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文作家协会第二十一期征文
《贵人在天堂》
作者：简妮
一只松鼠在结冰的湖面上跳跃而过， 尾巴尖上挑着新鲜的阳光。
时值隆冬。我坐在补石湖畔的书斋里，望着窗外雪片儿和大地织成的幕帘，思绪越过千山万水，仿佛又站在北京木樨地附近那座长方形的公寓楼里，按响了门铃。
也许，还能听见文洁若老师那响脆熟悉的应答：
“来了！”
可是，再也听不到她的通报声：
“萧乾，简妮来了！“
萧乾先生已经去世二十五年了。我脑海里还会出现以上的幻觉。随着岁月流转，那个时代的人文气息将游离的与我们越来越远。我是亲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这里追忆的只是渗透过个人成长的细碎往事，感怀老一辈文化人的厚道和真诚。
人的一生中有许多次命运转折，在节骨眼上，出现一位改变你命运走向的关键人物，能扭转你的人生走向。萧乾先生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人生的导师。这样的贵人在天堂，值得一生致敬。
我和萧乾先生相识是在一九八六年春， 是中国人刚刚从十年浩劫中苏醒，新鲜的阳光和空气扑面而来的年代。那时我在北京当记者，采访过不少政要和名流， 也曾经在中越之战的火线上做过军事报道。直到有一次采访到萧乾先生，对我的人生和写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在采访萧乾之前，我读过他的《人生采访》，《负笈剑桥》等一系列名作。因此我敬仰的名人就是萧乾先生。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国现当代优秀的小说家，杰出的记者和出色的翻译家。他人生采访的新闻理念和独特的经历吸引了我。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在战火迷漫中跟随英军几次横跨过德国舰艇出没的英吉利海峡，到达过美法两个占领区的战场。他曾采访过从波茨坦会议到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再到联合国成立大会，这些重大的历史场面报道给新闻史留下了精彩篇章。
我第一次采访萧乾先生，令人耳目一新。他当过斯诺的高徒，上过剑桥的讲台，经历过欧美的风雨，却没有一丝洋派头，或者架子。他对所有的提问不回避，并且告诉我，你如何写不用让我审稿。
虽然八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空前开放，这样不设防的人物采访也是很难得的。看我吃惊的神情，他说，我坦诚回答问题，怎么写是你的自由。
从那以后，我成了到萧老家串门的常客。有时是借书还书，有时是厚着脸皮请他给自己的拙文号脉，更多的是聊家常话世事。
萧老的家离我居住的月坛北街很近，我一抡腿骑上自行车，穿过三里河，十几分钟便到了复兴门外21号楼。对于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懵懂无知的人，萧乾夫妇用宽厚的胸怀接纳了我， 成为他们多年的忘年交。两位老人一个车间，他们著书颇丰。每有新书出版，他们总是赠送给我，扉页上工整手写“简妮好友指正”的谦句，令我诚惶诚恐。
北京是座世态炎凉的城市。身份地位不同的人很少来往结交。但像萧老这样，从世界各地来访的名人要员，到邮递员和小保姆，鸿儒和白丁，他一律平等相待，都能在他这里得到尊重和温暖，实属罕见。在他简陋的书房里，除山书字海，还有朋友们送给他的各式各样憨态可掬的动物玩具。有一次，我带着年幼的儿子来取书，他握住孩子的小手，塞进一只布老虎。后来还经常问：“娃娃好吧？”
萧老还带我们到凉台上看乌龟。他用拐杖掀起一块绿色的塑料布，说，“老大起来了。老二还在贪睡哩！” 他提一小桶清水，乌龟就“扑通”跳进去洗澡。
有一段时间，八十多岁的萧乾住院后在家休养。他家门上贴了一张纸条：
“病魔缠身，仍想工作；谈话请短，约稿请莫。”
访客仍不断，他一次次面带微笑打开大门，一次次对人家说，“这不是对你的，进来，进来。”
他家门上的这张逐客令已经换了三次，来访的客人不见少，他的夫人文洁若怕他身体吃不消，在门上重贴一张纸头，恳请不要让他太累。
萧乾先生还是一位直言不讳的老师。他在百忙之中对年轻人的书稿，信件里的错别字，不规范的标点符号都不留情面的指出。有一次，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你不要带着沉重的翅膀飞向世界。要舍得下儿子，要舍得下壇壇罐罐……。”
他马上来信指出，“壇”字应该是“罈”。令我汗颜之际，感恩之情无以言说。
我庆幸自己有这样的福分，结识了那个年代最好的导师，消受过人与人之间那种平朴诚挚的感情。
后来，我赴美到明尼苏达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他在多次来信中总是鼓励我好好生活，也不要放下手中的笔。
多少年来，我在世上兜兜转转，心里搁不下写作这件事，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怕辜负萧乾先生的期许。后来我花费十年时间写出长篇小说《战爱》，不管这本书的文命如何，心想，算是给萧老的一个羞涩的交代。
有一年夏天，萧老的儿子萧桐一家四口到我家小住。告别那天，我看着一双儿女簇拥着父母走向汽车，挥手告别时，我忍不住泪如泉涌，那是喜悦的泪水。我为萧老高兴，如果他老人家天上有知，盼了多少年的儿孙如此活泼可爱，不知该多么欣慰呢。
一九八七年北京，萧乾先生教导简妮写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