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而此刻，我并不知道有人已经取代了我的编剧。
我急忙给A先生和周先生打电话，打不通，又给小潘打，小潘说：“张大姐，对剧本的意见你不要再找我了，找我已经没用了。你找央视影视部吧！”后来得知，小潘因为对改编本提出质疑而遭到批评，最后连编辑署名都被拿掉了。
无奈，我只好对改编本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十几条书面意见，就改编者对我剧本的态度，正式向制片方提出书面质疑：“改编者采取全盘否定原著，甚至采取与原著相悖表现形式的做法，既不符合道义，又不符合法律，更不利于剧本的修改……”
7月20日，我将对改编本的意见特快寄给潇湘电影制片厂厂长康建民先生。当天晚上，又带着我修改后的剧本连夜赶往北京……
第二天上午，下火车我直奔中央电视台，A先生不在，只好邀见央视影视部一位主任，中午在央视餐厅见面。
面对饭菜，我一口没动，尽管我连早饭都没吃。
这位主任说剧本已经交给导演了。你对剧本有什么意见，可以跟导演直接谈，并且拨通了导演的电话。
我握着话筒，就像握着最后一线希望，我说：“导演，我觉得剧本有些问题……”
“什么问题？”
“首先，我觉得立意有点浅……”我的话没等说完，却被导演不客气地打断了。
“张雅文，你这么说我很不高兴！我非常不高兴！我告诉你，我是很尊重你的，我希望你要看到别人的长处！如果你这种态度，我可以向央视打报告，我不接这部戏了！”
我顿时呆了。我不明白一个编剧难道连对自己的剧本提意见的权利都没有吗？更不明白，我刚说一句话，导演为什么冲我发这么大的火？后来得知，在研讨会上，第一个高度赞扬赵女士剧本的正是这位导演。我不知这位资深导演是看不出剧本存在的问题，还是其他原因影响着他的艺术判断力……
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就在众目睽睽的餐厅里，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主任说：“你哭什么你？有话你就说嘛！”
我说：“我希望你们能认真地看看我这稿剧本……”并将我的剧本及对改编本的意见都留给了他。
走出餐厅，外面电闪雷鸣，下着瓢泼大雨。而我却泪雨交加地走在长安街上……
那一天，我在出租车上转了两个多小时，找不到家了……
后来得知，其实在改编本研讨会上，有专家早就提出《盖》剧是一部严肃的正剧，不应该有大量表现强奸、叛徒等媚俗的戏，应该大力表现比利时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的一面，不应过多展示比利时民众低劣的人性。一位领导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你们不要排斥张雅文，一定要把她剧本中好的部分拿过来！”
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人提出不要排斥我？为什么专家的意见都不能引起改编者的重视？剧本的问题明明摆在那里，为什么就没人肯证实？为什么就没人听听我这个编剧的呼声？如果投拍这样一个不成熟的剧本将可惜了这个好素材，也可惜了我的巨大付出。我甚至想给央视台长赵化勇写封信，请他下令停止拍摄《盖》剧……
就连钱秀玲的侄子钱宪人、钱为强先生，也对改编本提出了看法，他们在发给我的信中写道：
“我们认为这部作品缺乏矛盾冲突的转化，没有写出个性鲜明的人物，没有震撼观众心灵的人和事，缺乏本能的出自内在的感情和思想，没有真正使人产生共鸣。很多事物、人物的行动和语言，是以中国现代社会的思维来表现的，甚至不少‘文革’时期人物行动语言的影子。两个角色玛格丽特和将军佣人的遭遇和她们后期所起的作用，将会引起比利时人民的怀疑和争论……”
我不是一个玩文学的人。我是一个把文学艺术当成生命的人。后来，我又找到导演助理跟她苦口婆心地谈了一上午，并通过她给导演捎去一封长信，恳请导演一定要把好剧本关。我在信中说：“我们谁的名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向观众推出一部好作品。否则，我们有愧于这个题材，也有愧于钱秀玲老人……”
我哪里知道，赵女士与制片方早已签订了第二份《补充协议》，我已经不是编剧了，而我还在这不自量力地自作多情呢。
十四
在这里，我要谈出一个从未向任何人透露的秘密，在我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接到一个神秘电话，正是由于这个神秘电话使我了解了许多内幕……
第一次电话是2001年8月25日晚间十点左右打来的，一个男人的声音问我：“你是张雅文吗？”
我觉得这声音很陌生，好像从没听到过，问他是谁，他只说：“张雅文，在《盖》剧新闻发布会上，你应该以编剧的身份出现在媒体面前。否则，你的编剧署名肯定保不住了。”
“不可能，我跟潇湘电影制片厂签有合同！”我急忙问了一句，“请问你是谁？”
他说：“你太天真了。他们已经签了合同……”
“什么合同？你说谁签了合同？”
他犹豫了片刻，说一句“你自己考虑吧！”就把电话挂了。
我手拿话筒半天愣在那里。这人到底是谁？为什么给我打这个电话？是想挑拨我和制片人的关系，还是他知道什么内幕？从他的声音判断，这人很成熟、很稳重，不像是一个毛头小伙子。我急忙打电话跟先生商量怎么办。
先生说：“这人肯定知道内幕，你应该按照他说的办……”
第二天，我向制片人提出我以编剧身份向来参加《盖》剧新闻发布会的艾克兴市长杜特里约先生赠送鲜花和礼品，他们同意了。但在新闻发布会上，却发现整个新闻稿没提到一句编剧。而且，当我献完鲜花记者找我采访时，某位制片人竟然出面制止……
9月7日晚十一点左右，我忽然接到朋友范导演打来的电话，他急切地问我：“张大姐怎么回事？《盖》剧编剧怎么不是你？你快看看央视一套……”
我急忙打开电视，只见央视正播“电视你我他”的节目，赵女士正以《盖》剧编剧身份侃侃而谈呢。字幕打出赵女士是《盖》剧编剧，而我连个影儿都没有。
这时电话又响了，是李占恒打来的。他问我怎么回事，为什么编剧不是我，而是那个姓赵的。他说：“会不会又发生上一部儿童电影的事？”
“……”我一时无法回答。
他说：“雅文，对这种侵权的事，你绝不能任其发展，否则……”他谈到他们沈阳军区专业作家、著名电影《黑三角》的编剧李英杰的一部电视剧，因被他人暗中置换编剧，又讨不回公道，气得郁闷成疾，突发脑溢血从此瘫痪在床。现在谁都不敢在他面前提起这件事，一提他就哭。
是啊，作品是一个作家的生命，是他的孩子，眼看着自己呕心沥血培养的孩子，却活活地被他人夺走，谁能不气得发疯、不气得脑溢血呢？
此刻，我的心抖成了一团，手脚冰凉，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我急忙拨通哈尔滨家里的电话，跟我先生商量怎么办。
先生说：“看来在对待编剧的问题上，他们是有预谋的。觉得这个题材好，有人就一心想取代你的编剧。他们从剧本、合同、媒体宣传等几个方面来否定你，等到电视剧播出后，造成既定事实，你再有理也没用了！所以，你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但你千万不要生气……”
于是，就在这天夜里，我做出了一个大胆而强硬的决定——
这一夜，也因此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
我无法断定这个决定是对是错，更无法断定它对我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只知道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我的个性不允许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苦苦孕育三年的孩子，活活地被他人夺走……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我喝了点水，润了润冒火般的嗓子，然后坐到了电脑前……
第二天早晨七点，我拿着打印好的五封信，走出了家门。
八点三十分，五封特快，分别寄给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副台长胡恩、潇湘电影制片厂厂长康健民以及另外两位制片方的领导，向他们发出“以死以法抗争我编剧的权利”的呐喊！我在信中阐述了两次被侵权的经过，希望有关领导能给我起码的公道，否则我将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
在此之前，尽管我心里憋屈得要死，可我仍然强装笑脸怕得罪人家。现在我已经被逼到了绝路，于是，我这个屡经坎坷、屡遭不公的小人物，第一次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而豁出去了。
三天后，A先生打来电话，说要跟我谈谈，我却把电话给摔了……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无理地对待他人。
拉伯雷说：“人与人之间，最可痛心的事，莫过于在你认为理应获得善意和友谊的地方，却遭受了烦扰和损害。”
不一会儿，我先生从哈尔滨打来电话，说A先生给他去电话谈了很长时间，A先生说赵化勇台长找他了，让他处理好这件事，还说好多事情并不是他的主意，是上边定的……
中国妇联领导也打来电话，让我跟A先生见面谈谈。
9月18日下午三点，在中国妇联秘书长的主持下，我和A先生见面了。
A先生说：“编剧还是你，‘电视你我他’的节目搞错了。我也不知道是谁搞的。”他还说，“其实我也很难办，赵女士是我请来的，你又是我的朋友，我得一手托两家。你觉得委屈，赵女士还觉得委屈呢。她被我请来四十天拿出剧本，近视眼都快累瞎了。可她只能署名改编，而你却以编剧的名义上台去给市长献花，她手都气得冰凉……”
是啊，赵女士是你们请来的编剧，你们应该体谅她的感受。可是，你们考虑过我这个花甲老作家的感受吗？《盖》剧是我自费跑到欧洲、历尽千辛万苦挖掘的素材，又呕心沥血创作出的剧本，你们却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带着赵女士踏着我给你们牵线搭桥的关系飞往布鲁塞尔……之后，你们又背着我签订两份合同，让赵女士取代我的编剧。你们却没一个人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地告知我，而是一直在欺骗我。我这把年纪了，没门没窗没背景，不被人看重也就罢了，可你们总不能像糊弄小孩子一样耍弄我吧？别说是一个老作家，就是一个三岁孩子，也受不了这种人格的轻视和权益的伤害呀！我更不理解，你们为什么不能让我和赵女士共同努力搞好剧本，而非得要贬低一个，抬高一个，捧一个，排斥一个呢？
在中国妇联领导面前，我第一次道出内心的委屈，说到伤心处，不禁老泪纵横，听得妇联秘书长几次红了眼圈。
我说：“我从没有伤害过赵女士，可她却伤害了我。她不应该在剧本上处处排斥我，她应该本着对《盖》剧负责的态度来对待剧本。其实，在对待剧本的问题上，你们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
听到这话，A先生顿时一愣，问我：“你怎么什么都知道？谁告诉你的？”见我不回答，他气愤地说了一句，“我一定要找出这个人，找出来我决不饶他！”
是的，我也想找出这个人。我想好好地谢谢这位有良知、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朋友，可惜一直没有找到。
这次见面就这样不了了之。
不久，《盖》剧剧组赴比利时开机了。
临行前，我在一家不错的餐厅请周先生共进晚餐，再次谈到我的稿酬问题。他说等资金到位就付给我。
之后，我又踏上北去的列车，像上次离去时一样，心里充满了难以形容的痛苦与惆怅，不知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
十五
回到哈尔滨，我开始严重失眠，整夜在床上辗转反侧。睡着了就做噩梦，总是梦见一帮人来抢我的孩子。我拼命争抢也抢不过他们，我总是拼命地大喊：“还我孩子——还我孩子——”
过去我从不说梦话，从那时开始，我经常半夜三更大喊大叫地把先生惊醒，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几天前，小孙女放假来我家住几天，半夜被我的哭喊声吓醒了，哭着说：“奶奶，你说梦话太吓人了！我好害怕，我要回家……”我怕邻居听见我哭喊产生误会，只好告诉人家我爱说梦话。
而且，我开始不愿见任何人，整天就坐电脑前，疯狂地创作《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的长篇小说。四个月完成了四十五万字的长篇。只有创作，才能使我感到一时的解脱。可是一离开电脑，我立刻又陷入了无法排遣的愤懑与烦躁之中。
我本来是一个开朗、豁达、能自我化解矛盾的人，但这次，我那屡经磨难、一向自以为无比坚强而充满阳光的心灵，第一次变得扭曲了。一向活泼、开朗的我，一向与歌声和笑声相伴的我，竟然连笑都不会笑了。尤其再次接到那个神秘电话之后，我的心变得更加阴暗、更加可怕了。
我不知我得了抑郁症，还是精神分裂症。总之，我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这时我才明白一个深刻的人生道理，一个人可以承受无边的苦难和巨大的付出，但却承受不了太大的不公和轻蔑。因为人格、尊严和权利是一个人的立足之本！
这天晚间，我又接到了那个神秘电话，他开口就问我：“张雅文，你是不是没有学过编剧？”
“你为什么问这个？”我立刻敏感地反问一句。
“你是不是只读了小学？”他又问了一句。
“不，我小学没有毕业！我一生没有一张毕业证，连小学毕业证都没有！”我一听就来气了，不由自主地冲他发起火来，“就因为我没学过编剧，就因为我是小学生，所以他们就瞧不起我，就不相信我的创作实力？我告诉你，这纯属是借口！”
电话那头突然没了声音，好像被我这番话给吓住了，好一会儿才问了一句：“你得罪过谁吗？”
“我从没有得罪过任何人，而是他们欺人太甚了！”接着，我讲起那部儿童电影的事……
听完之后，他犹豫了片刻，才说：“我考虑还是应该告诉你，剧组上报的编剧署名不是你……”
听到这句话，我的心脏突然剧烈地疼痛起来……
电话挂了，我一头仰在沙发上，额头全是冷汗，先生急忙把我扶到床上……
这天晚上，我整夜未眠，脑海里不断回响着那个神秘电话……
记得当年一位领导说我：“你一个小学生还想当作家呀？”没想到今天，竟然还有人以此大做文章。小学生怎么了？小学生就没有创作实力吗？世界上有多少“小学生”成了著名作家？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
欧·亨利、马克·吐温、鲁索、杰克·伦敦……
当年，我就是背诵着这些作家的名字走过来的。我从这些榜样身上寻找着激励自己的动力。可今天，有人仍然戴着有色眼镜，就像城市人看待农民工似的看着我这个“小学生”。其实，这只不过是某些人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借口罢了。
因为我是小学生，别人就可以有权利轻视我，就可以有权利视我为无知无能无实力。可他们忘了，当一个人把二十年乃至半生的生命全部抵押在一项事业上，不是投入，而是抵押，我相信这项事业即使是铁打钢铸的，也会因这种巨大的生命投入融化而变成一尊高洁的圣杯！
在这里，我不能不借用评论家的笔，为我这个“小学生”说几句话了。
2002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黑龙江省十一位作家评传。由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吴井泉、王秀臣先生撰写的《以生命做抵押——张雅文论》中，这样写道：
“她无论是在小说、报告文学的创作上，还是在影视领域里都有佳作问世，精品迭出，这不能不令人惊奇。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这位在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却是迄今中国女作家中，第一位运动员出身，第一位自费到国外采访，第一位写出长达四十余集电视连续剧的女作家。这“三个第一”只是客观存在，还不能说明她的文学成就和内在的精魂。而她最令人感动、最令人难以忘怀、给我们教益和启迪最深的是，她仅受过小学五年半的正式教育。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小学文化的女作家，竟有如此非凡的杰出创造，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思维如潮……”
“命运多舛的人生阅历，使她的作品充满了刚健苍凉的理性之光；敏感多思的个性气质，使她的作品充满了忧患而智能的理性之光；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构筑了她的作品崇高美的风骨；凝重执著的美学追求，使她的作品流淌着昂扬不屈的精神血脉；外倾心态的情感喷射，使她的作品洋溢着汪洋恣肆大气磅礴的审美气息……”
两位教授在完成这部评传时，我在北京，他们连我本人都没见过。
我为自己还想多说几句，权当是自我标榜、自我吹嘘吧。本人是国家一级作家、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省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省里两届党代会代表、两届省级“三·八”红旗手、全国自学成材优秀人物……这是社会对我的承认，而不像有人背后诋毁的那样，她是一个没水平、没创作能力的“小学生”。是的，我不是命运的宠儿，没有任何背景，从没有得到过上帝的青睐。我的文学成就是靠自己的根根白发、缕缕皱纹铺出来的，是靠自己“以生命做抵押”搏出来的。我用自己的作品和人格赢得了社会的承认！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邓亚萍。
人们都知道她是世界乒坛“三连冠”得主，两届奥运会冠军。但没人知道，她因个子矮小而被所有的教练判过“死刑”。唯有郑州市队教练从她眼睛里看到一种不服输的劲头，才收留了她。从此，“卧薪尝胆”四个字，在小小邓亚萍心灵深处生了根、发了芽，长成了比她高出几十倍、几百倍的参天大树。可她打得再好，却迟迟进不了国家队，进了国家队也没有教练要她，最后只好由几次力荐她的张燮林教练亲自带她。然而，她却开创了世界乒坛邓亚萍时代……
在邓亚萍身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1988年，邓亚萍第一次参加亚锦赛，最后决赛与李惠芬争夺冠亚军。李惠芬最后一个球是擦边，裁判没看清，问邓亚萍看没看见，她说没看清。邓亚萍获得了冠军。赛后，张燮林问邓亚萍：“最后一个球到底是不是擦边？”
邓亚萍低下了头。
张燮林冲她发火了：“你为什么不承认擦边？”
邓亚萍说：“因为这个球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因为我进国家队太难了，大家都瞧不起我……”
可是，无论邓亚萍的理由多么充分，张燮林都丝毫没有原谅，而是狠狠地批评了她，让她向李惠芬道歉，向队里写检查，并严肃地告诫她：“你要记住，你不仅要赢球，还要赢对方的心，你要让对方心里服气！输赢只是技术问题，而你这种做法却是品德问题。它是任何金牌都换不来的！你要记住，你代表的不是你个人，而是一个国家。你个人的品德将代表着中国人的品德形象！”
我佩服张燮林教练，他不仅教练邓亚萍高超的球技，更教练她如何做人。打球只是技术，而做人却是品德，任何一个行业都是如此。人们佩服在公平竞争中的胜利者，而鄙视那些靠“黑哨”、“黑裁判”获取奖牌的人……
特殊的职业，造就了特殊的个性。特殊的个性，又造就了特殊的人生。
我是运动员出身，我渴望阳光下的竞争，从不会搞阴谋诡计。有一次，在研究我的二十集电视剧《不共戴天》剧本时，我和北京电视台的制片人潘洪业先生争论得面红耳赤，可我们从此却成为要好的朋友。因为我们敬重对方的人格，敬重对方对文学艺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把剧本改好，而不是为了其他……
邓亚萍是幸运的，因为她选择了体育。体育竞技场上的冠军是货真价实、真刀真枪拼出来的，来不得半点虚假和伪劣。
但是，文艺作品却不同于体育，它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所共知，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曾被十五家出版社退稿，最后却成为世界畅销书。凡·高的作品，在他活着的时候一幅没卖出去，后来却卖到了天价。中国的获奖小说也多有被编辑退稿的情况。曾轰动中国文坛并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就遭到屡投不中的尴尬。影视作品就更难说了，人为的因素就更大了。但有一点是最重要的——读者和观众是作品的最好“裁判”……
第二天，我拨通了中国妇联秘书长的电话，问她编剧署名是怎么回事。
秘书长感到很吃惊，问我：“雅文，你怎么知道的？听谁说的？”见我没有回答，又安慰我说，“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就告诉你吧。你是编剧这是早就定的。我们妇联肯定会坚持我们的意见。如果他们坚持他们的意见，再另想办法……”
后来得知，A先生在中国妇联秘书长面前承认我是编剧，但在剧组上报《盖》剧主创人员名单时，却将赵女士署为“编剧”，而将我署为“原著”，但被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领导一眼发现了，她立刻以制片方（之一）的名义向潇湘电影制片厂厂长及央视领导打电话阐明了观点：“张雅文是编剧这是早就定的，不能再改变了！”
这事之后，我的失眠更严重了，而且出现了心慌、心悸、心绞痛，脉搏忽高忽低。我经常在夜深人静时，像个幽灵似的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天深夜，我的心憋得像要爆炸似的，打开窗子想透透空气。先生被我惊醒了，跳下床来抱住我，苦苦地哀求我：“雅文，你快把那些破事看淡点吧！要不你就完蛋了。咱还是先要命吧。有命才有一切呀！”
我趴在他肩头呜呜大哭，问他：“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为什么左一次右一次地欺骗我？你说我到底有什么错？”
“雅文，你没有错，是他们欺人太甚了！我求你千万想开点吧，要不咱这个家就完蛋了！”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更气人的事……
十六
那个冬天，实在太可怕了。
我的身心坏到了极点，每天只能靠安眠药睡觉，随时都发生心绞痛。而且，牙床溃烂，牙龈出血，口腔没有一点唾液，鼻子上一个接一个地长疖子，一连长了五个，吃药、上药全不管用，弄得鼻子又红又肿，出门只好戴口罩。而且天天感冒，在屋里穿着毛衣毛裤披着棉大衣还冷，清鼻涕一把接一把的……
更可怕的是，我越来越自闭，不愿见任何人。在北京小区里住着，只跟在国家体育部门工作的李振如和张巨芳夫妇接触，一见到人家就没完没了地唠叨我那点破事，像祥林嫂似的。这对善良的夫妇给了我很大安慰，从此成了要好的朋友。
即使这样，我每天仍然按照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的要求，玩儿命地修改着《盖》剧本和小说，把两部四十五万字的作品分别压到三十五万字，就连参加全国作代会期间都在改稿。
2002年除夕，午夜时分，全家都在电视机前兴致勃勃地观看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活泼可爱的外孙女满屋追赶着姥爷给买的一只红色心形气球，追着追着，只听“砰”的一声，小家伙立刻喊起来：“哎呀！我的心碎了！我的心碎了！”
没想到，孩子的这句戏言却说中了我……
电话响，我端着饺子来接电话，一位朋友来电话拜年，末了他说了一句：“哎，雅文，我看到中国电视报上打出的《盖》剧广告，编剧署名好像不是你……”
“是谁？”我急忙问了一句。
“好像是……”
我撂下电话，急忙问先生：“贺玉，我让你买的电视报呢？”我知道《盖》剧播出前肯定会打广告，今天下午让他去买电视报，他回来却说电视报卖光了。
见我问他，先生只好说了实话：“雅文，我本想让你过个好年……”他走进卧室拿出一沓《中国电视报》递给我，心情沉重地说，“雅文，我希望你千万看淡点吧，咱不要那个编剧署名算了……”
他的话音没等落地，我手中的盘子和饺子却一下子掉到了地上……
女儿急忙劝我：“妈，他们不就是要那个编剧名吗？咱不要了，给她算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连四期《中国电视报》，半版篇幅都打着《盖》剧广告，编剧位置上醒目地打着一个人的名字：赵女士。根本没有张雅文的事！
而且，《盖》剧广告已经登出四期了，全家人早都看到了，就是不敢告诉我。
此刻，我的心就像地板上那几片皱皱巴巴的气球碎片一样，不是碎了，而是爆炸了。我相信，一个人的心要被挤压到一定程度也会爆炸的。不过，心要爆炸不会像气球那样变成几块残破的碎片，而是要淌出鲜血。因为人毕竟是有血有肉、有良知的动物。可我找不到人的良知，脑海里只有四个字：欺人太甚！
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绝望—— 一种对人性的绝望！
我先生急忙取来几粒救心丸塞到我嘴里……
小外孙女愣愣地盯着我，忙端过来一盘饺子，说：“姥姥，吃我的吧。”不谙世事的孩子以为我为饺子掉到地上而难过呢。
我哆哆嗦嗦地抓起电话，想让A先生给我一个解释，可我按到最后一个号码还是把电话放下了。我想还是让他过一个愉快的除夕吧。
此刻，我想到了那位编剧同行以及那些决策者，一定过得很愉快、很开心吧！而我在这个除夕之夜，却体会到人为什么会崩溃，为什么会发疯，为什么会自杀或杀人……我相信任何人的承受力都是有限的。
我不求得到他人的青睐，我既不年轻，又不漂亮，既没钱，又没背景，只求他人能公平待我，可连这点要求都达不到。我不知这到底是我的错，还是别人的错。此刻我不由地想起小C说的那句话，“雅文姐，这真像要强奸你还得要你同意一样！”
不，强奸只是被人强暴一次身体，而现在强暴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对一个视文学为生命、并投入了巨大精力与财力的作家或艺术家来说，其作品就是她的生命。
我知道，多少人为咽不下一口窝囊气而走上绝路，甚至走向叛逆，走向仇视社会……
我不知我这个花甲之躯到底有多大的承受力，我的思想会不会也走向极端……
不，不会的！我有疼我、爱我、全力支持我的丈夫，有懂事孝顺、事业有成的两个儿女，有那么多关心支持我的朋友，还有我自己正处在高峰的事业……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一夜未合眼的我，等到上午十点，拨通了A先生的电话，问他这又是怎么回事……
他说：“这不是我搞的，更不是我的责任。我已经向广告部提出抗议了，他们下一期就改过来！”
我不知又是谁搞的，更不知由谁来承担这份责任，但我却知道我承受着一次次心碎的后果……
大年初一，我揣着这颗破碎的心，又改了一天稿子。晚间六点一刻，两部书稿终于画上最后一个句号。之后，我给《中国电视报》广告部发出一封抗议信……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