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手表记忆》


作者:袁浩潮

 

    最近在小学同学微信群里看到一位同学分享的一段视频,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前生产的日用品,有海鸥牌照相机、凤凰牌自行车、上海牌手表等等。

    我也曾有一块上海牌手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刚刚入厂当上电工的那年,姐姐送给我一块上海牌手表。穿一身崭新的工作服,戴上崭新的上海牌手表,腰间束一条挂着电工工具的皮带,爬上空中架设电线,钻到机床底下修理电气设备。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成为“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的一员,那种感觉真好!

    这块手表当时的售价是120元人民币,我进厂第一年的学徒工资是每月20元人民币(一般工人每月40多元人民币),即使不吃不喝,需要半年工资才买得起这块手表。所以那个时代,农民很少买得起手表,城里人也有不少人没有手表。

    这块手表陪伴我度过五年的工厂生活,后来又戴着它上了大学。入学后曾听说一个挺令人感慨的故事:前几届有一位从农村来的同学发觉自己是全班唯一没有手表的,觉得很没有面子。回家的时候动员家里把一口猪卖了,用卖猪的钱买了一块手表。当时的农民收入不高,平常的零用钱就指望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养大的那头猪卖的钱。

    念大学的第二年,香港的一位表兄回广州开办电子手表厂,送给我一块电子手表。这是我周围的同学、朋友们中的第一块电子手表。记不得多少次给大家展示和讲解这新事物的功能。有一位同学每次见到我都会背诵当时电视上的一段电子表广告:“一直领导新潮流,石英技术冠全球”。戴着它坐公共汽车,吸引来不少目光。戴着它去约会,在女朋友面前也显得很“现代化”。

    即将完成第三年大学学习时,在美国的亲戚为我办理了自费留学的手续,赴美途中经过香港,在香港的亲友送给我很多服装衣物,其中包括一块日本“精工(SEIKO)”牌手表。这块手表陪伴我渡过在美生活最艰难的半工半读时光。

    1986年,我终于在美完成学业,找到工作,由公司为我申请到美国永久居留权(绿卡),我终于可以自由出入美国了。从美国飞回香港,在香港为自己和未婚妻买了很多准备结婚和日常的服装衣物,其中包括一块瑞士产的“天克诺(TECHNOS)”牌手表。这是我戴过的手表中最喜爱的一块,浅金黄色带条纹的表面显得高贵典雅,号称“永不磨损”的外壳在长时间使用后仍光洁如新。多年后有一天它走不动了,在美国没有修理手表的商店,把它交给一位在跳蚤市场(逢周末开放的地摊市场)修表的师傅,可是下一个周末就再也见不到他。

    太太给我买了一块日本“精工(SEIKO)”牌手表,浅蓝色的表面显得很有科幻感,我也很喜欢这块手表。2002年去日本东京索尼(SONY)总部出差,有一天下班到电梯以后发觉手表没带上,本来可以去取回的。当时大慨被宣传忽悠了,相信在高素质的日本,而且还是在世界知名的大公司内部,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没想到第二天上班一看,手表没了。看来日本大公司内部也有低素质人士。

        回美国以后,太太又给我买了一块金色的手表,戴了几个月就没有再戴了,一直放在抽屉里。撰写本文时打开抽屉一看,这表已不见踪影,大概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我转到其它地方了。

        手表从只有部分人才买得起的高级消费品,到小孩都可以人手一块,再被手机代替。现在除了少部分人士喜欢戴名表彰显身份,专业人士在特殊场合戴的特殊功能的手表,或者收藏家之外,手表已逐渐退出大众的视野。手表“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反映了技术的发展,时代的进步。

上海牌手表(图片来自网络)

上海牌手表(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