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岘
一切追悔都于事无补，儿子原本胖乎乎的小腿上缠满了绷带。每天一次的换药是让人最受煎熬的时刻。由于纱布和肉被药水和血水凝固在一起，绷带是解不下来的。每一次换药，医生都是用剪刀把纱布剪开，然后像撕树皮一般地猛地拉下那层粘贴在儿子腿上的嫩肉上的厚厚纱布，随着儿子撕心裂肺的哭嚎，一层血珠渗出伤口——医生说，这叫拔毒。
“这是上苍对我的惩罚吗？”我千百次地问自己，“如果是的话，那就直接惩罚我好了，不要把我的罪孽转嫁到我的儿子身上。”
自小生活在无神论的氛围里，在不信神、不信鬼的思想意识中，我却突然想起向神明祷告。我想起了我的“新疆之行”，想起了我和教授在一起的那一夜，我想起了近些天为办护照而疏忽了对儿子的关注——这一切都被我视为我罪孽的渊源，我决心放弃出国，放弃情欲，此生不能做一个好妻子，也要做一个好母亲！
小花走了，她怕担责任。于泉要找新保姆，被我坚决拒绝。我不眠不休地守护在儿子的病床前。同病房的一位脚部烫伤的妇女说，烫伤的另一种疗法是用白药膏糊在患处，这样不必受换药的痛苦。于是，我向医生要求给予儿子这种治疗。医生说这仅适用于成人，因为后期伤口痒，孩子容易抓挠感染。但是我坚持着，因为我不忍心让孩子再忍受更多的痛苦。在我再三保证24小时监护儿子的情况下，医生在我的母爱感召下，同意更换疗法。
初秋，本来应该是天气凉爽的季节却突然气温升高。病房里，原本就因为病床多、空间小，空气流通不畅而令人窒息，现在加上天气燥热，每一个病患最为担忧的便是伤口发炎。为了让儿子的伤口保持恒温，我只能日夜不停地为他扇着扇子。
起初几天我还可以和儿子合睡一张床，但是气温升高以后，为了让儿子多一点空气流通的空间，我便夜夜坐在靠床边的木板凳上。
这一夜，我像往常那样坐在木板凳上为床上熟睡的儿子扇着扇子。也许是儿子的伤口有所好转，加之我连日来的惊吓、内疚和睡眠不足，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再也睁不开僵硬的眼睛，一头伏在床边睡着了。
“快起来，孩子都这个样子啦，你还睡觉！”
我好像被谁推了一把，否则，一声吼叫是叫不醒我的......我的心脏随着那突如其来的吼声乱跳着，似乎要从嗓子眼儿里跳出来。
“你怎么还睡？你还管不管孩子啦？”
是于泉！我终于听清楚谁在喊叫。然而，我睁不开眼睛，也张不开嘴，浑身上下的每一根神经都似乎僵死。我听见于泉跑出病房叫喊医生的声音。
医生？记忆开始恢复，我勉强睁开硬梆梆的眼皮，抬起重如千斤的脑袋朝儿子的腿部望去：啊？儿子的腿上怎么有血？我惊叫着摇醒儿子，这时于泉也把医生找来啦。
“这是好的征兆，这证明硬茄下面开始长新皮。不过，这个时期病人最难看护，千万不能因搔痒而感染。”医生检查完，笑着说道。也许这笑容表示我们小题大做吧？
医生的笑，引出于泉的笑容。但是，我是说什么也笑不起来了——
他心里还有我吗？自从儿子烫伤以来，我没有离开过病房一天，他关心过我吗？儿子烫伤，难道他就没有责任吗？他为何每天深夜方归至今不知惭愧？
也许他一会儿会意识到刚才的行为过于粗鲁，他会向你表示歉意的。看在他对儿子的那份爱上，你也应该原谅他！我在内心尽量地平衡着自己的怨气。
“你能不能请半天假照顾一下儿子，这样我白天睡一觉，晚上也好照看儿子。”我尽量和颜悦色地对于泉说。
“我能够给你们按时送饭已经不容易了。要知道，我还有一大堆的事要做呢！”
于泉苦着脸说。
“你的意思，照顾孩子就必须是我的事情？”我有些气粗了。
“你怪谁呢？给你找保姆你不要嘛！”于泉嘀咕了一声。
“保姆？难道儿子受的罪还不够吗？”我的火气一下子升高。
但是当着众人的眼睛，我只好把肚子里的怨气憋住。于泉走了。他不知道他己在不经意之中又在我的心上留下了一道疤痕。
我将脸转向墙壁，我不愿意让其他患者看到我的眼泪。
“妈妈，不哭。你说过，要勇敢！”儿子用小手去抹我的泪珠，稚声稚气地说道。
我把儿子紧紧拥在怀里。那一刻，我告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我要用生命来保护我的儿子，我既然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有义务为他创造最好的生存条件!
这时，吴修走进病房。自从儿子被烫伤，吴修便隔三差五地来看望一趟。但是今天她却尽量地躲避众人的视线，将两封信放在我的手中——
“来信啦。”她悄声说道。
“我不看。”我瞥了一眼信封便知道是教授从美国寄来的。
“我知道这时候你没心思看信，我也不应该和你提起那事儿。不过，护照出来了，这几天你要抽时间取一下。”吴修趴在我耳边神秘地说道。
“我不出去了，真的，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守在儿子的身边。吴修，别再为我操心啦，你还是想想你自己的事情，争取早一点出去吧！”我说。
吴修并没有惊讶我的改变，但是脸色却显出几分忧郁——
“你让我说什么好呢？看到孩子烫成这个样子，我自然不能说你应该出国；但是我舅舅既然帮你出了担保，也就不可能替我出担保了......”吴修为难地说。
“你的意思我明白。既然咱们有言在先，我不会因为我不出国而影响到你。我想等儿子出院以后再与你商量给教授写信的事。”我说。
“小雪，咱们既然是朋友，我就实话实说了吧。胡涛上个星期得到了签证。听说最近很容易签证，所以，我想尽早拿到教授的担保书去领事馆试一试！”吴修说。
“可是——”我不由自主地看了儿子一眼。
“别说了，我明白。这样吧，反正这信早晚也是我写，你就别操这份心了。今天我来，也就是跟你打个招呼，让你知道有这么个事儿！”
“你的事情了结之后，我不想和他有任何往来了。”
“那是你的事。不过现在我还不能‘隔着锅台上炕’啊，有些事还是要有你的首肯才能做呀！”
吴修走后，我的心结也算打开：第一，我抵住了诱惑，没有拆开教授的来信；第二，我宣布了自己的想法，坚定了自己不出国的决心；第三，了结了亏欠朋友的情义，我可以不必再在感情上与教授纠缠不清。总之，与儿子厮守于病床的半个月里，我的思想与情感都变得单一性——儿子是我生命里的唯一支柱。
当儿子腿上的肌肤已经恢复平滑，新生的皮肤已经代替了原有的硬茄的时候，当我刚刚从儿子终于摆脱了苦难的欣喜中舒缓了一口气的时候，妈妈借爸爸开会之便，专程来哈市看她的外孙子。
当妈妈看到外孙子腿上呈现出一片片粉红色的疤痕时，顿时搂着外孙大哭起来。哭完之后的结论是：我没有能力看护好孩子，她要把外孙再度领回南方，并发誓再忙再累也要照顾好小外孙！
我找不出理由来改变妈妈的决定：我有工作，我不可能长期与儿子这样厮守在一起；我不想再请保姆，但是儿子终归要有人照顾。送托儿所？儿子的体质由于这次灾难已经变得很虚弱，我怎么能忍心让他摇摇摆摆地走在一群健壮的孩子们中间呢？
我和儿子再度分开。
这一次，我不能像以往那样送走父母和儿子便带着轻松的心情全神投入到工作里去。一连几天，我都是在神情恍惚中度过，思念儿子的焦虑几乎是每一分钟都在啃噬着我的心。
“你这不是和自己过不去吗 ？孩子在姥姥家比在你身边好。不是我说你，小雪，你呀，有福都不会享！”吴修在电话里邀我去参加胡涛出国聚会时，对我的沮丧心情不以为然，“出来散散心吧。再说胡涛这次走，不想让校方知道，能为他送行的人也没有几个。
我本来已下定决心，等吴修得到教授的经济担保书，我便不再涉足出国的话题和接触与出国“热线”有关的人物，我要强迫自己淡化潜藏在内心深处的那种求新求变而带来的不安因素.......然而，我不能拒绝为胡涛送行，因为我明白他这一次是秘密出走，他所任教的大学并不知道他已获得了去美国的签证。
我去了。这是自儿子烫伤之后我第一次参加的聚会。餐馆里，一张能坐12人的大圆桌旁只稀稀拉拉地坐着几个人，除我和吴修外，只有胡涛夫妻俩和三郎夫妇。一贯有“以众为美”的中国美学，此刻却显示了餐桌上的凄凉：出国，从古至今都被中国人认为是光宗耀祖的事情；留学，更是让家族光彩、同辈羡慕的称谓，特别是中国自五十年代后期便闭关锁国了几十年，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才渐渐敞开国门，给莘莘学子一丝求学求知的梦想。今天胡涛实现了这种梦想，即将跨出国门去攻读美国的博士学位，这应该是亲戚、朋友、同事奔走相告的喜事。然而，冷冷清清的六个人，加上防范“隔桌有耳”的戒备，大家说话都尽量避开“出国”二字，以免走漏了消息。
“他妈的，能出国的人哪一个不是才华横溢的，凭什么我们就像龟孙子似的要把脑袋缩起来？”几杯酒下肚，三郎终于忍受不住这种沉闷的气氛而大声嚷了起来。
“小声点。”胡涛吓了一跳，急忙朝四周吃饭的人瞥了一眼。
“怕什么？你明天就要上飞机了，即使有人想整你，恐怕也来不及了。”三郎不以为然地说。
“我们的房子还是学校分的呢，我虽然走了，可是陈洁还要住哇。”胡涛认真地说。
“好了，好了，你出去后就尽快把陈洁办出去不就完了吗？来来来，别净说些丧气话。胡涛，这杯酒是敬你的。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我们在坐的人可都是要和你走一条路，我们的路还要你去铺垫，你可不能见了洋人就把我们抛在脑后喽。”吴修说完，一扬头，一口气喝掉一大杯啤酒。
随着酒量的增加，餐桌上的气氛也活跃了许多。好在哈尔滨人“喝啤酒像灌概”的传闻名副其实，所以大家在酒后都没有忘记第二天要去机场为胡涛送行。
第二天显然是很难再人为地制造出欢乐的气氛。候机室里，胡涛用红肿的眼睛看着泪眼汪汪的妻子，他不厌其烦地嘱咐着陈洁如何去应变房子一旦被收回的可能，如何去学校换煤气罐，如何找人分秋菜......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好演员。瞧，连胡涛这样的书呆子都懂得怎样演戏！”吴修对着我小声地嘀咕了一声。
“常言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别看他们在一起时打打闹闹，真正分开也真不是滋味。”我说。
“看来还是独身好哇。”吴修自我解嘲地笑着说道。我从她的笑容里看出隐藏其中的不愉快，我后悔在不经意中刺伤了朋友。当我试着准备寻找一个新的话题的时候，一个40岁开外，头发略微秃顶，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眼镜的男人，兴奋地朝我们这边跑来——
“胡涛，我们院里要举办一个外国文学研讨会，你能不能参加？”来人奔到胡涛面前问道。
“不，不行，我要外出。”胡涛慌乱地说。
“还早呢，一个月以后一一哎，你们怎么了？怎么红眼八叉的？”来人穷追不舍地又说。
“没，没什么，一点小矛盾。”胡涛急忙解释道。
“你老兄脾气不是蛮好的嘛，怎么搞的？哎，外出回来告诉我一声。这次研讨会是我主持的，你老兄可要给我个面子呀！不能多说了，我要接的飞机到了，Bye-bye.”来人像一阵风，来去匆匆，并且不曾留意我们的存在。
这一意外的插曲，暂时液化了胡涛的感伤，他怔怔地望着来人远去。
“我应该告诉他。他是我大学里最好的朋友，我住下铺，他住上铺，是他把下铺主动让给我的。”胡涛若有所失地对我们说。
“别这么婆婆妈妈的了，你的事保密到今天容易吗？知道吗？晚让学校知道一天，你就少一天的麻烦！”吴修在一旁说道。
“吴修，开病假条的事就拜托给你了。三郎，我不在家，陈洁有什么重活做不了，就只好麻烦你了......”胡涛说着，竟然哽咽起来，“也许我不该这样走，这太不光彩了！ ”
候机室里再度响起胡涛所乘坐的飞机即将起飞的通知，每一个人只好带着复杂的心情与他握手话别。不善于拥抱表达情感的中国人，夫妻间的别离便以泪水替代。当胡涛即将跨过检查口的那一瞬间，他猛然转过身来，泪流满面地向陈洁使劲地摆动着手，陈洁更是抽噎得像一个泪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是出国吗？我的出国梦里从未出现过这一幕。他们的眼泪使我想起我17岁那年在“上山上乡”运动后期、人们已经从主动地 “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到被动地和带有强制性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时，父母送我去远离哈尔滨达18个小时火车的“北大荒”时的情景。记得那辆载满与我同年龄的下乡知识青年的火车，在启动的一刹那间，传出铺天盖地的哭声——那哭声不仅仅是表达对亲人的眷恋，也许更多的是对命运的无奈。是的，是无奈。我突然从胡涛夫妻两人的泪水里，寻找到了自己当年的真实感受。
“陈洁，我会尽快接你出去的！”胡涛使出全身的气力在检查口内最后喊了一句。
我的眼睛湿润了。泪光中，我却无意间瞥见吴修的脸部肌肉抖动了几下。
回来的路上，吴修的表弟开着一辆面包车，拉着我们一行五人。我想起了向红——是她帮胡涛办的护照，对她该不会保密吧？
“向红怎么没来？”我问吴修。
“为了避嫌。对了，她打了好几次电话问你为啥不去取护照，我都推说你儿子腿烫伤了，你抽不出时间去拿。”吴修低声地对我说道。
“唉，我也收到公安局寄给我的取护照通知书了，现在大楼上下都传说我要走了。这不，上班好几天了，还坐冷板凳呢！生活有时就是这么捉弄人，阴差阳错让你走也走不了，留也留不下。”我神情沮丧地说。
“想出国不容易，想留下还不好办吗？你告诉他们被拒签了，不就行了吗？”吴修这一次没有再表示我应该出国的意见 。
“教授回信了吗？他同不同意给你出担保？”我想起了一个久远的话题，因为很久吴修没有再向我提起教授和担保的事。
“听天由命了。小雪，我知道你近来的日子也不好过，你就别为我操心了。教授给我出担保书最好，不给我出呢，我也会想出办法。”吴修说。
“你的意思是他还没有答复你？”我问。
“怎么说呢？也许看在你的面子上他会给我出。”吴修闪烁其词地说道。
这时，坐在前面一直抽泣不停的陈洁竟然嚎啕大哭起来。陈洁的哭声引起车内一阵骚动。尽管每一个人对胡涛此番出国的凄凉颇有感触，但是大家仍然寻找出众多的言词来安慰陈洁，终于使她归于平静。
“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今天要是换上我走，我一定会一蹦仨高地向你们挥手Bye-bye的。”三郎带头打破了由于陈洁的哭声所带来的凝重气氛。
“你也不管甜甜啦？”吴修笑着说。
“老婆嘛，就像沾在豆腐上的灰渣，想甩也甩不掉，想扔又舍不得，当然是只能走哪儿带哪儿啦！”三郎亲昵地点了一下妻子甜甜的鼻子，诙谐地说道。
“你就少说两句吧。”甜甜捅了一下三郎，并用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暗示三郎“言多必有失”。果真，陈洁的眼睛又湿润起来。
“别哭了，陈洁。胡涛能出去，这叫本事，也是他老兄的运气。你看我，现在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一个堂堂的男子汉还要靠老婆挣的那几吊钱糊口。这，才叫丧气！”三郎用手摸了一下微微卷曲的头发，语气由严肃转向愤愤不平。
我没有参与他们之间的谈话，我和他们的关系还没有达到嘻笑怒骂无所顾忌的程度。我在聆听，我在观察三郎的每一个细微动作和表情。也许是因为职业上的习惯，每一次见到三郎，我都有一种猎奇的心理：他与众不同，而这种不同不仅仅在于他的白暂的皮肤、卷曲的头发和灰蓝色的眼睛有异于一般的中国人，更重要的是他那放荡不羁、诙谐调侃的言谈举止后面，似乎遮掩着什么。是什么呢？我在遇见他并不多的每一次里，都这样问自己。
据吴修说，三郎的父亲在五十年代从中国去苏联留学时结识了他的母亲。这位俄罗斯女人随三郎父亲来到中国，没过上几天安生的日子便赶上了中苏关系破裂，她又随众多的俄罗斯公民，被中国政府遣返回国。刚刚满月便离开母亲的三郎，是在奶奶的怀抱中长大。他父亲没有再婚，他期盼着还有旧梦重圆的那一天。然而，“文革”期间，当许多曾经留学苏联的知识分子被打成“苏联特务”的时候 ，三郎的父亲便首当其冲地冤死在“牛棚”里。
两个临近的大国“由友为敌”三十年之后，又“由敌为友”。虽然政府之间几易首脑，宾主相见不必为“旧怨”而显尴尬，但是从小在“反修防修”的口号里长大，带着一身不可摆脱的“修”字符号的三郎，却拒绝了母亲邀他去苏联的机会。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只是笑着说——要靠自己的本事闯进西方世界。
“你的档案还没有落上？”陈洁已经不再哭泣，也许她发现世界上不仅仅只有她一个人是悲剧性人物——她知道三郎由于想出国留学而冒险调转工作，结果阴差阳错，把档案从原单位提出来却找不到接收单位。现在，他手里攥着的硕士文凭成了他的负担，它使三郎高不成，低不就，出不去，留不下，所以，她关心地向三郎问道。
“一个纸口袋，里面无非就是放着我从小学到大学的几张纸片，可是就是没人敢收。也好，自由人，自由的连档案也可以自由保管了。他妈的，把我逼急了，咱不能走白道，就走黑道！”三郎气恼地说。
“嘿，哥们儿，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像你这样有学问的人说话这么侃快。这年头儿，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哥们儿今后有啥难处，尽管吱声。”一直处惊不乱地在开车的吴修表弟，此刻却插嘴说道。
“你给我消停两天吧。”吴修打断表弟的话。
“姐，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表弟虽然没有你们在座的学问大，但是在哈尔滨一提起影子，没有不知道的！”吴修的表弟却不甘沉默。
“你就是影子呀？我还以为你一定是个虎背熊腰的黑脸大汉呢！”三郎第一次显出惊讶神情。
“在我们这个行当里，光凭壮实上不了台面。不是小弟吹，我影子能有今天的体面，还不是靠自己有两下子？不信，下车我给你露两手。”影子兴高采烈地说着。
“别，我口袋本来就没几个钱，你还是手下留情吧”三郎应付道。
“兔子不吃窝边草。告诉你，今后你要是丢了钱包，或者家门被别人撬了，别怕，找咱哥们儿，只要你说出出事的地点，我保险让他们乖乖地把东西送回来 ”影子又说。
“别说了。影子，你小雪姐可是一个记者，当心她报导你哟！”吴修半真半假地笑着说道。
“我不是两岁半的孩子了，那一套吓不了我。当今警察和小偷，谁整谁还说不上呢！”影子隔着反光镜瞥了我一眼说。
“嘿嘿。”我干笑了一声。本来我是想找一句玩笑话把这个尴尬的话题引开，结果我的思维却像是被锁定一般找不出半个恰当的字眼，我只能硬挤出一声没有内容、没有定义的干笑。
说心里话，从小生活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准确地说是文人的圈子，现在又工作在文人的圈里，虽然记者的职业使我有机会接触到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但是居高临下的采访方式却从未使我真正走入他们的心灵世界，他们在我面前表现出来的单一性正是我所需要的，所以我习惯于看到人性美好的一面。面对崇高的情操，我可以慷慨激昂，侃侃而谈；而面对卑微的生存现象，我却张口结舌，既不能像有些书里描写的那样嗤之以鼻，又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包容一切。
我像逃跑一般地离开了那辆面包车。当我的脚步跨进电视台大门的那一瞬间，我告诉自己一一这里才是我的栖身之地。
信？哇，一封来自美国的信竟明晃晃地摆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天呐，他怎么把信直接寄到电视台里来了？我不是与他说好了，把信寄到吴修那里，然后再由吴修转给我吗？
“嗨，雪扬，你怎么才来？”主任大嚷着走进办公室。
“我——”我把信急忙塞进皮包里。
“准备好了吗？”主任问道。
“我不打算去了。”我低垂着头说。
“为什么？”主任不解地问。
“我被拒签了。”我想起了吴修的话，我决定以此为借口向主任宣布我不可能出国的肯定性。
“拒签？什么意思？”主任有些不快地问。
“拒签就是美国领事馆不发给我签证，我去不了美国了。换句话说，我要从现在起好好工作，不再想出国的事情啦！”我特意强化每一个字地说道。
“哈哈哈 ”主任大笑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得如此开心，“我还以为环球公司拒绝给我们钱了呢！”
“什么环球公司？”这一次轮到我困惑不解了。主任指了一下墙壁上的紧急通知板，上面赫然写着：
雪扬同志：
明天下午三点钟去环球有限公司采访，有车来接。
88.11.21
“雪扬，你这样工作可不行啊。你口口声声说不去美国了，可是你满脑子却在想美国的事情。你瞧，我给你留在黑板上的字就在你的眼皮底下，你都视而不见。”主任又端起领导的架子，不过笑意并没有就此从他的眼睛里完全消失，“还好，你现在来还不算晚。人家可是指着名让你做这个专题节目的。”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家公司，它凭什么让我们做专题报导？”我说。
“它是刚成立的，听说实力很强，是我们省第一个由知识分子组建的民办企业。不管怎么说，人家是自动找上门来赞助，有了这笔赞助经费，咱们部的日子也就好过一些。不是吗？”主任带有鼓动性地说。
这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几天前，我曾向主任申请工作，他说我暂时最好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免得出国签证一到，我的节目制作一半便撒手走人了。尽管我费尽口舌，赌咒发誓地说不想出国了，结果仍是一样。怎么今天180度的大转变？
去？还是不去？按理说，在节目制作费这么紧张的时候，我又因儿子烫伤而未办节目很久，接受这次采访任务未尝不好，何况我可以借此向大楼里宣布我决意留下。可是，被人指名道姓地去采访，又觉得有些本末倒置，特别是采访还没开始，双方已谈起了价钱，这又使我感到一种对职业的亵渎。
接受赞助费为厂家做专题报导，这不是第一次。自从台里决定在我们部做自负盈亏的试点工作，即事业单位，企业管理，部里的经费便明显减少，节目的制作对象也重点转向企业家—— 因为只有他们可以自掏腰包宣传自己。然而，部里的同事们的抵制情绪却一天天高涨起来：一则，怕丢失“铁饭碗”：二则，不愿意降低格调。所以，在这种时候，接受这种任务，实在是“不识时务”。
“我不了解这家公司，我不想接手这个选题。”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对主任说道。
“你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工作了，我想你不应该拒绝这次工作。”主任的口吻已经表示我没有选择余地。
三点钟．一辆崭新的红色“奥迪”牌小轿车准时地停在了电视台的大门前。
“请上车。”一个50多岁的老司机，把我让进车里。
车上，除了我和司机外，再无他人。
“奇怪，按常规，他们公司起码要派一位主管宣传事务的领导陪同的！”我心里嘀咕了一句。
轿车带着我驶进繁华、喧闹的中央大街。
这条街自本世纪初便是哈尔滨的商业中心之一，也是侨居此地的俄国人苦心营造出来的文化、娱乐“沙龙”。虽然时隔半个多世纪，人事已非，但是街道两旁的俄式建筑却像一座“露天博物馆”一般，不时地向往来行走在这条街道上的人们介绍它的历史。
我喜欢这条街，我像许多人一样喜欢在闲暇时到这条街上逛商店，吃小吃。不过，据我所知，这条铺着石头路的“马路”虽然有三四公里长，但是“马路”两边多是商店、饭店和电影院。难道我要采访的这家“环球有限公司”就设立在这条闹市上？
车停了，停在了所有到过这条街上的人都知道的一个著名的西餐厅门前。
这座两层楼高的俄式建筑，比起新建的高楼大厦，实在是相形见拙。然而，这里却是“三教九流”的头面人物，宴请亲朋好友的首选之地。吃惯了中国餐的人们未必欣赏俄式西餐里的奶汁鱼、罐牛肉、罐羊和生鱼子，然而，人们喜欢那里的情调，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巨大的男女裸体雕塑迎门而立，虽然你不知道他们何以伫立在这儿，但是你会联想到亚当和夏娃；在悠扬的钢琴曲中，你会忘记饥饿而先欣赏一下木制的古色古香的墙壁，上面悬挂着一幅幅异国风情的油画；悬吊在你头上的水晶灯，毫不掩饰地把落地窗上那紫红色的丝绒窗帘和金黄色的留苏照得富丽堂皇。
到这里来干嘛？”我终于忍不住向司机问道。
司机没有解释，他只是客气地把我让至二楼。由于职业的关系，我对这里并不陌生，我知道楼上设立了几个单间，并且根据不同的风格，取了不同的名字。其中最响亮的要算“凯撒宫”和“尼古拉宫”。
我被请进了“凯撒宫”。
“这家公司真的是财大气粗，采访还没有开始，他们就把我请到了饭桌上。唉，这实在是新闻界的悲哀。”我环视着豪华的“凯撒宫”，心里感叹着。
“总经理，我们到了。”司机把头伸向里面的套间说道。
“你先吃点东西再走吧。”一个男人在里面说道。
“我吃过午饭了。这样吧，我先回公司，你啥时候用车，传我一下。”司机又说。
“好吧。对了，明天是我女儿一周岁的生日，你替我去百货大楼选一样生日礼物。”里面的男人又说。
这个声音的确耳熟，那清脆的男高音似乎是从我的记忆深处走出来的一一
是他吗？难道他已为人父了吗？不会吧？咏冬是不会用金钱来购买自己的声誉的？这不符合他的性格！
司机走了。我目瞪口呆地望着跟随出来的咏冬。
“怎么是你？”我脱口而出。
“你以为能够是谁？”他的嘴角往上微微一翘，笑着反问道。
他永远是这么自信，以致于他微笑时的嘴角常常因为自信而向上翘去。我曾经迷恋过这种微笑，但是，现在我讨厌它！
“看来你就是环球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了？也就是说，你出赞助费让我们台给你们公司做宣传，是吧？”我阴阳怪气地说着，连自己也不清楚这是在开玩笑，还是有意冷嘲热讽。
穿着鲜红色西服裙，带着同色船形帽的小姐把菜一道道端上来。虽然这是西餐，但是还是按中餐的习惯摆了一桌子。
“小姐，你们的刀叉摆反了。西餐应该刀子在右手，叉子在左手。”咏冬还是那脸微笑地对那位端菜小姐说道 。
那位小姐脸一红，急忙更换了桌子上的10副刀叉。
“不用了，我们只有两位。”咏冬又说。
“你手下的人呢？你总不会是一个光杆司令吧？”等那位小姐端着其余的刀叉盘子走出房间后，我笑着问。
“你以为我真的是请你来报导我的吗？”咏冬不再微笑。
“我想你该不会庸俗到那种地步吧？”我瞥了他一眼。
“你错了，当今的价值取向不应该把金钱和庸俗联系在一起。不过，即使我要宣传自己，也不会去花钱请你到这里来！”咏冬又说。
“那你为什么到台里指名道姓地让我来采访？”我有些来气啦。
“否则你会来吗？我知道你是写不好我这个企业家的，因为你会带有太多的感情色彩；你也会因为太了解我而不能像常人那样神化我，拔高我。所以今天请你来，没有让你替我扬名的意思，只是想找个人吐吐苦水而已。”咏冬不卑不亢地说道。
“你苦吗？年轻有为的企业家，政治资本、金钱美女、妻室儿女，你哪一样没有呢？”我似乎要有意刺伤对方而强化每一个字眼。
“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不应该这样对我说。”咏冬饮了一口高脚杯里的法国白兰地，“我热衷于政治，那是因为我要改善我们现有的生存环境；我热爱金钱，因为我们忽视它的存在价值太久了。至于其他两样嘛，不瞒你说，女儿不到一岁，已经跟她妈妈在姥姥家住有半年多了。”
我没有说话，我没有去追问他那年轻、漂亮的妻子何以离他远去。沉默中，我发现他的两鬓过早地爬上了几丝白发一一30出头的人竟“早生华发”，可见他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春风得意。
“林晶呢？你知道她近来的情况吗？”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他从前的女朋友，我以缓和的口吻问道。
“她去澳大利亚了。”咏冬轻描泼写地说了一句。
“她结婚了吗？”我关心地问道。
“没有。我资助她在澳洲两年的学费。”咏冬的嘴角又是往上一翘，说道。
“你觉得心安理得了，是不是？”我望着桌子上的酒杯说道。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咏冬的声音变得有些轻柔。
“为什么？为什么我要生你的气？”我抬起了眼睛。
“小雪，我们都过了玩游戏的年龄啦。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坦诚也许是更珍贵的。”咏冬摆弄着酒杯说道。
我没有说话。这不是我故作矜持，我实在是没有听懂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原谅我那一次没有准时赴约。”咏冬终于沉不住气地说道。
他也没去小屋！我的眼睛湿润了，我肯定了两年前的感觉。
“人犯错误的时候，常常就是一念之差一一”咏冬又说。
“别说了。两年前我就知道不应该答应你去日本。你说得对，我们一出生就把金钱和铜臭放到一个概念里，所以金钱常常使我们这一代人感到困惑。”我吃了第一口菜。
“也许是吧。这几年，我没日没夜地抓课题，搞实验，组织人装设备，然后再到全国各地搞促销......当我看到用金钱招聘来了各大工厂的总工程师和设计人员到我的手下工作，我有一种征服天下的成就感。然而，当我孤独的时候，我怀疑人们也因此而远离我。”咏冬还在玩弄手中的酒杯，看不出他的表情是喜是悲。
“那是你想得太多了。”我的语气显然温和了许多。
“不，是我们见的太少了。在北京碰到你那次快半年了吧？两个月前我又去了一趟欧洲，丹麦、瑞士、荷兰跑了一圈。你知道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吗？我们活得太累，我们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概念太多。同样是人，人家就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他们工作起来，拼着命的赚钱；周末和假日又玩命地享受。”咏冬接着说道：“小雪，你和我曾经共同创造过一个神话，一个用自己的情欲换取的神话故事。现在，让我们从这个神话里走出来吧！那间小屋，我还留着，只是我怕一个人呆在里面。走吧，我们到那儿去！”咏冬一口饮净了杯中的白兰地。
“明天是你女儿一周岁的生日吧？代我吻她一下，来不及买礼物送给她了。” 我起身告辞。
“你真的决定去美国了吗？”咏冬审视了我几秒钟之后，突然说道。
“谁告诉你的？”我惊讶地望着他。
“中国人的最大特点是没有隐私权。小雪，走的时候说一声，不要不辞而别！”
咏冬的嘴角又不由自主地往上翘了一下。
我想告诉他我已经决定不去美国，我也想把自己的苦恼和困惑讲给他听。然而，我什么都没有说。他不是也没有问我在北京时何以有一个说英语的男人在我的房间里吗？
我拒绝了他叫车送我回家。
当我走出西餐厅时，外面已下起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纷飞的雪花落在我的脸上很快地就消融了。我想起了多年以前的那个清晨，我和咏冬在雪地上留下的那两行脚印......
“落红不知何处去，化做春泥更护花。”我的心孤寂地抽搐了一下。
街道上的行人已经明显减少，为数不多的几个行人也似乎为了躲避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而行色匆匆。昏黄的路灯下，“马路”上那层薄薄的白雪，被人们杂乱无章的脚印，践踏得泥泞不堪。
我喜欢雪，我喜欢雪花的轻柔恬静，我欣赏白雪的晶莹和纯洁。也许是自小就生活在冰雪的世界，所以每逢雪花飞至，我总喜欢一个人在清晨漫步於无人的公园里或者是人稀的小道上，在一片雪白的世界里，我会感受到人格和生命的原动力。
然而，此刻的我，带着一片苍凉的心境不敢目睹身边的雪景。我离开西餐厅便钻进了路边那灯火辉煌的商店里。
逛商店，我很少像许多女人那样成帮结伙地、嘻嘻哈哈地一起去商店里购买东西，一起分享购物的乐趣。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自己在没有目标地走进商店时，往往是因为无法排解一种情绪，而这种堵在心窝里让人窒息的情绪，会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化解。
我沿街走进一家家商店、食品店、服装店、鞋店，当我掏空了钱包，拎着大包小裹的食品和用品朝家里走去的时候，我的心不再空茫，我的思绪也不再游离，我只希望早一点到家，放下手里的东西，暖一暖冻僵的手指，然后，用我采购来的东西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