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过去70年里,我们语言生活有哪些特点?又有哪些社会因素会影响我们的语言生活?我们的语言生活又会怎样影响社会?如何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如何面对未来的语言生活的挑战?
一、研究思路和方法
这个题目非常大,70年,横的纵的,有很多思路。既要有宏观上的考虑,因为必须纳入一个大的背景、大社会环境里来看,也要有微观的分析、讨论;既要有动态的考察,比如从1949到现在这段时间,也需要聚集到某个点上做静态的思考;可以从社会视角来看语言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也可以从语言视角来看社会有哪些情况。有一些做了量化统计,也有一些做了质化分析;还有一些参照点,就是我们过去的一些研究。
二、事实和依据
事实方面,一个是影响我们语言生活的重大事件或者活动,包括社会事件、国家语言规划、语言政策;二是不同时期的词语,它们或活跃或隐退或复出;三是影响我们语言生活的各种各样的语言产品,比如标语、口号、歌词、民谣、民谚、现在的新段子。现在显示的标语口号,有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有的是“文革”期间的,也有的是现在当今社会农村的。请看这条“不要让你的子孙记恨你曾经是老赖”。这些口号反映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特别要提一下这本没有出版的《当代民谚民谣》,作者是蒋荫楠先生,该书原计划1995年出版的,但因故未能出版,非常可惜,好在我还保存着它的清样。这本书收录的了1949到1995年3329条55万字的民谚民谣,都是从当时公开发表的刊物里收集的。这是我们观察语言生活的宝贵资料。
讨论70年语言生活涉及到词语使用。我们从各种文献中进行年代词语筛选,每个年份10个以上,同时也就相关词语向亲历人做了访谈,共筛选出938个词语,最后又确定为920例,由苏新春教授帮忙用《人民日报》语料数据库为我们进行了词语年度使用频率数据,成为70年700词、70年70词的基础。去年改革开放40年,我们没有出一个改革开放40年的40词,这次还弥补了这个缺憾。PPT上显示的是70词,或许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发布700词。
年份词和非年份词并不太好处理。比如“建设、人民、新中国”等词一直延续,有的词使用时间则很短,比如“精神污染”,我们可以从这里的走势图看出来。有的词老早就有,比如“解放”这个词,听取意见时有先生跟我讨论,说“解放”这个词早就有了,为什么用它代表1949,而不用“建国”?事实上,1949年的报纸用得更多的是词“解放”,很少用“建国”。再如“七千人大会”“赶英超美”“拔白棋”等后人认为是典型的年代代表词,但在那个时代的年代语料库里是没有的。这里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内外有别,社会上说的和媒体报道中不一定用,还有就是媒体常常滞后,比如1970年的“批陈整风”在报纸上则是“批修整风”。应该区别实态词语和追述词语。
我们来看看“建设”的走势图,从1949年开始一直上升,70年来总体是高位运行,但有几个低点,1962、1967和1978,1967年最低,1977年显然是因为粉碎“四人帮”后带来的建设热潮,经过1978年的临时调整,1979年后全面回升,再次居高不下。这反映了国家整个的发展情况。我们再笼统看一看70年70词的情况,这些都是一些有代表性的。
语言跟社会和时代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研究社会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但主要是从社会角度来研究语言,较少考虑从语言角度来观察社会。现在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考虑。
不同的时代的语言生活是不一样的。我们把语言生活大概分成前30年和后40年。后40年是刚刚过来的改革开放40年,前30年是1949—1978年。前30年有几个非常特殊的年份,比如1949年、1958年、1966年。后40年也有不同,特别是进入网络时代,语言生活又出现了新的发展。相对而言,1978年前中国是封闭的,之后是开放的,封闭和开放对语言社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三、中国语言生活的总体特征
1.语言生活朝主体化和多样性的方向发展
从国家通用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看,国家通用语言是主体,各少数民族语言体现出多样性;从普通话和方言角度来说,汉语普通话作为主体,同时又有方言的多样性;从中文跟外文的角度来看,中文是我们语言生活的主体,但是外语也进入我们的语言生活,也体现出多样性;从全球华语的角度来看,主体是普通话为基础的核心,世界各地的华语也在形成多样性,体现出各地华语的互补,它对我们的语言生活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2.深受社会生活的影响
前30年主要受的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个全新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一定形成新的社会生活,这对我们的语言生活一直是有影响的。二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决定的的,下面要做;三是前30年不停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对我们的语言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就带来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词语的政治化和军事化。
后40年我们的语言生活所受到的社会影响范围更加广泛。除政治影响外,也受到了其他的社会影响,其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人在语言使用上就出现了很多新的表达方式。对外交流的增加,扩大了语言生活的接触。改革开放带来了人口大流动,使得普通话成为必需。这个时期人们开始重视语言多样性,提出语言保护,从追求语言的纯洁,到重视健康的语言生活。另外,我们开始从原来的超阶级的语言意识形态,转向了关注语言共同体的建构,加入了语言与身份、语言与认同等话题。
后40年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是传播媒介。前30年我们的语言基本上是一个声音发出的,要么是中央台、广播电台,要么是党报,主要是自上而下,没有互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媒体的横向扩展。首先是媒体的连线、主持人制度,再到现在的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记者、编辑,语言生活空前活跃。
3.政府成功干预
20世纪50年代建国初期,《人民日报》连载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还发表社论《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中国语文》连载《语法讲话》,这是大家熟知的。有一件事情被忽略了,就是暂拟教学语法体系。这些对全社会的语言生活规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推广普通话的成就举世瞩目。侍建国指出,“中国两千年来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言同音”!这是过去70年语言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应该大讲特讲。另外,我们第一次有了汉语拼音,第一次有了大批的简化汉字,还有大规模的扫盲。我们来看一下“扫盲”的走势图。从1949年出现扫盲,到50年代时达到了一个高峰,随着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文革,扫盲就停下来了。“扫盲”这个词可以反映出社会通过语言扶贫之后的发展走向。
过去70年中,我国在弱势群体的语言生活参与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手语、盲文等。
4.崇俗从众
这几年社会上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大陆的语言使用没有台湾雅。其实这是一个语言使用的取向问题。70年来,我们的倾向是崇俗从众,主观上这是白话文运动思想的延续,客观上因为当时文盲太多,要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很好地贯彻的群众中,就需要向群众学习语言。当时工农干部是非常荣耀的,大老粗语言也就成了时尚。这也有负面后果,以粗俗为荣,以脏话粗话为荣。此外,两岸确定规范标准的指导思想不一样,我们从俗,台湾则是从学理,所以不少字音的读音不同。这些年又有了新的情况,网络给网民的原生态语言提供了展示平台,没有办法要求它们是雅的。
5.“时尚词语”变换频仍
语言始终在频繁变化。大跃进式语言流行于大跃进时代,文革式语言流行于文革时代;改革开放后港台腔和港台词语曾成为时尚;再往后就是网络语言,最近几年是淘宝体等等各种各样的“体”,语言时尚呈波浪式的变换发展。
6.腐朽文风根深蒂固
主要表现为官话、套话、八股以及口号式的语言,还有一种是令人极其厌恶的谄媚式语言。这些现象一直屡禁不止,中央一次又一次的说,中央八项规定也对此有明确规定。腐朽文风在文革期间达到极致,例如文革当中说得最多的“顶峰”这个词。语言腐败是我们语言生活当中的一个毒瘤,人人痛恨,好像又有点束手无策。还有一个跟这个相关的是语言腐败、浮夸、极度夸张,极致就是大跃进。此外还有语言暴力,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四、几点思考
1.语言生活对语言的影响
70年语言生活展示了中国人的语言智慧。词汇变中有稳,称谓和农业社会词语在减少,人名用字、程度副词等也有变化。不同阶段影响不同。第一阶段是政治军事词语日常生活化,社会称谓政治化。第二阶段则是外语、方言、字母词进入交际系统;经济、科技词语融入日常生活;网络语言和日常语言交织。
2.语言生活对社会的影响
语言意识增强,语言矛盾凸显,语言焦虑已经社会化,需要更多的关注。未来时代,语言矛盾、语言冲突会更加复杂,更加激烈;语言暴力、语言腐败、腐朽文风也不会偃旗息鼓。
3.关于语言生活研究
语言记录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语言生活是一种行为过程。过去的70年里,尤其是20世纪50—60年代,中国语言学者为中国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始于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本土化的积极探索,目前已初具规模。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把语言生活研究列入指南,语言生活研究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不仅要研究实态的语言生活,还要研究过往的语言生活。应积极开展对过去70年语言生活及其产品,如口传谚语和歌谣,语言生活口述史的亲历者访谈、记录和整理。如何从以往的语言生活中汲取经验教训,积极干预语言生活,为构建和谐健康的语言生活献计献策,防止历史重演?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学术思考空间。
五、结语
几十年来,社会变革、政治经济制度、人口流动、科技、自媒体、语言政策、语言教育在全方位地影响中国的语言生活。中国语言生活健康稳步发展是主流。政府对语言生活的干预,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取得了积极的效果,给语言规划积累了丰富的经验。70年的语言生活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语言宝藏,有待进一步描写、挖掘、整理和抢救。我们期待着中国语言生活的和谐多元健康发展,期待着中国语言生活研究取得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