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凡予
“帮帮我吧，救救我的孩子吧——”
在医院的走廊，贴着左边的墙边，是一排一排的病床。眼前的病床上，一个只有左臂和左腿没有被绷带包裹上的小女孩，在雪白的被单下静静地躺着，只有床边那台移动式监控仪上不断变换的心率数值和小女孩嘴里偶尔发出的无意识的呻吟声，证明她还活着。
床边，一位衣衫褴褛，头发凌乱，眼睛红肿的三十岁左右女子，手里拿着一叠票据和各种证明书，向我哭诉和哀求着......
一个小时前，我接到了一个求助热线电话。二十六天前的一场车祸，一个叫小梅的女孩受了严重的伤害，住进了这个全市最有名的医院进行抢救。二十多天过去了，一天一万七千元的ICU（重症监护室），使这个单亲妈妈再也拿不出钱来救治小梅了。
“俺们是农村人，小梅在中心小学上二年级。学校离俺家有五里地。那天我忙，就让她一个人上学去了。结果在县道上让个三蹦子（拉客的机动三轮车）给撞了。当时是在县医院抢救的，可是县里说得到省城大医院治。这不，就到这家医院来了。”
说到这里，这个女人停住嘴，神情紧张地左右环视了一圈，才压低声音说：
“这医院好是好，就是太贵了。那个监护室，一天小二万呐，这些天，二十多万没了。那个撞孩子的司机是残疾人，没媳妇没家，酒后非法拉活儿。唉，警察抓了也没用，一个破三蹦子，抵了也就三千块钱。为了给孩子看病，俺家已经把房子和地都卖了，亲戚朋友的钱也借遍了。这不，没钱，医院把药也停了，让我们从监护室搬出来，住在走廊里。这孩子停药一天了，再停下去，就没救了！” 女人啜泣了半天，接着说：
“有个好心的护士告诉我，可以向电视台求助。好心的记者，救救我的孩子吧！我就这一个孩子和我相依为命，孩子没了，我也就不活了！”
眼前的一幕，使我联想到十三年前发生的事情。
也是这样一个严冬，我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也是来到这家医院。那是一个五岁的男孩儿，叫小涛。情况与小梅很像：奶奶带他上街买菜，过马路时尽管拉着奶奶的手，五岁的他贪玩，走慢了一步，被一个机动三轮车撞倒，车子又从孩子身上轧过去，造成左腿右胸右肩粉碎性骨折，并且右肺失去功能。 撞人的人是刑满释放人员，没有家，靠给人“扛大个儿”（卖苦力）为生，没钱可赔。为了给孩子治病，小涛的父母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卖掉了房子借了钱——花了四十多万，没钱了，药也被停了。在我的摄像机和采访话筒前，医院院长不仅同意恢复治疗，还承诺免除医疗费，只收药品成本费。那次，我围绕着小涛的病情和小涛的身世做了六期连续报道，获捐款三十一万，最终救活了小涛。当时，我的新闻报道影响很大，甚至由这篇报道入手，深入挖掘社会底层人群儿童生活现状，最终促成这个城市里第一个“孤困儿童救助中心”的诞生。为此，我获得了优秀新闻奖。
按理说，采访完了，我已出色地完成了报道任务，不仅把一个孩子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还帮助了一个因病致贫的家庭，我应该算是尽到了一个新闻记者的职责。可是，小涛后来的境遇让我揪心：小涛的生命无虞了，但是眼睛失明，左脚踝无法伸直，右腿、右臂不能活动，除了静卧，任何活动都必须靠着别人的帮助。为了帮助小涛尽快康复，刚开始的几年，我到处找医院，帮他争取免费治疗的机会。尽管多方治疗，依然无法康复，最终，孩子成了终生卧床的残疾儿童。因为这个孩子和我的女儿同岁，加上当时我有一个私心，就是跟踪拍摄这个残疾孩子的成长全过程，制作一个大型纪录片，记录残疾儿童生理、心理发育的全过程，探讨残疾人第一第二生理发育期、青春期以及青春性苦闷带来的道德问题。为此，我每年的“六一儿童节”都会带着礼物和摄像机去他的住处，看望并拍摄记录小涛的生活情况和成长情况。
一开始的三四年，小涛家里的房子已经没了，可是，住在奶奶家，有奶奶照顾，小涛的生活还算有规律。孩子尽管只能躺在床上不能自主移动，眼睛也看不见东西，但是思维是正常的，左手也可以活动。每天爷爷奶奶扶着他走动，躺着的时候听听广播，心智还算正常。我每次去看他，还没进他的家门，他就在喊，李叔叔来了。他能分辨出我的脚步声。他很阳光，会跟我聊着他从广播里听来的一切。由于他一天到晚地听广播，半导体收音机常常会用坏掉。所以，我几乎每年去看他的时候，都会送给他新的收音机或录音机。
可是后来就出问题了：小涛的妈妈本来是一名纺织厂的女工，工作很努力，是个劳动模范。而且人长得很漂亮，歌唱得也好。但是，微薄的工资没法承担小涛沉重的医药费，所以她就跟着一些二人转草班子到处演出，赚一点儿外快。时间久了，班也不上了，专职走穴演出。后来竟然抛弃了小涛，离家出走，和别的男人双宿双飞了。小涛的爸爸为此天天喝酒打架，最后因打架伤人，被判了20年徒刑，进了监狱。爷爷一气之下也去世了，小涛只能跟奶奶一起靠着微薄的退休金和国家给低保户的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
小涛变了，变得心理十分阴暗，每次我去看他，他都在埋怨奶奶不给吃好吃的，埋怨不能外出放风了，埋怨父母对不起他......一开始，我还能配合她奶奶抬着他下楼晒晒太阳，可是这几年他已经长成一米八的大小伙子了，五楼，我和他年过七旬的奶奶根本抬不动他了，他心里更加怨念滔天。记得前不久，我参加完女儿的成人礼之后，想起来和女儿同岁的小涛也满十八岁了，就买了许多的礼物去看他。他埋怨我好久没去看他，当我的面骂他满头白发的奶奶老不死的，甚至和我津津有味地谈着广播里又报道了哪里杀人了，哪里强奸人了......
看着双目失明的邪恶笑脸，我开始怀疑。我开始怀疑当初该不该救助这个孩子？是爱他还是害了他？自身的残疾、糟糕的生活状态、生理发育的苦闷、青春期性冲动的无助，给这个孩子带来的都是痛苦，他根本就没有欢乐。如果当初不帮助救助他，任由停药，死掉，也许他的妈妈不会逃避他乡，他的爸爸不会判刑入狱，他的爷爷不会被气死，他自己也不会怨毒社会。
救，还是不救？我今天又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我借口说去主治医生那里了解情况，离开了小梅的妈妈，踱到另一个病区的走廊里，打开一扇窗户，冷风夹杂着雪花透过窗子直扑我的脸——冷，真冷，像小涛的怨恨，像我此刻的心情。
“妈妈，我的眼睛要是能治好了，我一定要画一幅最漂亮的画，送给那个治好我眼睛的大夫。”一个童稚的声音从我的身后传来。
“过去有个叫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人，他也看不见东西，但是他写出了非常著名的小说，叫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证明了只要有坚强的信念，即使是看不见东西了，也能成为伟大的人。”一个妈妈温柔的声音。
身后的对话像和煦的阳光。是啊，我要做的不是思考该不该救助小梅，而是要去想如何动员社会来帮助和关爱像小涛小梅这样的残障人。
我关上了窗户，锁死了开关，尽量不让寒风侵入这温暖的空间。我拿出手机，拨通了市孤困儿童帮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