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以后的两天平安无事。殷师傅除了不太说话之外，也像没发生过任何事儿一样。我呢，晚上也知趣地停止讲孙悟空的故事，而让其他同学来讲那些没有政治风险的“无头女尸案”之类的故事。
我暗自希望，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第三天下午，当我们在行军途中路边小歇的间隙里，沈老师走到男生队伍里来找我。她的表情比平常显得严肃。她让我晚饭后去找她。
她刚转身离开，我边上的一个男同学便兴奋地大叫：“你要倒楣喽！”其他男生虽没吱声，但从他们看我的眼神里，我能明显地看出来他们也不想和我搭话，似乎要保持距离。坐在公路对面的女生们这时也开始窃窃私语。
我抬起头向工人师傅们坐着的那一角望去，目光正与殷师傅相遇。他马上把眼睛移开，向天空望去。这让我相信，他一直在注视着沈老师和我的谈话。可能他知道沈老师要和我谈的内容。
这天下午在行军途中，和我一起串通给谭老师下药的几个家伙也都回避着我。我一直在猜想沈老师晚上要和我谈些什么。殷师傅一定把我和他顶撞的事上报了；这场谈话无疑是与这事有关。沈老师是不是要调查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会因此受到处罚吗？我想我可以据理力争一下。这事儿应该不难解释清楚。难道有人说我放毒，我还不能替自己辩解一下吗？何况我讲的故事并不是毒草，同学们应该能作证。
但我能指望同学帮我吗？我心里也没底。看看有些同学那幸灾乐祸的样子，我觉得我大概只能指望自己了。
想来想去也没个头绪，船到桥头再说吧。
吃完晚饭后，我走到村子的另一头找到了女生宿舍。女同学们照例在屋外的庭院里涮涮洗洗。有人看到我来了，就进屋里去告诉了沈老师。沈老师出来时脸上的神态比下午要轻松不少。她跟我打了招呼后，我俩儿就一起走到村外的公路边上，找了块大石头坐下来。
沈老师开口就说：“我对你很失望。你记得吧，我们出发前，我找你和几个同学一起谈过话？这次野营拉练是对你们几个人的考验。你们要是在这次拉练中表现好的话，回校后筹建红卫兵，你们会是第一批，然后都作班干部。”
她顿了一下，似乎在等我回答。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坐在那儿，等她继续讲下去。
“这次大家的表现都很好。你前两星期也很好，帮班里同学拿行李，给宿舍挑水，这些事儿我都知道。可现在，你和工人师傅弄出了这么一件事。这事会发展到哪一步，我也不知道，但你第一批参加红卫兵是不可能了。”
果真是殷师傅告了我一状。沈老师没问我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看来我不会有一个辩解的机会了。
我想，要只是失去了参加红卫兵组织的资格，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沈老师接着说，有人把我和工人师傅吵架的事儿报告了校革委会。她还告诉我，下星期拉练结束之前，全校要召开大会，总结野营拉练的成果，会上还要斗争一批坏学生。这些学生要么是小偷，要么是聚众打架伤了人，都要作为典型来处理。
她接着说：“昨天晚上学校领导和老师开会时，邓老师提出要把你的这件事定性为政治案件，要把你当成典型在大会上批斗。大会斗争的对象里本来就缺少政治典型，你的事儿赶得巧，邓老师正好可以用上。”
邓老师是刚从上海师范学院分配来的两个年轻老师之一。他原是江苏人，农村户口，分配时却留在了上海。按当时的规定，作为一所地区性大专院校的上海师范学院，在毕业分配时各省市的学生哪来哪去，因此来自外省农村的学生毕业后留沪是少见的。传言是因为他在文革初期造了反，毕业时是师范学院的红卫兵头目，因此在毕业分配时受到了特殊照顾。他来到我们中学后马上就成了学校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此刻正在争取入党。
沈老师这样坦诚地透露这些不该让我知道的内幕消息，我想她是有意让我明白，这件事不是她和我过不去。但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讲孙悟空的故事会闹成这么大的事件？政治典型？还要在全校大会上批斗？
“那我的罪名是什么？”
“邓老师说，你和工人师傅吵架的实质是反对工人阶级领导，抗拒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邓老师说，你这个事件，反映了社会上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我脑子里轰的一响，而沈老师这时则异常镇静。奇怪，难道她不了解这个指控的严重性，也看不出我此刻的处境？
“那……那不是因为我讲《西游记》放毒了？”
与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相比，讲孙悟空故事容易辩解多了。
“不是你讲《西游记》的问题。讲故事的事情不严重。严重的是你对工人阶级的态度问题。”
“这不公平！！”
连我自己都听出我这抗议是多么的无力。我这时脑子里晕晕糊糊的，思绪也理不清。
邓老师不是在放屁吗？我干嘛要反对工人阶级领导？恐怕连邓老师自己也不会相信这个指控，但他好像一点也不在乎把我一个刚入校的低年级学生弄到台上去斗争。
怎么讲讲故事就变成批斗对像了？那我离开阶级敌人的阵营还有多远？
突然间我懂了。什么政治典型，什么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一切都是无中生有的谎言。殷师傅需要找台阶下，邓老师需要作出表现来争取入党。一个中学生，是这一盘棋子中可以任意牺牲掉的一个小卒子。
真理有时就是这么清晰，这么简单，这么一目了然，这么肮脏。
“秧秧（那时我还用我的小名），我在会上替你讲话。我说你年纪还小，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你的出身好，不会反对工人阶级领导。我对邓老师说，一个小孩子这么早就在政治上栽跟头，将来很难再爬起来。但是他又提起你往谭老师炒面里放安眠药的事儿。”
“怎么？这事儿他也知道？”
“他早就知道。本来他不准备处理那件事，但是加上了讲故事这事儿，邓老师就说两件事儿要放在一起处理。”
沈老师接着说：“谭老师在会上坚持不要为安眠药的事儿给你处分，所以这件事大概不会影响你了。但是你和工人吵架的事儿，校革会领导觉得是政治性事件，不能轻易放过。
“会后，我单独和几个领导谈了很久，最后大家决定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在全班同学面前检讨，那个工人师傅…他叫什么？”
“殷师傅。”
“要是殷师傅满意了，接受了你的道歉，校革会就不追究这件事了。你的检讨要诚恳，要触及灵魂。你能做到么？”
“沈老师，你知道我不会同意的！其他那几个工人师傅一句话都没说，只有那个殷师傅一个人在胡搞。其他工人都没加入他！殷师傅一个人不能代表工人阶级！”
“秧秧，我要你好好听着。你的生活还没开始，你的道路还长着。我当老师的，不能看着你毁掉自己的前途。我知道在班上检讨是件难为情的事儿，但你想想看，比起在全校同学面前，押到台上去批斗，哪一个更丢脸？要是在全校批斗的话，这件事儿大概还会记进你的档案，跟你走一辈子！班上的同学都了解你。等我们回到学校后，用不了多久，大家就会忘了这件事。”
第二天晚饭后，沈老师带着全班女生排队走进了男宿舍。大家席地而坐，围成了一个大圈子。男女各占一半，工人师傅夹在男女生中间。邓老师也来了。他没看我一眼，只对沈老师和谭老师点了点头，然后和工人师傅们坐到了一块儿。
等大家都坐下后我站起来，掏出昨晚在油灯下写的稿子，开始念我的检讨。我说我不该和殷师傅顶撞；不该对工人阶级的代表不尊敬；我说我今后要加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提高政治觉悟。
我又加上一句：“我没有反对工人阶级领导。”
说到这儿，我瞅了邓老师一眼。他好像并没觉察出这句话里带的刺儿，而我也只能说到这里为止。再说多了，态度就有问题了。殷师傅的脸上则一直带着笑容，一面听，一面赞许地点着头。很明显，他压抑了几天的闷气此刻已经一扫而空了。邓老师面无表情地听着，不时地转头看看殷师傅，大概要确定他是真的满意了。
等我一读完，沈老师马上站了起来，问殷师傅是否接受我的检讨。我能看出沈老师的策略。殷师傅要是在邓老师面前对全班学生说他满意了，这件案子就必须结掉了。
殷师傅没想到会被沈老师将了这么一军。他的脸红了起来，神态变得窘迫。他点了点头，说他从一开始就没把这当成什么事。他说，小青年嘛，没有不犯错的；我们都是年轻人过来的，没有什么关系。
他把右手伸到我面前。我握了握他的手，但笑不出来。
这时领队的老工人站了起来打圆场，说这事儿到此为止，今后谁也不许再提了。
看他脸上的表情，他一定也和我一样，希望这个检讨会越早结束越好。
下星期我们就要回上海了。一个月拉练下来，走了上千里路，每到一处的新鲜感早已被回家的欲望取代了。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们在一个人民公社的篮球场兼打谷场上召开了全校批斗大会。在木板搭起的临时舞台上，邓老师和校革会其他领导坐成一排，看着挨斗的学生们一个个地被高年级红卫兵揪着胳膊，揿着脑袋押上台来，排成了长长的一列。挨斗学生的头被揿得和身子成了九十度角。谁要把头抬起来，看守在一边的红卫兵马上再揿下去，直到他老实为止。
各班的代表一个接一个地上台，对着麦克风发言，列举条条罪状，批判挨斗的学生。我呢，幸运地坐在台下，混在数千个同学之中。我感觉像一条原本落入网中的鱼，此刻找到了一个破口游回了大海，那自由自在的心情是没法形容的。
这时，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我感激沈老师担着风险保护了我，也感激谭老师不去追究我的恶作剧。顿时我也原谅了殷师傅。要是他揪着我不放，我此时此刻也会低着脑袋站在台上，和这些倒楣的家伙一起受辱。那中学几年，我这头肯定是抬不起来了！
即使在这一刻，我也丝毫没有原谅邓老师。看着他高高地坐在台上，我满脑子充斥着鄙视和厌恶的感觉。这以后的几年中，我和邓老师不止一次地在学校走廊里擦身而过。有几次我能感觉到他似乎想要和我打招呼，但我每次都强逼出一个笑容，然后低下头匆匆离开。
我的直觉告诉我，离此人越远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