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岘
我的泪潸然而下——
如果说，我过去对他的拒绝还掺有着不信任的成分的话，那么此刻，我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值得以心相托的男人。
这是一张藕荷色的卡片，长长的，折合几层像是一本书一样。他在上面写到他会如何把我的儿子当做自己的儿子一样来教导；今后大了，如何帮他去美国深造，如何完成我未了的心愿......
我的心在体内“怦怦”乱跳，我的血液在脉管里撞击、奔腾——我要告诉他，我没有复婚，我是自由的，他没有必要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我用颤抖的手拿出一张稿纸，连想都没想地就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决定——
阿强：
我爱你，我愿意和你结婚！
这是第一次使用他的小名。在此之前，我总觉得用它别扭。此刻，我却觉得顺理成章。
信在当天就寄出去了，半个月后又接到他的来信。这一次，我笑了，因为他在信里说他打算暑假回来和我结婚，希望在剩下的几个月里我不要再改变主意！
“如果他知道我所经历的这段时间体验了多少种人生，他就会明白这是我最后的选择！”我在心灵深处对自己说道。
也许是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中要有一个重大的改变，也许是从事多年的电视生涯有我太多的寄托，我在做出夏季与教授结婚的决定后，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尽管我知道这些歌功颂德的东西不会给自己的电视生涯树立起一座丰碑！
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由于拍片的角度无非是介绍某某企业的产品有多么好，某某企业的管理体制有多么地成功，所以，每到一处都有大宴小席、舞会、卡拉OK的热情招待。
酒桌上的相互吹捧，酒杯间碰撞出来的并不高雅的“酒文化”，使我既满足于这种众星捧月的场面，同时又在庆幸自己很快就可以摆脱这种庸俗。然而，每次面对摄像机、面对围观看热闹的那一双双羡慕的眼睛，我又在心里暗暗地为自己即将告别这一切而默默地哀伤。
几个月的紧张拍摄工作终于在教授回国之前结束了。这一天，某位市长为了感谢我们为该市的经济起飞做了“适当的宣传”而亲自宴请我们的时候，我在每人必须唱一首流行歌曲的游戏中，撕破了脸上最后一分钟的笑容一一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 ......
这首陪伴我度过无数个孤独夜晚的歌，本来已经在我心里萦绕了千百回，我以为此刻再唱这首歌的时候会感到温馨、恬静，以一种平常的心去告别我必须离它而去的职业......然而，我的眼泪不知什么时候划过了脸颊；歌声里的轻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呜咽！
我哭了，我一发不可收拾地让眼泪在脸上肆意流淌。泪光中，我看到那位市长大人和在坐的人都瞪大了莫名其妙的眼睛！
我也觉得这泪水实在流得莫名其妙：你不是想有一个家吗？你很快就会有，你为什么还要哭呢？
可是，我就是想哭，就是挡不住围困在心里已经好几年的泪水。没办法，自己对人生总是有太多的敏感，总是不能学会隔岸观火的超然。即使是在现在，我想对众人说一句“珍重、再珍重”的话，话到唇边还是咽了下去。几年的生活体验，使我在与人相处时筑起了一座高墙。
我知道，这是我电视生涯中的“最后的晚餐”！
于泉走了，又去了苏联，准确地说是“独联体”。临走的时候，他狠狠地刺痛了我一下：他不想看到我和一个老头子在国内结婚！
我和教授之间是有一段年龄上的差距，特别是他的注册年龄又把这种差距突显了出来。但是一一
“他能一口气做30多个俯卧撑，你行吗？”我想反击一句，却又放弃了。
何必呢？爱和不爱、爱深爱浅，这本身就是相爱着的两个人之间的事。山人不做俯卧撑吧？你不是也曾迷恋过他吗？爱情的本身就是没有必要解释的。
我坦然地带着教授的注册年龄和他一起到“结婚登记处”登记去了。
临行前，向红告诉我办结婚登记手续的时候要给管事的人送一点儿礼。对此，我是同意的。我知道过去人们是为某种私事不易过关而送礼拉关系，这叫“走后门”；然而，现在是公事、私事，合理、不合理，许多事的成功都要取决于你的礼物有没有送到位！
我对风尘仆仆刚下飞机的教授说，除了我们准备的那叠办理结婚登记的材料，我们还应该送些礼。
他说，我们合理合法，干嘛要贿赂别人？
我想，也对，“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我们第二天一早就去了，穿得整整齐齐，拿着双方的全套材料，踏进了只占一座小楼一间办公室的“涉外婚姻登记处”。
一个50多岁的老太太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
“我们是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我小心翼翼地自我介绍道。
“他是外国人？”老太太抬起眼皮瞥了一下教授，向我问道。
“美籍华人。”我急忙将材料放到桌上。
老太太又搭拉下眼皮，连请我们坐下的话都没有，就径自翻阅起我们的材料。
兴冲冲的教授被这番冷遇搞得手足无措，不知道此刻是应该坐到身旁那张长沙发上呢？还是继续保持这种站立？
“坐下吧。”我拉着教授坐到了沙发上。
也许是刚刚从记者的“无冕之王”中退位，也许是几天前还在体验着众星捧月的辉煌，所以，我也不能一下子适应这份冷遇。然而，我知道，从现在这一刻起，我将被许多人划归到“想出国就不择手段”的那一族里去了。
“涉外婚姻”，自50年代后期就在中国销声匿迹了。从80年代初一位中国留学生在学校和一位外国学生从恋爱到结婚，从大学把结婚申请报告一级级地申报到中央之后才特批了一份涉外婚姻“许可通行证”后，时隔二三十年的“涉外婚姻”才又重新回到了已经对它陌生的日常用语里。随着中国人和外国人的通婚比例逐年升高，随着书摊杂志像炒明星艳史一样地使劲渲染着某某人为出国委身求全，某某人出国倍受洋丈夫的凌辱等花边故事，引得许多人在茶余饭后找到了“共同语言”，大骂那些涉外婚姻的人“贱”！那些嫁做洋人妻的人“更贱”！
“这种恶毒攻击一种事物的心理是不正常的。就像眼前这位老太太，她的表现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我在心里嘀咕着。
“你的材料没问题，他的材料需要证明。”老太太终于把眼睛抬了起来，把手里的那叠材料推到我的面前。
“他的材料中还缺少什么吗？”我不清楚这个举动意味着什么，只好试探性地问道。
“我们总不能仅凭这些东西就相信其真实性吧？”老太太官腔官调地说道。
教授一定是听懂了，或者看懂了老太太的表情。他用英语告诉老太太，这套材料是按照中国驻美国领事馆的要求办理的，每一份都是经过了公证的！
老太太“卡巴”了几下眼睛，把脸又转向了我一一
“他怎么一点中国话都不会说？你们这样可怎么生活哟。这样吧，如果你真的想和这个人结婚，我呢，也不难为你。让他回美国再回来是远了点儿，可是去一趟北京总还不远吧？”老太太转着手中的笔，不紧不慢地说着。
“干嘛要去北京？”我忍不住打断她的话，问道。
“北京不是有一个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吗？你们拿着这套材料，让他们在上面盖个章。有了章，才能生效！”老太太的圆珠笔敲打在那叠材料上，“嘭嘭”直响。
教授火了，他指着材料上的黄色标签，庄重地告诉老太太：一切都已经在美国公证过了！
老太太的眼皮一搭拉，不说话了。我知道在国内“现官不如现管”的利害，“得罪了和尚，进不了庙”。我急忙把教授挡在了身后——
“他在中国只能呆一个星期。根据您的经验，像办理我们这样的手续，一般要多少时间？”我笑容可掬地说道。
“这很难说喽，快的三四天．慢的一个月。这要看你们是不是配合我啦。”老太太仍然不紧不慢地说道。
“您是知道的，去北京来回一趟少说也要三四天，何况中国的交通这样紧张，买张火车票就要等个三五天。您通融一下，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请您就给我们办理了吧，我知道他的情况都是真实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向别人低声下气地为自己求情 。
“我这么做也是为你负责任嘛。你们相隔那么远，你咋就能保证他是个好人呢? 多少国内女孩子一听说能出国，一蹦仨高地跟着人家跑出国了，结果怎么样？到了国外刷盘子洗碗的还算是好的，有的干脆就被人家给卖了。”老太太一定是被我那副甘居人下的表情给打动了，没有色彩的声音里增添了几分生动。
我不需要这种关怀，我不是那些“一蹦仨高”想要出国的女孩！我就是我，我是经过1000 多个日日夜夜的思考之后走到这里来的！
但是，我没有时间解释这一切，也不会有人愿意去听那样一段冗长的心里路程，我必须保持住脸上的微笑。
“我知道您是好意，可是这次真的是时间太紧张，您看一一”我仍想试图说服她。
“这就是你们的事情了，我只能公事公办喽。”显然，老太太在下最后的通牒令。
我明白事情已经到了没有商量的地步。
“这样好不好，沈阳也有一个美国领事馆，他们专管东北三省的事务。我们可以到那里去一趟，这样可以节省一点时间。”我在做最后的努力。
“那好吧，我就照顾你们这一次吧！”老太太终于点头说道。
凭借着教授的汉语水平和他对中国许多事物一知半解的认识，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做出让步。
走出办公室，我把老太太的话又向他一句一句地学了一遍，然后，很干脆地做出个结论一一为了争取时间，乘晚上的火车走，第二天火车到站，用一白天办事，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在当天晚上再乘火车回来，这样，两天之后我们就可以到老太太那里办手续了。
教授很不情愿，再三强调一切手续具备，何以多此一举？
我也解释得有些不耐烦，甚至也怀疑他的材料有问题，要不，老太太怎么一个劲儿的坚持让我们去美国领事馆鉴定呢？
我坚定了去沈阳领事馆的决心一一“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自从给企业拍摄专题片，我便认识了各个部门的人。所以，当天夜里，我们便被管铁路的人送上了火车，并且住进了软卧车厢。
久别重逢的喜悦和期待多时的温馨，被这一天来的折腾袭击得七零八落。现实的烦恼和包厢里另外两双眼睛的存在，使我们放弃了交流的机会，躺在各自的床位上，听着窗外“咣当、咣当”的车轮摩擦铁轨的单调声音，等待着天明，等待着最后的裁决。
火车终于进站了。我们带着一身的疲惫，在清晨，第一个走进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办公楼里。
也许是教授看出了我的疑虑，所以把材料交给一位领事官并说明情况之后，让那位领事亲自向我说明情况。
我被请到了办公室的里面。年轻的领事官用纯正的汉语告诉我，教授的材料是属实的，如果我有什么不放心的话，我可以以未婚妻的身份得到去美国的签证；如果去了美国，觉得满意，我可以在美国和教授结婚，如果不想结婚再回国也不迟！
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既然教授的一切情况都是真实的，那么，我还要等什么呢？
我告诉领事官，我一定要在国内结婚，因为父母、亲戚都已经知道婚期，如果我突然以未婚妻的名义出国，这对家人不好交待。
领事官笑了，他笑着说：中国人很重视“面子”！
我也笑了，心中暗暗笑道：我一定要向老太太争回这个“面子”！
最后，善解人意的领事官不仅在材料上盖了一个公章，而且特意写了一封证明我们去过领事馆的信。临走时他告诉我，在国内结婚要比以未婚妻身份去美国等待签证的时间长，美国政府对这方面要求也很严，因为有些人以假结婚而达到去美国的目的......
我说我会等，那么长的时间我都等过来了，再等几天没关系！
于是，我和教授又赶着当天的火车往回跑，这样可以在第二天再到老太太那里去办结婚手续。
又是一夜的火车。由于兜里揣着管铁路的人写的条子，所以，一上火车便被安排进了“软卧”。
怀里有了签证官的“上方宝剑”，我的心情明显好转起来。同车厢里的另外床位属于一对上了年纪的日本老人。也许是刚刚上车没有睡意的缘故，大家竟很快谈出兴致。老太太会说汉语，我们可以交谈；老头儿会说英语，他可以和教授交谈。
谈话中，我知道老太太是一位日本遗孤，在中国长大。老头儿是她过去的朋友。中日建交后老头找到了中国，那时，她已经和中国丈夫生了两个孩于，虽然孩子的爸爸在一次煤矿事故里丧生，她并没有同意马上与老头儿回日本去。几个春夏秋冬，老头儿的挚诚终于打动了老太太的倔强，两个人到了老年才了结了年轻时的心愿。这次他们回来是看老太太的儿孙的。他们原打算到大连坐飞机，所以就和我们搭乘了一列火车。
我和教授又分别用中英文讲述了我们一年半以前的黄山三日游困在机场里的故事，四个人笑得前仰后合......
归途比来时显然是愉快了许多。下车时，天色刚蒙蒙亮，我们先回到住处。
有了上一次的教训，我决定再见办理结婚证书的老太太时一定要“进点儿贡”，免得再节外生枝！可是，送什么好呢？送礼是有学问的：送多了，会把想收礼的人吓着，不敢收。送少了，自然会碰软钉子，不如不送。特别教授从美国来，没有一点特别是“镇”不住老太太的！那么，到底送什么呢？
教授仍然坚持他的原则：为什么要给这种人送礼物？她这种故意刁难、无事生非的工作态度，按道理我们应该向她的上级反映！
上级？谁是她的上级？整个一个涉外婚姻办公室就她一个人管事。 换句话说，即使你告到她的上级，她的上级最多是批评她一顿，你的事还是要归她办。人家不是有言在先吗？登记手续两天至一个月不等，主要要看你和她配合得怎样！什么叫配合？话说明确一些还不就是把她“答对”满意了为止吗？
我对教授说，他应该把回国的时间拉长一些。
教授对我说，这一个星期还是他从时间表里硬挤出来的，因为回来之前赶上工作调动，从纽约到加州，一东一西跑了几个来回！
我还能说什么呢？既然我们没有时间和老太太“寻找真理”，那么，我们只能选择最简单可行的办法一一把礼物送到，在剩下的三天里拿到结婚证书。
可是，送什么好呢？
我想到了那枚精巧别致的戒指表一一自从于泉送给我，我便一直把它锁在箱子里。
是呀，留着它只能储存痛苦的记忆。
我把戒指表翻了出来，把它放到教授送我戒指时一同带来的那个墨绿色的天鹅绒做成的手饰盒里——金黄色的表框和火红色的表盘在墨绿色的衬托下显得富丽堂皇。
太好了，小巧而昂贵！老太太无法再挑剔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