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散文 ∙
张雅文
一
一个冰雪刚刚消融的早春，冰封已久的大地从沉睡中醒来，寒意渐渐退去，春意悄然爬上枝头。
35岁的我，两个孩子的母亲，在一家小工厂里当会计，却不甘心庸庸禄禄地度过一生，就像一匹迷途的瞎马，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找不到人生的出路。
文革后第一次恢复高考，我却趴在考场大门外偷偷地哭了，时不待我，我再也没有走进考场的机会了。迷茫与惆怅充斥着我并不年轻的心，我常常一个人偷偷地舔舐着内心的失落与痛苦，觉得任何机遇都不可能光顾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小人物身上了。
一天傍晚，同为运动员出身的先生开玩笑说，等咱俩老了写一部体育小说，让小说中的人物去拿世界冠军，去圆咱们的冠军梦。纯属一句玩笑，却突然唤醒了我心中那股强烈的向往，心想，干嘛要等老年，我现在就写！于是，我背着他，偷偷地写了一篇3000字的小说，战战兢兢地送到合江日报副刊编辑丁继松老师面前。
面相慈祥的丁老师看完稿子，操着安徽口音说出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雅文同志，我干了二十多年编辑，我相信我的眼睛，我认为你在这方面是有才气的，希望你能坚持下去。”
1979年6月7日，我的第一篇小说《生活的浪花》见报了，有人还写了一篇小评论。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一篇短短3000字的小说算不了什么，但对于一个在茫茫人生路上闯荡多年，一直苦于找不到出路的迷途者来说，它不是一篇小说，而是一束生命之光，一盏黑夜中的指路明灯，使我这个苦苦求索、一直找不到出路的迷途者，猛然发现远处有一束灯光向我发出了亲切的呼唤。尽管那灯光微弱而渺茫，像萤火虫一般弱小，却有一种婴儿落地般的生命力，一种喷薄日出般不可阻挡的震撼力，给我并不年轻的生命注入一种强大的、不可抗拒的激情与活力。
当时，中国刚刚走出十年浩劫，无数有志青年都在荒废十年的人生路上，急不可待地择选着自己的人生道路，而我只是千军万马中的一员。我就像一个输光了老本的穷途末路者，蓦然发现，兜里还剩下最后一枚铜板，更像一个在大海中苦苦挣扎得精疲力竭的溺水者，突然发现海面上飘来一捆稻草。于是，我拼命抓住了命运抛给我的最后一根缆绳，决心把我的后半生全部押在文学的圣坛上。没有任何创作前的准备，就像一个没有做准备活动就冲上赛道的运动员，不知天高地厚地冲上了文学这座拥挤着千军万马的独木桥。
从此，丁老师成了我的启蒙恩师，与他结下了深厚友谊。我总想报答他，每次去看望他总想带点礼物，他总是绷起脸来加以拒绝，常常弄得我哭笑不得。三十多年来，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与丁老师保持着密切联系。
2014年8月12日下午，我收到丁老师夫人发来的短信：丁老于8月12日早3时40分去世。当时，我正在丹麦奥胡斯开往哥本哈根的列车上，噩耗传来，我感到无比震惊和悲伤。出国前，我还打电话告诉恩师，我要赴欧洲四国采访，并叮嘱他注意身体。他还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故乡看看啊？你好几年没回来了。”我说争取明年回去吧。他叮嘱我：“你也要注意身体呀，毕竟是七十岁的人了。”没想到，这番话却成为恩师留给学生的最后遗言。
坐在异国他乡的列车上，我控制不住夺眶的泪水，只好避开外国人的目光，泪眼朦胧地望着窗外绿草如茵的北欧原野，我的心却沉浸在无边的悲痛与怀念之中。我的思绪就像一列逆行的列车，与恩师交往三十多年的往事，一幕幕，一件件，一齐涌上心头，撞击着我这颗悲怆而苍凉的心。我向恩师的在天之灵表示歉意：恩师，对不起，学生远在北欧，等学生再回家乡时，一定到您的墓碑前献上一束鲜花，学生对您永远心存感激。
二
1982年4月初，又是一个冰雪消融的春天。
这天下班前，我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让我不要讲话，他说他是哈尔滨小说林杂志社的编辑刘子成，他和陈昊主编专程从伊春返回来，想去我家里看看，让我去农垦招待所接他们。他不让我声张，以免大家一听说他们回来，又该围上来了。
十几天前，小说林主编陈昊先生带着编辑刘子成老师，来到我居住的城市组稿，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就像见到上帝一般，团团围着二位老师，寻求创作上的突破。 1982年，中国正掀起第一场文学热。就在两位编辑走的当天中午，我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向二位老师谈了我的一个中篇小说构思。年近花甲的陈昊主编，微微驼着背，瞪着一双聪慧而善良的眼睛，聚精会神地听着。末了，他问我什么时间开始创作的，都在哪些刊物发表过作品，最后他说了一句，我们还会来找你的。
我本以为是老主编的一句客套，说说而已，没想到，他们真的会从伊春（伊春在回哈尔滨的途中）返回来，专程回来拜访我这个小作者。
一个在人生路上屡遭坎坎，从而是把后半生全部押在文学圣坛上的中年女人，忽然得知一位老主编要专程去你家里拜访，那是怎样一种受宠若惊的感动啊？当时，我只在地方报刊上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从没有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过作品。而且，我是一只丑小鸭，我单位的领导曾指着我的鼻子挖苦我：“你一个小学生，还想当作家呀？别做梦了你！”
我的命运不济，落生在只有一户人家的偏僻山沟里，只读了小学五年级，就当了专业速滑运动员，但是，运动生涯却锤炼了我无坚不摧的毅力，造就了我永不放弃的个性。没人知道我内心的决绝，任何人都休想阻挠我的创作。文学于我来说，已经不是生存的需要，而是生命的需要。
于是，我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到农垦招待所，只见两位老师正站在门口等我呢。
正置傍晚，夕阳的余晖透过路边刚刚抽丝的榆树，照在一高一胖（刘子成很胖）两位老师身上，给他们头顶罩上一层银晃晃的光环，显得他们既高大，又伟岸。这一幅画面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一个永不磨灭的记忆。
多年后的今天，一想起当时的情景，我脑海里顿时浮现出那幅夕阳下的画面，浮现出两个高大而伟岸的身影。这可能是由于我对文学的敬畏，因而感到两位编辑的高大与伟岸吧。
北方的春天，暮色来得快，天很快就暗下来，我推着自行车，带着两位编辑在苍茫的暮色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里走去。我家住在郊区的万发屯，既不通汽车，又没有出租，只好带着两位编辑步行。刚开春，又是土路，非常泥泞，就像大酱缸似的，走几步就得甩几下鞋底厚厚的烂泥。我心里很是过意不去，陈主编五十多岁了，刘子成老师很胖，俩人都累得气喘吁吁，走一段就得停一会儿。刘子成老师几次问我：“雅文，你怎么住在这种鬼地方？”
我们三人在泥水路上足足跋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来到我寒酸而简陋的家。
两位编辑打量着我家墙上挂的许多古诗词，陈主编指着高低柜上一只折叠小桌问我：“你就坐在这张小桌前写作？”
大桌子两个孩子要复习功课，我先生就在小柜旁安了一只折叠小桌，不用时可以折叠起来。不足一米的折叠小桌，就是我文学起航的小舟，每天晚上趴在小桌前写作，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陈主编又指着小桌旁挂的一张条幅，问我：“这是你写的？”
那是我写给自己的一条座右铭：“不要叹息昨天，昨天已属于历史，要紧紧地把握今天，今天才属于现实。”
晚饭的餐桌上，只有两盘菜，白菜片炒土豆片，炒土豆丝，连一个鸡蛋都没有，更别提肉了。回来的途中，我本想到路边的食杂店买点肉食，却被两位老师制止了。我觉得很抱歉，让两位远道来的老师吃这么简单的饭菜。
陈主编却笑着说：“我们从伊春专程返回来，可不是为了来你家吃顿饭，要是为了吃饭，就用不着大老远跑你家来吃了。”
这是陈昊主编和刘子成老师在我家吃的唯一一顿饭，却是如此寒酸，每每想起这事，我心里都会感到一种无法化解的歉意。饭菜虽然寒酸，连粗茶淡饭都谈不上，因为家里没有茶。但谈论的话题并不简单，我们谈文学，谈人生，谈当前的小说创作形势，也谈起我和先生破碎的冠军梦，谈起我内心的痛苦与彷徨，谈起我把后半生全部押在文学上的心情。末了，陈主编让我抓紧时间把新构思的中篇小说写出来寄给他。
临走，天已经晚了，我和先生各骑着一辆自行车，一人驮一个，送两位编辑回市里农垦招待所。先生驮着胖胖的刘子成老师，我后座上驮着陈昊主编。没有路灯，也没有月亮，刚刚结了一层冰碴儿的马路很滑，有两次我差点把陈主编摔到沟里。
一连数天，我都沉浸在兴奋之中。
十几天后，我把完稿的中篇小说《迷途者的足音》寄给了陈昊主编。没过两天，我接到《小说林》编辑吴学运老师打来的电话，让我去哈尔滨改稿。第一次被编辑部 请去改稿，那种兴奋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跟单位请了一周假，去哈尔滨改了一周，小说就下稿了。
从哈尔滨回来的那天晚上，我躺在卧铺车厢里，整夜未眠，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车轮声，度过了三十八年来最激动、最兴奋的一夜。第一次尝到成功的喜悦。我觉得上帝终于向我这个命运多舛的女子露出了微笑。
1982年7月，中篇小说《迷途者的足音》在小说林发表，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被读者评为1982年小说林唯一一部优秀中篇小说奖。
第二年，我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又被评为小说林唯一一部优秀中篇小说奖。两部中篇小说的获奖，改变了我的创作人生，成为我文学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陈昊主编成为我的又一名恩师，他在我苦苦求索的人生路上，送来了不可量化的助力，使我彷徨的人生不再彷徨；他为呼唤我前行的微弱灯光，增添了光亮，使我在文学路上越发充满信心，不顾一切地向前奔跑。
陈昊主编对作者高度负责的态度，令好多作者终生难忘。这位德高望众的老主编，曾是抗美援朝随军记者，年轻轻的却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成员，1980年才获平反。
陈主编退休后，我和他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每次去哈尔滨都要去他家看望他。一次，陈主编感冒了，我临走时给他扔下50元钱，他坚决不肯收，他老伴竟然追下四楼，追出小区大门，追到大街上，将50元钱硬塞到我兜里。后来，陈主编的老伴得了中风，我去家里探望，临走，我将装着500元钱的信封扔到了床里头，扔完我就跑了。陈主编腿脚慢追不上我。
在我人生路上，能遇到这样一位恩师是我前世的造化。那不是任何报答所能感谢的。
我的《生命的呐喊》出版后，陈主编看完之后，给我写来一封长长的来信，信中谈到了去我家拜访的情况。
“《生命的呐喊》一个字不落地读完了，真为你高兴，为你祝贺，在生命大劫之后，居然还能写出如此杰作！
“回忆廿六年前的往事，犹历历在目，可能那也是一次‘缘’？第一眼即看出（或感觉）你有一股灵、毅、趣，所以我决定转一圈后再做一次近距离的‘家探’。果然，我们不枉此行。
“那次去你家‘家探’，我有三个惊叹：一、你一边做饭一边听录音（可能是唐诗），问你为何？你说抓紧一切时间补课；二、你家墙上挂了许多名言警句，我猜出那时你在自砺；三、你家院里曾修一花窖，里边各种花卉大概几十种，我问你这是为何，你说为了写作描写时观察。但当时并不知你的童年、少年、青年，有许多的不幸和坎坷，更不知你仅有小学五年级的文化程度。今知后，敬佩之意犹过于当时。
“当时，就是觉得你能有出息，记得我跟刘子成说过：张雅文是以体育冠军的精神在拼文学。我当时还作诗一首，可见我们发现你时之极大喜悦。
“记得有一次你与领导闹矛盾，（可能是为了写东西领导批评你）我曾找到当时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的杨角家里，他当即给你们的地委书记打电话，答云：‘找一个领导容易，培养一个作家难，我们宁愿要一个作家……’云云。读罢《生命的呐喊》，有感于其早年之艰辛，中年之勤勇，老年之毅力，为生命歌唱，为探索远行，为正义奋笔，感佩至深，并赠诗一首……”
今天，我多想告诉恩师，我以生命做抵押终于闯出一条文学之路，我不再是一匹为了改变命运而到处瞎闯的瞎马，不再是一个输光了老本的赌徒，我多想像孩子向父亲撒娇一样，跑到恩师面前，向恩师显摆一下我多年来的创作成果啊！我已出版了三十多部作品，六十岁之后，迎来了真正的创作青春，多部作品获奖，多部作品译成外文。
亲爱的恩师，无论我的文学翅膀飞多高，我都永远忘不了，我是从小说林和北方文学起飞的，那里是孵化我羽毛的鸟巢，是我文学生命起始的地方。
斯人已逝，幽思永存。
我想对恩师说，在茫茫人生路上能遇到您，是我前世的造化，您就像一座饱经苍桑的桥，让我从您那被岁月压弯的桥面上踏过，踏着您被压驼的苍桑之躯去追寻我的梦。今天，我只能遥想当年的一幕幕，去追思，去缅怀恩师对学生的厚爱之情了。每到春天，每当看到冰雪消融、燕子呢喃之时，我总会想起那个泥泞的春天，想起两位编辑双脚粘满烂泥踏进我的家门，想起餐桌上的白菜片、土豆丝……蓦然间，我发现那个高大而伟岸的身影就站在夕阳的榆树下，正冲着我微笑呢。
恩师，您的高大与伟岸，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永远——
2017年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