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岘
小雪：
我到外县处理一项工程，三天后回来。
于泉。
走进家门便首先看到了这张纸条，做饭的热情顿时化为乌有。
我放下手里的东西，倦怠地倚靠在沙发上揉搓着自己被冻得生疼的手指。
信！我想起了皮包里的那封信。
这一次，我毫不迟疑地打开了那封信，一张相片首先掉了出来。
是他！自从那次通完电话，我已经有半年没有和他联系了吧？
我把目光落在教授那张戴着用棉花做成的呈诞老人的假胡须的笑脸上，他身后的黑板上有四个歪歪扭扭的汉字：圣诞快乐！
用半年的时间在心里筑成的堤坝，就在这一瞬间被冲垮：我情不自禁地吻了一下相片上那双笑咪咪的眼睛。
哇，他居然可以用中文写信了。
亲爱的小雪：
您好吗？
我学习中文，现在。您喜欢吗？您不想要来美国，您想要去日本，
您的心我明白。我收到您的朋友吴修的Resume，为什么她名字是吴丽
丽，现在？您告诉我，她是Single，为什么她的Resume是Married？
我能够Sponsor她，我等您的Answer.您写中文，我能够明白。
...... ......
一封短小的信，我却像读天书一般地从丢笔落划的歪斜字体中去分辨它们的意义。然而，当我把它们连成句子念了两遍之后，还是不懂其中的含义：吴修的名字怎么会变成吴丽丽？今天我们分手时她还是单身未婚，怎么她会告诉教授她已经结婚了呢？再说，我何时说过我不去美国，又要去日本了呢？
我沉不住气了，我决定马上到吴修那儿去问个清楚。
吴修的小屋热闹非常，外面的风雪丝毫没有影响到这里的热烈气氛。当吴修把我让进门里的时候，一股浓烈的烟酒气味便扑面而来——
“这么冷的天，你咋跑来了？”吴修吃惊地问。
“你看看吧。”我把教授的信递给了他。
“你呀，真是心里装不住事儿！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吴修看完信，似乎很轻松地说道，“屋里闹得慌，咱俩到厨房谈。”
厨房里杯盘狼藉，显然吴修在招待客人。
“你真的改名叫吴丽丽了吗？”我说。
“我没告诉过你吗？”吴修表情有些惊讶地反问道。
“没有，我想你没有告诉过我。”我肯定地说道。
“你瞧我近来忙的，我还以为你早就知道了呢！来，喝杯牛奶暖暖身子。”吴修亲切地递给我一杯刚沏好的热牛奶。
“你为什么要改名字呢？”我喝了一口热牛奶，身体觉得舒服了许多。
“我对你说过我被美国领事馆拒签过的事吧？”吴修问道。
“是呀。”我说。
“所以，我不能用原来的护照，我要用另外一个名字再办新护照。”吴修说道。
“可是你没有结婚这是事实呀！”我说。我的神经松弛了下来，我笑着说。
“什么喜酒。结婚证一拿，我就走人啦。”吴修把鼻一皱，做出厌恶的表情。
“那对方能干吗？”我担心地问。
“你不是也见过他了吗？就凭他那副德性，我能把他带到美国去？”吴修不以为然地说。
“你是说王生？”我想起了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
“没办法，除了他，想不出更好的人选来。”吴修很干脆地说道。
这时．厨房门被猛然推开，吴修的表弟影子醉醺醺地闯进来一一
“姐，哥儿们都在等你，你咋一走就没影了呢？”影子口齿有些僵硬地说道。
“你小雪姐来啦。瞧你这个德性，也不和你小雪姐打个招呼？”吴修笑咪咪地对影子说。
“咯一一”影子打了一个酒咯。
“你先去招呼着你的哥们吧，我要和你小雪姐说会儿话。”吴修连推带拽地把影子送出厨房，然后转身对我说，“别看影子是干那一行的，他们那帮人更讲义气。这不，他们把王生‘修理’了一下，看他还拿不拿把啦！”
“吴修，你可别胡来呀，他们手脚没轻没重的，打坏了人，你可真的出不了国啦！”我不加思考地说道。
“你以为我会那么傻吗？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他而己。放心吧，小雪，你尽管放心地告诉教授我已经结婚，我保证不出这个星期就拿到结婚证。”吴修得意地说道。
“我还没想好给不给他回信，还是你自己向他解释的好。”我犹豫不定地说道。
“说句实话，小雪，你想不想帮我？”吴修突然严肃起来。
“你想到哪去了？我当然会尽全力来帮你。只是一一”我欲言又止。
“我知道你还记恨着他有女朋友的事，对不对？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吴修说着，走出厨房。
“这帮小子，喝酒跟喝水似的。给，都是教授给你的信。”吴修把手里的大纸口袋往我手里一塞，“一共18封。”
“怎么这么多？”我几乎是惊叫起来。但是，我马上发现每一封信都已经被打开。
“小雪，咱们俩之间没有秘密。不瞒你说，我替你写了几封回信给教授，我想试探一下他对你的感情是真是假，现在你自己判断吧。”吴修显然看出我的不快，抢先说道。
其实信里的内容很简单，大多都是卡片、照片和一些简短的文字，但是面对每一封信都少不了有一个Love和一颗被一只箭穿透的心做结束语，我的记忆再度牵动起隐藏在我内心深处的那种温情。
我被一张手制的卡片所吸引：卡片的一端画着高楼大厦，沿江而立的是一个男人，男人的脸上有几滴汗珠，而那汗珠可能就来自于他头上那轮火红的太阳，阳光里显现出“广州”二字；卡片的另一端是低矮的小房，一个女人站在房门前似乎在等待着那铺天盖地的雨水停止，雨水间，透出“哈尔滨”三个字。阳光和雨水相接处，写着“橄榄树”三个字。
我被感动了，我被翻底地征服了一一我后悔半年前自己凭感情用事而没有再与当时在广州的他联系。
“瞧瞧，你的那位多情种子把你们的照片一古脑地都寄了来，这要是寄到你们台里让别人看到了，那还了得？”吴修从那些照片里挑出了两张我和教授的合影说道。
其实，这两张照片都是教授即兴让路人帮忙拍下的，虽然两个人的愉快表情不足以让人说长道短，但是如果加上两个人的身份，就很难说在电视台里不被小题大做。
“那——就别留了。”我有些沮丧地说。
“不留？你是烧了它，还是撕了它？还是留在我这里吧，我索性好人做到底。”吴修说着就开始收起信件。
“这些信好像都是两个月前寄来的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小雪，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教授是一个聪明人，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就自己写信。”吴修打断我的话说。
“为什么你要告诉他，我不去美国的原因是要去日本呢？”我在把教授寄给我的这封中文信递给吴修瞥最后一眼时想起了另一个问题。
“小雪，你不会是不信任我吧？”吴修把笑咪咪的眼睛盯在了我的脸上。
尽管笑容流溢在吴修的脸上，但是我仍然听出了这句话的份量，我后悔自己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朋友的疑虑。然而，吴修并没有让我长时间地感到难堪，她马上又说一一
“你想想，我总不能告诉教授，我们换担保的事吧？但是我必须找到一个恰当的借口让他给我出担保，所以我告诉他，你决定去日本。其实，我寄信给教授前想把信先给你看看，但是你当时正在医院里护理儿子，我只好自做主张把信寄出去啦。”吴修的语气里带着几分委屈。
“好了，我不过就是随便问一句而已。今晚我回去就写信还不行吗？”我竭力使语气听起来亲密无间。
每次都是这样，当我在某些事情上对吴修的做法存有疑问的时候，我相信自己的感觉，感到危机四伏；但是，当吴修一一解答了我的疑虑，我马上又自责起来，深悔不该对朋友存有疑问，并且深信“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当我离开吴修的小屋时，外面的雪花仍在不停地飞舞着。月光下，整个城市都被银装素裹起来，显得比平日要美丽、静谧得多。我踏着“吱吱”做响的积雪，心里重温着那18封信所带来的喜悦，一 路不知疲倦地朝家里走去。
灯光下，家已经不再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而显得冷清，静谧中，笔和纸在我的游思中创造着奇迹一一 一封图文并茂的信在我走进睡梦之前诞生了！
我的思维并没有因为我的睡眠而就此停歇，我梦见了雪。在梦中，我不知道怎样得知了教授回到中国的消息，我在一家家的宾馆中寻找教授的踪迹。突然，我发现远处的教授划着雪撬朝我走来，但是距离太远，我看不清他的面目表情，只见他在凛冽的寒风中穿着那件在新疆时穿过的“保罗”T恤衫向我挥手。我想到了寒冷，我想告诉他多穿一些衣服。然而，当我向他跑去的时候，我脚下出现了一个陡峭的悬崖，教授被隔在悬崖的另一边......
我惊醒了。窗外，已经是雪后初晴，艳阳高照。我暗自庆幸刚才仅仅是一场梦而已。
我没有马上起床，我倦怠地拥被而卧想着自己的心事：为什么看不见他的表情？为什么要梦见悬崖？这是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想”？还是因为预示着什么？
正当我胡思乱想之际，床头的电话响了——
“小雪吗？我是向红啊。昨晚我给你打了10多次电话，你家都没有人接。”向红大着嗓门在电话的另一端喊道。
“昨晚？我去吴修那儿啦。有什么急事吗？”我问。
“你还想不想要护照啦？伟明都催我好几次让我告诉你去取护照。”向红说。
“好、好、好，我争取明天去拿。”我说。
“别争取了，咱们就定好明天上午十点钟在出入境管理处的大门前见面，咋样？”向红又说。
“好吧，我一定去！”我说。
我放下电话，情不自禁地瞥了一眼床头柜上那封写给教授的信。在信里，我没有再提出国的事情，我也没有解释半年前我因何没有再与他联系，但是，我明白在自己的潜意识中还残留着出国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又被他的不懈追求而鼓励着。
然而，真正强化了这种欲望却是当我走进办公室碰到主任的那一刻——
“昨天你和环球有限公司谈得怎么样啊？”主任满面春风地问道。
“我想这个选题吹啦。”我说。
“怎么回事？他们是不是嫌钱太多了？你有没有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制作费标准？其实，我们定得并不高嘛！”主任皱了一下眉头说。
“不是因为钱。”我说。
“那是因为什么？”主任问道。
“不知道。”我随口说了一句。
“雪扬同志，你过去对工作可不是这种态度呀。‘不知道’，这不应该是你的答案。有困难就要积极去争取解决，你应该想尽办法去说服他们......”主任拉长了语调说道。
“主任，我的职务是编辑，是通过艺术的表现力把一种思想传达给观众，而不是靠出卖色相去给您拉赞助费！”我打断了主任的话，说道。
“你！”主任惊愕地望着我，脸上的春风荡然无存。
我把目光从他的脸上移开，我也惊异自己如此尖刻地对主任说话，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
“雪扬同志，你言过其辞了吧？你怎么能把我们社会主义新闻比做出卖色相呢？你的这种思想不引起重视是很危险的！”主任说。
“你甭拿大帽子压人好不好？‘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不相信谁会因为一句话再被打成反革命！”我被主任的话再度激恼。
“你呀，你们还太年轻，走的路还太少。我也是从年轻时代过来的，我们同期同学仍干本行的人已为数不多了。做我们这一行最重要的准则就是组织上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应该怎么做。你以为我愿意搞赞助吗？可是不搞，我们怎么向上级交待呢？要知道，台领导选中我们部搞试点，这是对我们的信任。雪扬同志，你还年轻，既然你不打算出国，那就在台里好好干吧。环球公司的事情不能轻易放弃，你还是再和他们谈谈，即使赞助费低点儿也没关系，有一点总比一点没有要好。”主任这一次倒是显得十分冷静，他苦口婆心地说了半天。
我没有再和主任争辩。我从他那官腔官调的言词中发现一种无奈的情绪，而这种情绪所流露出来的自我麻木使我不忍心再去与他争辩。望着主任远去的背影，我暗自庆幸自己没有取消护照。
“信寄出去了吗？”吴修在电话里开门见山地问道。
“今天上午就寄出去了J’我说。
“够意思，小雪。”吴修高兴地在电话里说。
“今早儿，向红来过电话，让我去取那个东西。”因为办公室里有人，所以我没有提到“护照”二字。
“我明白。她向我说了好几次了，她说如果你不想耍，你也可以在单位开封介绍信给公安局声明作废就可以啦 。”吴修又说。
“我决定去拿。”我语气坚定地说。
“那也好，哎，见到向红别忘记送给她一点礼物，她讲究这个。”吴修提醒道。
“多亏你提醒我了，要不一一 好了，我拿到护一一我会跟你联系的。”我被吴修无微不至的关怀所感动，差一点把护照说漏了嘴。
其实，办公室里的人根本没有在意我在说什么。
第二天，我准时来到出入境管理处大门前，但是向红并没有与我一起走进里面，她说，里面的办事人员都因为她丈夫的缘故认识她，所以她不方便直接出面；而取护照又不同于申请护照，不需要多加关照，只需按照正常程序办理即可。
我们相约在附近的咖啡厅里见面。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我在拿到护照走进咖啡屋把一瓶教授送给我的法国香水递给向红时说道。
“小雪，咱们之间还用得着这一套？你留着自己用吧。”向红推让道。
“向红，为了我的护照，你操了不少心，我本来应该好好谢你的！”我说。
“其实，如果当初你不急着要护照，你根本没必要求我帮忙。正常办护照最多也不过三个月。”向红对那瓶晶莹剔透的香水爱不释手，她喷了一点在手背上，“这是正装货。”
“是一个朋友从美国带来的。”我随口说道。
“是不是那个教授？”向红把眼睛笑咪咪地从香水瓶移到我的脸上。
“你怎么知道我认识教授？”我惊讶地说。
“小雪，你的事，我知道得不比吴修少；吴修的事，我知道得要比你多。说句不客气的话，别看我读的书没有你多，可是社会上的事，没有我不知道的。也许有些话我是不该对你讲的，但是我天生的这个德性，见得了恶的，见不了善的。我以为这几年你在电视台工作，大场面见得多，对许多事也就看得透，但是，现在我发现你正被人家牵着鼻子一步步地往人家设好的圈套里钻呢！”向红盯着我的眼睛说道。
“向红，我没有听懂你的意思，你可不可以说得清楚一点。”我迷惑不解地问道。
“小雪，许多事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虽然吴修的舅舅的担保书能帮你拿到护照，但是，并不能代表它可以帮你拿到签证。”向红神秘地说道。
“你的意思是吴修舅舅的担保书不合法？”我越发迷惑起来。
“你想到哪儿去了，如果不合法，我是不会为你去冒险的。我想你还是对出国的事情知道得太少了，要不然，你是不会用一个教授的担保书去换一个享受美国救济金人的担保书。”向红有如“救世主”般地说道。
这种语气令我很不舒服，它使我想起了在吴修小屋的麻将桌上再见向红时的情景。我想起了她对胡涛夫妻俩的趾高气扬，想起了她搓麻将时手指上那六个金光闪闪的大戒指。我对向红本来就不以为然，现在见她竟在背后说吴修的坏话，我便对她更加反感。心想，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吴修与我交换担保书也是出于为我着想。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推说有事要办，便把那瓶法国香水重新塞到她的手中之后，匆匆告辞。
“小雪，咱们班的同学里，你变化最小，你还是那么单纯，就像你的名字一样！”分别时，向红握着我的手，很动感情地说了这么一句。
我没有把向红的话放在心上，反而在拿到护照后，盲目地陷入到一种梦想成真的兴奋之中一一“出国”的话题，再度成为我和吴修连接感情的纽带！
我和教授频繁的信件往来，加深了我对吴修的信赖。吴修在得到教授的担保书后，也一改从前她对我和教授的关系忽冷忽热的态度而积极地为我们传递信件。
时间就在这无休止的、循环往复的话题里流逝。从第一场大雪的降临，到最后一点儿积雪的融化，冬天已经过去，但是吴修仍然没有如她所期许的那样一一拿到她和王生的结婚证。
融化的积雪，使本来银装素裹的城市变得泥泞不堪；肆无忌惮的风沙，是春天来临、花满枝头的前奏曲。一年了，我就是在一年前的这个季节里再遇吴修的。
仅仅一年吗？当吴修挑起一个敏感的话题时，我发现自己好像已经走过了自己的半个多世纪一一
“前天我碰见于泉了。”吴修突然说道。
“和徐倩？”我未加思索地马上问道。
“那倒没有。我只是顺便问了一下他去日本的进展情况，他说今年签证要比往年难。”吴修接着说道。
“他昨晚也告诉我说，日本方面有新规定，留学签证主要发放给那些年轻和单身的申请者，因为他们不相信已经成家立业的中年人，飘洋过海是为了学习日本语，他们怀疑更多的人去日本是为了打工赚钱。不过，他说，最近他还是要试着去签一次。”我解释道。
“他也是这么对我说的。你看，他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有什么用意？”吴修打断我的话说道。
“用意？什么用意？不会的，他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感情粗糙，所以，优点也就是做事不会拐弯抹角。”我不以为然地说。
“你先别那么自信。常言说，‘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那天他就变着法儿地问我，你是不是在美国还有什么关系？”吴修吞吞吐吐地说道。
“你怎么说？”我沉不住气了。
“我当然不会说你认识教授了。我说是我舅舅给你出的担保书。”吴修看着我的表情说道。
“其实他知道我办护照的担保书是你舅舅出的，他为什么还要问？”我有些伤感地说。
“所以呀，我怀疑他有什么用心！”吴修把“用心”二字拉得很长。
“也好，该是了结的时候了。”我沉默了片刻之后，低吟道。
“离婚?”吴修煞有介事地叫道。
“我不想继续生活在双重情感中，这使人心理畸形。我要告诉于泉我和教授的真相。我也要点出他和徐倩的暖昧关系。然后，分道扬镳，财产归他，儿子归我！”积怨已久的话，不加思考地便冲出我的嘴。
“还是再考虑考虑。小雪，虽然从教授信里能看出他很爱你，但是他毕竟是生活在美国，你还是要三思而后行。”吴修完全以一个旁观者的态度说道。
“爱是不可以强求的，我也不是为某一个男人而活着；即使教授让我失望，我也相信我有能力靠自己的工作来抚养儿子！”我的犟劲被吴修激发起来。
“我知道你离婚的念头也不是一天两天啦，所以，你这次要离，我也不再劝你了。不过，我要是你的话，我不会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我不会拿自己的名誉和地位去冒这个风险。你想过没有，如果你把你和教授的关系全盘托出，他会因为男人的自尊心被伤害而百般刁难你。”
“他有什么权利刁难我？难道他和徐倩的关系正常吗？”我打断吴修的话，气恼地说。
“问题就在这，你明知道他和徐倩不干不净，可是你没有证据；而于泉会抓住你和教授的把柄大做文章。你想啊，闹到不能协议离婚，而要通过法庭裁决，到时候，于泉当着众人把你和教授的事抖出来，那你在电视台还能呆吗？”吴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说道。
我沉默了，我承认吴修说的不无道理。
“再说了，离婚的事一旦闹到法庭上，于泉以你们的儿子当王牌，就是不把监护权给你，你怎么办？”吴修又说。
“法院裁决也要考虑一些实际情况：第一，孩子小，应该归母亲抚养；第二，于泉工作忙，没有能力照顾孩子，何况他要去日本；第三，他母亲病重不能自理，孩子也不可能跟祖父母生活。所以，我相信我会获得孩子的监护权。”我在说服吴修的同时，也在设法说服自己。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两个人一旦撕破了脸皮，也就没有什么理智可言了。我见到过许多夫妻为争孩子、财产，从初级法院打到高级法院，一拖就是两三年的时间，结果还不 是两败俱伤！”
的确，为离婚双方反目为仇的例子比比皆是，刊登在报刊杂志上的奇闻怪事也屡见不鲜。我知道自己之所以害怕触及“离婚”二字，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害怕看到相互戕残！
“我何尝不知道这件事的份量？但是我不说我和教授的关系，他怎么会同意和我离婚呢 ？我总不能说，我们分手吧，这样对你好！”
“没错，他要的就是这句话。你想啊，他为什么四处散风去日本最好是单身？他就等着你这句话呢！这样，只要你们双方都同意协议离婚，离婚的过程就简单得多了。”
“我不信。如果他真的这样想，他可以先提出来和我离婚嘛。”我不以为然地说。
“你以为于泉没有头脑吗？他也害怕提起这事你会马上联想到徐倩，万一你不肯善罢甘休打起官司，他不就更不能马上去日本了吗？信我一句话，如果你想离婚，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吴修说道 。
“可是，你说过去美国单身不容易签证。”我说。“你和我不一样啊，教授在追你，如果你离了婚，他保准和你结婚，你还怕得不到签证吗？”吴修说道。
我未置可否地结束了这场谈话。
对于吴修的说法，我在理智上是认同的，但是在心灵深处却涌动着一股排斥的情绪。在许多事情上，以往，我都是凭借心灵的感应去处理问题，虽然时有挫折，也偶有难过，但是自己以坦诚与世相见，故也引为自豪。然而，这一年来和吴修的密切接触，我开始怀疑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过于简单，自己的坦诚和直率实际上是无能力应付纷繁的社会现象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低能。这种认识是痛苦的，因为我不再相信我的直觉，然而这种直觉却顽强地驻守在我的心灵深处。
当我还没有考虑好是否在此时提出离婚的想法时，于泉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再次提到要去日本领事馆签证的事情。我说出了我的想法，一个很不成熟的离婚理由：我们既然各奔他乡，何必还要苦守一个早就没有意义的家庭呢？何况及早离婚对他办理签证也有好处。
于泉没有诧异的反应令我出乎意料：他对儿子的归属问题也没有提出异议。他说儿子在姥姥家已经习惯了，我们离婚不会给孩子带来影响。总之，在我心里酝酿几年的话题，就在这短短的几十分钟里结束了，没有争吵，没有谩骂，它平淡得就像我们以往的生活，
太简单了吧？一一我在心底低吟了一句。
这不正是你所希望的吗？一一我在思想里更正道。
“协议离婚”实在是很简单：离婚的双方只要写一份“协议离婚”报告书，说明申请离婚的理由，然后再交出一份财产分配和孩子抚养权的协议书，到街道办事处便可办理离婚手续。
我们在寻找一条共同的离婚理由时遇到了一点麻烦：我不可能声明自己是因为性生活不和谐而提出离婚，而于泉也不可能写明是因为要出国而同意离婚。最后，我们在双方相互体谅下，达成了一个共同协议一一“感情不合”。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为咬文嚼字大费苦心，因为大多数人都在离婚书上的那一栏最多能容纳十个字的“理由”后面填上“感情不合”四个字。办事人员也“见多不怪”地懒得去追问这四个字后面的实际意义一一因为同意“协议离婚”的人，大多是不想在陌生人面前展示自己的“伤疤”！
一切都在协议中顺利进行，财产归他，儿子归我，房子由我住，但是他在去日本前还要居住。理由是他不想把离婚的消息马上告知父母，因为他母亲又因病情严重再度住院。我也不想让一个年事已高，生命垂危的老人把生命的最后一刻停止在我们离婚的消息上。我同意暂时各居一室，待他母亲病情好转后，再公布我们的离婚消息。
拿到了离婚证的当天，于泉就坐火车去日本领事馆申请签证去啦。
家，仍是那般静谧，那般冷清。它既没有常人离婚后所带来的混乱，也没有按惯例留下一片迁徙的惨状；它像一座历史陈列馆一般地，不带任何主观色彩地展现着我和于泉在这里留下的共同岁月。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搜寻着每一个角落，我的心带着眷恋抚摸着每一件家具——我似乎又听到结婚时为购买什么样的家具和于泉争论不休；为买一台彩色电视机我省吃俭用，甚至连自己喜欢吃的水果也列在节省范围之内。还有那台日本原装的电冰箱，为了得到购买它的指标，我和于泉跑了多少地方，求了多少人......
我抹去挂在脸上的泪水，开始一个人默默地在两个卧室之间划分离异的界线——我把于泉的日用品和衣物放到属于他的那间卧房，并且把那张原本买来给小保姆用的单人床重新装扮起来，添加了被褥。我挖掘着久已忽略的潜能，以一个女人应有的细腻，竭力使这个冷酷的环境多一点舒适。
这一夜，我关上了两个卧房的门，独自一人蜷曲在那张宽大的双人床上。虽然各睡一室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但盼望已久的清闲日子，却使我陷入失眠：月光下，我看到屋里的朦胧家具，我想起在孩提时代，有一次，自己曾用全部的热情在沙滩上堆砌出一个“城堡”，然而，一阵狂风袭来，“城堡”瞬间便被夷为平地。记得我当时难过得哭了，妈妈在一旁告诉我，这是因为城堡下面没有“地基”。
“地基”一词，就是从那时学会的。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