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与梦想
隔半个世纪后，2018年11月21日，我带着刚出版不久的散文集《穿越生命》，带着同学江佑华不辞辛劳到母校商定我赠书的纯净同学友情，从成都回到了母校——夹江中学。当我伫立在校门外，看着心里千百遍思着、念着的母校时，突然有了流泪的感觉。当黎华均校长和教导主任向我迎面走来，与我热情握手并举行赠书仪式、合影留念时，一种久违的曾是夹江中学学生的自豪感顷刻溢满全身。当黎校长和教导主任陪着我在校园漫步，向我介绍学校半个世纪以来的变迁、现状和未来的发展，很多老师和风华正茂的校友与我擦肩而过时，真的是百感交集，兴奋异常！
我寻找着记忆中的教室、操场、学生食堂、图书馆、教研室、实验室、学生宿舍，但一切都没了旧日的踪迹，只有已经改变模样的操场边那两颗枝繁叶茂的大树与我深情对望——那是记忆中的树，此刻正在秋日的阳光中散落一地斑驳，宛若我流失岁月中那些不曾消失的关于母校的记忆与依恋。
“母校”这两个字，对于我，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所具有的特殊含义，是足以在人生漫长的岁月中深深怀恋和咀嚼的。因为别的人，包括现在很多人的“母校”，是由小学、中学、大学组成的，而对于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来说，“母校”就只有小学和中学。
我是夹江中学初67级4班的学生，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能考上夹中，也是件很不容易很值得骄傲的事情，宛如今天的夹中一样，是四川省的重点中学，能考上夹中，就意味着将来有可能上大学，有可能有不一样的人生。当年，我在学校曾经立下过美好的志向，那就是将来要当记者或者作家。就在我怀着美好的愿望，期待着再读一年就升入高中，再考上大学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的时候，1966年“文革”在全国爆发，全国的大中小学都“停课闹革命”，我们夹江中学也不能幸免，学校领导和老师受到冲击，课业全部停止。1967年10月，中央向全国大中小学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我们又重新坐进教室，但“复课”并没有真正进行。到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全国“老三届”初、高中和部分小学生中掀起了“上山下乡”的高潮，我们都下乡当了知青，连一张全班的毕业照都不曾留下。记得下乡前，因特别不甘心就这样结束学生时代，曾与几个同学回到学校，站在教室外照了一张相，还把班上的课桌搬到教室外的操场，大家坐着又照了一张。50年过去了，当年的照片早已遗失，但印象却很深刻。在一年前，我问起当年一起拍照的同学，她说还保留着照片，便翻拍后用微信传给了我。这两张照片虽然历经岁月的沧桑已经模糊不清，但我依然激动不已。我细细地辨认着照片中作为背景的高中部两层教学楼，也辨认着我教室的位置。没想到的是，我对母校的情感依然那么强烈，居然穿越50年的时间瞬间就让我泪流满面。
其实我思念的还有数学老师谢淑芳、英语老师费文光、语文老师代德华，班主任老师苏明德。特别是语文老师代德华，因常在班上讲评我的作文，并经常把我叫到教研室指出错误和夸赞好的句子，使我对文学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的立志与代老师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我始终对代老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曾经有一段时期，在不知道他的电话和通讯地址的情况下，每年的春节都会给他发一张贺卡到夹江中学，不管他是否能收到，我一直坚持着，直到退休。后来通过在夹江的同学韩敏华的帮助，终于在我们分别近半个世纪后见面了。作为学生，我赠送了他刊载有我文章的《中国散文家》《经营管理者》等杂志和新出版的散文集《穿越生命》，这是我对老师的汇报，因为如果没有代老师，我不会喜欢上文学和写作，也不会成为一个作家，他是我人生路上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引路人。
而我口头表达的能力，也是得益于苏明德老师的培养。那时班上时不时有政治学习，班主任苏老师经常会让我用普通话给同学们读报，这也锻炼了我的朗读和说话的能力。这种能力为我在参加工作后，能在众多青年中脱颖而出打下良好基础。
苏老师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就连个别调皮的学生见了他也得有所收敛。他教我们地理，那些呆板、生硬的地理知识被他讲得妙趣横生。课堂上，我们常被他幽默的语言、生动的面部表情、激情洋溢的手势所吸引，地理课也成为很爱听的一门课，所以同学们对他是既怕又喜欢。当分别50多年后我们班同学聚会时，从男生们天南地北海阔天空的闲聊中，似乎还依稀透着当年学地理所打下的功底。而我和苏老师那段特殊的相遇之缘，也让人永难忘怀。
在上个世纪的1975年，那时中国还处于“文革”中。我是1969年1月下乡当知青，两年后招工到乐山缫丝厂，一年后被调入乐山地革委工作，1975年随地革委工作组到仁寿县视高公社搞“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有一天我独自来到视高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和社员一起劳动，我异常惊异地见到了苏明德老师和他的爱人及一双儿女，他们正在田地里劳作。他的爱人高淑琴原是文庙街小学的老师，人很漂亮，一双儿女也长得如洋娃娃般可爱。后来我才知道，苏老师因新中国成立前参加过“三青团”而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遣送回原籍接受劳动改造。我见到他们时，虽然正与一群社员锄地，但他们身上那种独特的气质，让我一下就认出了他们。这突然而至的师生相见，令我们颇感意外。我叫了一声：“苏老师”后便打住了话头。当时我不知道苏老师遭遇了什么，为什么全家会在这里？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全家遭遇了不测。在那种情况下，是不容许我们当着这么多社员有过多交谈的。苏老师见到我时，那张原本阴郁的脸瞬间绽开了笑容，那是我熟悉的笑容——嘴的一角微微向上一翘，眼里一丝亮光倏地一闪，脸上便有了生动的、意味深长的笑。他向散布在地里的社员说了声：“这是我学生”后也打住了话头，但我看到，他脸上闪现了一丝快意的神色。劳动休息时，生产队长把社员全部集中在苏老师家里的堂屋中。虽然此时苏老师的身份是被管制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我却发现生产队长和社员们对苏老师还是很善意、尊重的。他家堂屋里有一张方桌，桌子周围摆放着四个木制长凳。靠墙放着锄头、箢篼、箩筐等几件农具，其生活状况比当地农民也好不了多少，但屋子却干净整洁，散发着一种别样的味道。我坐在凳子上，眼睛看向苏老师，他也正看着我，对我微微一笑，点了下头，我们的交流便在无声中进行。于是我开始很流利地给大家念文件，并不时地进行一些讲解，而苏老师脸上一直挂着淡淡的笑，仔细地听着。可我却觉得，他并没有听我讲什么，而是像在欣赏学生在教室的课堂上朗读课文般怡然。我那天没有一点羞涩，表现得落落大方，讲得条理清楚，因为我极力地也是挺幼稚地想向大家证明，我的老师是多么优秀，否则他教出的学生怎会成为路线教育工作组的成员？
当天晚上我回到视高公社驻地，把苏老师的情况告诉了地革委工作组中一位在纪检组工作的老同志。后来这位老同志专门听取了他的情况反映，并鼓励他到乐山地革委组织组申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开始落实干部政策，苏老师被平反，夫妻俩重新回到原工作单位，两个孩子也回城。这一段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在心里挂着，其实质还是与母校与老师有关。
我对母校的思念从来没有停止过，它宛如一条清澈的小溪汇入我生命的河流中，有时还要翻一点浪花。我至今不能释怀于曾做过的一个梦，这个梦是关于我的母校夹江中学的。进入梦境，就进入了我所熟悉的夹中，校园里的一切，老师、同学、教研室、图书馆、实验室、操场上的跑道、还有女生宿舍甚至学校校门外碧绿清澈的东风堰的河水、学校背后张天官山上长满青苔和墨绿色地耳的小路、山坡上挂着如豆般鲜红的野生沙棘都鲜活地出现在梦境中，我快乐极了，在学校里到处转悠。突然图书馆着火了，我拼命想去抢书，但被人死死地拉住，我哭着喊着就醒了，醒来后的我，脸上全是泪水。这个梦我一直清晰地记着，我对这个梦境的解释是：母校夹中是我刻骨铭心的记忆；图书馆起火是因为“文革”破四旧，图书馆的部分藏书被清理销毁；学校中断学业是我永远不能释怀的一个心结；没能进入大学神圣的殿堂学习是我终身的遗憾。
因“文革”这个特殊的背景，我们这一代人中断了学业，但在我的人生路上，却始终没有忘记当初在学校立下的志向。在工作之余，读书是我唯一的喜好，书籍成为孤寂灵魂的最大慰籍。在80年代中期，我参加了单位举办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班学习。通过两年的脱产学习，参加13门课程的全省统一考试，取得了由四川大学和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的大专文凭。由于文化素养的提升，也由于自身的努力，逐渐实现了我的记者梦，成为《中国国防科技工业》《中国核工业报》《中国核工业》《中国原子能网站》《四川党的建设》等行业报纸杂志的特约记者和通讯员，发表了大量反映我国核动力科学技术发展壮大的消息、通讯和报告文学，并开始尝试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的创作。后来我退休了，通过朋友引荐参加了四川省散文学会，结识了很多著名的作家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开始步入实现作家梦的追逐之路，终于成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被成都市作家协会和四川省作家协会通过评审正式接收为会员，成为一名作家。
我是多么感谢在母校的立志与梦想。感谢长期以来工作单位环境对自己的良好影响，感谢四川省散文学会的文友，特别是理论部和春雨文学社文友们对自己在创作中的真诚帮助。
我的作家梦虽然实现，但文学没有尽头，写作没有尽头，我将把已经获得的荣誉收藏，开始新的起步，让人生因文学而更加美好！
完稿于2019年6月24日
2019年月8月27日修改定稿
2019年9月3日《在场散文》杂志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