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 郭熙
于根元老师离开我们一年多了。
老师去世后，我们跟老师一起的往事不断在眼前闪现。当时就想把它们写出来，但一坐到电脑前，脑子里又乱糟糟的，不知从何说起，无法进入状态。后来得知施春宏、赵俐等要编老师的纪念文集，我再次有了动笔的冲动，但写了一部分，又写不下去了。2020 年因新冠疫情居家期间，我找到了早年于老师给我的书信，有十二封之多，除此之外还有明信片。当然，他给我的信件远不止这些。我还发现了当时访问老师和其他语言学者的记录。面对这么多的材料，我更不知如何写起了。于是，写文章就搁置了下来。2021 年 3 月 1 日，师母发来微信，说纪念文集就要收尾了，记得我说要写些文字的。的确如此。去年 10 月，我曾把老师给我的信件拍照发给她。
不能再拖延了。
一
最早见到根元师是 1984 年春天，我正在南京大学读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为纪念著名语言学家方光焘教授逝世二十周年，南京大学专门举办了一个学术研讨会，中文系数十位语言学系友应邀参加，于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作为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我们几位同学参与了会议服务工作。用今天的话语来说，这给我们结识语言学“大咖”提供了绝佳机会。
于老师是跟姜明宝、曹剑芬两位老师一起从北京乘火车来的。我拿着写有几位老师名字的牌子在出站口等候。“我是于根元。”出站的人流中走过来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身材挺拔，瘦瘦的，语言铿锵有力，举止利落干练。这是于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
南京那时还很少有出租汽车。等大家到齐了，我们一起乘 1 路公交车前往南京大学。车上人多，大家一路无话。南京大学位于汉口路 22 号，我们在汉口路站下车，步行到学校招待所，路上边走边聊。他问了我们的学习情况，包括上什么课，读什么书，论文想做什么等。一来二去，一个会议下来，我们就跟于老师很熟了。交流中，我感受到了于老师的和善和亲切，但也感受到他在学术方面对我们这些晚辈的严格要求。
二
转眼到了夏天，我们师兄弟开始进入毕业论文的准备阶段。南京大学当时有一个很好的做法，我们可以在论文开题之前先带着选题计划访问相关领域的专家。我和同门师兄弟张晓铃、孙德坤拟定了这次的游学计划：天津、北京和徐州。
我们先去天津，在那里拜访了邢公畹、刘叔新和宋玉柱先生，然后乘长途汽车去北京。于老师已经帮我们联系了多位知名语言学家。其中有陈建民、徐枢、孟琮、范继淹、陆俭明、饶长溶等先生。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很少有私人电话，联系事情都要靠写信。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给于老师找的麻烦也够多了。
那个时候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在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来到我们心目中的中国语言学“圣地”，看到了当年的“语料库”——走廊里一排排的卡片柜，现在仍然能感受到当时的那种震撼。北京的拜访让我们的收获真可谓“盆满钵满”，各位先生对我们论文的选题、研究计划等给予了精心指导，使我们眼界大开。于老师在为我们备满“精神大餐”之外，还约我们到家里一聚。菜是老师亲自动手做的，我们四个人，菜摆满了一桌子。记得他的那个房子很小，饭桌平时是放在床下面的，吃饭的时候才拉出来。我们边吃边聊。他问了我们每个人论文选题，逐一谈了他的意见和建议。从保存的记录看，我的论文问题于老师共谈了两次，一次是5月17号上午，一次是5月18号上午。
我拟定的题目是《动词+“到”+时空成分初探》，在谈到结构分析时，于老师说，结构分析不必放为重点，因为有些问题说不清。他举例说，饶长溶先生认为应将“到”切分到前边，但古汉语有“动着在”的例子。至于语音停顿，老师说也靠不住，因为这里面有汉语的音节问题。他强调论文要重在描写，例句要有书证。老师告诫我们，文章不要写得太难读，要流畅一些，有可读性。他这么要求我们，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一直把论文的可读性放在重要的位置。
那次北京之行，受益多多，老师的教诲我一直记在心中。留心各种语言现象，从语言事实描写出发，语言表达朴实利落，成了我学术生涯中一直不变的追求。
三
于老师特别关心年轻一代的成长。1986 年，第一届全国青年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举行。于老师的会议致辞《致年轻的同行们》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文后来收进《语法求索》一书。
1992 年，第二届应用语言学学术研讨会在湖北随州举行。报到的当天晚上，于老师和龚千炎老师约我们几位年轻人开预备会，提出这次会议由我们几个主持。一个全国性的重要学术会议，由几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主持，除了1986年首届青年语法研讨会，我还没有遇到过，心中的压力可想而知，但由此我们也更加认真，因为知道老师们在有意推我们走向学术前台。
于老师任《语言文字应用》主编以后给我写信通报，希望我们年轻人多给这个刊物写稿子，稿子要有新意。就我所知，他对年轻人写稿子总是积极鼓励，稿子也尽可能地采用。他把办杂志看成是培养研究人才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对我说，一本杂志不只是发论文，要通过发论文培养年轻队伍，培养接班人。他说，吕叔湘先生就有这样的思想。由此我也想到，我刚刚硕士研究生毕业，《中国语文》就刊登了我的《“放到桌子上”“放在桌子上”“放桌子上”》，应该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这在现在是很难想象的。就我所知，现在不少杂志内部都设有作者身份的门槛儿。我们的《语言战略研究》则吸收了吕先生、于先生的思想，“作者无类”，几年来，发表了大量青年作者的论文。
对于很流行的匿名审稿，尤其是双向匿名审稿，于老师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匿名审稿对保证稿子的质量是有好处的，但也有缺点，一些年轻人的稿子发起来就比较困难了。在他看来，年轻人的稿子可能会稚嫩一些，会有不少的问题。但是也应该发出来，可以引起讨论，也可以让年轻人不断地改进，让年轻人更有信心，积极从事科研。
四
我一直很遗憾没能成为于老师的授业弟子——用现在一个时髦的词，没能成他的“亲学生”。但是过去的几十年里，他给我的指导，都是导师般的，我是实实在在的私淑弟子。
南京初识之后，于老师每次到南京或经过南京都会事先写信，约我见面，谈得最多的都是如何认识各种现象、各种问题。可以感受到，他已经把我当成了他自己的学生；同时，他从不摆架子，一直以朋友身份待我，我们之间的交流永远是平等的。过去开会常常是两人一个房间，如有可能，我们都会选择同住，我也有更多的时间向他讨教。2001 年，全国语言文字信息化工作会议在江苏无锡召开。会前报名期间，主办方建议每个代表报同住人名单，这种做法还是很温馨的。于老师报名的时候，说要跟我同住。主办方告诉他，郭熙已有预约。于老师说，那你看看他约的是谁？工作人员一看，笑了，因为我约的就是于老师。
于老师也常常会给我寄资料。1993 年，为纪念索绪尔逝世八十周年，江苏省语言学会计划召开一个座谈会。我把相关情况告诉了他。老师很快给我寄来《语言文字应用》即将发表的信德麟关于索绪尔研究的清样。此后我写了《索绪尔的语言观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现代语言学在中国”座谈会纪要》一文，发表在《语言文字应用》上。
我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出版以后，于老师写了一个书评，发表在《汉语学习》上，有肯定，也有批评，还有建议。老师再次强调应用语言学的理论价值，不是简单的语言技能。
事实上，早在 20 世纪初，于老师就跟我多次谈到应用语言学的理论问题。在跟他一起编写《应用语言学概论》的过程中，我对这些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
五
2010年，老师七十岁生日，于门师生聚会，我很荣幸地受邀参加，也是在这次活动上，我成了于老师的“亲学生”。此前，于老师的学生见面时多用“郭老师”称我，这次聚会中，于老师特别告诉大家今后要称“师兄”。我的理解是，老师是用这种方式正式接收了我这个弟子。
2012年到北京工作，跟老师见面的机会多了一些，但因为事情太多，无论是次数还是交谈时间还是非常有限。现在回想起来感到非常遗憾，也非常惭愧，因为很多时候都是老师先问起我。
最后一次见到老师是2019年7月31日。我7月中旬从日本回来，洪波兄就告诉我，“于老师想你了，多次问到你”。我那一段儿身体也有些状况，但决定还是尽快安排时间去看他。28号我发短信给他，说31号去看他和师母，老师很高兴，马上发来地址——他可能知道我总是记不住地址——接下来的一句就是“请你吃午饭”。31号中午赶到老师家里时，已将近 11点。老师拿出一个信封，是《应用语言学概论》的稿费。师母说，其他人的稿费都是刘艳春负责发，你的于老师说你要来，要亲自给你。这次见面明显地感觉到老师很少说话了，总是在那里静静地听。
午饭是在附近的一家餐馆吃的，老师亲自点菜。我们边吃边聊，老师依然是很少说话。事实上，2018年底我和洪波兄一起去看老师时，我就感觉到了跟以往的不同，现在似乎更明显了。账是师母结的，我要去结账的时候，师母低声地说，你没看于老师一直盯着呢，他会生气的。我只好作罢。万万没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跟老师一起吃饭，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老师！
第一次到老师家吃饭是老师做的，最后一次到老师家吃饭是老师付钱。一个挥之不去的起点和终点！不能再吃老师的饭了，但老师的书、老师的思想，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会是我的精神食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