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岘
全美华人文化教育基金会（简称ACCEF）成立五年了，真快。基金会让我在这期专栏里写点儿感想，可是我却觉得文思枯竭。不是因为没话可说，而是有话不知如何去说。 自从基金会成立以来，我的文字便成了号召大家积极捐款的数字。日子久了，我就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和基金会摆放到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度。这样的文字写多了，自己也会觉得读之乏味。既然一定要写，那就以自身的经历，讲几个不喊“高调”的小故事吧。
故事一：五年前的某一天，有一个男人打来电话，说是慕名而来，请我参与正在筹建的基金会。我说，我忙，我来圣地亚哥十多年，只参加活动，不参加组织。可是此人不肯罢休，终于在我们谈话中找到了“契合点”，同意将教育基金会扩大到文化范畴。既然以“文化人”自居，我就接受了他的午餐邀请。由于当时我拍的电视纪录片《飘在美国》刚刚面向公众，我家的地址因此失去了“隐私权”，所以当他说就住在我家附近，他可以开车接我去餐馆的时候，我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将近三个小时的餐叙，吃了什么已经完全记不起来，可是那份“天降大任於斯”的热情，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也就是在那天，原本只想成立一个便于海外华人帮助中国贫困儿童就学的“一对一”项目的基金会，在我们相互激发的谈话中，扩大到涵盖弘扬中华文化和资助教育齐头并进的建会方案。“那天我把我的全家福照片，以及我岳父岳母的照片都带上了，以便证明我的身份。可是，Maria一点儿都没有怀疑就上了我的车。当时我还想，如果我是坏人，她岂不是很危险。”基金会正式成立之后，已经做了会长的黄青才坦露了心迹。现在想想，还真的可以作为我们基金会的笑谈。
故事二：2006年初，我代表基金会到广西凌云山区考察学校。当时有一所乡村学校真的是在群山峻岭之间。在去的路上，我看着自己乘坐的汽车在悬崖峭壁间盘旋的时候，我非常后悔将自己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 但是目睹了那所小学的破败校舍和可爱的孩子们之后，回来的路上竟产生了一股英雄情结。很悲壮！觉得即使此刻因为恶劣的路况与汽车跌到悬崖下粉身碎骨也值得——因为我得到了第一手扶贫资料。当然现在想来仿佛是个笑话——如果我和我的摄像机都摔到悬崖下，那第一手资料也不就於我同归于尽了吗？所幸安然无恙。回来后我将这次经历编成了舞台小品，在第一届《心手相连》慈善晚会中与其它节目一起烘托主题。反响自然很热烈，但是也不失有人将其误解为带有个人“炫耀”的成份。其实有了那次经历，我才明白“时事造英雄”的道理：凡夫俗子也崇尚忘我的精神；慈善工作就更加离不开这种情怀。我们虽然普通，但是我们也可以高尚。
故事三 : 两年前的一场山火，几乎将圣地亚哥的四面八方都包围住了。成千上万的居民在连日燃烧的大火中，随着车轮的滚动和警察的警告声中东奔西串，各自寻找着安全的落脚点。面对电视中的一片火海，孤身一人的我将自以为有用的东西连拖带拽地放到车上之后，便像难民一般地住到了一位朋友家里。这时黄青打来电话，说有些人向他打听如何通过基金会为这场大火捐款？我的第一个反映是：我自己都成了难民，寄人篱下，没人过问，现在却要召集理事会的人去商讨如何救济别人？滑稽！第二个反映是：“先天下之忧而忧”，谁让你是理事长了呢？不能失职！于是自己就像深居囹圄而胸怀大志般地壮烈，一面要对收留我的人千恩万谢，一面要在电话中与黄青和其它理事会的成员探讨如何启动基金会的紧急救援计划 。其实，当时基金会的许多成员与我一样都处在有家难归的状态，但是大家各行其责，居然也募捐到一笔数目不小的资金。当我代表基金会与其它侨领将一万六千六百六十美元的捐款交给圣市消防部门、作为在这场大火中死伤消防人员家属的抚恤金时，我的内心独白是：“后天下人之乐而乐”，也许真的是“其乐无穷”。
故事四：也许是因为体会过了“先人之忧，后人之乐”的高尚，所以在5月12日早上偷闲浏览文学城网站新闻时，看到汶川大地震的消息，我的第一个反映就是“又要启动紧急计划，向华人社区募捐了”。由于我是在网络上第一时间看到的新闻，所以当我给会长黄青打电话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事态的严重。中午，他看到了相关新闻，打来电话商谈具体行动。当天，理事会与管理团队就开始了募捐行动，通过网络和媒体呼吁社团与个人积极参与。 随着灾区惨情的报道， 血浓於水的千古真理使募捐活动如火如荼。就在这个时候，我要去中国讲学。面对整个华人社区的抗震救灾活动，我觉得自己像个逃兵。做点儿什么吧。于是有了我自愿代表基金会去医院探望在地震中受伤儿童的故事；有了那篇激扬文字的《多难兴邦》。其实就在我走访那些伤残儿童的过程中，我发现善良之举在国界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中也会被人误解，被人冷落。于是我无形中扮演了一个“说客”的角色：在中国，我对亲朋好友以至旅途中的匆匆过客，都会不厌其烦地告诉人家海外华人是如何心向祖国，积极参与抗震救灾的活动；在美国，我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剔除个人的委曲求全，以激扬文字让捐款人觉得心安理得。在这个过程中，我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小人物也常常因为大的历史事件而身不由己地站在了历史的高度。回头再看自己的文章，《多难兴邦》这个主题本身，就不允许自己“小家碧玉”。
写惯了慷慨激昂的文字，总觉得这篇文章会让熟悉我的读者失望。其实我的本意很简单，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小故事，使我们的基金会更加“人性化”——谁都不是谁的救世主，但是谁都可以成为有能力去帮助被需要帮助的人。因此，我将用最后的文字向在我任期理事长期间的理事会的全体成员和管理团队表示衷心地感谢。 向所有支持过基金会工作的捐款人、义工、社团领袖和媒体朋友们表示最真诚的敬意。我还想借此机会向这几年因为基金会的利益而多有“得罪”的昔日好友表明心迹：虽然直到今天我也不会为坚持原则而失去友情来道歉，但是我真的为失去友情而心痛。希望我的小故事能获得你们的理解与体谅。
总之，功也好，过也罢，五年的经历让我懂得了做慈善事业的酸甜苦辣。它使我的生活富有色彩，生命更有意义。自从我去年底卸任了理事长一职，就常常有人问我是否就此离开了基金会？我的答复是：我是基金会的永久会员，它存在一天，我就不会离它而去。
(注： 美国《华人》月刊杂志2009年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