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文《试论海外华文文学的“地缘性”》

——简析美国中文作家协会的成因

作者：李岘

引言

“离散”几乎是所有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不可或缺的词汇与核心。“原乡文化”与“他乡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新移民永恒的话题。“主流意识”与“边缘意识”的认知构建，形成了海外华文文学多元文化所具有的开放性和跨越性的文学特质。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从中国大陆移居美国近三十年的新移民，我不仅考证了华文在美国经历了一百六十多年的文字演变过程，而且也见证了美国当代华文文学的发展现状，并且在创建美中作协的过程中，坚信华文文学使“离散”情结多了一份文化上的反思与精神图腾。

目前中国学界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极为重视，这无疑对生活在海外却热爱用汉语写作的人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但是，海外华文作家是以海外身份来界定还是以作品的内容来界定？经典作品是以内容来划分还是以作者的知名度来定义？研究海外华文文学是对经典作品在理论上的复制还是加强对海外华文整体现象的研究？本文强调的“地缘性”并非要一偏盖全，而是将自己在实践中了解和观察总结出来的想法与学界分享，希望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深入研究有所帮助。

本文提到的“地缘性”，是指海外华人带着祖籍国的文化烙印，对居住国政经、民俗、地缘、文化的认知态度，是海外华文作家在主题认知和文风表现上有别与本土作家的成因。这种独有的移民情结和多重文化的生存环境，应该是研究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节点之一。本文希望通过历时溯源和共时比较，借助美国华文报纸百年发展史和美中作协的现状，说明海外华文文学在语言接触、变异和发展中表现出来的“地缘性”，应该是界定有关海外华文文学概念时，不容忽略的因素之一。

一、海外华文文学与移民文化是一对孪生姐妹

探讨海外华文文学，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与愿景，势必要涉及移民文化对其实质性的影响；而多重性的生活体验和双重性的文化标准，会凸显出移民文化固有的“离散情结”。因此，海外华文文学势必迥异于本土文学，不可避免地将个人对生活的认知与所处的多重文化交织在一起，反映出人性在复合文化中的徘徊与挣扎。这种情感上从吸引到排斥、排斥到吸引再到排斥的循环往复，应该是移民文学生生不息的创作源泉——新移民文化在融合两种或多重文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母国”文化的边缘性，而这种“被边缘”的孤独感，不可避免地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而这些情感具有强烈的共性，与读者可以形成心灵互动，在华文文学中呈现出她独有的魅力。

二十五年前我到美国时，住在的加州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仅有《华美时报》和《加华时报》两份地方报纸。报纸每周一期、免费发行。作者不拿稿费却用心去写，读者不辞辛苦定期取来用心去读。我很快就从读者变成作者，从1994年开始在《华美时报》副刊连载长篇小说《跨过半敞开的国门》。边写边登，连载了两年之后，几乎结识了整个城市的华人。后来在《华人》月刊杂志以文化为题在《李岘视点》专栏中撰稿，期间常常收到读者的来信和留言，告知他们的读后感和他们的人生故事。后来同一时期从中国大陆到美国的留学生和新移民功成名就，一些曾经为了生存需要从文学转为科学的人又重新拾笔从文，将自己的海外生活和移民经历通过文学作品抒发出来。也许这些作品大多数名不见经传，但是那些鲜活的文字从心而发，不为金钱和利益所惑，记录着人性中的真善美与假丑恶，并且是“这一个”。正是由无数个“这一个”的故事和文风，才凸显出只有海外华文文学独有的“原乡文化”与“他乡文化”的较量与融合，使移民文化对母文化的冲击产生出的心灵震撼，是海外华文文学独有的内涵和特质。

因此，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不仅要研究个体经典，还要研究群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总结出历代的海外华文文学现象与代表作。

二、多重语码和思维模式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

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势必要了解新移民的语言态度与语言能力。由于东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不同、英汉语言体系差异很大，所以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语义、语用和语境，只有了解了某个地域和某个时代的语言风格的群体性，才能深入地分析出海外华文的特点与经典。例如，学界有些学者认为美国移民站“天使岛”收集到的诗歌，是美国最早的华文文学作品，殊不知“天使岛”移民站建于1910年，而美国第一份在全美发行的华文报纸于1854年就在旧金山诞生。还有些学者认为1848至1852年张维平的诗歌《金山篇》是美国华文文学的开山鼻祖，可是根据史料记载他没有到过美国。所以，如果要深入研究海外华文文学，将它视为一个学科，就必须从语言本身入手。

笔者希望通过例举美国华报在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多重语码和思维模式的“地缘性”对美国华文的影响。

“利必達船於先禮拜由香港到埠約有數百餘搭客船主在半海病死搭客死去者約計百余名于初三日又死去約計六十名新到埠之日番官不許此船泊岸即使其載往對面山邊然此番官其意即查其何死於太急因其無人調理汝等會館宜早料理免他死於無辜耳番官現捐銀三千元以為調治也唐人一毛無出於理不公也。”

这是1854年第一份在全美发行的华文报纸《金山日新录》7月6日发表的一篇时评。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盛行文言文，而这段文字中却在文言中夹带了许多粤方言词汇，并且有许多衍生出来的词汇如“番官”特指美国移民官、“唐人”特指移民海外的华人、“到埠”是指抵达美国本土等等，这与早期来美华人99%来自于广东沿海地区、美国的华语核心是粤方言的语言面貌是一致的。

“近世教育趨勢。研究日精。整理日密。為學之途博。玄科實科。各求致其極功。男界女界。各求盡其天能。十九世紀以來。教育事業。突飛進步。磅礡宏偉。遠軼十八世紀以前。豈不盛哉。吾國女教未大修明。數千年來。以嚴格看待女子。如易經有無攸遂在中饋之爻。詩經有無非無議唯酒食是儀之詞。見諸禮記者。曲禮內則諸篇。尤不一而足。商紂以婦言是聽而亡國。雍糾以謀及婦人喪家。凡經傳之所教戒。女子居家。當幽嫻貞靜。主持中饋。不與外事。後人本此諸義。著作家訓。條理漸較古者為詳。顧以數千年開化古囻。女教未大修明者。實有二大缺點。可得而言。”

这是美国华报创办长达半个世纪的《中西日报》1916年10月2日刊登的题为《论女界青年会》论说文。

这一时期由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主张“维新变法”、“实行君主立宪”的保皇派的报刊，和以孙中山为首主张“推翻清朝政府、实现民族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报刊纷纷在美国争取民意，文风明显强化了文言文和主流意识。

“有美国共和，尔后始有政府为民而设之真理出现于世。林肯氏曰：‘为民而有，为民而治，为民而享’者，斯乃人民之政府也。”孙中山在《文言本三民主义》中这样写道。这与他多次往返中美，生活在美国很长一段时间，深受美国总统林肯思想的影响，而文风要表现出知识分子的文言功力有关。

再以《中西日报》1919年6月30日第五版杂录刊登的短篇小说《兰穴艳尸》一段文字为例：

“路旁泉聲潺潺作金玉聲。。三人僂行約半裡許。路忽折。石亦險惡。。而三人氣不為少沮。繼進不止。。既而至一處。。石裂為深墜。。廣約丈許。。其下湍激。。觸石作怒鳴。。佛靈吞舉電火燭之。。前程昏暗幽深。。知尚有路通也。。然墜上無橋。。不能飛渡。三人磋歎。。甚惜不能窮其底也。。”

此时，中国“五四运动”提倡的白话文运动并没有对美国华文文学界有太大的冲击，这与地缘地貌的语言面貌也是相符合的。

由于当时报纸刊登文章大多不署作者姓名，所以学界对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由于出现了林语堂、胡适和张爱玲等中国著名作家移居美国，以及六、七十年代从台湾来美留学的华文作家如白先勇、陈若曦、聂华苓等一大批优秀作品的出现，使美国华文文学得到了极大的重视。从八十年代起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大陆移民人口超过了港台在美人口，再度推动了华文文学的发展。由于这一段的每个时期都受到学界的极大关注，并对优秀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所以本文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特点不再赘述。

总之，我认为，海外华文文学在不同阶段都会表现出时代的烙印和受居住国语言民俗对母语和母文化的影响，在思维模式和语码使用上未必与祖籍国同步。

三、报刊杂志与作家协会是推动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摇篮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力的强盛和移民美国华人人口的增加，华报也随着普通话和简体字在美国广泛传播的同时，以中国大陆移民为主的作者和读者如雨后春笋般地层出不穷。这无疑地将中国大陆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创作风格带到美国。由于在美国进行华文文学创作与生存状态无法成为正比，故真正在美国华文界进行笔耕的人，大多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早期来美国的人。他们的文风受中国文坛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文风的影响，加上几十年在美国生活留下的语言变异，形成了独特的言语风格和思维模式。这一时期学界对于经典作家和作品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以报纸为例，许多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却刊登了许多富有生命活力、书写出作为新移民所经历的“离散情结”，那些鲜活的文字和内容由于没有与国内广大读者互动，缺少与国内出版社的联系而淹没。这种单打独拼的状态，使学界对美国华文文学研究缺少全面了解，也使学界对界定海外华文文学的相关定义显得模糊。

美国中文作家协会就是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建立起来的。其宗旨是希望为这些用生命来写作的人，建立起一个可以相互交流扶植的平台，超越国界和种族，为生活在美国并热爱用汉语写作的人，创造出一个可以激发出创作热情和传播作品的空间，为学界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咨询。

目前，美中作协(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America)有来自美国许多州三十多位成员，最大岁数的有台湾移民美国已经八十多岁的周愚先生，他不仅在《世界日报》和《华人》杂志等报刊杂志刊登文章，并且已经出版了十九本文学著作；最年轻的成员有两名从中国大陆来美留学、不到三十岁的成员葛杭松和胡亚楠，两人都已经在中美两国出版了四本书。早期留学美国、如今在华文文学界颇有影响的曾晓文也是美中作协的主要成员之一。简言之，美中作协大多数成员起步于华报，如今有些人已经著作等身。尽管作协刚刚起步，知名作家有限，但是从长远发展，美中作协成员的作品对于研究美国华文文学的共性有一定的帮助，因为美中作协网站www.chinesewritersusa.org以个人专栏为形式，给全体会员创造了一个收藏个人作品的空间，这对今后研究美国华文文学会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

目前美中作协不仅已经获得美国加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批准的非政治、非宗教、非营利机构的资质，而且很荣幸地加入了世界华文文学联盟。作协每三年自筹资金出版一本文集，刊登作协会员的作品——我们不会像早期移民美国的华工那样，只能用血肉之躯撰写华人的血泪史；不会像1854年就开始有了中文报纸，但是至今没人知道那些留下激扬文字的作者姓氏名谁；不会像二十世纪中叶在美国涌现出的那批优秀华文作家在际代的变迁中，要面对文思枯竭、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与中国大陆移民美国的增加，美国华文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已经从港台文学为主流转换到以大陆意识形态为主，因为语言习得离不开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

热爱是一切事物的成功之母。纵观美国华文文学的发展，说明了有一种情怀是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更改。海外华文文学的生命力在于——作家们在经历了超越家园文化的痛苦，在两种文化和多重语码中构建出“这一个”的文学作品时，它就是“经典”；经历过留守母文化的痛苦，告别母文化的困惑和在两种文化中融合的酸甜苦辣，就包含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精华。

我撰写此文，是希望在有限的文字中对中国学界在界定“如何阐释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如何界定海外华文作家的概念？如何提升和保护海外华文文学爱好者的创作积极性？”提供一些依据。同时,我认为研究海外华文文学应该从“地缘性”入手，由“地缘性”衍生出的多元文化杂糅所形成的人文景观、人文思想和语言自身的变异，来界定海外华文文学与本土文学的区别。这将更加有利于学界对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的解读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