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苦难的价值》

作者:陈桅 (笔名 一林)

 

    在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西方国家,很多人相信苦难是有意义的。苦难的意义体现在它的替代性和救赎性,就像耶稣被钉十字架所承受的苦难,是为了人类的罪而受苦的一种牺牲(替代性),这种牺牲拯救了人类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束缚(救赎性)。耶稣受难对人类文明有重大的启蒙作用,他让人们意识到个人所承受的苦难,不仅仅是属于个人的经历,也可能是为他人摆上,救赎他人的启动力。自此以后,人类就不仅仅拥有动物性的需求和欲望,人性的道德和伦常,也有神性的奉献与升维。

    这种基督教文化的底层思维逻辑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很多现象都是这种文化的衍生品。

    美国斯坦福大学培养的学生,创立了像谷歌,惠普,耐克,特斯拉,雅虎,LinkedIn,Sun Microsystem等许多价值万亿美金的企业,这是一所深刻改变世界的大学。然而,这所大学的起源,却来自一个悲剧故事。加州铁路大亨和州长利兰 ·斯坦福的独子因伤寒去世,他和妻子简 · 斯坦福在极度悲痛之余,决定创立一所大学来纪念儿子,为所有加州的年轻人提供教育机会,帮他们实现梦想。1891年简· 斯坦福在捐赠仪式上说: “加州的孩子将是我们的孩子。”   一百多年前利兰 ·斯坦福的丧子之痛是一颗落入地里的种子,在一百多年后长成参天大树,开出众多教育、科技、商业的现代文明之花。

    美国的安珀警报(Amber Alert)紧急响应系统,于1966年在美国首次开发,现在已被多个国家使用。当发布安珀警报时,有关孩子、嫌疑绑架者以及涉及的车辆的信息会通过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公路上的交通标志、电台电视台等渠道传播。这个紧急响应系统的建立,起因是九岁女孩安珀·哈格曼在德克萨斯州被绑架和杀害。安珀的牺牲促成了警报系统的建立,用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因而换来了拯救其他孩童的机会。除了安珀法案,美国还有布雷迪法案、梅根法案、国土安全法案、仇恨犯罪预防法案、儿童保护和安全法案等多个法案都是因悲剧事件而诞生。和安珀一样,悲剧里的主角所经历的苦难,成为拯救他人的起源。

    在某些条件下,苦难不但有意义,还有价值。许多(不是所有)当今世界人类所共享的艺术、科技、商业、民权等现代文明成果,追根溯源都从苦难中孕育而来。

   很多充满想象力和史诗般美丽的艺术作品来源于创作者对个人、社会或集体的苦难的深刻体验和反思。梵高的著名画作《星夜》、《自画像》以及《向日葵》系列,表达了他内心深处的孤独、焦虑和绝望。米开朗基罗的《奴隶》系列雕塑表现了被束缚、扭曲和挣扎的身体,象征着人类在压迫和痛苦中的不懈抗争。 赢得普利茨奖的约翰·斯坦贝克的经典小说《愤怒的葡萄》反应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农民工在面临经济剥削和社会压迫时的生存困境,揭示了美国社会的阶级问题。这些辉煌的传世之作,让后人从中感悟到人类的坚韧与勇气。

    意大利的登山家和企业家维塔勒·布拉马尼所发明的Vibram鞋底,被广泛应用于登山鞋、远足鞋和其他户外活动鞋类,是户外运动、军事、工作鞋等领域的标准装备。维塔勒·布拉马尼的发明源于他个人经历的悲剧。1935年, 他和一队登山者在阿尔卑斯山的一次登山探险中遭遇恶劣天气,因鞋子的抓地力不足,队伍中多名成员不幸遇难。这一事件促使他思考如何改进登山鞋的安全性和性能,并于1937年发明了Vibram鞋底。如今,Vibram公司每年生产4000万双橡胶鞋底,供应全球各地的鞋类制造商,包括Merrell, Timberland, Hugo Boss 和Prada等知名品牌。

    18世纪的法国,社会贫富差距巨大,贵族阶层享有特权,普通人民饱受经济压迫和税赋不公,生活陷入极度困苦之中。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君主制,确立了共和体制,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促成了人权宣言的颁布,并在全球范围内影响了其他国家的民主进程。20世纪,美国南部的种族隔离制度以及系统性种族歧视使非裔美国人在教育、就业、投票、住房等方面受到严重歧视。美国著名的民权领袖、牧师和社会活动家马丁·路德·金通过领导非暴力抗争和全国性抗议活动,最终推动了《1964年民权法案》和《1965年投票权法案》通过,结束了公共场所的种族隔离,保障了非裔美国人的投票权。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不但深刻地改变了美国,也影响了全球对社会争议、平等与人权的看法 。法国和美国人民曾经历的苦难,成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为后代创造了更加公正和自由的世界。

    甚至是最残酷的战争,人类集体记忆中的最深重的苦难,也有可能(不是必然)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进化到更高阶文明的催化剂。日本在二战中遭遇包括原子弹轰炸在内的毁灭性打击,战后的饥荒和各种疾病层出不穷,整个国家经历了巨大的悲痛。然而日本并没有从此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反而通过一系列派遣国民前往多个国家和文化中学习、进行内部改革等措施,成为在科技、商业和基础设施等多方面都引领全球的现代化工业国家,甚至连日本国民的平均寿命在战争后都增加了13.7年。

    苦难还有一个降级简易版,叫做痛点。痛点指的是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或不便,它不像苦难那样深重,不一定让人在情感、精神、身体、社会等所有层面都同时感到痛苦。但是痛点和苦难一样,都指向不满、不便、痛苦的状态,反应某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人们不一定经历过苦难,但一定都感受过痛点。痛点和苦难一样,都能成为变革、成长和创新的催化剂。

     很多世界名校都很重视申请人对社区、家庭或学校的贡献,要求申请人有共情心,关心他人的福祉,有帮助他人的意愿和行动力。这无疑是对申请人的一种价值观引导,启发年轻一代发现周围环境的问题和痛点,勇于承担责任,解决问题/痛点,回馈社会。

     在现代商业社会,企业通过识别并解决客户的痛点,创造巨大商业价值的例子举不胜举。Uber解决传统出租市场中“打车难”和“价格不透明”的痛点,赢得大量客户和市场份额。Amazon Prime通过解决客户在购物时配送慢、运费高的痛点,推出快速配送和免运费服务,吸引大批愿意支付订阅费的会员。Airbnb通过解决旅游者在酒店费用高和房源选择少的痛点, 创新推出“共享住宿”模式,颠覆了传统酒店行业,。在商业社会,痛点往往意味着机会。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歌颂苦难,那些人为制造苦难的罪,永远应该受到谴责;很多经验、教训、成长、进步、科技和文明的发展也不需要通过苦难才能获得。但是如果苦难已经发生,应该怎样做?前人已经给了我们很多榜样。

    丘吉尔曾说,永远不要浪费任何一次危机。我想说,永远不要浪费任何一次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