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颂锦
农民当不成，我转业，正正经经当了几年江苏省省重点前黄中学的高三英语老师和班主任。我正在为班级百分之九十五的一本入学率得意时，爸爸却说我没有耐心，做事粗糙，难为人师表，将来会误人子弟。嘿！奇怪了，这次又被爸爸说准。我三十五岁那年，命运把我摆布到太平洋那一边去插队落户，重新做人。在异国的土地上，我又一次经历漂泊异域之险，倍尝寄人篱下之苦。好在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即使到了美国，我仍然不改初心，老老实实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脚踏实地地在新大陆走自己的路。这条路，漫长而崎岖，需要我筚路蓝缕地走，餐风露宿地跑。那个时候，我和爸爸互通书信，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已从在国內时的一周一封信到一月一封信。每月的一号必是爸爸来信的时候。每月十五号是我给爸爸回信的日子。我会把一个月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如实向爸爸汇报。十数页厚厚一叠信笺塞在信封里经常得用双倍或三倍的邮资付邮。
在美国，我不负父望。我补读了两年大学的课程，毕业了；又读了一年的硕士，又毕业了。我骨子里有着爸爸好学能学的基因，在读书的道路上向来一帆风顺。读完了书，我曾被硅谷一家大公司录用。过了几年，我不甘心帮人家，于是把人家公司的老板炒了，自己当老板。我在大洋这一边一步一个跳跃，爸爸在大洋那一边掰着指头帮我数，我这是第几跳。每一跳，跳到一个高度，最高兴的是爸爸。在中国，我是跳了六次，飞跃了太平洋。在美国，我将要跳几次，才能跳出这样的飞跃呢？
岁去年来，我盼望着这个飞跃，盼望着给爸爸一个惊喜。在我到美国的第13年，日历翻到了2000年的3月。某天，美国各大报纸联合登出联邦政府招募文官的消息。
美国的官衙分四级。最低的一级，美国人习惯称作City Hall。这Hall实际上是政府办公的场所。美国大多数被称作City的政府，其管辖范围相当于中国的一个镇。第二级是County。County是县，一般是一座较大城市的所在地。如旧金山市，它还有一个名称叫旧金山县。再往上的是State政府, 美国人牵強附会把这个词翻译成州。（美国的国情决定了这个state应该是州而不是国家）在政府机构顶端的便是Federal（联邦政府）, 按中国的话说，是中央政府。
中国有句俗话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在美国应该理解成衙门内的物和做事的人都是铁打的。流水的官指的是被政治任命的官，他们不做实事，只是指挥做事的人做事。他们是被总统任免的官。如果总统没选上，他们都统统得滚蛋。但政府得继续运作，操办政府各项事宜的文官们当然安然无恙。美国联邦政府的文官不分党派，不讲信仰，说白了，就是一架庞大机器里的螺丝钉。他们是固定的，他们捧着的饭碗是铁的，只要不犯错，便可高枕无虑，吃喝一生一世。
一般说，美国人不喜欢把做官当成个职业。但是这联邦政府文官的职位太诱人了。这铁饭碗，这丰厚的养老金（美国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都不提供养老金），这崇高的社会地位，（甚至银行也来锦上添花，觍着脸，送上极优惠的购房贷款）怎么能使人不心动？白种人心动，黄种人大都出自官本位的国家，更心动。当时，也是鬼使神差，不知怎么搞的，这个登在报纸上比豆腐干略大一些的联邦征人启事会挤进我的眼眶。我看过以后，马上酸溜溜地把它驱逐出去。我心动不起来，因为我缺乏动力。我想那个职位离我少说也有十万八千里，与我何干？我根本没把它当回事，只是在给爸爸的信中当趣事一般偶然提及。我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这样的好事轮不到我。我是从社会主义中国来的人怎么可能跑到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政府当官？我的体内流着炎黄子孙的血，我矢志不移的家国情怀里中国成分多一些。我爱美国也爱中国。在中国我没机会当官，美国人会把这当官的机会给我吗？我仰望蓝天，万里无云，天上没有地方可藏馅饼。我挪了挪身体，耸了耸肩膀，自嘲地唱起“小么小二郎，背起那书包上学堂”,走开去。
可是，哪想到我给爸爸的信中一笔带过的偶然提及，被爸爸化成了整整三页信笺的无数笔。爸爸苦口婆心劝我不妨试试。我回给爸爸的信也是三页，塞满了我不想去试的理由。我说，物离乡贵，人离乡贱。我们这些到异国来的人，比贱民好不了多少，至多是个二等公民，怎么可能去干一等公民干的事？那个时候我到美国已经十多年了，已逐渐养成了凡事随缘绝不奢求的生活理念。在信的结尾我心平气和地说，试了也白试，我忙得很。这下轮到爸爸心急了。他的回复很快，不过，这次不是用信，而是发来了电报。他一改谆谆善诱的语气，在电报中他只用了四个字：必须去试。我曾告诉过爸爸报名截止日期。爸爸是在报名截止前一天，发来的电报。我几乎已经消弭的念头被爸爸强有力地重新一把提起。
父命难违，我无可奈何，只得去报了名。报名过后没几天，传出来的消息说，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三。我彻底无望了。我怎么可能踩过众多白人竞争者的身躯走进这百分之三的机率里？报名表上有一栏问，你有沒有亲戚在联邦政府部门工作？ 我识相地回答“没有”。紧接着的一栏问，你有没有推荐人？我知道这推荐人不是随便拉个阿猫阿狗都可以充当的，没有一点社会地位的推荐人，写上去也是白写，还不如不写。但整张表格是不允许留空的，我只得无可奈何地继续用“没有”搪塞。我填了表，沮丧地把笔摔在桌子上，我啥都没有，拿什么去和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白人竞争？在人家的土地上我只能敝帚自珍，难不成还想出人头地？在给爸爸的信中，我把录取率投进去的同时，把失望的情绪也一並投入。信寄出后我心生懊悔，当初为什么要向爸爸偶然提及这事，这一惊一乍的，害得他老人家惦念。爸爸有高血压，受不了刺激，用这种不靠谱的事去骚扰他的情绪，实属不该。父母在不远游，我已经有不孝的嫌疑，再这样给爸爸添加思想负担，这不孝就将坐实。我感到自愧，並且深深地自责。
报名后，考试接踵而来。联邦考务部门为所有报考者开出了一长列参考书籍，这些书，网上和书店都有买。美国的书特贵，一本三四百页的书少说也要三十美元。我估算过这些参考书买回来我至少失血五六百美金。这花钱不说，买回来还得花时间去看。偏偏那个时候，这两样东西我都紧缺。爸爸来信要我认真复习，我只得隔着太平洋对爸爸搔搔脑袋说我会的。
感谢父母给了我一颗聪明而又饱满的脑瓜。平时这颗脑瓜迟钝得很，但一进考场，它灵光极了，所有看到的听到的学到的它都可以转瞬之间帮我翻找出来，我颈项上的这颗脑瓜简直是专为考试而设的。
联邦政府的文官考试，比中国旧时代考状元容易得多，与中国现时的公务员考试相比大概也容易了至少一个等量级。
一个月后，考试成绩飞到了我的邮箱。严格地说，联邦考务部门给我的，不是考试成绩，而是一个百分比。这个百分比告诉我，我的成绩比百分之九十八的人要好。而录取率是百分之三，忽然之间，我眼睛一亮，只觉得那无限遥远的目标向我奔来，我很快看清了它的轮廓。尽管联邦录取一个公务员还要通过严格的背景调查，还要有较硬的社会关系，取与不取，还是个未知数，但毕竟我的成绩过关了，这是迈向宏大目标不可或缺的关键一步。我踌躇满志，把这个好消息写进给爸爸的信中。
信正准备寄出，时间却停住了。它停格在公元2000年6月13日。我亲爱的爸爸没等到我的好消息，便猝不及防被脑溢血带去了天国。他老人家走得匆忙，来不及带走我这封没寄出的信。从此这封信就连同我对爸爸的思念一起，在我以后二十年跌宕起伏的时间波浪线上漂浮。
我熬着锥心之痛，踏过忧悒时光，飞越愁苦大洋，十数小时内从美国旧金山赶回上海。在四川北路的第四人民医院急救室我握别了爸爸。爸爸的手还热的，爸爸的脸还笑着。爸爸的嘴微启，好像还有话同我说，爸爸的眼还微开，好像还要再看我一眼。爸爸悦容依旧，但爸爸再也不能坐起来谈笑风生了。
爸爸您怎么没等我回来就走了呢？我贴着爸爸的脸反复地问。爸爸您醒醒，您在生命的最后历程，为我播下的种子，现在这颗种子已萌出希望的绿芽，您不想看看吗？我握着成绩通知单的手在剧烈地擅抖。
几十年来，我是第一次这样放声地悲嚎。我再不能唤醒爸爸了，再没有报答爸爸养育之恩的机会了。我五内俱焚，眼眩目晕，体内的自己被烧毁了，空空的躯体，到处在漏风。那种痛，那种苦，那种哀，那种愁，天下没有任何文字能描述得了。
我痛失了我亲爱的爸爸，痛失了每个月爸爸一定会赐我的金玉良言，痛失了我每月向他老人家倾诉衷肠时的逸情暖心。活着和死亡之间的距离竟然会挨得如此近，当中连一封信一句话都插不进去。
爸爸走了。但，爸爸没有走远，他老人家走进了我的心房，在那里仍每天与我交谈，为我指点迷津。沐浴父爱的光辉，我每天都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