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浩潮
序
作为“老三届(文革前在校的1966-1968级中学生)”及“新三届(文革后恢复高考录取的1977-1979级大学生)”，后来又以自费留学生身份赴美，注定了我的人生经历要比一般人更为复杂。普通人的经历大概可以概括为“家门、校门、企业门”，而我的经历则可以概括为“家门、校门、农门、厂门、大学门、国门、美国大学门、美国企业门”。
这些年断断续续地写下一些关于文革及农村生活的回忆，然而有两段生活一直没有记叙下来，其中一段是工厂生活的回忆，另外一段是在美国半工半读生活的回忆。希望能趁疫情这一段居家避疫的时间，把这两段对我的影响至今仍存在的生活经历写下来，与大家分享。
度过终身难忘的数载艰难知青生涯之后，我进工厂当了五年工人。这段经历和作家去工厂深入生活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並没有为了创作而去工厂体验工人生活的动机与视角，我本来就是工人中的一员，当时也从未有过将来会把这段经历写成文字的想法。当年能进工厂当工人，特别是当上技术工种的工人，是多少人羡慕的机会，所以自己也很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非常认真地学习技术，为这个准备干一辈子的职业打下良好的基础。这五年，我身为工人的一员，和他们朝夕相处，同呼吸，共命运。其间的一些见闻和经历，令我终身受益。此后，尽管身份有了变化，自己对工人仍然有特殊的感情。
作为“伤痕文学”的主体，关于知青生活的作品可说是汗牛充栋，然而记述我们那一代人在工厂生活的作品却非常罕见，当作家的人中很少有当过电工的，而当过电工的人也很少会写下生活的记载，这也促使我在经过近半个世纪之后，仍然努力从尘封的记忆中去挖掘素材，以完成这部独特的作品。
《混进电工队伍》
袁浩潮
2021年6月22日于美国洛杉矶
1973年元旦，我被招工返回广州，进入广州市机电局农机公司属下的广州力车厂工作。报到时，人事干部郭永球郑重地对我说：“你的工龄从1973年1月1日起计算(当时在农村当知青不计入工龄)，以后评定升级时要以这日期为准。”那时候我没想到，如果进厂晚二个多月，我就不能在五年后有资格带薪上大学。
在填入厂登记表时，在“特长”一栏，我填上了“电工”，其实我只是对技术工作有兴趣，在家里装过矿石收音机，按照一本翻译自苏联的科普读物《少年电机工程师》的指引，制作过马达模型，会装电灯，如此而已。在农村，电工一类工作都由与村干部有关系的人担任，哪里轮得到我们这些知青。不过想起林副主席的教导：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进厂是计划经济时代人生转折难得的机会，填上去有可能改变命运。没想到我还真的交上好运：厂里的电工组人员工作散漫，需要派一位共产党员麦满灼同志去当组长加强领导，然而他不懂电工技术，又不好意思向被领导的组员学习，所以需要去外厂先学习一下。刚好有一位老工人退休，电工组也要培养新人，厂里决定让我陪同麦组长一起去广州高压电器厂学习三个月。厂里征求我的意见：电工是技术工种，需要当三年学徒，工资是每月20、22、24元，学徒期满后转成一级工，每月36元，一年后转成二级工，每月42元。如果当普通工，马上就是一级工：每月36元，工资再调整则要等上级通知（当时工资调整已多年没进行，评定时还有各种指标，要评上不容易）。能当上电工实在太幸运了，我当然答应当学徒。回想起来真的很幸运，填了一个电工特长混进了只有“关系户”才能进入的电工队伍，与麦组长一起去高压厂培训三个月之后，我这个冒充的农村电工将“弄假成真”。
接着去领劳动保护用品。电工的装备很齐全：除了一般工人配发的牛仔布（广州人称为坚固呢）的工作服，鞋有三双：一双是高腰的绝缘鞋，一双是长筒的高压绝缘水靴，还有一双普通水靴(本厂电工兼管供水设备维修)，军用雨衣一件，平光眼镜一副，还有一个军用帆布制成的工具袋。拿到这工具袋的一刻，我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能用它装着书上学真好。没想到五年以后我真的挎着它进了文革后恢复的首次高考的考场，然后又挎着它上了大学。
电工的标准装备还包括束在腰间挂工具的皮带，我喜欢把工具放在右后侧，至今我还记得工具排列的位置。首先是锋利的电工刀，然后是半磅重的手锤，其后是电工钳、6寸的活动扳手、尖嘴钳、一长一短的两把木柄螺丝刀(当时国内还没有塑料柄的螺丝刀)。
穿上崭新的工作服，腰间束一条挂着电工工具的皮带，上衣口袋插上测电笔，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成为“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的一员，那种感觉真好！
第二天前往位于广州河南的高压电器厂报到，撰写本文时我试着从网上查询该厂的信息，很高兴地发现它仍在经营！它创立于1967年1月21日(这是一个文革初期改名风盛行的日子，我怀疑这是从其他名字改成现在名字的日期，1973年我去该厂学习时，记忆中厂房及设备已有一些年份)，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110号。当时它的主要产品是变压器及高压开关。
该厂负责人看过我们的介绍信之后，明确了我们此次向该厂电工班学习包括三个领域：线路的架设和维修，马达的保养和维修，以及机床电气设备的修理。然后带我们到电工班报到。
电工班开了一个欢迎会让我们与大家认识。电工班人员有十人，班长(名字忘记了)除了开会，布置及检查工作之外，基本上不干活，尽管他也常束着一条挂满工具的皮带（就象以前在农村见到的基本上不干活的农村生产队干部也常扛着一把锄头一样）。副班长吴展秋可是一把好手，除了厂里的设备样样精通之外，还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自己装了一部电视机，也常帮亲友修理收音机、电视机。我后来在广州业余大学“数字程序控制机床班”的学员名册上，也看到吴展秋的名字。退伍兵林大明，估计是军人子弟，只会说普通话，在部队当通讯兵时学会了电工技术，身手敏捷，技术熟练，尽管比我还小一岁，我也要拜他为师，在学习期间与他相处较多。老崔是下放干部，他也是电工班的主力之一。除了这几个人之外，电工班的其他人是各有“特点”：年近退休的老师傅声称自已只懂直流电，厂里的设备都是交流电的，所以他坐在班里，有人请他去修理，他都以不懂交流电为理由推托不干。谭师傅据说有慢性病，不能爬高，每天就在工作台前慢条斯理地为马达绕线，基本上不外出工作。年轻女孩麦肖芬，不知道她是电工人员，或是下放干部，她也是每天在为一个机床水泵的马达绕线，我在那里三个月，她的马达仍未完成。出外工作时她只能干些扶梯、递工具等助手的工作。还有一个归国华侨仔，组长对他的评论是“有个臭钱”，经常请病假不来上班。所以名义上电工班有十个人，实际上正常工作的只有三人。这也是当时国营企业内编制臃肿、人浮于事的常态。
第一次出外工作是跟着林大明去车间安装一个闸刀开关。他向我示范了如何布线，及如何安装开关的技巧，然后让我也动手操作。他讲话很幽默，强调安全时说的是：“首先是老命一定要保住！”关于安装要领：第一要做得正确，第二要尽量做得美观，另外在接线板下布线要多留一定长度的余量，今后修理的时候，原来电线接头的地方可能损坏了，修理的人可以把那一段剪掉，从接线板下拉出一段接上。
带电工作是电工必须要过的一关，为了尽可能不影响供电，在条件允许时，都会选择带电工作。带电工作往往发生在一个新的系统安装完成后，把系统接入主供电线路的时候。尽管心里忐忑不安，学习期间我一直在留意带电工作的机会，一定要把这一关过了，以后回厂工作时才有底气。这个机会终于在与老崔一起工作时遇到了。在一个屋檐下把三根相线（俗称火线）及一根中性线（也称零线）接入架空的供电线。梯子架好之后，老崔特意找了一块塑料布把供电线与墙壁隔开，他先用电工刀剝开一条相线的绝缘皮，记得那是一条多股的铝芯电线，我们需要接入的也是一条多股铝线，老崔把所有的导线都用电工钳缠绕到主线上，故意留下一股让我去接上。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时刻，按老师傅的指引，先用右手的手指背碰了一下电线，感觉无触电感之后，再开始工作，至今仍记得摸到那条电线是热的，尽管心跳加速，浑身冒汗，经过一番努力，把最后的那一股线也用电工钳紧密地缠绕在供电线上，并且包上绝缘胶布。我终于过了带电工作这一关！几年之后，从来没有接近过异性的我才发觉，第一次拉女朋友的手，比第一次触摸带电的电线还需要更大的勇气。
为马达重新绕线也是电工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找到一个需要重新绕线的马达，第一步是要确定需用的漆包线的直径。因为经验不足，我请谭师傅帮我选，结果他把大一号的漆包线给了我。这下可把我搞惨了：无论如何努力也不能把线全部塞到电机的槽里去，最后是吴展秋副班长让林大明帮我把工作完成。我的第一次为马达绕线的尝试就这样结束了。
机床电气设备的修理，跟随师傅们去过几次，一般的机床电气设备都装在离地面很近的铁箱内，需要蹲下来，甚至趴在地上修理。设备一般包括马达，控制马达正反转的两个三相交流接触器，控制按钮，工作灯，及提供工作灯安全电压的变压器，提供润滑剂的水泵，行程开关等。基本的控制电路图至今还记得，也学会了如何排除常见的故障。
去车间工作时还学到一个很必要的安全措施：在修理某一设备时首先要把墙上的该设备的隔离开关关掉。按正规的做法，还要在开关上挂上“有人工作，禁止合闸”的标牌。然而要回电工班取标牌很麻烦，比较方便的做法是，把开关内装有保险丝的保险桥拔开。车间里设备多，人多手杂，这样做防止了在修理时有人误合闸的危险。
高压电器厂的主要产品是变压器，在前往车间修理时第一次看到工人用绕线机把用绝缘层包住的导线绕在框架上，一边用木锤敲击，大部分都是手工操作。车间内大都装有在高处轨道上行驶的吊车，工作人员在地面通过电缆控制吊车的行走及起吊，日子久了，电缆常出现故障，当时国家的物资供应紧张，也无法换一条新的电缆。只能是断了又接上，凑合着用。结果那些班组的工人是到电工班请求派人修理的“常客”。
当时电力供应紧张，为了开源节流，厂里也作出种种努力。
变压器的外壳需要焊接完成，厂里的电焊机很多，电工班制作了“电焊机空载初级断路器”，其原理是电焊机相当一部分时间处于待用状态。该装置检测到待用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后，将电焊机的初级线圈电源切断，以节省待用状态下的电耗。然而这种装置使电焊机在重新开始工作时，往往不能及时重新闭合初级线圈电源，使焊工们用得很不顺手。我随同林大明与焊工们沟通时，他们扬言要把这个装置拆掉，而林大明要他们理解这是“新生事物”。后来我在报纸上还看到有关高压电器厂发明了这个装置的报道。那时常有这样的事：许多未经实际检验的“新技术”，常常被大肆宣传，过一段日子，又不得不因为并无实用价值而销声匿迹。
另一项举措是各厂自备柴油发电机发电，我曾多次见习过该厂发电并网的工作。控制柜上装有发电机输出的三根相线与电网的三根相线之间连接的三个灯泡，电工靠观察灯泡的亮度及明灭的顺序判断发电机的输出与电网的频率及相位是否同步，电工班与柴油机班工人互相在震耳欲聋的柴油机轰鸣声中吼叫及打手势，以调节柴油机的速度，在适当时刻手动合闸并入电网，这种原始的办法常常导致并网失败。不是并不上网，就是发电机不但没有供电给电网，反而被电网的电力驱动，变成了一个电动机。时代在进步，前几年我在广州从化山区的一家农家乐附设的小型水力发电站，见到了发电机自动并网控制器，农民工经过简单培训后即可操作。
午休期间，应麦组长的请求，帮助他学习数学。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为了掌握电工技术，想提高一下数学水平。虽然我只在学校上到初中二年级，在文革停课及下乡期间，用大哥留下的课本，把中学的代数、解释几何、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平面三角等课程都自学完成了。帮助麦组长学习数学是完全可以胜任的。我找来初中一年级的代数课本，开始辅导他，在高压厂学习期间，他坚持了一段时间。可惜在返回原单位之后，尽管我几次提议继续，他也没有再抽时间来学，只好不了了之。
学习期间适逢春节，这时文革初期极左的狂热也逐渐降温，工人们在节日期间上下班时也穿上曾被批为“资产阶级思想”的料子衣服及皮鞋，女工们穿上花衬衣。各单位照例会用一年的伙食费结余，通过关系买到当时十分紧张的鱼肉，在食堂为全体职工加菜。我们也“沾光”在高压厂享受了加菜。原单位力车厂也对我们十分关照，在加菜的那天让我们回厂去“汇报学习成果”，其实是让我们也回去享受一餐。刚参加工作就有机会连吃两餐春节加菜，在副食品供应紧张的年代特别令人怀念。
三个月的学习结束了，我在这里初步学会了电工的基本技能，即将回原单位正式工作。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