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梁梦，明月共，曲径通幽处

2003年6月8日与美国生物界的中华精英们

如果说，过去的圣地亚哥是以美国海军基地的航空母舰闻名于美国，那么，现在的圣地亚哥却是以生物工程闻名于世界。据不完全统计，仅生物工程公司，在圣地亚哥就有四百多家，成为美国生物工程的三大基地之一。被美国的华人称之为第二个“硅谷”。

在这个“硅谷”里面，华裔科学家和工作人员占这些公司雇员平均值的22%。并且有近三十家公司的创建人是华人。其中许多人是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来美国的留学生。

按理说，隔行如隔山。生物学界开年会不是我感兴趣的事情。然而，组织这次大会的人是当地中国人协会副会长蔡辉女士。都是熟人，我只好同意帮她拍摄一些现场实况。

大会是在美国的五星级饭店举行。虽然我知道有许多大陆来的留学生毕业之后留在美国的生物公司工作，但是我还是没有料到竟有那么多，多到自愿报名出席会议的人都有几百名。并且多数人都是PH.D（博士学位）。

由于这次大会是由华裔学者主办，所以上台发言的人也几乎都是华人，并且都有自己的科研项目和实体。听到他们用流畅的英语讲解着他们的研究成果，看着他们果敢自信的表情，如果不感慨，我无法做到。特别是他们其中的有些人谈到中国开始重视生物工程的研究、开始以优惠政策吸引海外学者回国搞科研的时候，有一名叫孙岳的博士慷慨激昂地用自己这几年在中国建立生物公司的经历，客观地分析了中国生物界的前景。虽然喜忧参半，但是那种激情，那种理念，让人觉得悲壮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极大的振奋和鼓励。人，不能没有希望！这是一批为理想而“飘”的中华精英啊！

记得四、五年前，我所工作的律师事务所是专门帮助各国的专家学者申请美国的“杰出人才国家利益豁免”的绿卡身份。由于我的老板是中国人，并且在办理这类绿卡方面成功率很高，所以我们每天都能收到从美国不同城市寄来的申请资料。记得自己每次整理那些资料时，总是免不了一番感慨：中国人就是聪明，就是优秀，仅我们一家律师事务所就受理了近一千多名有博士学位的专家学者，可见留在美国的博士生有多少！中国人就是杰出。可是，这么多的优秀人才都“流失”到美国，这不能说不是中国的悲哀。

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段经历，当我看到大会上有许多人谈论着如何到中国发展事业的时候，我的激情也澎湃起来。是呀，这也是“飘在美国”的又一群体。

同时我还发现，这些PH.D们不再是传统上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术精英，他们不仅关心天下大事，就连当地社区的动向和新闻都了如指掌。他们中间的许多数人不仅知道《飘在美国》，而且还知道我是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完成这部电视片。有了这种认可，许多人就主动地向我提出来，要面对镜头发表几句感言。

这使我联想起一件往事。

也是四、五年前，当时中国市长家协会为了配合中国建国五十周年，编纂一部题为《共和国同龄人世纪大典》的书。我被聘为该编委会的主要成员之一，负责介绍在美国有着突出业绩的人员事迹。

一向对政治不感性趣、自以为活得很潇洒的我，就把这件事情看作是弘扬我们海外华人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和为他们树碑立传的大好机会。于是，我欣然接受了这份邀请，并且义无反顾地将自家的电话和通信地址登在了报刊杂志上。

当然，后来的经历证明了我在政治上的幼稚。

如果说，我把见报以后收到的恐吓信看成是某些来自于台湾或者香港的人，出于历史原因误解为这部大典带有政治性而把我归划到共产党的代言人里而骂得我狗血喷头使我觉得委屈的话，那么，最让我伤心的还是那些来自中国留学生对我的误解。出于种种原因，他们把我朴素的爱国情感也误解为捞政治资本。

天哪，我在国内连共产党员的边儿都没沾过，而今又是美国公民，我哪里有兴趣去玩这种政治游戏？我只不过是想让国内的人了解我们这些海外游子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我是您们中的一份子呀！我会与您们的荣誉为荣，以您们的耻辱为耻呀！

记得那时的自己很后悔接受了这么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并且为自己将家里的电话和地址公诸于世而痛悔。我不想和任何人打笔仗，因为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文化人，不是政治家和学者。然而，我对恐吓信可以不理不睬，但是对于那些懂得如何运用高科技E-mail为手段，运用自己的高智商为挖苦的方式，不分昼夜地对我连番轰炸，楞把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说成是替中国的统治者涂金抹粉想不通。特别是有些人连我的书都没有看过，就用书的名字来攻击我：《跨过半场开的国门》？既然您那么爱中国，为什么国门刚敞开了一半，您就迫不及待地跑到国外来了？

那时的我觉得自己很孤立，面对络绎不绝的E-mail和素不相识的人的攻击束手无策。

仅仅五年啊！五年间的变化太大了。我常常问自己，当中国的海外学子纷纷回国发展，形成了“海归派”，如果《大典》在这个在这个时候推出，也许我就不会充当那种“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角色了。

是呀，我为什么不能把这个团体作为《飘》的另一个系列表现出来呢？

这时，中国人协会会长杨葆罗先生将我带到第一排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面前，介绍说这就是有着“美国生物工程之父”称号的冯元祯博士。

我早就听说过圣地亚哥生物工程界有一位顶级人物，那就是首先在美国开创了生物工程学的冯元祯教授。冯教授不仅是美国三个科学院的院士，而且还是唯一一位接受美国总统亲自授奖的华裔科学家。尽管冯教授所受到的荣誉和礼遇在华人社区传为佳话，但是真正让我对冯教授肃然起敬的那一刻，却是在这次大会召开的几天前。

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会在这次大会上遇见冯教授，我是在网上与大陆的朋友聊天的时候炫耀圣地亚哥的好天气时，这位连圣地亚哥的地理方位都没弄清楚的同胞，就兴奋地告诉我，我与生物工程之父住在一个城市！

哇，圣地亚哥竟因其而著名。当我站在这位让我肃然起敬的老人面前，我就更加坚定了要用我的笔和我的镜头把圣地亚哥的生物工程界的中华精英们记录下来。

按理说，我真的没有食言。两次采访之后，我完成了《生物工程之父—冯元桢》的报告文学。然而，要想拍出一系列华人科技精英们在美国的创业故事，相比较文墨工作就复杂得多。首先就是资金问题。人们似乎都意识到电视屏幕的传播效应，但是却对电视的昂贵“消费”知之甚少。自从《飘在美国》问鼎市场，许多熟人见面就问“最近又拍什么片子了？”，我只能谦虚有加地说“太累了，需要修整一段时间。”其实，我心里真的为不能将一个好的选题落到实处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