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我发现，日本法西斯杀人如麻，看似无比骁勇。但就其民族性来讲，并不是一个令人敬重的勇者，而是一个在正义面前百般抵赖、用谎言当胭脂的矮子！
鲁迅先生有句名言：“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与其相比，德国，倒是令人敬重几分。
如今，日本战败70年了，那段历史早已载入世界史册，进入人类的记忆。
在全世界人面前，再做这种掩耳盗铃的勾当，再用谎言来美化罪恶，失去的只能是国家的国格与民族的尊严！
就在最近，我书稿接近尾声之际，看到媒体接连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访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访日期间，都在“教导”日本首相安倍，要承认历史，要与亚洲邻国搞好关系……
看到这里，我不仅在想，日本投降70年了，70年的时光，没能让一个战败国承认历史罪恶，而是全世界的人都在“教导”日本首相，应该如何如何，不该如何如何，你不觉得好笑吗？
即使安倍口头上承认了历史罪恶，其灵魂承认吗？
不承认，又能得到什么？
掩耳，真能盗铃吗？
这一切，又是谁之过？
我觉得——
首先，由于美国的转变，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没有像纳粹德国那样，受到彻底的审判和清算。日本保留了军国主义时代的全部政治体系。
其次，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向战胜国支付巨额的战争赔偿。
王泰平在《风月同天——话说中日关系》一书中，引用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判决书第五章的内容称：
（日本侵略）期间……中国幅员辽阔的国土一半（富庶地区绝大部分）被占领，930座城市（占中国当时城市总数47%，占大城市的80%）被盘踞，53座城市遭浩劫，3840家工厂被破坏，战祸灾区人口2.6亿，无家可归人口4200万，伤亡人口2100万，军民被杀戮1200多万，财产损失600多亿美元。
他在书中还写道：
而实际上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要多得多，而种在中国人心中的创伤和剧痛，远比记录在案的数字具体得多，深刻得多，沉重得多。据后来统计，从1931年9月18日战起，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人在14年浴血奋战中，饱尝了旷古未有的大灾难，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黩武行径，造成4000万军民死难的惨剧，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达1万亿美元以上。在日军的屠刀和炮火下，中国人骨肉离散与家园破碎的悲剧，更是罄竹难书！
1945年7月25日的《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了日本的战争赔偿责任。
但是，由于美国对日本态度的转变，削减了整个战争赔偿。
1947年1月28日，美陆军部副部长斯特莱克为首的日本赔偿特别委员会提出：“日本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决战的战场，美国如不能在这场决战中取胜，将永远失去在远东的有利地位。”
据称，直到1995年初，日本向亚洲受害国家所支付的战争赔款只有37.6亿美元。而且，日本以二战时美国强制收容日侨为名，从美国那里又获得了12.5亿美元的补偿。
由于战后，对日本战争罪责惩处不力，导致日本法西斯罪行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和惩治。而且，日本更没有支付本应支付的巨额战争赔款。这种应该赔偿而没有赔偿的赔款，正是日本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使日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大大地降低了战败成本。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人类生存法则！
任何罪犯，对其所犯罪行都要承担其后果，都要付出犯罪的成本。
杀人偿命，就是杀人者理应付出的罪恶成本。
杀人者，没有偿命，而是逍遥法外，便会继续杀人、抢劫，无恶不作。因为他没有获得理应付出的杀人成本。
个人如此，国家亦是如此。
二战后，德国政府不断提醒国民：“赔偿是我们的责任，它虽然洗刷不掉我们的罪恶，却是实现民族和解的前提。”
日本呢？
假如日本战败后像纳粹德国一样，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付出了巨大的战败成本，那么，其结果又会怎样？
但是，历史没有假设，只有反思与追问。
[十一]
此刻，正值2015年新年伊始，世界人民都在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我的脚步叩击着华夏大地，耳畔却不时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极端恐怖组织袭击了法国巴黎《查理周刊》，造成警察在内的12人死亡；极端恐怖组织绑架了两名日本人质，要求日本支付2亿美元的赎金，日本人质被杀；许多战乱中的妇女和儿童，挣扎在生死线上……
没有触景，却也生情。
思绪就像一列高铁列车，顺着多日来的惯性，风驰电掣，逆时而行，驶向70年前，驶向南京大屠杀的现场，驶向奥斯维辛集中营……
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与德国法西斯，比起今天的极端恐怖分子，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灭绝人性，都是无视他人的生命，都是杀人如麻！
人性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个民族，都有其凶狠、残暴的一面，都有其善良、仁慈的一面。
我前面写到的几位人物，拉贝、法肯豪森、昆德，都是来自纳粹时期的德国；长谷川照子来自军国主义的日本；辛德贝格来自丹麦；而何凤山和钱秀玲，都来自中国。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上什么样的道路，关键看首脑人物带领其国民，向着哪个方向发展。
写到这里，我仍然有许多不解。
日本战败后，日本认为自己输给的是美国，是苏联，是盟军，而不是中国。
对此，我无须为我的国家争辩什么。
我只想以一个父辈被日寇奴役14年的后代，来反思一下我的民族、我的国家。
的确，中国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对日寇入侵毫无准备，而且国力悬殊。日寇入侵，国内党派分立，缺少民族气节，大小汉奸如雨后春笋，纷纷向日寇俯首称臣。
但是，中华民族却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妄图灭我种族的日寇面前，猛醒了！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钢铁长城，在战争中挺起了不甘灭亡的脊梁！
朝鲜战场的胜利，则是中华民族最好的证明。
有人说，日本是崇拜强者的民族，美国向日本丢下两颗原子弹，就彻底征服了它。苏联红军将日本的百万关东军打得落花流水，日本至今都对俄罗斯惧怕三分，在对待北方四岛问题上，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
我却觉得，日本是一个可征服而不可感化的民族。
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的杀戮与掠夺，是中华民族亘古开天以来从未有过的。可是日本投降后，中国却表现出世界各国所不曾有过的宽宏与仁慈：
不向日本追讨战争巨额赔款；不杀日军俘虏；为日本人收养遗孤；优待管理所的战犯；本该受审判的战犯没有受审……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的广播演讲中，一再重申：
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对待战后日本的宽宏与仁慈，到底是民族的优点，还是弱点？是善良，还是农夫与蛇？蒋介石的这番讲话，是展示领袖的胸怀，还是隐藏着更为深层的政治需要？
我心中有许多不解。
最令我不解的是，本该送上绞刑架的日本头号战犯冈村宁次，却在蒋介石的庇护下，没有受到审判，而是一直逍遥法外。
冈村宁次，是侵略中国历史最久而罪恶最大的头号战犯——
早在1915年，他就进入中国搜集情报；是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11名军阀的核心人物之一；1927年，他任日军陆军步兵第六团团长，出兵中国山东，是制造济南“五三”惨案的元凶之一；1932年，任日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与制造“一·二八”事变，率军入侵上海；1933年，他代表日本迫使国民政府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1941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天皇令他出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指挥日寇对我中国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实施灭我中华民族之“三光”政策；1944年11月，升任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波茨坦公告》发布之后，他向陆军大臣发去电报：要求拒绝公告，继续作战！
日本投降后，冈村宁次被中国共产党列为日本战犯的头号人物，是国民政府最早公布的94名日本战犯之一。
1946年1月19日，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列为战犯，盟军总部多次照会国民党政府，要求将冈村宁次遣送日本接受审判。
可是，蒋介石却召集军政要人商讨对策，想尽一切办法把冈村宁次留在中国。1946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冈村宁次大将不得归国，但不得拘留，仍以联络班长名义，配属参谋若干人，于当地生活。”
1949年1月26日，国民政府南京军事法庭宣布冈村宁次“无罪”释放！
1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向国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可是，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居然扣压了李宗仁下发的重新逮捕令，派副官急忙通知冈村宁次，让他随同其他战犯一起立刻回国！
1949年1月30日上午10时，这个罪大恶极、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头号战犯冈村宁次，却同其他259名日本战犯一起，搭乘美国轮船“维克斯”号离开上海，顺利地返回了日本。
回国后，冈村宁次成为日本右翼势力的“日本战友会”副会长，一直从事军国主义活动，直到1966年病死。
我们不禁要问：蒋介石为什么要保护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头号日本战犯？
蒋介石说：“应该说，冈村宁次是罪大恶极的。但我们的原则是以德报怨。日本投降后，他（冈村宁次）指挥的军队以战争的手段，拒绝共党要日军缴械的要求，没有让共党得到一枪一弹，是立功赎罪的表现。如果不是冈村在八年抗战中，以主要精力和兵力对付共党的抗日根据地，共产党部队还要发展得更快！”
蒋介石的回答，令人看到了中华民族深层的悲哀与劣性，窝里斗，毫无国家与民族大义的担当精神！
在蒋介石眼里，冈村宁次竟然成了“替”蒋“剿共”的功臣，也就不难理解蒋介石释放冈村宁次的原因了。蒋介石一贯奉行的国策是：“攘外必先安内”。
正因如此，国民党政府所掌控的军事法庭，虽然杀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但对绝大多数日本战犯却是网开一面，宣布无罪释放了。
蒋介石后来的一些做法，更是令人费解，甚至让人感到惊诧。
蒋介石到台湾以后，在台北阳明山建起一座“革命实践研究院”，亲自兼任院长，居然聘请冈村宁次等一批原日军高官为高级军事教官。而且，蒋介石与甲级战犯岸信介关系密切，二人于1954年秘密成立反共同盟。1957年，岸信介就任首相不久“访问”台湾，与蒋介石组织什么“日华合作委员会”。
写到这里，我很是不解，作为一位曾经的中国政府首脑，蒋先生还有没有起码的民族感情？
想想，日本法西斯欠中国人那么多血债，几千万同胞死于日寇之手，那么多抗日将领战死疆场，被日寇掠夺的财富更是无计其数！到头来，日本头号战犯居然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宾，被请到“革命实践研究院”去充当什么教官！
我不仅要问：让他教什么？教中国人如何成为日本的亡国奴、汉奸、不知人类尚有耻辱二字的逆贼吗？
听听战死疆场的著名爱国将领张自忠将军，写给各部将领的遗书，不仅感慨良多。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今天，掀开历史的雾障，冷静地透析那段历史，却发现，历史并非像呈现出来的那么光彩，那么冠冕堂皇！
蒋介石说：“冈村宁次，拒绝共党要日军缴械的要求，没有让共党得到一枪一弹，是立功赎罪的表现。”
蒋介石还说：“要对这次战争负责任的是日本军阀，而不是日本人民。要求日本人民负担战争赔偿的做法是不公平的。”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悲哀，为我们的民族而感到悲哀——
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就因为以兵谏方式逼迫蒋介石抗日，一个全家被杀害，一个被软禁了后半生；而罪大恶极的冈村宁次，却逍遥了后半生，而且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
我们批判汪精卫是大汉奸，骂他认贼为父。
那么，蒋先生的一系列做法，又是什么？
以前，我从未研究过这段历史，觉得蒋先生不失一位中华民族的领袖，只是一个国、共两党斗争中的失败者而已。但是，当我看到张学良先生晚年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的话，我才明白了不曾明白的道理——
张学良说：“他（蒋介石）自私，光考虑自己。没有人心。”他又改口道：“他不得人心。”
是的，得人心者得天下。
一个把党派之争、政权之争，凌驾于国家与民族利益之上的领袖，缺少的不是韬略与学识，而是缺少一种为国家和民族担当的精神品质，缺少一种为国家和民族高度负责的胸怀！
这大概是蒋先生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斯人已逝。也许，我们不该过多地谴责这位早已作古的老人了。
但是，回头看看，看看曾经发生的一切，无数的万人坑、杀中国人像切豆腐、杀人比赛、砍头、活埋、强奸、轮奸后凌辱尸体、空袭、掠夺、纵火、绑架、731细菌部队、活体解剖、活体试验、细菌战、使用化学武器、将3500多吨毒化武器投入中国战场，其中包括被世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用的芥子气……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溃逃，日军731细菌部队却放出大批带有鼠疫的老鼠，致使哈尔滨平房地区接连数年闹鼠疫，大批人死亡！日本投降，却将大量化学武器遗留在中国10余个省、市、自治区。2000年，日本政府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到中国各地，对当年留在中国的生化武器进行处理。仅在中国吉林省哈尔巴岭就检测到30万至40万枚毒气弹，至今仍有不少生化武器没有得到清除，伤害中国百姓的事件仍时有发生。战争结束70年了，尚未销毁的化学弹约有200万发，直接伤害当地人达2000多人。
这一切，哪是一句“不念旧恶”、“与人为善”、“以德报怨”所能化解的？
再听听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理由吧！你会发现，中国对日本宽宏善待的结果，获得了什么。
河村隆之多次在公开场合讲：“并不存在南京大屠杀问题！”
其理由是：“我父亲是日本陆军第101师团步兵第101旅指令部伍长，1945年8月15日投降后，南京政府并没有处死我父亲及其250名日本战俘，而是受到了‘特别善待’，被安排在南京栖霞寺。”
其实，栖霞寺和江南水泥厂不过是普通战俘营而已。
2012年2月，中国外交部对河村隆之的言论，提出了抗议。
没有处死河村隆之的父亲，就说明没有发生南京大屠杀，按照这种混账逻辑推理，中国人应该把日军一二百万战俘全部杀掉，才能证明日寇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吗？
不记得是谁说的：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看来的确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