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不及说再见
如今想来，父亲好似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他一再地提醒我：「家族啊！这个家族需要一个带队的！」顺便交代他的后事办完，一定得送他回台湾。
二〇〇二年五月十九日深夜，刺耳的电话铃响划破静寂，接起时已经挂断，讯号显示是父亲的电话号码。我连忙回拨，话筒传来继母的哭泣声：「你快来！」换衣服的时候，我瞄了一下闹钟，时间是清晨三时二十六分。
飞车过去，父亲躺在厨房前的地板上，地上有大片呕吐物，地毯上血迹斑斑。我马上打九一一，接线生问：「是否神志清醒？」继母指着我问父亲：「她是谁？」父亲回答的是我女儿的名字。「天啊！他不清醒。」我哭着对接线生大叫。
在等候救护车的七分钟，父亲恢复神智，继母问：「你有什么要说的吗？」父亲说没有。急救人员到达后，问了他一些问题，父亲总是有问有答，因此依照数据判断病情稳定，救护车开往医院途中未鸣警铃。
原本要去距离较近的一家医院，但是对方不肯收，于是回头开往另一家医院，途中又被告知应送往日升医院，抵达医院急诊室已是清晨四时三十分。
医师、护理人员立刻展开急救，父亲当时仍是有问有答，只是不知今夕是何夕，平日热中政治的他，连美国总统是谁都想不起来。我跟着护理人员推他去做脑部扫描及头部Ｘ光，几番折腾回到急诊室病房，父亲才突然想起来：「美国总统是布什啦！」
医师为父亲施打镇定剂，让他在疲乏中睡去。第一位医师告诉我，颅内有血块，可能要开刀，必须等主治医师决定。第二位医师告诉我，只是一小块淤血，先观察看看，不认为应该开刀。
我和继母坐在床前，仔细观察屏幕显示的数据。接近上午十点时，父亲看来很难受，护理人员为他施打吗啡，稍减痛苦，但不久，他的左手、左脚渐渐失去反应，神智渐渐不清楚。
两位穿着绿色手术衣的外科医师快步走来，仔细研究父亲的Ｘ光片。十时四十分紧急送往扫描室做笫二次扫描，回来后血压飙升，急忙通知护理人员打降压针；十一时三十分，决定做血管摄影，确定出血位置。
继母哭着在父亲耳边说：「我永远爱你！」眼泪顺着父亲的眼角流下来。父亲着急地用右手在床上比划，我猜他是想写字，所以赶快拿笔给他，可是他握不住笔。
中午十二时三十分送血管摄影室，下午一时三十分看报告，医师坦白告知，如果不马上开刀就有生命危险，于是在两点送进开刀房。
我开始打电话通知台湾的家人，全家族在台湾的黑夜时分纷纷哭醒，我的电话从此没有断过，一遍遍复诵发生经过，一次次试图回答不知如何作答的问题……
手术历经两个小时，下午四时三十分，护理人员表示手术顺利，血块已全部清除，医师正在缝合，应该会慢慢好起来。然而半小时后，出现在开刀房门口的竟是愁眉苦脸的医师。
原本预备向他道谢的笑容僵在脸上，错愕万分地听他说：「你的父亲仍很虚弱，脑子肿得很厉害，如果两天内能醒来，就脱离危险期了。」
我的心情霎时跌入谷底，彷佛知道这是医师「尽人事，听天命」的安慰。但潜意识的微渺希望，却强迫我接受两天后会醒过来的说法，电影不都是那么演的吗？每一个故事主人翁不都在最后关头悠悠醒来，然后大团圆喜剧收场吗？
护理人员提醒我回家换洗仍沾着父亲血迹的衣服。我们茫茫然地回家作短暂休息再赴医院，父亲仍未醒来。
加护病房好心的大夜班护理人员告诉我们，父亲的脚板有反应，是好的讯息，她并准许我们留在病房陪伴父亲。我请继母留下，我必须回去小睡，因为已经两天两夜未合眼了。
两个小时后，我被医院打来的电话叫醒，父亲病情又有变化。我再次飞车赶赴医院，半夜两点和大卡车在两旁设满路障的马路争道，卡车司机愤怒地对我大按喇叭、骂脏话，我不顾一切地抢在他面前疾奔而去。
冲进加护病房时，护理人员正准备送父亲去做第三次脑部扫描。再一次陷入漫长的等待，父亲回来时仍沉睡着。护理人员告知医师将来病房说明，不知怎地我突然希望医师永远不要来，我想我已了然即将被宣布的事实，只是不想太早亲耳听见，不想太早放弃最后的一线希望。
医师终于来了，他蹒跚的脚步、措词困难的态度，在在说明了父亲病情的不祥。我茫然地看着他一张一合的嘴，继母早已哭昏一旁。医师接着说，已安排下午两点进行脑部组织实验，如果脑部全部坏死，将依法拔除呼吸器。
笫一次感到当家作主竟是如此艰难，但我必须坚强。先请继母回家取来父亲换穿的衣服，回程再接女儿来见外公最后一面。一家老小跪在病床前哭成一团，台湾的电话一通接一通，再多的不舍也无济于事。
下午四时三十分，医师前来宣布脑死，他说：「其实你父亲早就走了，现在的所有生命迹象都是靠呼吸器运作的。」我忍不住提出闷在心中许久的问题，如果我们送进医院就立即开刀，父亲是否还有希望？医师摇头叹息说：「其实并无太大差别。」
五时三十分，开始为父亲净身更衣，拔除呼吸器后，心电图仍在屏幕上顽强地跳动，一直到六时二十二分，心电图在心跳停止后归零成一直线。我们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的生命一点一滴地消失。
回想父亲走前的两个星期，他忙着整理院子，还爬到屋顶上把茂盛得不象话的夹竹桃全绑到瓦片上，那一片红白花海好不壮观。谁能想到身手矫健的他，竟在自家厨房一摔不起，六十一岁就匆匆离开人间了呢？
如今想来，父亲好似知道大限将至，他一再地提醒我：「家族啊！这个家族需要一个带队的！」有一次看电视，他指着电视上的植物人说：「如果有一天我变成这样，千万不要救我！」顺便也交代他的后事办完，一定得送他回台湾。
然而，当我面临拔管与否的抉择时，我仍然坚持要留住他，直到切片证实脑部全无作用，医师依法拔除呼吸器为止。他是这么干脆地走了。
每天早上路过加油站，泪水便如断线的珍珠般落下。父亲出事的前两天，我在上班前加油，碰到正好要去接妻子下班的父亲；我先看到他，故意从油箱后面走出来吓他一跳。
每次路过，我总想再也看不见油箱后面那张惊喜的脸，哭着开车去公司，下车前再擦干眼泪上班。那阵子最害怕的就是别人的安慰，我以木然对待一切。
父亲意外往生前，卖了土地、带上存款到中国做生意，我对中国的生意一无所知，大数目的金钱就此失去踪影，而父亲在台湾的财产大多为房地产，远水救不了近火。
当时，我正挣扎于前夫制造的债务中，每月所得全数支付欠款。父亲过世当天，我在医院的提款机查账，银行账户里只剩下四十美元。
殡仪馆人员公事公办，指着地上的厚纸板，冷冷地告诉我：「用这个装你父亲吧，才八十美元而已。」我茫茫然地走出殡仪馆，在白花花的太阳下举步艰难，不知道去哪里找钱埋葬父亲。如果没有钱，父亲就不能放在殡仪馆的停尸间，我该怎么办？
天无绝人之路，我在父亲的书桌抽屉找到意外人寿险的数据。打电话请保险公司联络殡仪馆，表示将直接支付丧葬费用，殡仪馆这才受理父亲的丧事。
独家新闻
在赌城跑新闻，我看遍人间凄惨事，深陷赌沼不能自拔的赌徒，或自杀或杀人，或拖累子女三餐不继，制造社会悲剧。
一九九七年，担任拉斯韦加斯地方记者几个月后，因真道教带领信徒来美，意图在德州搭飞碟升天，我跑出了今生第一条「独家新闻」。
将近五年的地方记者生涯，累积了我在赌城的人脉，认识了许多生命中的贵人。一九九九年，亚洲商会会长杨明传邀请我在《新亚周报》刊登威尼斯赌场征人启事，并组成团队协助亚裔申请人通过面试，我就是透过这个管道得到世界级赌场的聘书。
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后，赌城经济严重受创、裁员无数，我曾有一整个冬天「不见天日」，每天清晨四时工作到下午四时，最高纪录是连续工作二十五天，最后累倒在赌场冰冷的地板上，脸色发青、量不到血压……被救醒之后，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健康开始走下坡，无奈之余只好辞去报社工作。
父亲往生后，拉斯韦加斯《信息报》发行人兼社长陆亮祖受人之托，刊登了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我亲自前往报社向他道谢。听说我曾任《新亚周报》记者，陆社长问我是否有意担任兼职记者，并当场考试。
还记得他给我一页《Las Vegas Review-Journal（拉斯韦加斯每日评论报）》，要求我即席翻译其中一篇新闻。那个新闻说的是，一对热爱旅行的教授夫妻，沿路预定旅馆、帐棚、独木舟等行程，却在泛舟后行踪成谜，没有出现在下一个行程，过去几天信用卡都未被使用，着急的家属报警寻人……
我很快就交卷，陆社长还算满意，但一语道破我的花花肠子：「我知道你有一段跳过没写。」当时跳过的那一段，是关于独木舟的结构和泛舟路线的危机，用了许多专有名词；原以为文章一气呵成，非内行人看不出破绽，我意识到眼前这位长者比我聪明百倍，别想在他老人家面前耍花招！
此后，清晨五点到下午两点在赌场上班，下班后直接到报社上班。当年由社长坐镇、社长夫人打字，我则负责采访及写稿，我们经常讨论专栏及社论的方向。
因为从小「摇笔杆」赚零用钱，稿费以字数计算，不知不觉养成了愈写愈多的坏习惯，一度被陆社长封为「一泻千里」女王。在陆社长的指导下，我学会了报导的深度及广度，他为我开展了文字世界的新天地。
当时，有位大陆移民贩卖手擀皮水饺维生，我几乎天天吃水饺「大力赞助」，陆社长知道大陆同胞有难，立刻加入吃水饺的队伍。我们的晚餐千篇一律是水饺，唯一的选项是水煮或干煎。
到了星期五，陆社长知道我周末不用起早上班，就会带我们吃遍赌城大、小餐馆。陆社长是名人，每家餐馆大厨都会特别招待。早在iPhone问世之前，我已是「打卡」的开山始祖，屡吃屡拍照，美美的菜肴配上淋漓尽致的文字介绍，「老饕行脚」成了《信息报》叫好又叫座的专栏，也是每周一次外出打牙祭的意外收获。
在赌城跑新闻，我也看遍人间凄惨事，深陷赌沼不能自拔的赌徒，或自杀或杀人，或拖累子女三餐不继，制造社会悲剧。
老虎机叮叮当当的铜板声响，引诱着妄想一步登天的投机者，很多移民想藉由投资（或投机）来个「华丽转身」。发生在二〇〇七年的「凤凰金属公司诈骗案」就是典型案例，东窗事发之后，许多不甘损失的投资客具壮举报凤凰金属公司诈骗。
涉案的华裔女子一审定案，被判处九十个月有期徒刑，附带三年刑后行为监管。这场官司的争论在于──是凤凰金属公司有心诈骗？抑或运气不好投资失利？在一次法庭采访中，被告人走出法庭，从一整排采访记者中挑上我，邀约独家采访。
陆社长为追踪该案被告的原版故事，与我组队数度前往被告的豪宅采访，并一一核对证物及数据，发表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算是我的第二条「独家新闻」。
地方报社的工作让我认识很多人。由于华人新闻无法填满报纸版面，我得经常「参考」主流社会的新闻，然后采访与新闻中行业有关的华人代表融入其中，想办法变成是自己的新闻。
因为赶稿而练就了双眼看英文新闻，双手打中文报导的特异功能，或因此故，常常被聘雇做翻译工作。
说来好笑，因经济拮据，手上计算机是某公司淘汰不用的二八六老计算机，所幸九〇年代的拉斯韦加斯翻译业尚未蓬勃发展，二八六小兵立大功。我翻译过的文件范围宽广，包括出生证明、死亡证明、中美双方姊妹市结盟契约、跳伞生死状、新建物的水土保持、美国政府对中国商业法律的规定，及普通的文件或书信等。
二八六计算机一直用到二〇〇三年，我被征召前往萨尔瓦多参加国际赈灾活动，返美后与好友威廉分享心得，无意中提到「因为没有手提电脑，每天都等到人家完稿才能借计算机工作，因此睡得很晚……」没想到威廉竟在圣诞节送大礼，我收到了平生第一台电脑。
在我的翻译事业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帮一位高中第一名毕业生的家长拟致词稿，文中道尽单亲妈妈的艰难及对孩子无尽的祝福，与会者闻言莫不动容！
后来，全美知名的赌博顾问公司找上门来，要求翻译「赌博大全」，译了许多教人赌博的书及录像带。学佛之后才知道，自己当年的失德之举，不知害多少家庭因赌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从此对翻译文件不再有求必应。
洗碗工升经理
华人同事踩着我的抹布说：「干嘛做这种低三下四的工作？」那一刻，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教会落难的同胞彼此相爱！」
二〇〇三年，凤凰卫视《唐人街》节目赴美拍摄移民故事，很荣幸被推选为「奋斗成功」的代表，编导组连续几天跟着我到职场拍摄所谓的「赌城人生」。听说这个单元剧收视率不错，在全球各地回放了好几次。一位年轻时代的朋友在机场过境时看到了，经由他的宣传，许多人都知道「郑茹菁在美国洗碗」。
在米高梅赌场担任洗碗工，我不以为耻，反而珍惜这份得之不易的工作。一个小时九点七五美金收入，解决了柴米油盐的问题，我相信自己只是钻石蒙尘，不会永远埋没在锅碗瓢盆之中，终有一天会发光发亮。
人家埋头洗碗，我边洗碗边学做领导。利用午休时间，到库房向人讨教化学品的成分、用法及中毒后的处理；人家随手抛弃的过期说明书、计划书，是我最爱不释手的「教科书」，目标是用最短的时间，学会后厨部门的所有功夫。
有次，我奉命清洗厨房的下水道，狼狈不堪地跪在地板上又搓又洗。一位华人同事经过，踩着我的抹布说：「又不是不懂英文，干嘛做这种低三下四的工作？」
我咬紧牙关，用力刷洗那又黑又黄的污垢，直到她走开，眼泪才一滴一滴流入下水道。那一刻，我下定决心：「如果能度过难关，我一定要教会落难的同胞彼此相爱！」
一九九九年，有个机会协助亚洲商会为威尼斯赌场招聘亚裔员工事宜，我也获得威尼斯赌场的聘书。晋身世界级赌场后，我被分配到宴会部，因工作需要得随身携带对讲机。
对讲机对我而言，无异是烫手山芋，好怕听到有人呼叫我的名字，因为初来乍到美国主流社会，英语仍在磨合阶段，加上同事们来自五湖四海，互有乡音，常常听不懂人家叫我做什么？
日本人把每一个英文单字切断发音，Good Morning说成「古的魔力古」；韩国人及越南人说英语带鼻音，前者深沉，后者像唱歌；泰国人舌头较短，说英语有点「三步并两步走」的味道，想听懂得请人家慢慢说。
最糟的是，更多人说的是西班牙语，因为随时随地可以找到翻译，拉丁民族不学英语有恃无恐。
曾经有位墨西哥裔临时工，一大早进办公室找人翻译，当时只有我和另一位美国白人经理值班，老墨一看便知我是亚裔，于是向另一位求援：「请问你会说西班牙语吗？」同事礼貌地摇头说不；下班前，老墨又来了，再一次走向美国同事：「请问你会说西班牙语吗？」同事没好气地回答：「我早上不会说，下午也不会说！」
有一次，我被人差遣去拿「鹅脖子（Goose Neck）」，到冷冻库翻箱倒柜却遍寻不着；原来，「鹅脖子」指的是用来盛装色拉酱的容器，因形状长得像鹅脖子而得名。
一字多义的英文单字是我最大的挑战，比中文的多音字更具难度，状况不明的我经常为此闹笑话。
有一次，我工作忙得满头大汗，脱口而出：「真想把外衣（clothes）脱下来。」同事连声阻止：「说清楚，衣服是衣服，外套是外套，不然会引起误会，人家还以为你想跳脱衣舞哩！」
还有一次，整天忙上忙下，刚坐下又有同事叫我去某处拿东西，我没好气地回嘴：「你没有腿（leg）吗？」把同事气得吹胡子瞪眼的，后来很吃惊地发现，那句话的另一层意思竟是「你昨晚没跟人上床吗？」
最恐怖的一次是，我向一位男同事要橡皮筋绑头发：「我好热（hot），你有橡皮筋（rubber）吗？」他满脸通红地说：「我以为亚洲女性很保守，没想到你那么直接，对不起，我没带。」他以为我热情如火（hot），问他是否有保险套（rubber），真是糗到无地自容了。
更令人喷饭的一次是，初晋升小主管的我，奉命撰写机器操作及器皿保养的SOP（标准步骤），喜欢卖弄文字的我，竟自作聪明使用dismember一字作为「分解」零件。读完报告的上司受到严重惊吓，原来，沉迷于「法医实录」的我，错把「肢解」当「分解」，SOP差点儿就变成分尸案的法医报告了，这是我贻笑大方的经典之作。
置身劳力职场，西班牙文是不可或缺的谋生利器，公司付学费送我去上学。努力学习西班牙文达七个月之久，虽然两次课程都以「第一名」成绩结业，但我的西班牙文始终处于「胡说八道」的水平。我那支离破碎的西班牙文，带给同事们很多笑声。
西班牙文的名词分为阳性及阴性，每个名词都男女有别；动词就更复杂了，必须得跟着「人称」变化。有一次，我吩咐某人去打扫会议厅的洗手间（Limpio baño），对方立刻将打扫用具交到我手中，原来，我说的是Limpio（我打扫）而不是Limpia（你打扫），对方自然乐意「让贤」了。
同事之间难免发生口角。华人同事与老墨同事偶有争执，双方僵持不下，盛怒中的老中竟用西班牙文「Cállate」叫老墨「闭嘴」，不甘示弱的老墨也立即用字正腔圆的广东话回敬一句「收声」，原本一触即发的纷争，就在彼此忍俊不住的笑声中鸣金收兵了。
这样的笑话整整闹了一年多，我的英文及西班牙文才渐入佳境。职务也在一年内晋升两级，从工人到小主管到值班经理。
刚柔并济
我站上凳子大声说：「如果还有人听不懂就停职一天，因为你没法接受指挥……」全场鸦雀无声，每一个人都领命而去。
然而，外型又高又壮的非裔美人，却不愿听命于亚裔小女子。有一次，黑鸦鸦的大批人马围着我等候分配工作，故意听不懂我的指令，存心给我难堪。
我不慌不忙地搬来小凳子，站上凳子大声说：「没关系，我再说一次，如果有人还是听不懂就停职一天，回家等候通知，因为你没法接受指挥，不能进入团队。」第二次发言时，全场鸦雀无声，每一个人都领命而去。
这时的我已不再是菜鸟了，为了在这个与男人相争的劳力市场里求生存，我学会了坚强。然而，「坚强」与「好强」如影相随，初任主管的我在分寸掌握上略嫌不足，造成对员工的要求偏高却不自知。
直到有一天，员工疲倦地流着泪对我说：「你很好强，什么都要争第一，我们很爱你，所以愿意听你的，但是真的做得好辛苦！」我大吃一惊，继而虚心反省，虽然无心如此，却因台大医院时期的钢铁教育根深蒂固，竟把它转嫁到今日职场。
此后，我学会了「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用爱和宽容与同事相处。
那段时间，前夫为安顿爱妻的工作，两人双双报名到赌场担任临时工，作为主管，我公平对待，没有说破彼此关系。
有一天，一位高高壮壮的员工，脸红气喘地跑到我面前，用差点没哭出来的声音说：「我碰到了全世界最没良心的人！」
当他一五一十告诉其他员工，前夫带着新婚妻子到职场向我示威。所有人顿时同仇敌忾：「把她叫过来，做死她！」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劝服手下别为难人家：「她不是破坏人家婚姻的小三，不是她害我离婚的。」
前夫的婚姻路很坎坷，走马灯似地换了好几个太太，其中几个我还来不及认识就「完结篇」了。他偶尔还会跟我诉苦呢！
很多人赞扬我们的部门是「最温馨的职场」。我的同事读《静思语》，捐款护持慈济，每一位都有超柔软的身段，看到周边有需要照顾的人便会自动向我「报案」，同事们合作助人度过难关。
有一次，我们发现有位临时工身上有难闻的味道，经了解方知他是街友，穿的是许久未换洗的衣服，于是有人发动「义洗」，为他添购一套衣服，然后轮流把他的脏衣服拿回各自家中洗净带回，如此这般直到他住进收容所为止。
同事菲斯连失二女，痛不欲生，一夜间头发全花白了。同事间的嘘寒问暖让她勇气百倍，勇敢地在人生路上走下去。
另一位同事玛莉，有母定居德州，但其兄弟未尽照顾之责，贫病交迫的母亲来电哭诉，玛莉向我求救。我联络德州慈济人就近协助提供服务，家访之后不但安排就医，发现家中冰箱故障，还立即为她母亲添购新冰箱。之后，玛莉逢人就夸慈济，感激得不得了！
二〇〇一年美国发生九一一事件，纽约双子星大楼遭恐怖分子袭击，飞机全面停飞，「赌城」在一夜之间沦为「鬼城」，原本客满的预约行程悉数取消。
赌场生意一落千丈，全拉斯韦加斯陷入一片「裁员」的哀号声中，我们公司也不例外。到了年底，部门裁掉六位副主管，只留下三位经理，经理之下的二十位小领班剩下不到一半。
部门三百多位员工，照资历深浅分成三批，最资深的第一批被告知：「这是调整后的工作及名额，请在你想申请的工作上签名，资深者先得。」第一批员工大多顺利留任，第二批员工有一半留任，第三批员工坐定后，部门主管上台沉痛致歉：「很抱歉，本部门的全部职位额满，各位都被裁员了。」永远忘不了会议室大门打开，一群人哭着走出来的场景……
我是被留任的三名经理之一，我们分别负责白班、小夜及大夜班，虽然经理拿的是年薪，不需打卡上、下班，但其实工作时间更长。在赌场生意惨淡经营的那些日子，我们用最少的人力，经营全世界最大的旅馆（七千多间客房）。
所幸七个多月后经济复苏，赌城人又恢复既有的生活秩序，而我也获得「最佳经理」肯定。
拉斯韦加斯的「黄埔军校」
透过同胞的大力宣传，愈来愈多新移民找我报名洗碗，戏称这个训练环境是「黄埔军校」，而我就是当然的「校长」。
作为后厨部门的「第一颗种子」，我协助许多没有一技之长的新移民入行。华人受限于语言障碍，特别专注于工作表现，经常有新开张的餐馆老板主动向我要求派员，也间接帮助同胞解决就业问题。
久而久之，透过同胞的大力宣传，愈来愈多的新移民找我报名洗碗，戏称这个训练环境是「黄埔军校」，而我就是当然的「校长」。令人欣慰的是，很多餐馆都透过口碑请我推荐人去上班，有一个全美连锁的夜间清洁公司接受全额推荐，六十多位员工都出自「黄埔军校」，创下「郑氏纪录」新高。
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都是大学毕业生，但在台湾发展得不太顺遂，终于在二〇〇五年来美投奔我，虽是弟弟，但也难逃「黄埔军校」的培训和考验。小弟林仁豪（从母姓）写下了他的移民辛酸史──
子夜时分，一个青年奋力踩着脚踏车，在无人的街道上奔驰。此刻，从他不断回望的动作和眼光中，可以发现一丝惊恐，因为一个女声突然冒了出来：「怎么还没到家？」青年先是停下车，左右观望了一会儿，然后不确定地回道：「那个…我好像迷路了……」
这个青年就是我，而这件事发生在我登陆美国的第二天。三十岁以前，我从没想过会来美国生活，自认学生时代英文成绩不错的我，决定出国后，天真地以为自己那三、两句洋泾浜（泛指不纯正的英文）英文足以应付生活。这一切在来到美国后，才知道自己想的太过简单。
刚下飞机隔天，大姐就帮我找了中国城附近的一家素食店打工。虽然不是第一次来美国，但来玩和来生活完全是两回事儿，前一天刚下飞机，住家位置都还没搞清楚就得去工作，说不紧张是骗人的。
一早骑着刚买的代步脚踏车出门，也许是运气使然，很顺利就到了中国城。虽然是中国城，但还是有不少老外来此消费。这家店除了卖素食，也卖各式冰饮，看着菜单上一堆水果和餐点的陌生单字，真让人有种想逃跑的冲动。
我的工作内容从点餐、炒菜、摇饮料，一直到收帐全包，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没有休假，但为了生活也只能如此。就这样做了半年左右，听说当荷官（赌场发牌员）的收入不错，就动起转换跑道的想法。
但想象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荷官这份看似光鲜的工作，却有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最后，还是决定跟着大姐当初的脚步，到赌场从洗碗的临时工干起。
一般人若是提到洗碗，脑中浮现的大多是吃完饭，妈妈在水槽收拾的画面，而赌场里洗碗又是如何呢？简单来说，就是在有中央空调的空间用机器取代大部分的人力。只要把餐具稍微处理一下，就丢到输送带上由机器冲洗，然后由末端的人将其分类放进不同的推车，和传统的洗碗工作比较起来，明显轻松许多。
但这并不是我对这份工作的第一印象。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当宴会结束，一大箱、一大箱数百块没动过的牛排和各式大鱼大肉，就这样直接倒进垃圾车里，这画面产生的冲击令人难忘。
当时我唯一的念头就是想问大姐：「这些食物可不可以打包带回家？」
在此处洗碗的临时工有许多中国人，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纪且英文不太好，不少人先前都有着体面的工作，将军、医师、律师、教师等，大有人在，可谓「卧虎藏龙」，但来到美国只能从头来过。
洗碗部门在大姐的管理下，如军营般的训练模式，养成了整齐的队伍，成了赌城餐饮业的洗碗精兵，因此有了「黄埔军校威尼斯分校」之称。
刚开始上班时，有不少人明明讲的好像是英文，但我却偏偏听不懂，彷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后来才知道在美国使用西班牙文的人很多。不过，这些「老墨」同事其实相当好相处，生活习惯和中国人差不多。
和先前的工作相较，似乎这种工作类型更适合我，也因为如此，再也没有转换跑道的想法了。
二〇一五年，是我来到美国的第十个年头。回想过去的日子，似乎只有这十年过得比较有安全感，在台湾总觉得老的时候一定会穷到睡路边，而在美国只要肯做，至少觉得未来是有保障的。税虽然缴得重，但相对的，社会福利也好得多。
有不少人说，外国的月亮没有比较圆，为何不留在熟悉的台湾发展？其实当付出与所得成正比时，又有谁会愿意离乡背井到陌生的世界呢？
小弟说的全无夸张，赌场后厨部门确实是卧虎藏龙，多的是落难的英雄；虽然穿的是同一件制服，却各有各的背景故事。我的部下曾有官拜少将的台湾飞官、移民来美的退休医师、共产国家的古巴律师，还有一些人有黑道背景。
我对曾经有过「丰功伟业」的人表示尊敬，但无特别礼遇，到了「黄埔军校」，一律得服从「校长」的调派。这些卸下高社经地位光环的人选择大隐隐于市，绝口不提「想当年」，留给大家无限的想象空间。
要钱还是要命
「你这样不要命地工作，身体都承受不了，到底你是要钱还是要命呀？」自称「打工皇后」的我毫不考虑地回答：「我要命啦！」
疯狂打工的年代，白天的郑记者跑新闻、郑经纪买卖房地产，晚上又成了洗碗工，半夜回家还得赶稿子，经常看着计算机，键盘敲着敲着就不省人事。每天断断续续只能睡四个小时，天亮才从地板上爬起来，不知到底是困到睡着或累到昏倒。
多年「蜡烛两头烧」，烧出了许多毛病。二〇〇三年元月，我的右腿突然浮肿如象腿，每个触摸过的人都惊呼：「好大的肿瘤啊！」经过多项检查，医师宣布：「大约十公分的肿瘤，估计是骨癌，建议立即住院截肢，截肢后尚须化疗六个月，以确保清除所有体内癌细胞。」
拿着「恶性骨肿瘤」的诊断书请假，赌场主管杜安的眼泪大滴大滴落下，他抓着我的手说：「不要怕，威尼斯赌场不会不要你，就算你截肢也能坐轮椅办公，还可以转任仓库管理员，不会失去保险和收入。」我很感动，这也是我从没想过跳槽、忠心耿耿守着这个公司的主因。
「你要哭出来，不要憋在心里，哭出来会好一点。」看着眼前的大男人哭成大花脸，我突然悲从中来，两个人在办公室哭成一团。
但两个星期后，医师证明先前的诊断是一个大乌龙。当我「走」回工作岗位，主管和同事不敢置信地注视我仍然完好如初的右腿，忍不住都问：「好了吗？不用截肢吗？」
二〇〇七年，长时间的腹痛如绞让我经常进出急诊室，每次急诊，血压都飙高破两百。外科医师认定是胆结石作祟，决定用腹腔镜取出胆囊，术前的超音波检查，意外发现胰脏有一颗肿瘤，怀疑是「胰脏癌」。
当第二张诊断书注明「怀疑是胰脏癌，须立即开刀移除」，因上次的乌龙经验，我没敢立即报告主管，转而寻求第二位医师的诊断。
所幸找到的是，已加入慈济国际人医会的吴铭伟医师，他发现确实有胆结石，但真正的病因是胆囊通往肝脏的胆管严重阻塞；每当我食用过辣或过油的食物，胆囊要分泌胆汁除油，却因为阻塞而无法输出，造成胆囊发炎、腹痛如绞。超音波看到的胰脏肿瘤，其实是胆囊发炎传染到邻近的胰脏，因而造成胰脏肿胀的缘故。
二〇〇八年底，我因鼻大动脉爆裂送医。六位慈济法亲手忙脚乱拿着脸盆，一路接着我吐出来的血，并压着我的鼻梁，试图止住不停流下的鼻血。我把急诊室弄得像命案现场，血色素从十三一路降到三，最后昏倒被送进加护病房。当时隐约听到加护病房医师打电话给我的耳鼻喉科医师：「我们尽力了，所有方法都用尽仍止不了血，你快把她接走吧！」
眼看着情况愈来愈糟，干妈简婉平帮我通知家属，于是婆婆妈妈全都来了。继母哭得很伤心，前婆婆很生气：「还没死呢！哭什么哭？如果不是你们，她会搞成这个样子吗？」
继母还是哭：「我们全家都靠她！」前婆婆更气了，指着那些靠我排班的工人：「多少家庭都靠她！不许哭，她一定能活下去！」当时的我还抱着脸盆猛吐血，实在没有劝架的力气，只希望我能活着，让我的家人安心！
最后，血流不止的我被绑上救护车，转院到耳鼻喉科医师任职的医院。偏偏当时没有空床，只能暂住急诊室，急诊护士很紧张：「万一在我这儿出事怎么办？」就这样我在急诊室待了几小时，在病房待了几小时，隔日一大早就被送进开刀房。
当我从病床上悠悠醒转，医师问我是否很有「社会地位」？因为二十几个人卷起袖子抢着要输血给我。我连忙问：「多少人捐了血给我？」结果是一个也没有，「我们把你的数据输进计算机，发现你多年来时常捐血助人，所以可以第一优先使用。」原来，是我救了自己！
在我生病及养病的那段日子，干妈以七十高龄照顾我这不听话的病人，数不清多少次送我去医院急诊，多少次坐上救护车护送我，甚至有一次包裹着光溜溜的我（在洗澡过程中爆血管）飞奔急诊室。如果没有她，我早就与这美好人生莎哟娜拉了！
说起我们的母女缘，人家是干妈收晚辈，我却反过来收了简婉平做「干妈」。我俩的生肖都属虎，相差二十四岁，干妈是「纸老虎」，我却是「母老虎」，一天到晚对「干妈」不恭敬，直到在加护病房听到医师放弃治疗，我才把握时间向她忏悔：「干妈，对不起，我常常对您很凶……」如今这段告白成了干妈收拾我的「紧箍咒」，让这个现代孙悟空怎么也翻不出干妈温柔的五指山。
陈振和师兄是另一位贵人，他住在汉德城，我住在拉斯韦加斯市，各科医师诊所则是遍布大拉斯韦加斯地区，陈师兄一一记下约诊时间，不辞辛劳地送我赴医。又怕我营养不良，天天为我炖大补汤，还分装成一小碗、一小碗放在冰箱，方便我直接送往微波炉加热。
有一次就医途中，我随口问他：「谁是你最好的朋友？」陈师兄无限哀怨地看着我说：「就是你啊！」相差二十岁的我们感情深厚，擅长作曲的陈师兄每完成词曲创作，都是在第一时间与我分享他的心血结晶。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我的左手腕长了颗血管瘤，而且愈长愈大，一打字就痛。医师担心会重蹈二〇〇八年的覆辙，建议立即开刀移除，医师说「只是费时四十五分钟的小手术」，开刀之后，左手的小肿瘤不见了，但右边臀部很痛。
无意间照镜子时发现瘀青，后来「听说」是在病房至开刀房的转运过程中不慎失手摔伤，经过核磁共振检查，证明是椎间盘脱出。至于是早就脱出，或者是被摔伤才脱出，则又是另一个悬案了。
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疼痛排山倒海而来，每走一步路都像登山攻顶一样困难。洋医师建议打美国仙丹（类固醇）止痛，这回我做了万全准备，换医院（避免被摔伤）、坚持到开刀房才麻醉（避免运送）。
因为必须趴着打封闭针，我的临时血管被定位在左手背，我可以亲眼监督麻醉药的注射。当护理人员开始推麻醉药，另一个护理人员念着病历，我在朦胧中听见「椎间盘向左脱出」，便着急地用尽力气大喊「向右脱出」，一面悲观地在心中哀鸣：「吾命休矣！」然后我就被麻醉了。醒来之后疼痛如常，我心知肚明怎么回事。
为医治我的腿疾，中、西医各显神通。中医用针灸、拔罐、电疗及祖传膏药贴布治疗；西医采取注射封闭针、疼痛管理及复健等方法，还有朋友重金从中国沈阳医院买来中西合璧的电疗机器。其实，最受用的应该是亲朋好友的「爱心」，让我不得不赶快好起来！
当然，医疗中也有中、西医对立的疗程，比如中医坚持我必须减肥，避免造成脊椎的负担，但西医则以美国标准看我：「减什么肥？你需要体力复健及养病。」为尊重两方医嘱，我看到好吃的东西就遵照西医指示，碰到不对胃口的食物，就以中医指示作借口婉拒邀约了。
赵无越师姊曾在病榻责问：「你这样不要命地工作，身体都承受不了，到底你是要钱还是要命呀？」自称「打工皇后」的我毫不考虑地回答：「我要命啦！」此景此语恍若眼前，但几年后我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又活蹦乱跳地享受我的「真善美」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