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熙
沙巴是马来西亚东部（东马）的一个州，首府是亚庇，又称哥打京那巴鲁。亚庇人口以华人为主，通行客家话。就我所知，东南亚华人语言的主体是闽粤客三大方言和“华语”，也知道印尼棉兰有“川音国语”；然而，2013年跟马来西亚沙巴华北同乡总会张景程会长的一个工作会谈，使我知道沙巴客家话环境中，还有一个说北方话的“山东村”。当时就跟张会长约定有机会一定要实地看一看。
2019年3月，我和王晓梅、祝晓宏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各地进行为期3周的海外华语资源调查，沙巴的“山东村”自然就成了这次田调的一个重点。
3月8日中午，我们如约从吉隆坡飞抵亚庇，一下飞机就接到张会长的微信视频通话，他已在机场等候。办完沙巴入关手续，推着行李出来，我一眼就看到了这位身材高大，脸色稍黑泛红的“山东村”甲必丹。
甲必丹是个音译词，意为首领。早期华人甲必丹由殖民者任命，协助处理华侨事务。沙巴目前有百多位华人甲必丹，张景程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在沙巴期间，我们多次听到人们这样亲切地称呼他。
生于1950年的张景程是“山东村”的第三代。其实，“山东村”名不副实，村中真正来自山东的没有几户，它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聚居型村庄，而是一个分散居住的区域。根据甲必丹介绍，根据当时英国公司跟中国政府的协议，1913年9月20日，他们的祖父辈108户439人来到亚庇。问到山东村的得名，甲必丹说，当年英国人在中国征召山东人，实际上多来自天津、河北等地。起初大家隐瞒身份，后来才说自己是华北人、天津人或津侨，渐渐地将“山东村”改为“天津村”“津侨村”。
在马来西亚，华人的墓地称为“义山”，而天津村的墓地则明确显示为“津侨坟地”，而就在津侨坟地的旁边，还有一片墓地“津侨回教义山”，墓碑上清晰地刻着祖籍河北天津等字样。墓碑上逝者的来源地各种各样，例如天津沧县、山东省凌县（应为陵县）、河北独留县、河北省天津文安县、河北固安、河北省深州县、河北静海、河北省北京宛平县、河北天津县等字样。
这位只念到初中的甲必丹深知记录这些历史的重要。1994年担任马来西亚华北同乡会会长后，就按照“做件大事”的计划，花14年时间，完成了《马来西亚沙巴华北同乡会族谱》，真实地记录了当年108户华北乡亲南下婆罗洲的历史。遗憾的是，他当年访谈时的大批录音资料都未能保存下来，否则，会是非常珍贵的沙巴北方话口语语料。
穿过以他父亲名字命名的道路，我们到了甲必丹家。院里屋里，到处都是“石头”。甲必丹说，这些都是玉石，他遇到就买，当即要送每人一块。我们以行李超重为由婉言谢绝。因为晓梅家在马来西亚，分别那天甲必丹还是硬塞给她一块。除了石头，甲必丹家里更有各种各样的关于毛泽东的书籍、照片和塑像等，他跟我们讲起对祖国方方面的关注，还讲了不少相关的故事。家里还有许多舍不得丢弃的旧物，似乎也都在表明他对故园的眷恋不舍，这跟他花14年时间编写族谱或许有着共同的思想意识基础。
在甲必丹的陪同下我们访问了同乡会的许多董事。在同乡会会所，我们吃到了热腾腾的饺子，皮薄馅大，里面是满满的猪肉和山韭菜。在马来西亚居然能吃到正宗的北方饺子，着实让我们的田野调查带上了野味，同时也增加了更多的亲切感。我们进入村里实地考察了语言使用情况时，甲必丹的侄子砍开了刚从自己树上摘下的椰子，凉爽可口的椰汁里，我们喝出了他们对来自祖国亲人的亲情。在我们专门参观山东村最早的中英学校（早期称津侨小学）以及后来又办的中文学校的时候，我们惊喜地发现，在他们的中文学校里，有一半是土著学生。孩子看到甲必丹，非常兴奋，不用问，他们是甲必丹的宝贝。为了传承中华文化，甲必丹已经而且正在奉献出他的许多许多。
昔日的沙巴山东村无论是名字还是实体都已经成为历史，那里的北方话也正在逐步为客家话所替代。目前北方话还在部分“村民”中不同程度的保留着，第四代津侨有一些会说天津话，但更多的是说客家话和华语。在跟我们的交谈中，甲必丹本人仍然说沙巴的北方话，而他跟当地人交谈时，时而客家话，时而当地的杜顺话。他称自己跟我们说的是天津话，在与他几天的相处中，确实听到了很多天津话的发音，例如普通话开口呼零声母前加n，平翘舌不分，前后鼻音不分等等；但我们明显感到他说的天津话和他哥哥、侄子们不同。问及此事，甲必丹说，这是因为他常回国的缘故。事实上，我们注意到，他的话也受到当地华语和客家话的影响，例如他几次说到“zuòlóng”，我后来才明白是“做农”。
关于家乡话的消失，在当地人看来已是无法避免。村民已经失去了保留这些家乡话的兴趣，而客观上的散居，跟外村人的通婚，都导致了北方话失去了生存空间，他们的后代正在融入当地的华人社会。四天的田调，我们既有终于看到当地华北人语言生活情况的成就感，也更为这种即将在沙巴土地上消失的中国北方话感到伤感，这也更使我们感受到搜集记录这类语言资源的迫切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