家。每次来，父亲都撸起裤腿冲他们亮出那条伤残的细腿，证明他没有参加过白匪军。
一看到背枪的，岗察洛夫就吓得躲到母亲的大裙子底下。母亲摸着他的小脑袋，安慰他：“好孩子，别害怕！嗨……”
听到母亲长长的叹息声，他从裙子底下悄悄地钻出小脑袋，瞪着懵懂无知的眼睛望着母亲，心想，妈妈为什么叹息呢？为什么难过呢？是因为他们来抓人吗？
小镇上的女人都羡慕岗察洛夫家，羡慕他家有男人，羡慕他家没有受到高尔察克白匪军的牵连。
岗察洛夫感到很骄傲，觉得自己有一个好父亲，有一个幸福的家。
一天晚上，他家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男人，说是父亲的朋友。
这个叫谢尔盖的叔叔跟父亲关在小屋里，嘀嘀咕咕地聊了很长时间。父亲同意让谢尔盖叔叔住了下来。
几天后的一天傍晚，全家正在吃晚饭，两个穿着棉大衣，端着长枪的红军出现在他家里。
谢尔盖叔叔被带走了，临上车，谢尔盖叔叔回头冲父亲点点头，笑了笑。
昏暗中，岗察洛夫发现谢尔盖叔叔笑得有点奇怪，好像在向父亲传递着什么信息。可他太小，不明白谢尔盖叔叔向父亲传递的到底是什么。
谢尔盖叔叔被带上汽车以后，一个鼻子冻得通红的红军大个子，在大门口大声嗔斥父亲：“伊万诺夫，我警告你！你窝藏白匪军官，按照《苏俄刑法第五十八条》，你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喊声大得跟惊雷似的，全镇的人都能听见。
岗察洛夫躲在母亲的身后，偷偷地看着这一切，他听到母亲的大裙子因哆嗦而发出了沙沙声。
这天晚上，父亲跟母亲嘀咕了一夜，母亲哭了一夜。
二
就在谢尔盖叔叔被抓走的第二天早晨，父亲就带着他们匆匆忙忙踏上了逃亡之路。
岗察洛夫还是个孩子，他不明白《苏俄刑法第五十八条》是什么东西，更不知道这个令人谈虎色变的法条，对苏联公民意味着什么。
在逃亡途中，他听到许多逃亡者一谈到《苏俄刑法第五十八条》都吓得要死，好像那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似的。
后来他才明白，苏维埃政府1926年颁布的，有着十四项条款的《苏俄刑法第五十八条》法典，是一部掌权者的杀人工具。它成了无辜者人头落地，千百万人被关进集中营的法律依据，成了统治者杀人的合法武器。
正因为这样，所以苏联境内大批流亡者才像蝗虫般地涌向中国。因为去欧洲受歧视，而纯朴善良、饱受屈辱的中国人，从不歧视他们。而且中国的边境很松，就像农家疏落的秫秸篱笆，小猫小狗都能钻进来。
在逃亡大军中，有反苏维埃的人士，有沙俄时代的政坛要人、伯爵、白匪军官、犹太富翁，也有著名的艺术家、诗人。当然也有大批毫无政治倾向，只因为恐惧战争，恐惧《苏俄刑法第五十八条》而盲目逃亡的穷人。这些穷人的下场最惨，他们失去了家园，穷困潦倒，最后成了一批暴尸荒野的孤魂。
当父亲带着他们娘俩儿赶到伊尔库茨克才得知，苏维埃政府为了阻止苏联公民外逃，中东铁路旅客列车已经停运多时了。
无奈，父亲只好带着他们乘马车继续前行，向中俄边界的满洲里方向奔去。
数天之后，一个阴冷的黄昏，只觉得马车猛地向前一跄，连人带车一下子歪倒在雪地上。岗察洛夫的脑袋撞出一个大包。只见枣红马倒在雪地里口吐白沫，抽搐几下，一动不动了。
岗察洛夫趴在母亲的怀里伤心地大哭，问她：“妈妈，咱们要去哪里？还有多远才能到啊？”
母亲没有回答，只是紧紧地搂着他。
后来，父亲花重金又买了一匹马，乘着马车继续前行，不知走了多少天，只记得到达满洲里时，三个人瘦得跟鬼似的，都成了会喘气的死人幌子。
在满洲里，被逃亡大军挤得水泄不通的火车站里，父亲通过一个穿铁路制服、留着两撇山羊胡的白俄男子，花三十个金卢布，从一名中国警察手里弄到三个小本本，那是中国入境证。
父亲拿着小本本在手里掂了掂，瘦得跟骷髅似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一丝笑容，说是笑，其实只是咧了咧牙床突出、嘴唇爆裂的嘴，看起来比哭还难看。
这一笑容却成了父亲最后的微笑。从此以后父亲再也没有笑过。
这天晚上，在满洲里黑压压的、蜂巢般拥挤的站台上，岗察洛夫看见母亲突然倒下了，倒在了众多纷纷逃命的同胞脚下。
当岗察洛夫哭喊着妈妈，看着父亲用尽气力才把母亲从不断涌来的皮靴下抢救出来时，母亲只说了一句话，就永远闭上了原本十分美丽，现在却瘦成两只黑窟窿的眼睛，连同她腹中的小生命，永远地离去了。
“亲爱的……你带米加一定要活下去……”米加是岗察洛夫的昵称，“把这个留给米加……”母亲扬了一下手指上的红宝石戒指，戒指在昏暗的站台上闪出一道暗红色的光亮。
“丽莎，我的丽莎！你快醒醒啊！丽莎，是我害了你呀！丽莎，我对不起你呀！是我害死了你呀！我对不起你呀！”
“妈妈！你醒醒啊！妈妈！你快醒醒啊！妈妈……”
可是，母亲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岗察洛夫看见父亲抱着母亲渐渐冷却的尸体，悲恸欲绝的哭号声伴随着一团团白茫茫的哈气，在乱哄哄的站台上飘荡了很久。
那一刻，他恨透了父亲，恨不得把父亲推到火车底下轧死。
从此以后，母亲被皮靴踩在脚下的情景，还有母亲身下那摊鲜红的血迹，经常出现在岗察洛夫的梦境里。
他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度过的最后时光，是坐在一辆中国人赶的大板车上，向着中俄边界线上一座小山奔去。
母亲盖着棉大衣躺在车厢板上。岗察洛夫和父亲坐在母亲身边。岗察洛夫以为母亲睡着了，一会儿就会醒过来，不时把颠簸下来的大衣盖在母亲青白色的脸上。
大板车拉着他们一家三口，来到中俄边境一座小山坡上。
父亲把僵硬的母亲抱下车，放在没膝深的雪坑里。岗察洛夫哭喊着，拼命捶打着父亲，不让父亲把母亲埋在雪坑里，说埋在雪里她会冻死的。
临走，父亲像抓小鸡似的把岗察洛夫抓到马车上。岗察洛夫哭喊着，一次次地回过头去，望着山坡上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的雪堆。
岗察洛夫走了，但一个孩子的心却留在了中俄边境上，留在了那片白雪皑皑的山坡上，跟母亲在一起。一想到埋在雪堆里的母亲，他就哭个不停。他恨父亲，也恨自己太小了。他发誓等长大一定回来救母亲，可他不知母亲能不能活到他长大。
从那天起，他对父亲的仇恨就像贝加尔湖的卑斯图格雪山，长年积雪不化，而且越来越深。
当晚，岗察洛夫被父亲拽着，踏上了开往哈尔滨的列车，在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似的车厢里，度过了一个漫长的白天和黑夜。
三
到哈尔滨的那天早晨，岗察洛夫跟在父亲身后，随着拖儿带女、大包小裹的逃亡人群，走出站台，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这座被流亡者称为“流亡者天堂”的城市，并没有给一个孩子以安全感，反而给他一种刻骨铭心的恐惧。
清晨的天空，灰暗而阴冷，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煤烟味儿，还有烧饼和麻花的香味儿。
岗察洛夫瘦小的身子挤在大人中间，拖着两条疲惫的小腿踢踢踏踏地走着。
出了站台，他回头瞅瞅，从人头夹缝里看一眼火车站，发现车站挺漂亮，跟他家乡的建筑很相似，拱形的门楼上还有一座大钟呢。这多少给他惶恐不安的心带来一丝安慰。
当岗察洛夫转过头来时，却忽然发现一双小脚直挺挺地躺在他脚下，那双小脚只有巴掌大，穿着一双尖得像尖辣椒似的黑色绣花鞋，鞋面上落满了雪末儿，摔倒的是一个身穿长棉袍、怀里抱着孩子的女人。
他正惊愕的刹那，不知从哪儿忽然飞来一脚，狠狠地踢到女人身上，只见那女人和孩子像个布娃娃似的被弹了起来，又重重地跌落下去，传来孩子闷声闷气的哭声。他看到一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黄黄的，瘦瘦的，头戴棕色毡帽头，身穿黑棉袄、扎腿大棉裤，肩上挑着两只大行李，正怒视着地上的女人。
他奇怪，那女人的脚为什么那么小？那男人为什么踢她？为什么不把她扶起来呢？
父亲催他快走，带着他，穿过马路，向对面的有轨电车站奔去。
他看见马路上偶尔驶过一辆插着太阳旗的小汽车，还有不断跑来跑去的双轮车。他看见拉车的不是马，而是人，是一个个满脸霜雪，头顶呼呼直冒热气的中国人！坐在车上的，则大都是大腹便便，双手插在毛皮筒里的外国人。
他奇怪，为什么用人拉车？为什么不用马拉呢？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令他小小心灵感到震惊。
父亲带着他来到有轨电车站，正准备上车，忽然从车门里飞出来一团破布，一头抢在了马路上。
仔细一看，才发现是一个衣着褴褛的流浪汉，帽子摔飞了，露出一头脏兮兮的黄毛，还有一张血糊糊的大鼻子嘴脸。那人蜷曲着身子，一动不动地趴在马路上。一辆四轮马车疾驶而来，从破帽子上轧过，险些轧着那蜷曲的身子。
看到这一情景，岗察洛夫蓦然想起那些踏在母亲身上的皮靴。他很想跑过去把流浪汉扶起来，可他却动弹不得，两条腿紧紧地夹着，很怕尿液淌出来。
最后，是父亲用拎着皮箱的胳膊把他夹上了有轨电车。
上车后，在不断呼出团团哈气的车厢里，他听到一阵只有流氓、混混做了坏事之后才会发出的得意笑声，间或夹杂着骂人的俄语。
他瞪大眼睛循着笑声望去，只见两个身穿黑皮靴、黑皮大衣、头戴宽檐棉帽的俄国男人，一脸骄横地站在车厢过道处，指着窗外的流浪汉，在用俄语骂人呢。乘客们都像躲瘟疫似的躲避着骂人的两个家伙。
“哐当”一声，有轨电车开动了。
岗察洛夫透过结霜的窗子，看到那个蜷曲的身子一动不动地趴在马路上。他心里很难过，也很气愤，不由得偷偷地瞄着那两个家伙。
只见两个家伙站在一个年轻人身边，那年轻人坐在座位上，身穿双排扣的黑呢大衣，头戴宽檐羊剪绒帽子，看上去像个有钱人家的少爷。两个骂人的家伙对他毕恭毕敬地说着什么。他们称那人罗扎耶夫斯基先生。
一听到“罗扎耶夫斯基”的名字，父亲似乎很吃惊，急忙拎着皮箱凑到那人身边，主动跟那人打招呼：“罗扎耶夫斯基先生，您好！”只见父亲微微弓着身子，用深沉而恭敬的俄语问好，并向对方伸出手去。
被称为罗扎耶夫斯基的人，却双手盘在胸前，用傲慢的目光斜视着父亲。
“罗扎耶夫斯基先生，认识一下，我叫伊万诺夫，”父亲一脸恭谦，忙自我介绍，“刚从那边逃过来，当过律师。我在满洲里就听到了您的大名，康士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罗扎耶夫斯基。”
后面这句话似乎起了作用，只见罗扎耶夫斯基终于从胸前抽出一只不打弯的手，向父亲伸过来，并将斜视的目光转为正视。父亲急忙双手握住那只不打弯的手，恭维道：“久仰先生的大名，请多多关照！”
岗察洛夫躲在父亲身后，偷偷地盯着那个人。
就其长相来说，这个叫罗扎耶夫斯基的家伙在英俊健壮的俄国男人当中，并不出奇，中等身材，过于削瘦，苍白的脸显得有些病态，嘴巴光光的，还没有留胡子，前额和眉骨过于突出，这使那双陷进眉骨下的蓝色眼睛，就像藏在悬崖下一对幽深的山洞，阴森森的，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恐怖感。
原来，这个其貌不扬的家伙就是臭名昭著的大野心家康士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罗扎耶夫斯基，是他一手策划并成立了俄国法西斯党。此人出生在与黑河一江之隔的海兰泡。父亲是一名公证人。
1925年，十八岁的罗扎耶夫斯基从海兰泡逃到哈尔滨，进入一所俄国人办的法学院学习。在校期间，他伙同一批极端仇视苏维埃政权的白俄青年，成立了俄国法西斯党，提出了“俄国法西斯主义纲领”，创办起法西斯小报《我们的要求》，一心想推翻苏维埃政权。罗扎耶夫斯基最崇拜意大利首相本尼托·墨索里尼。其言谈举止，处处效仿，连双手盘在胸前的姿势，都是跟墨索里尼学的。
此刻，岗察洛夫对俄国法西斯党一无所知。但是，凭着一个孩子的好恶，他讨厌这个一脸傲慢的家伙。
他奇怪，父亲一向不许他说谎，可父亲为什么要说谎？父亲明明是教师，为什么说他是律师？一向冷静、话语不多的父亲，为什么主动跟这个讨厌的家伙搭讪，套近乎？就因为我们新来乍到，没有根基，想结识几个俄国朋友吗？他猜不到父亲的动机，但他发现全车厢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盯着父亲。他急忙扯了扯父亲的棉大衣。但父亲并没有理睬他，反而跟罗扎耶夫斯基热情地攀谈起来。他只好低头盯着脚下的雪末儿，直到下车。
下了电车，父亲带他来到铺着青色石头的中央大街，在一家俄式餐厅里饱餐了一顿。
他发现街道两旁，都是一些奇形怪状的楼房，到处都是涂着鲜艳的红色屋顶，写着俄文的商店、洋行、西餐厅、旅馆，出出进进的多是穿着皮靴、皮大衣，气质高雅的洋人，好多是俄罗斯人。
但他丝毫不感到亲切。因为这里并不是他的家，他的家在遥远的西伯利亚。他想回家，想听到母亲站在大门口亲切地喊他：“米加，快回家！妈妈给你烤好了马铃薯！”他想扑到母亲沾满面粉的怀里，从母亲手里接过烤得黄洋洋的、又香又甜的面包或马铃薯。
可是，一切都不可能了，永远地不可能了。
他怀着忧伤的心情跟在父亲身后，走在这陌生的、几次差点儿跌倒的石头路上，寻找着他们的落脚之地。走走，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开始很轻，很远，越来越响，越来越大，渐渐连成了一片，整个世界仿佛都笼罩在一片钟声之中。
他抬头望着传来钟声的天空，眼里闪着泪花，好像他跑出去玩久了，累了，饿了，忽然听到了母亲的呼唤：“米加，快回家吃饭啊！”他那颗没有欢乐的心，多少感到一丝慰藉。俄罗斯的孩子都是在钟声的抚慰下长大的，就像听惯了摇篮曲一样。
对一个孩子来说，钟声带来的安慰毕竟是短暂的。他心灵深处的孤独与忧伤，却像哈尔滨的冬天一样，严酷而漫长。
不过，他和父亲并没有像那些穷困潦倒的逃亡者那样，蜗居在道里偏脸子一带，跟穷苦的中国人一起，挤在四处漏风像狗窝似的简陋泥房里，而是在马家沟的巴陵街租了一套房子。几年之年，又在中央大街北面，离松花江边不远处买下一幢俄式大房子，两室一厅，米黄色的墙壁，窗上装有雕花窗棂，院子镶着淡蓝色的矮木栅栏。
岗察洛夫感到奇怪，父亲只是一名穷教师，母亲连一条金项链都没有，只有一枚红宝石戒指，是结婚时父亲送给她的。却发现，父亲带来的皮箱里装满了刻有沙皇二世头像的金卢布。他疑惑，父亲哪来那么多钱？是不是从冻死的逃亡者身上偷来的？
从这时起，岗察洛夫对父亲除了憎恨，又多了一层怀疑，多了一层鄙视。
后来，随着父亲与罗扎耶夫斯基的密切接触，随着父亲与逃亡到哈尔滨的白军头子谢苗诺夫的频繁往来，他对父亲的怀疑和鄙视越来越无法化解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