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文·
郭熙
上个世纪70年代，新加坡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讲华语运动”。几十年过去，这次“讲华语运动”的得失成败应该可以总结讨论一下了。
“讲华语运动”的动因说起来似乎比较简单。新加坡华人来自中国不同地方，有不同方言，这些方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华人社会内部的沟通。一个新独立的多民族国家，本身已经为多语言多种族“所累”，而占国家人口大多数的华人社会，能有一个共同的语言自然是重要的。而此时，华校也停办了，华人学习和使用母语的机会日益减少。[1]“讲华语运动”或许正是当局在这样背景里的多方平衡下的一个选择。
这场“讲华语运动”触动了一系列问题。
一是“华语”名称和内涵。“华语”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只是不同时期的“华语”所指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华语”指的都是中华语言，而其外延则相对广泛。新加坡独立后，把华语确定为“官方语言”之一，这就赋予了“华语”新的内涵。几乎差不多同时，中国采用“现代汉语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名称。这样一来，“华语”成了“华族的共同语”[2]，也因此跟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实现了切割，进而为建构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认同做了很好的铺垫。
二是“华语”和方言的关系。“华语”和方言原来是一种上下位关系。最早把二者进行对举，可以推到马来亚联邦时期；但将“华语”同汉语各方言并列起来，当属于新加坡。这显然与新加坡当局对“华语”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有关：它在客观上就导致了“华语”跟原来的闽南话、广府话、客家话的语言学意义上的“对立”。这种语言学概念上的对立，使得“讲华语运动”有了理论基础，即闽南话、粤语、客家话等方言，应该服从国家地位上的“华语”，让位于“华语”。
三是具体的行动。“讲华语运动”开始后，新加坡广播媒体禁播方言节目，香港电视和台湾用方言的电视剧在免付费电视台必须改以华语配音播出，各家中文广播电台也改以华语为听众播出新闻、娱乐和音乐节目，一年一度的“讲华语运动”活动更是丰富多彩，引人注目。
对“讲华语运动”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总的来说是赞成的多，反对的少。中国媒体也对此赞赏有加。毫无疑问，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新加坡开展“讲华语运动”是有益的，也取得了很多成果，这无可厚非；但几十年过去，回观历史，我们看到，“讲华语运动”的连锁反应或许也是始料不及的。
一是下一代原本的母语教育成了第二语言学习。华人本来有各的方言，这些方言是“与生俱来”的习得结果。它们是自然获得的语言，不需要有意识的学习，没有任何语言学习中的痛苦。在此基础上的母语教育，是“识字读书学文化”。学童到校，任务是学习“官话”，学习书面语，学习“文明词儿”等等。例如，学习官话方面，要学习官话的发音、学习官话的词汇，学习相关的文体和表达方法。那时的学童进入学校，可以使用自己的语言（传统上是方言）和老师、同学交流，教师也可以以此为媒介语“传道授业解惑”，逐步地实现语文教育的目标。当然，这种学习的结果呈现的是语文水平，个人之间可能有高低强弱之别，例如有的学生的识字阅读能力很强，有的则比较弱；有的学生作文写得很好，有些学生则有词不达意，立意不高。不过，这种差别是语文水平上的，并非语言本身。语文水平的高低并不见得影响这些学生其他方面的发展。因为他们虽然操不同方言，但语言能力在成长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发挥，认知能力发展也是正常的。
随着强制性地规定只能用“华语”，下一代自身的语言习得开始遇到障碍，其后的华语学习也是困难重重。首先，他们无法通过方言获取语言和信息，有的甚至不能自如地获取华语或用华语交流；更为严重的是，原本是方言到标准语的转换学习变成了第二语言的学习。除了发音之外，他们得进行特定的语言结构训练，逐步地掌握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其次，学生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习是一种平时不大使用的语言，书面语的使用更是少得可怜。尤其是家庭是英语背景的，他们到学校后无法听懂教师的教学语言，也就无法正常地跟着教师的步骤进行下一步的学习。越听不懂越不愿学，越不愿学也就越学不好，形成恶性循环。几年前我曾对此进行过分析讨论[3]。以我在新加坡观课的经验，相当一批学生到了中学，仍然无法以华语进行流畅的交流。在中学的一些课上，老师布置作业还不得不用英语复述一遍。此外，由于未能严格区分语言习得意义上的“一语”和“二语”的华语学习者，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华语教学在理论上认识不足，遇到问题简单地用“减负”方式来处理，这使得新加坡的华语教学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学生“痛恨”华语在一个时期似乎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想保持良好的华语使用和发展势头是很难想象的。
“讲华语运动”的第二个连带反应是阻碍了新加坡华语的正常发展。华语分布在世界各地，有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土壤，会产生各自的变体，因为语言是一个有机体，有自己的新陈代谢。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词语会死去，也不断有新的词语诞生。以中国为例，随着社会的发展，农业社会的词语正在不断消失，工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使得一大批工业词汇、科技词汇进入汉语，有的还陆续进入日常生活，成为常用词。语言会因为语域、领域和地域的不同，从不同方面吸收词语，而其中不少就是经过方言进入普通话的。就语言学的立场来看，标准语和方言是兄弟姐妹关系，方言是标准语丰富和发展的源泉。研究表明，现代汉语标准语在发展中词汇和表达方式的丰富，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方言[4]。禁绝方言，就使得新加坡华语成了无源之水。新加坡没有农业社会，原来农业社会的词语来源于方言，传统文化词语也源于方言。今天的新加坡是一个科技社会，新的词语和表达方式都是英语的。传统词语不断死去，也没有方言提供补充。新加坡华语已经成了一个无法创新发展的规范依赖型语言[5]。
第三，除了华语本身受损外，因为禁绝方言，“讲华语运动”在客观上断裂了文化传承的“血脉”。多年来，人们只把语言看成是一种交际工具，这就把方言的生存之路给堵死了。因为从交际的角度看，方言的确不具优势。事实上，语言作为工具的功能，不只表现在交际，还有其他方面。例如，语言还是认同工具，是文化载体等等。“讲华语运动”事实上已经充分利用了语言是认同工具的功能，实现了新加坡华人的民族和社会认同。方言也是如此，方言是地域认同、群体认同的重要工具。在中国的各大方言中，客家话是唯一个以人群命名的方言，它得益于“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的家训”。
今天，语言是文化载体的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语言文化多样性也得到广范围的支持。事实上，语言不只是文化的载体，更是文化本身。我们清楚地看到，别的载体都是先有工具，然后方可载物；而语言这个工具从它的发生到发展，都是和文化相伴的。它已经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加坡“讲华语运动”还有一个动机，是要通过华语来传承母语文化和价值观。其实，在我们的方言里中华文化的一些基本理念都已经存在，用华语或许也只是一种更“高大上”的表达，或者说是更上一个层次。方言记录了我们的饮食文化，记录了我们的历史，记录了我们的社会和科学经验，有我们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华夏的方言是炎黄子孙的根，自然习得方言，也就自然地有这个根；离开方言，再通过华语寻找这个根，则需要一个艰难的历程。这个教训不能不算深刻。
总的来说，新加坡的语言政策[6]和“讲华语运动”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思考，也给我们展开语言规划带来许多启示。从不同的角度去回顾、认识，它不啻为一份很好的教材。
（此文为新加坡《怡和世纪》杂志31期所载《新加坡禁绝方言的思考----一位中国语言学教授的观察》一文的原稿）
[1] 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可参看郭熙《多元语言文化背景下母语维持问题：新加坡个案》，《华语研究录》，商务印书馆，2012。
[2]汪惠迪《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词典》新加坡联邦出版社，1999年。
[3] 郭熙《华文教学在新加坡--目标和层次的讨论》，《华文学刊》（新加坡），卷九第一期，2011年。
[4] 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第3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5] 郭熙《新加坡中学生华语词语使用调查》，《华文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4期。
[6] 同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