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赵燕冬
文化大革命后，沈阳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经济萧条，食品匮乏。油，肉，糖等主要食物全凭票供应。只有过年，每家可以凭票买到一斤半斤的肉或鱼，鸡鸭想都甭想。百姓的日子苦，把怨气撒到主管沈阳的陈锡联身上，叫他陈三两，因为每人每月三两油。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几年。
那时我是知青，下乡在昌图县。小队穷啊，1个工分是4分钱，一天挣8个工分，一年干下来扣除生产队分的粮草，也就剩下十几块钱。但那时的东西便宜，农村市集的鸡蛋5分钱一个。每次回家，攒的一点钱都换成了猪肉和鸡蛋。因为我知道，家里指望着这点年货过春节。
1971年节前回家，我办的年货除了猪肉，还特意带了两只活鸡。我把鸡装在小纸箱里，还扎了几个洞通气。心想，过年有鸡了，妈和弟妹该有多高兴啊。我回家要走到大洼镇坐客运车，坐二小时到昌图站，再乘火车到沈阳。从小队到大洼镇有10里地，要走一个多小时。
回家那天，正下着雪，雪打在脸上，就化了。小北风飕飕地刮着，无孔不入地往棉袄里钻。虽然天很冷，但心里是热乎乎的，因为是奔家过年。我背着包拎着纸箱，气喘吁吁地赶到大洼镇的客运窗口。却见一告示牌，说车坏了，没车。客运车一天一趟，车一坏，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来。真是急人。怎末办啊，回小队等两天？还是走到八面城上火车？大洼镇离八面城是35里地。这就意味着还要再走三，四个小时。如果不带东西走，还不算难。可是我背着拎着二十多斤重的东西，怎末走啊？
见有几个知青在一旁，问问他们吧。我走过去一问，他们都说要去八面城，可以赶上晚上的火车。他们也是大包小包的带了不少东西。我就说，那我跟你们一起走吧。就这样，四个知青背的背，扛的扛，挎着拎着大包小包，直奔八面城了。这一路，顶风冒雪，呼哧带喘，没吃没喝，在下午三点多到了火车站。我们顺利买到了火车票，坐上了去沈阳的火车。
天黑后，总算到了家。我递给妈纸箱，说，＂猜猜看，里边是啥。＂。妈说，＂猪肉。＂。我说，＂再猜。＂。妈说，＂鸡蛋。＂。我说，＂对一半，再猜。＂。看着妈一脸雾水的样子，我笑着说，＂活鸡呀！＂。妈连忙打开纸箱，却傻了眼。说＂活的？没气吧？＂。我连忙去看，鸡全趴下了。完了，完了，我好悔呀。我一路辛苦背你来，不能这样啊！不行，不能这么玩完。也不知哪来的劲儿，我抓起一只，连连拍着鸡胸，喊它，喘气，喘气，喘气啊。连拍几下，鸡动了，半死不活的还有一口气。还好，鸡还是挺善解人意的，不负我望。我松了口气。
年三十那天，妈妈让我杀鸡。鸡是那年我家唯一的年夜饭大菜。我从小帮妈做活，顶个小大人，加上在乡下做“赤脚医生”，这活儿舍我其谁？我就给自己壮胆，我左手抓鸡腿捏鸡嘴，右手拿刀，对着鸡脖子抹去…….也许是经历了买鸡、运鸡、救鸡的过程，面对大难不死的鸡，我的心怯了，手软了。这一刀只划破了皮。鸡使劲扑腾，吓得我松开了手。
鸡跳翻了碗，冲出了门。我站在走廊里发愣，不知如何是好。许久，隔窗看去，它已在院的角落里躺下，不动了。两条鲜红的血迹，滴落在厚厚的积雪上，明晃刺眼。它在小院里跑了两圈，血枯气绝。
年夜饭的桌上，终于有了红焖鸡。弟妹雀跃欢闹，吃得很开心。饭后，爱唱戏的爸爸唱了起来，＂为国家，那何曾，半点清闲••••••＂。爸一落音，妈就接着唱＂苏三来到大街上＂。妈唱京剧，只有这一句词。
那年的春节，比往年热闹了许多。可我却兴味索然，觉得很对不起这只鸡。
几十年过去了，每次想起自己的残忍杀生，就深深自责不已。我想，这辈子，是欠它的了。
注：本文参加美中作协第一期命题征文，在《华人》杂志和《华人周末》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