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事情就发生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大审判的关键时刻……
1946年1月19日，远东最高盟国统帅部宣布，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美国、中国、苏联、英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印度和菲律宾等胜利的同盟国，共同任命法官来审判日本战犯。但实质上，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大权，主要掌握在美国人手里。
就在1948年1月，正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紧张地开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关键时刻，一项主宰着国际法庭倾向，掌控着众多日本战犯命运的决策，正在美国五角大楼里紧张地谋划着……
美国陆军司令肯尼斯·罗亚尔在华盛顿发表演说，提出：“要把今后的日本，变成亚洲阻挡共产主义侵入的防波堤！把日本变成对美国的亚洲政策有用的国家！为此，要放松迄今严厉的对日占领政策，把日本培育成一个‘更健全的自由国家’！”
这番讲演受到白宫首脑的高度赞赏，迅速变成了美国政府至今仍在延用的一项重大决策。
于是，1948年2月末，一个名叫乔治·凯南的美国特使，从华盛顿专程飞到东京，并于 3月1日、5日、21日，一连三次面见盟军全权代表麦克阿瑟将军，向他转达美国政府的最新指令：要求麦克阿瑟，立刻改变对日占领政策，并提出四项具体要求：
一、不再扩大改革和整肃范围；
二、不再清算日本所犯的罪恶，尽早结束远东军事法庭等机构对战犯的审判；
三、把发展日本经济、贸易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搞改革，以消除日本国民的不满情绪；
四、着眼于日本独立，准备与日本媾和，强化警察，确保美军在冲绳、横须贺的军事基地，尽量将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权限让位于日本政府。
听到这番指令，年过花甲，深受杜鲁门总统赏识的麦克阿瑟将军，却大为恼火，与白宫派来的特使发生了激烈争吵，坚决不肯接受特使的指令！
麦克阿瑟认为，他在日本所实施的政策是：铲除日本文化和行为中对外侵略的因素；促进民主在日本成长。而现在提出的新政策，却完全违背了以往的允诺。
他说：这四条决策与美国在国际上的承诺大相径庭！美国在《波茨坦公告》中，在受降的“密苏里”号战舰上，都明确表示：“要把日本变成不再发动战争的和平国家”，如果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必然会招致亚洲各国对美国的不信任，导致美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恶化。有损于美国和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威信。再说，重新武装军队，需要大量资金，将给濒临崩溃的日本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麦克阿瑟将军的强硬态度，遭到了一贯赏识他的杜鲁门总统的极度厌恶。
1948年10月，一份以“总统令”下发的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文件》，传到麦克阿瑟将军手里……
总统令具有法律效力，五星上将百般不情愿，也只好乖乖地听命了。
于是，一切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首先受到极大影响的是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大审判。
1948年11月，东京大审判的最后时刻……
据参加东京大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先生回忆，当时，各国法官在是否适用死刑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各执己见。而且，支持判处死刑的法官并不占多数，庭长最后以投票方式来决定是否判处死刑问题。
梅汝璈法官担心罪大恶极的战犯不能被判处死刑，在投票之前，他要求向全体法官做最后的陈述。
这位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大审判的唯一一名中国法官，带着中华民族的血海深仇，带着中国人民严惩罪犯的重托，向国际军事法庭，向世界发出了正义的呐喊！他说：
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等战犯，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若不能严惩，我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谢国人！个人之颜面、生死均为小事，千百万同胞的血债必须讨还！请庭长考虑我的这一最后请求！
梅汝璈，当时44岁，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曾获得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国防最高委员会专门委员等要职。
他这番“以死相胁”的最后陈述，令在座的法官们深感震惊。
人所共知，法官是理性与公正的象征。但是，当公正被某种阴谋所操纵，当正义得不到伸张之时，“以死相胁”的决绝呐喊，将是最后的选择！
最后投票结果是6∶5，仅一票之差险胜。
1948年11月12日，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判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7人绞刑，判处木户幸一等16人无期徒刑、东乡茂德20年徒刑、重光葵7年徒刑。2名战犯在审判中死亡，1名精神异常。
至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至1948年11月12日结束，历时两年半，共开庭818次，出庭证人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在4300件以上，判决书长达1212页。
1948年12月23日，7名甲级战犯在东京巢鸭监狱，终于被送上了绞刑架。
可是，就在1948年12月24日，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执行绞刑的第二天，羁押在东京巢鸭监狱的岸信介、青木一男等17名甲级战犯，却以“罪证不足，免予起诉”为借口，全部释放。
据2015年4月6日最新媒体报道，最近，日本西部福冈县一家博物馆对外开放，博物馆展品中有一项罪证最为引人关注，就是1945年日本九州大学教授对8名被俘美国飞行员进行活体解剖的罪证。
1948年3月11日，30名日本战犯因涉嫌活体解剖、非法切除人体内脏、食用美军战俘内脏等罪名，在横滨军事法庭受审。据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30名战犯23人被定罪，5人被判死刑，4人被判终身监禁，14人被判刑较轻。可是，由于美国与日本媾和，1950年9月，全部战犯都被减免了刑罚，判死刑者无一执行。
有人说：“东京审判只是一种象征罢了，是美国人在安抚包括受害中国人和其他受害亚洲人的象征。”
的确如此，只是一种象征。
在美国的操纵下，余下的数十名甲级战犯全部被释放。
除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之外，同盟国在南京、香港、新加坡、马尼拉、仰光、西贡、伯力等地，共设立了49个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共审判战犯5730人，被判刑者4429人，其中991人被判处死刑。
据记载，中国10个地方军事法庭共审判日本战犯2435人（有称2357人），其中判处死刑149人（有称145人，其中4名台湾籍战犯以汉奸罪判处），遣返回日933名，引渡出国27名，其余1100多人押进战犯管理所。
除此，1950年7月19日，从苏联远东押回1113名日本战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这样一个审判战犯的数据，与盟军在欧洲军事法庭审判纳粹战犯的数据相比，有着怎样的距离？
据称，盟军在欧洲各地法庭审判纳粹战犯共8万多人。我不知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欧洲军事法庭审判的人数远远高于亚洲。在亚洲军事法庭所审判的日本战犯，仅为5700人，不到欧洲的十分之一。
5700人与8万人相比，什么概念？
由于美国态度的转变，许多本该受到审判的日本战犯，都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他们不但逍遥法外，而且成为日本上层的重要人物、教授，甚至首相。
首先，日本最大的战争罪犯没有受到审判——发动侵华战争的裕仁天皇。
战后，亚洲各国人民，以及英国、苏联和美国人，都认为日本天皇对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纷纷要求日本裕仁天皇必须接受审判。
1946年1月9日，澳大利亚向伦敦的同盟国战争罪犯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包括日本天皇在内的64人的战犯名单。
但是，麦克阿瑟不同意，理由是：审判天皇对美国不利，会在日本引起骚乱和暴动。麦克阿瑟不仅决意在法律上免除追究天皇的战争罪责，而且，决意免除天皇对那场战争在道义上的责任。这不能排除是裕仁天皇多次拜访麦克阿瑟的结果。
让我们回头看看吧。
德、日、意三个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元首，希特勒自杀身亡；墨索里尼与情妇被游击队吊死在街头；唯有日本天皇裕仁毫发无损，继续稳坐他的天皇交椅。
人所共知，天皇是日本三军的统帅，战争号令是天皇发出的，“终战诏书”的投降令，是天皇宣读的。而且，裕仁天皇为了消灭中国，将皇族家庭的重要人员几乎全部派到中国，指挥日军进攻南京，参与南京大屠杀。他们分别是裕仁天皇的叔父朝香宫鸠彦亲王、昭和天皇的叔叔东久迩宫稔彦王、昭和天皇之弟秩父宫雍仁亲王、明治天皇弟弟闲院宫载仁亲王及高松宫宣仁亲王、贺阳宫恒宪王、梨本宫守正王、竹田宫恒德王、伏见若宫、闲院若宫等十人。
在战争中，士兵们高喊着为天皇圣战的口号，誓死为天皇流血、卖命、孝忠，甚至剖腹自杀！
战败了，却丝毫不追究天皇的罪责。
而且，不许对天皇发出任何微词。
1988年12月7日，在日本偷袭珍珠港47周年纪念日上，日本长崎市长本岛均，在回答共产党代表提出如何看待天皇在战争中的责任时，说了一句真话：“我认为我们已经有足够多的机会就那场战争的本质进行探讨。我阅读了不少境外文章，作为战时应征入伍的士兵，一直受着军国主义教育。我相信天皇对战争是有责任的……”
此话一出，立刻遭到长崎市立法委员及自民党的强烈反对，要求他收回讲话。本岛均不肯收回。
右翼团体便纠集了数十辆宣传车，在长崎市政厅周围进行骚扰。市政厅办公楼的玻璃被枪弹打碎。本岛市长及其家属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多次受到人身攻击。警方对本岛市长采取全天保卫措施。但是，1990年1月18日下午3点5分，本岛市长还是遭到了暴徒枪击，好在没有生命危险。
另一个头号战犯就是冈村宁次，中国人对这个人绝不陌生。
日寇在中国发动的“大扫荡”，对中国采取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就是出自这个冈村宁次之口。
就是这样一个罪大恶极、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头号战犯，却在蒋介石的精心策划下，南京军事法庭于1949年1月26日，宣布冈村宁次“无罪”释放了！
还有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缔造者，人称“杀人魔头”的石井四郎及其手下官兵。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所著纪实作品《食人魔窟》，就是揭露日军731细菌部队罪行的。
早在20年前，我曾对日军731细菌部队的罪行，做过深入采访，对其罪恶有着深刻的认识。
资料称，据不完全统计，包括中国、朝鲜、苏联等多个国家3000多名活人，惨死于731细菌部队所进行的霍乱、鼠疫、冻伤、毒气等各种试验当中。日寇投降前夕，石井四郎下令，处死全部被他们称作“木头”的试验人员，处死了为他们效命的大批汉奸，炸毁了位于哈尔滨平房的731细菌部队的重要设施，却放出了大批带有鼠疫的老鼠，害得哈尔滨平房地区连续多年闹鼠疫，好多家庭惨死在日寇遗留罪孽的残害当中。有的全家十几口人全部死于鼠疫！如今，在那片充满罪恶的废墟上，仍然耸立着两只不知焚烧了多少生命的大烟囱。
这样一个兽心歹毒、双手沾满人类鲜血的大刽子手，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二战结束后，石井四郎向美国提出，把731细菌部队在中国用活体试验所研究的资料，全部奉献给美国，以此作为交换条件，要求免除他及731细菌部队全体人员的战争罪行。
美国居然同意了他的交换条件，并电告苏联军事法庭有关人员：“石井四郎等人下落不明，731部队成员不能作为战犯处理。”
其实，石井四郎就躲在他乡下的老家呢。
1951年，石井四郎出现在朝鲜战场，不久，朝鲜战场就出现了细菌武器。
石井四郎，这个用数千名活人试验数据，从美国人手里换来活命的家伙，直到1959年10月9日，67岁时患喉癌死去。
731细菌部队冻伤科的负责人吉村，在731细菌部队里是出名的人物。被关押人员一听到他的脚步声，没有不吓得浑身哆嗦的。他让活人脱得一丝不挂，扔到零下三四十度的室外，直到冻僵了，摔倒在地，再令人拖进屋来，将其分别扔进冰水或滚烫的开水里，进行各种试验。有的则在冻僵中锯断其胳膊或腿，被锯者的惨叫声令人不忍耳闻。
据报道，吉村这个残忍的刽子手，后来居然当上日本某大学的教授，登上讲台，向学生传授其用活体试验的经验呢。
一伙罪大恶极的人类战犯，就这样被包庇下来了。
在纳粹德国，一个集中营的看守都逃不脱审判，而在日本，像冈村宁次、石井四郎、岸信介、吉村这样一大批罪大恶极之人，不仅逃脱了审判，而且活得很逍遥，很自在，很风光。
这些本该受到严惩的日本战犯，没有得到严惩，没有受到战争惩治的教育。他们到死都不肯承认侵略罪行，不肯向受害国认罪，极力鼓吹军国主义，成为日本极右势力的根基。
1948年10月，美国总统以“总统令”下发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文件》指令，其中包括20项内容：不要使日本的民主化搞过头；解除把军国主义分子开除公职的规定；强化警察力量（实行重新武装）；置重点于经济的复兴和稳定等等。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两周之后，麦克阿瑟向日本政府下令，成立由75000人组成的国家警察预备队，这就是重新武装日本的开始。
1951年，日美媾和，签订旧金山和约。
之后，日本政府立刻发出“法务总裁通知”，声称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的罪犯，在日本不按战犯对待！
此文一出，全国各地立刻刮起释放战犯和复权运动的妖风，声称“甲、乙、丙级战犯全是牺牲者”。
随后，日本相继出台修改《战伤病者战死者等遗属援护法》；修改《抚恤金法》，释放甲、乙、丙级战犯；再后来，将甲级战犯的灵牌纷纷请进靖国神社……
[八]
二战结束后，欧洲从未停止过对纳粹战犯的追捕，更没有让战犯登上德国政坛的先例。
在日本，却完全不同。
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自称“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继承了岸信介的遗传”。
岸信介是他的外公，一个早期侵华急先锋。
岸信介于1936年入侵中国，曾任伪满洲国政府实业部总务司司长、产业部次长等职，与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伪满洲国总务厅长星野直树、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会长鲇川义介，被称为“满洲五人帮”。岸信介因其生活放荡、荒淫无度，被称为“满洲之妖”。
这“满洲五人帮”，东条英机被远东军事法庭处以绞刑；星野直树被判处无期徒刑，十年后出狱；松冈洋右与鲇川义介，都是掠夺中国资源的罪魁；岸信介被定为甲级战犯，关进东京巢鸭监狱。由于美国转向扶植日本，在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送上绞刑架的第二天，1948年11月24日，岸信介等一批甲级战犯全部被释放。
岸信介，这名甲级战犯，1956年担任石桥湛山内阁外务大臣，1957年2月，刚上任首相两个月的石桥因病辞职，岸信介以外务大臣身份代理其职，成为自民党最具权势的政治人物。他上任后，大肆敌视诬蔑中国，极力鼓吹以“自卫权”名义扩充军备；1960年5月，在众议院强行通过“安保改定”。而且，极力主张在日本建立“满洲国建国之碑”。1960年7月14日，被右翼团体“大化会”成员刺伤，被迫辞职，从而结束了三年半的首相生涯。
1987年8月7日，岸信介病死，日本《朝日新闻》在社论中这样写道：“由于被指名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复出为首相，不少人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无法明确追究战争责任的原因。”
《朝日新闻》这篇社论，对甲级战犯当选首相一事，道出了深刻的社会背景。
原首相小泉纯一郎，就是岸信介所在的自民党岸信介派系的继承者。安倍晋三是岸信介的外孙。小泉、安倍，都是岸信介培养出来的日本右翼政治势力。
在德国，没有一名战犯被奉为英灵，更没有一名战犯入住烈士公墓。
在日本，却完全不同。
1978年，日本当局将在远东军事法庭判刑的14名甲级战犯，全部移入靖国神社，奉为“英灵”，并以首相带头前去参拜。
这14名甲级战犯都是什么人？
都是发动侵略战争，犯下人类滔天大罪之元凶！
靖国神社又是什么性质的机构？
它原称“东京招魂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九段，始建于1869年6月，为明治天皇祭祀在明治维新时期“戊辰之役”，为推翻旧幕府，建立明治新政府战争中阵亡的将士。
如今，靖国神社合祀着2466500多名所谓的“英灵”，供有14名二战期间的甲级战犯及上千名乙、丙级战犯的亡灵。每年都有大批军国主义分子及右翼政客前来顶礼膜拜，为战犯“招魂”。
靖国神社曾是日本国家神道的据点，是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是培养灌输军国主义的朝拜之地，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和右翼势力的精神支柱。
靖国神社宫司德川康久，在神社内举行“大东亚战争七十年展”的展台上，公开叫嚣：“二战是以我国的自存自卫及建立人种平等的国际秩序为目的的战争！”
有人说，参拜靖国神社，就如同“有人到希特勒墓前献花”一样。
因此，每次日本首相前去祭拜罪恶昭著的战犯，都会招致亚洲各受侵略国家的强烈抗议。
但是，日本首相无视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照样我行我素，照拜不误。
日本各届首相几乎都曾在执政期间参拜过靖国神社。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首相们还都避开8月15日这个战败的敏感日子，并以私人身份前往参拜。1975年8月15日，三木武夫首相，首开先河，选在8月15日投降之日前去参拜。之后，历届的日本首相，都在8月15日这天，前去参拜靖国神社。
据资料记载，原首相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岸信介、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人，都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前去参拜。
中曾根康弘任首相两年多，从1983年4月21日至1985年8月15日，十次参拜靖国神社，其中三次为日本投降日，最后一次为日本投降40周年纪念日。小泉纯一郎任首相六年，六次参拜，2006年8月15日那天前去参拜。
安倍晋三自2006年上任以来，就不仅是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了。而是打破了中日双方来之不易的较为友好的环境，日本政府做出的一系列决策，不仅是伤害中国人的感情问题，而是令中国人无法容忍的愤怒——
安倍上任以来，激起钓鱼岛争端，极力鼓吹本属于中国的钓鱼岛，为日本“国有化”的对象；安倍内阁千方百计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修宪决议案，向“战争合法化”推进；多次发出“日本战犯不是罪犯”的谬论……
“日本战犯不是罪犯”，其潜台词是什么？
——就是否认侵华战争之罪行！
请问：日本战犯不是战犯，谁是战犯？
而且，安倍亟欲修改前首相村山富市的讲话，妄图否认战争罪行，以政府名义支持极右势力公开篡改历史……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的讲话，是在199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50周年纪念日发表的，其主要内容是：
上次大战结束以后已过去了50年的岁月。现在再次缅怀在那场战争中遇难的国内外许多人时，感慨万端……
今天，日本成为和平、富裕的国家，因此我们动辄忘掉这和平之尊贵与其来之不易。我们应该把战争的悲惨传给年轻一代，以免重演过去的错误。并且要同近邻各国人民携起手来，进一步巩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为此目的特别重要的是，同这些国家之间建立基于深刻理解与相互信赖的关系。这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应该铭记在心的是回顾过去，从中学习历史教训，展望未来，不要走错人类社会向和平繁荣的道路。
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有错误，我就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
战败后50周年的今天，我国应该立足于过去的深刻反省，排除自以为是的国家主义，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促进国际协调，来推广和平的理念和民主主义。与此同时，非常重要的是，我国作为经历过原子弹轰炸的唯一国家，包括追求彻底销毁核武器以及加强核不扩散体制等在内，要积极推进国际裁军。我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偿还过去的错误，也能安慰遇难者的灵魂。
村山富市的讲话，发表于1995年，比德国总理勃兰特在1970年12月７日向犹太人纪念碑下跪晚25年。
应该说，村山富市是日本的“勃兰特”。
但是，日本并不是德国。
村山富市之后的日本首相，有几人有德国首脑的明智？有德国首脑的胸怀？
2015年1月27日，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纪念日，德国总统高克代表德国表示：“不承认奥斯维辛就枉为德国人！”
而日本政府呢？
在对待侵华战争问题上，不但不认真反思、忏悔，而且，一直在有计划、有预谋地篡改历史，把自己扮成一个战争的受害者，妄图从史实中抹掉这笔让日本人无颜面对的罪恶！
这正是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事情——
[九]
就在我撰写这部书稿期间，2014年11月18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提出：美国在一本世界史教科书中，对“慰安妇”被强迫充当战时军妓的内容，描述不恰当，与日本政府立场不一致，是对事实的误解。并声称，日本外务省通过纽约驻美总领事馆，要求出版社麦格劳－希尔做出修改。
该出版商公关部副部长丹尼尔·西格尔，于11月20日向媒体发表声明，公开坚定立场：“学者们基于‘慰安妇’的历史史实进行写作，我们出版社明确支持作者们的作品、研究以及表述！”
日本政府又派人找到作者——美国夏威夷大学齐格勒·赫伯特教授，要求其修改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慰安妇”的内容，却遭到赫伯特教授的严厉拒绝。
当中央电视台驻美记者前去采访赫伯特教授时，只见赫伯特教授对日本的做法，很是不屑，对日本政府提出的要求给予了严厉拒绝。
此刻，我面前就摆着一部2014年，中国吉林出版集团最新出版的日本侵华罪证档案《铁证如山》。
这部书中的资料，不是哪个人的证言，而是日军自己留下的罪证——战败溃逃时，没来得及彻底销毁所遗留的档案资料，上面还残留着焚烧的痕迹。
因年代久远，档案是残缺的，内容却是真实的。
关于“慰安妇”一事，日军档案中有着详细记载，并以表格形式清晰记载着慰安妇的人数、屯兵数，慰安妇每人所应对的士兵人数。
在此仅举一份档案为例：
1938年2月28日，中国芜湖慰安妇人数109人，其中日本人48名、朝鲜人36名、中国人25名；丹阳6人，每人应对士兵267名，因人员不够，在当地招募慰安妇；常州慰安妇46人，人均应对士兵140人；金坛慰安妇9名，人均应对士兵133人；镇江慰安妇109名，人均应对士兵137人；南京141人，人均应对士兵178人。
这份详细的数据记录，是出自日军自己的档案。
这让美国夏威夷大学齐格勒·赫伯特教授，如何泯灭一位教授的良知，去奉迎一个国家罪恶的谎言？
日本篡改历史，并非始于今天。
日本篡改历史教课书，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
1965年，一位52岁的老教授，走上东京法庭，状告日本政府在审定他撰写的《新日本史》著作中，“违反保障学术和表现自由的宪法”，十年来，对他多次警告，责令他必须将日军在南京的杀戮、奸淫行为，将日军731部队对人体进行试验等内容全部删掉，并下令禁止使用此书，给他精神造成了巨大痛苦，要求赔偿损失！
他就是日本著名学者家永三郎——日本著名的历史学教授、教育法学家。
早在1952年，家永三郎撰写了一部《新日本史》，并在高中教科书中被广泛采用。1955年，却遭到文部省警告，阻止他出版该书。1957年5月，他的《新日本史》第三版，被文部省评为不合格。1963年，他的第五版《新日本史》，再次被评为不合格。1965年6月，他忍无可忍，走进了法院，从此开始了长达32年马拉松式的法律诉讼。
法院一再判他败诉。家永三郎不服，屡诉屡败，屡败屡诉。
1974年，他出版了这部巨著，书名就叫《审定不合格日本史》。
在法庭上，他以日本弥足珍贵的微弱声音，发出了正义的呐喊：
我想着自己的良心，祖先的土地被焚毁，我站在那儿，就是有罪！……我现在不过一介布衣，尽管做不了什么事情，但希望弥补我过去一味驯顺，从不抵制的罪孽。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提出自己的这项罪责的原因。
在纳粹德国和它的轴心国伙伴日本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许多德国人反对了，还为此丧了命。在日本，几乎没有人反对过。我们是一个只知尊奉的民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在于我这场官司我们赢了，还是输了，而是我们决心战斗了！
他在接受英国作家布衣采访时说：
教室成了背信的场所。在那里，我们在践踏我们自己的原则。以国家宣传代替历史教学，我没能顶住，为此感到万分羞愧。
1970年，法官终于判家永三郎的官司赢了。
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右翼极端分子疯狂的报复，向本案法官、辩护律师，向家永三郎家人发出威胁，警告他们当心脑袋！而且，暴徒们包围家永三郎的住宅，日夜骚扰，喊口号，敲洋铁锅，令全家人无法睡觉。
更为可悲的是，文部省提出上诉，东京法院又判家永三郎败诉。
1997年8月，这天，已经84岁的老学者拖着仅有38公斤的羸弱之躯，缓缓地走进了日本东京最高法院，前来倾听日本最高法院的终审宣判：认定文部省所做出的删掉“南京大屠杀”、“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等四处审定意见违法，责令国家赔偿40万日元。
这份迟到的判决，历经32个春秋，十次判决，最终以家永三郎部分胜诉而告终。
2002年11月29日，这位为坚持历史真相，同日本政府斗争了40多年的历史学家，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享年89岁。
一位作家说：“家永三郎以一人之身向国家宣战，伟大之处不在于他的勇气，而在于他坚持了正义。”
但是，“东风无力百花残”，这份判决来得太迟、太缺少法律的威力了。
因为日本从未停止过对历史的篡改！
早在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就对日本历次侵华战争史实，进行了多处篡改：
把1894年日本海军突然袭击中国海军而发动的甲午战争，篡改为“日清两国军舰之间发生海战”；把日军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改成日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把日军“侵略华北”，改成了“进出华北”；把日军对南京的大屠杀，居然颠倒是非，说成“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英国作家布衣在其所著《罪孽报应》一书中，写道：“发生在1982年日本教科书事件，按照日本报纸的报道，将‘侵略中国’这一措辞改为‘进入’中国，至于原先提到的南京大屠杀，则完全删掉了。”
日本通过修改教科书，企图篡改历史的做法，遭到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在舆论的压力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于同年8月26日，就日本教科书问题发表“政府见解”，表示对教科书中的错误“由政府负责纠正”。
我不仅在想，这是我们发现的日本篡改教科书的内容，可是，世界各地没有被发现的日本历史书的内容，到底有多少侵略历史被日本歪曲了？篡改了？
就在这次，我赴德国海德堡采访期间，听到这样一件事，中国留学生李晓璇向我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海德堡大学，一名日语系的德国学生，问李晓璇，中国的七七事变是谁挑起的？
李晓璇说：“当然是日本挑起的！”
这名德国学生却理直气壮，以完全不屑的口气说：“我不相信你说的！我看到的历史资料是你们中国人挑起的！你们中国应该为二战亚洲战场负责，你们中国才是历史的罪人！”
“不！日本才是历史的罪人！”
“那是你们中国自己宣传的！”
“不对！你所听的都是日本所宣传的！”
“我学的是日本学，难道还要我去听你们中国的宣传吗？”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李晓璇气哭了，觉得对方没有起码的是非观，她说：“日本侵略中国，对中国进行大屠杀，中国人死伤3000多万……”
对方却说：“死的不仅是中国人，日本人也死了很多！广岛和长崎……”
更为可气的是，持这种观点的绝非一个德国学生，凡是学日本学的德国学生，都持这种观点。
这使中国留学生非常气愤，却又毫无办法。
这就是日本谎言所造成的后果！
居然从德国日本学系的德国学生口中，说出了中国发动七七事变，中国要为二战负责的话来！
我不知在世界那么多大学的课程中，日本对历史教科书进行了多少歪曲？我不知这种严重失实的教科书，应该由谁来追责？
日本政府要求美国教授删掉“慰安妇”内容。那么，中国政府是否应该关注日本在世界各国的历史教科书，是否有歪曲历史的问题存在？如果有，是不是应该像日本一样提出质疑，不允许他们信口雌黄，歪曲历史的阴谋得逞！
与日本政府篡改教科书内容相配合的，则是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对敢于揭露真相、敢于说真话的少数日本人，进行疯狂的围攻、威胁与恫吓，甚至诉诸法律。
侵华日军东史郎，出版了记录日军罪行的《东史郎日记》之后，遭到许多右翼分子对他及其家人的恐吓，骂他是“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骂他是“罪该万死”！
东史郎说：“我们日本人对蒙受原子弹的危害大声呼号，而对加害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痛苦却沉默不语……作为战争的经历者，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这是参战者的义务。”
对采访了120名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并采访了102名侵华日军原士兵，出版了真实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的日本小学教师松冈环，右翼势力更是极尽威胁与恫吓，对她百般攻击与诋毁，说她是“扯谎、骗子”，甚至扬言，对松冈环及开口出示证言的侵华日军，实施报复！
就在2015年1月26日，媒体报道，由日本右翼分子上智大学名誉教授渡部升一牵头，日本国内外8749人联名，对日本《朝日新闻》提起诉讼，指控其有关“慰安妇”的报道，“损害日本国际信誉，伤害国民名誉”，并向东京地方法院提交诉状，要求《朝日新闻》赔偿原告每人一万日元慰问金，并登报谢罪。
人所共知，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连三岁的孩子都知道，他们却如此掩耳盗铃。
在日本，尽管有少数正义人士在为历史证明，但是，这些人大多是草根，不能成为日本社会的主导。而极右势力却长期主宰着日本政坛，而且，日本政坛右倾化倾向在不断蔓延……
王泰平先生在其所著《风月同天——话说中日关系》一书中，在谈到日本的国民性时，这样写道：
任何一种国民性的铸就都离不开它本国的历史，离不开它特定的政治制度。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国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就是建筑在纳粹主义的精神上，控制着那个时代的德国民众的思想的罪恶帝国。同样，日本帝国也是建筑在法西斯精神上的罪恶帝国，把日本民众变成了狂热、盲信、一味跟从权力的群体。实际上，他们生活在极权专制之下，只能依附于国家机器，而无法摆脱这部机器的控制。
这种国民性决定日本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当掌权者决策错误，而一意孤行时，则服从强权，盲信权威，不仅不违抗，而且，往往变本加厉，由“集团主义”演化为极端狭隘的、排外的、极具危险的民族主义。
于是，在黑暗的军国主义时代，日本国内便出现了“军国热”，每当大本营发表在海外攻城略地的胜利捷报时，举国上下，一片欢呼；被驱赶上战场，宁做肉弹，宁为落樱，不成功，便切腹，以表忠君爱国之诚；干了残忍之事，只觉得是服从国家，应该应分，并没有罪恶感；有人有了罪恶感，是觉得自己有罪，而不觉得是当时的国家政治不好。
写到这里，我想起纳粹德国，密谋杀害希特勒的东线军官首领海宁·冯·特莱特斯科夫将军，在自杀前，与他副官施拉伦勃道夫诀别时说的话：“我们做的事情是正当的！希特勒不但是德国的头号敌人，也是全世界的头号敌人……”
在德国，这样清醒而有正义感的将军不在少数。
但在日本，却没听说过有这样的高官，相反，翻开日本二战后的历史，却看到这样一种现象，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日本上层，尤其是日本首相的政治导向引起的——
1953年，全日本超过1500万人签名，要求释放战犯。当时，西德驻日本大使馆致波恩联邦法政部急件说：“日本人至今怀有这样的观念，认为战争罪行审判的实际目标从来就不具现实性，因为判决是由胜利者以复仇的姿态单方面做出的。日本战争罪行不是有意识的犯罪，因为那些人将他们的行为只看成战争行动，属于爱国主义举措！”
1953年，日本推出电影《太平洋之鹰》，极力吹捧偷袭珍珠港的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一部电影《啊，海军》；
1973年，铃木明在文艺春秋社出版《南京大屠杀的虚构》；
1984年，被东京军事法庭送上断头台的松井石根大将的近侍田中正明，在日本教文社又出版《南京大屠杀的虚构》；
1989年，石原慎太郎与盛田昭夫合著《日本可以说不》，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是在给日本抹黑，用谎言抹黑！”
1990年，日本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在美国《花花公子》杂志上公开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
1994年，日本法务相永野茂门，发表同样的“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言论。
1995年，由105名国会议员组成的“自民党历史·检讨委员会”，在展转社编辑出版《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同样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
2000年1月，在日本大阪设立的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召开以“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的彻底验证”为主题的反中国集会，主办者是一个“纠正战争资料偏向会”的团体……
2015年4月6日，日本文部省公布了2016年日本中学生教科书的审定结果，将钓鱼岛和独岛（日本称竹岛）都称为“日本固有领土”，并将南京大屠杀，把日军“杀害了众多俘虏和居民”修改为“波及俘虏和居民，出现了众多死伤者”。在日本政府公开谢罪的“村山谈话”表述前，加上一句“日本政府采取的立场是国家间的赔偿等问题已经解决完毕”。
以上这些，只是我查到的，没查到的呢？
朋友，当你看到这些弥天大谎，看到这些闭着眼说瞎话的欺世之谈，不知你有怎样的感想？
而我作为一名作家，却觉得我的文字太拙，不知该如何评价这些用谎言来美化罪恶的人。
当一个民族采取掩耳盗铃的谎言，集体“健忘”罪恶，抹杀历史，那么，这个民族除了维护其脸面之外，还抱有怎样的目的？
这才是最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