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颂锦
亲爱的爸爸离开我已有二十年了。二十年，七千三百多天，每天，我都会淌过一条叫着思念的小溪。那涓涓清泉总会把爸爸的脸庞洗涤得格外明亮；每天，我都会翻过一座叫着缅怀的高山，那巍巍山峰总会把爸爸的躯体辉映得格外挺拔。我想念爸爸，想念他的音容笑貌，想念他的和蔼可亲。光阴可以把往事都席卷而去，但带不走我心中的爸爸。
二十年春秋，似水年华。沐浴着爸爸的光辉，我踽踽行进，宿过一站又一站生活的旅次。我身上流着爸爸倾注的心血，体内洋溢着蓬勃的遗传因子。有爸爸陪伴，我从不觉孤独。
今晚，中秋的夜空，明月朗照，星汉灿烂。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特殊的时辰。子夜的钟声敲响了，驮着我沉重思绪的夜半钟声，在寂静的长宁路上久久不肯消逝。妈妈选在中秋之夜启程去爸爸的国，这悠长的钟声仿佛是在给妈妈送行。
月的银辉轻纱般在云中飞，在空中飘。摆脱了白昼的喧嚣，高低起伏的楼宇迤逦在朦胧中，明亮的窗户相继妙曼地跳进了温柔的黧色怀抱。暖风拂面，天地浩邈，夜的上海既静又美。这本该是个把酒问青天，吟出一首赞美诗的良辰，我却孤身一人痴痴地坐在我家的阳台上，不为赏美景，只想数繁星。
数星星是妈妈的习惯，我有样学样。我像妈妈那样，在西北天空找到那二颗距离很近，光亮相同的星星。这两颗星，在星河中不是最大最亮，但，是最俊最秀的。在浩瀚的星空中，它们不同众星争辉，兀自闪光发亮。它们我行我素，不疾不徐，风姿华美。妈妈曾经打百分之一百的包票说，那就是爸爸的眼睛。妈妈的话，我自小就没有怀疑过。我相信那确实是爸爸的眼睛。我太熟悉爸爸这双睿智的眼睛了。每一次这双眼睛发出的光芒耀进我的心扉时，我总会思潮汹涌。
今晚更是如此，今晚我的念想更远。今晚我热泪不止，今晚我铁定无眠。
我举头与爸爸的眼睛对视，任思绪载着我回到那个峥嵘岁月。我用心掸去积在往事上的陈年灰尘，又用感慨把它们擦得铮亮。
五十年前的那时，我尽管还未过弱冠之年，但已有了几年当农民的资历。每年春节我都会回沪探亲。我留恋爸爸妈妈温暖的怀抱和舒适的家庭生活，总想在他们身边多逗留一段时间。但爸爸不到正月十五便催促我回乡。爸爸来自于农村，他知道春节过后是春耕，农田需要人手。他习惯用两句话鞭策我：“好男儿志在四方。”“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爸爸的话素来是很灵验的。我以后的一生果然如爸爸所说，我离开上海去了农村，我离开中国去了美国。我不敢把自己说成“好男儿”，这得我周围的人评价。但我绝对敢说，我少壮努力了，老大才能在美国的旧金山和中国的上海都有了自己舒适的寓所。
爸爸那两句话是我人生的座右铭。带着爸爸沙哑厚重的嗓音，它们很遒劲，很有苍桑感地响彻我50年的时光隧道。
爸爸出身于地主家庭。我去农村插队落户，名义上是投亲靠友，可是爸爸的三个兄弟，两个是地主，一个在镇上当小学教师。我一竿子到底，插队在头上有地主帽子的叔叔村上。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学生不读书了，工人农民不生产了，全被拉去搞阶级斗争。我的两位地主叔叔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三天二头要被拉出去批斗。我是知识青年，被时代潮流裹挟，不能与地主叔叔为伍，更不能住到他们家里去。我投不了亲，也无友可靠。踏上黄土地伊始，生活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
我插队落户的村有个听起来很不提神的名字，它叫下岗头。它不像江南水乡的许多村庄，不可或缺地总会有粉墙黛瓦，有精美石雕，有朱门大户。那时的下岗头，似乎还未被领袖的阳光普照，阴森森的冷风里歪歪倒倒站着几十座苟延残喘的农舍。大多数勉强可被称作屋宇的土墙上盖的还是稻草。下岗头像是被时代忘却了，现出遗世独立的颓废。乌鸦最喜欢在这样的地方筑筑巢，哇哇的鸦啼把下岗头的日子啼得灰暗而又漫长。
我青春的岁月与下岗头的破败不期而遇。生产队没有多余的房子，队长只得委屈我先入住牛棚。我与生产队二头水牛一头黄牛，牛眼瞪着人眼地邂逅。我晚上与牛们同宿一个屋檐下，白天照料它们，成了它们的放牛娃。每天牛啃草，我吃米。我们并行不悖，人畜平安，和谐相处了近二个多月。我走的时候，牛棚里牛主人的眼神一改初见我时的睥睨。它们眼珠一错也不错地看着我，依依不舍地“哞”了我几声，算是与我道别。朋友说，我身上总有那么一股子牛气和牛劲，我想，不用说，一定是那三头老实巴交的牛们传染我的。
我年纪轻轻，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治安方面都属良民，即使成份不好，也不至于被打入牛棚。住牛棚与牛为友，少了许多人际间的芥蒂，我求之不得，但村民们看不过去了。牛棚里牛粪腐酸的臭气不说熏天，至少会迫使他们走进时，捂着鼻子。他们奇怪，我一个十六七岁的城市娃竟能忍受得了，他们甚至以为我的嗅觉出了问题。他们说，这是苏生的儿子，我们不能亏待他，苏生有恩于我们。
苏生是爸爸的名。爸爸的这个名曾风闻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叶的复旦大学。他是当时学生抗日运动的领袖，为此他还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四九前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市市政府要员。那个时候，战争频仍，民不聊生。爸爸省吃俭用，把省下来的钱给老家下岗头村的村民们买米，帮村民们度过最困难的灾荒。劳动人民是最懂得感恩的。爸爸赈灾的义举被下岗头村的村民们几十年传唱，几代人称颂。直到我插队下岗头，还有人对我说，他的爷爷因为吃爸爸从上海运来的大米而不至于饿死。
村民们觉得亏待了我，想方设法为我找落脚的地方。我先是东家住三天，西家住五天，离了牛棚我却成了村里居无定所的流浪汉。最后，曾给我爷爷当过长工的五保户木根伯收留了我，让我在他高度不足两米、面积不足十五平方、进门需低头免得撞到门楣的小草屋安了一席之地。
当时下岗头不通电，每天晚上给我光明的是冒着黑烟的煤油灯。白天十数小时的农活磨砺着我的身躯，晚上挑灯苦读锤炼着我的心志。在砥砺前行的路途中，爸爸携着我的手，风雨同行。那个时候，没有微信，长途电话费昂贵，我们父子俩几乎每个星期一封信。那些信承载着爸爸的父爱、父严、父德成了我艰苦岁月的精神食粮。
那时的下岗头村每家每户都患了极其严重的贫穷病。很少有家庭供得起小孩读书。村里的青壮年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文盲。爸爸要我担起扫盲的重任。村上没有空余的地方，我先是把几个强烈要求识字的青年，请到我的小茅屋来，就着煤油灯，我教他们识，大小多少，甲乙丙丁。我的小小识字班在村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几辈子把书报杂志当天书看的老少爷们想不到这辈子还会有机会与老祖宗的文字结缘。他们原以为老祖宗把他们丢在穷山僻壤，早把他们忘了。一石激起千重浪，很多人要求加入识字班。小茅屋容不下这么多人，生产队收拾了一间仓库，把识字班办成了夜校。当时村上的小孩要走几里路，到另一个村上的小学读书，很不放便。有了夜校，有了老师，生产队一鼓作气，不要国家一分钱自己办起了学校。经过上级批准，下岗头小学成立了。我成了这所小学的课任老师、教务主任兼打杂。（校长是生产队长，说来好笑，学校校长是个文盲，他也经常来夜校，搁下屁股占个座位识几个字。）
爸爸的眼光真是远大。当我自费买书买笔买纸用作扫盲时，我根本没想到两年后我竟会以一个民办教师的身份，一只脚跨进了人民教师的队伍。当时我只被允许跨进一只脚，另一只脚还在农民的行列里。我的户口是农业户，国家只给民办教师生活补贴，农忙时我还必须回生产队劳动。我的身上烙着鲜明的农民标记。我仍是中国一个道地的农民。
即使如此，爸爸仍把这说成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跳。这一跳尽管只离地几个厘米，连粘在脚掌心的泥巴都没有掉下几粒，但爸爸仍鼓励有加，来信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一跳，对于已经掉到社会最底层的你来说，难能可贵，可喜可贺。
我佩服爸爸的眼光。别人没看到的，他看到了。别人没想到的，他想到了。他每次来信，都鼓励我，要我加强文化学习，尤其要我读好英语。我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说是初中毕业，实际上我初中只读了一年，接下来的两年都泡汤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个时候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ABC更不被看好。国门未开，学人家外国人讲话，何苦来着，这是一般老百姓普遍的看法。意识形态领域更甚。中国有些人生来就手持纲和线，给他们不喜欢的人糊乱捆上。他们一致认为学ABC就是崇洋媚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可是爸爸当作没听见，仍一而再，再二三地叮嘱我要把英语学好。那时候，我们家没有海外关系，八杆子能够搭上的亲戚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内。我从小就爱做梦，在我可追溯的童年和青年的梦中，我从来没做过去外国发展的梦。这样的梦，我曾把它称作黄粱美梦，不做也罢。
爸爸要我学好英语，怎么学？向谁学？爸爸懂英语，他接待外宾不用带翻译。可是他远在上海，不可能隔空把英语传授给我。那个时候，广播大学电视大学还未在中国落地生根。我到了农村，学校的门已在我身后关紧，我在初一时学的那点ABC也被关在了学校里边。ABC可能还认识我，我却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我重新拾起ABC得益于姐姐农场里一位文革高中毕业生数个晚上的业余辅导。就从这个连点都没划完整的所谓起点，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开始了英语的自学。牛啊，谁让我和牛一起住过，这下子牛劲上来了，啥都拽不回了。仗着我的年轻，聪明和好学，我一点不惧无涯的学海上行舟的苦难。
但是，那是个风雨如磐的年代。社会上流行着血统论。O型血B型血不管用，管用的是哪个阶级的血。血有阶级性，这也要算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大创新。那时中国的大多数人，这其中当然包括我，都被喂了愚昧药，对如此荒谬的“新”大都信以为真。我自以为身体里里流着地主阶级的血，属低人一等。如果我公开地把ABC捧在手里，说不定哪天就会被扣上一顶不好的帽子。那个时候帽子铺里的帽子多得卖不掉，闲得发慌的好事者看我不顺眼，人话不学，学洋鬼子讲话，说不定随手就会飞来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ABC，我地上不能学，只能胆小地在地下学，像偷油的耗子，每天胆战心惊地把ABC往怀里揣。
为此，我心里经常起疙瘩，学这英语有啥用？但是父命不敢违，疙瘩再大，也只能囫囵吞下。我老老实实每天记五十个单词，规规矩矩每晚背二十条英语句子。爸爸给我寄来了英语九百句，我只用了三个月时间便把这九百句背得滚瓜烂熟。英语世界没有倒背如流这一说，如有，我一定做得到。
爸爸啊，我怎么也没想到您要我专心致志攻读的英语以后竟会成为我人生奋斗历程上的一大利器。我先后当过小学、中学、大学的英语老师。这还不算，我甚至以托福六百十二分的成绩（满分是六百四十分），一下子跃过了太平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实现了我们这代知青想都不敢去想的理想。那个时候国门刚被邓大人打开，自费出国留学是桩新鲜事儿。大学毕业生自费出国留学的机率不足千分之一。再说我还不是大学生，是工农兵学员，那个机率大概不能以数量单位“千”论，或许以“万”论还不止。
这就是爸爸的眼光！何等的高瞻远瞩。现在想来，匪夷所思，感慨万千。感念爸爸的恩泽，我心潮澎拜，涕泪滂沱。
爸爸的眼光不但能看远，而且能看近，並且有着极强的穿透力。这真是神来的眼光啊，其犀利竟然能达到看穿我几十年命运这样的程度。爸爸是坚强的唯物主义者，他不相信有命运这一说。可能是，我的唯物主义信仰还不够坚强，我总是犹犹豫豫地相信，人总是被命运牵着走的。因此我从不与命运作无效的、无谓的抗争。逆来顺受是我对自己人生的高度概括。还记得，红司令一声号令，我就应声而动，去了江苏溧阳农村。我在那里勤勤恳恳劳动，时刻准备着，结婚生子，养家糊口，做一辈子农民。爸爸喜欢和农民交友，他多次与我说，当个农民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我当过农民，所以我身上有着农民的守信和憨厚的品质，有着农民勤劳和刻苦的精神。我还和牛住一起过，身上还沾着永远无法洗脱的牛气和牛劲。我从不违言自己当过农民，从不怨天尤人地把这当农民的日子看成浪费青春。岁月我不曾也不敢蹉跎，我自豪地把修理地球的业绩看成是我人生的闪光点。我对草木葳蕤的中国农村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在那泊土地上，我生活了八年，夯实了做人的基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是在几十年后才深悟了这个“福”字。
可是我正想着怎么当好农民的时候，爸爸却调侃我，说我走路做事文质彬彬的，一副秀才相，哪像个农民？记得我还力辩，说自己身强力壮，身上还流着地主阶级的血。这地主与农民逃不了干系。爸爸难得一见地喷笑道，你小子等着瞧。结果我瞧到了，人民公社推荐我上大学。命运判定了我当农民不够格，把我驱逐出农民的队伍。（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