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岘
说也奇怪，几个月过去之后，代养母不再骂人了。她开始絮絮叨叨地像讲故事似的整晚讲着他根本听不懂的事情；而他，就是在这如泣如诉的叹息声中走进自己童年的梦乡......
真正读懂代养母的心事，是在几十年以后他在美国的一间乡村别墅里再遇代养父的时候——
代养母和代养父的双亲是世交。为了延续这种情谊，他们的父母在他们还没有出生便以传统的“指腹为婚”方式确定了他们的关系。而后，代养父自少年便与其父“闯金山”，虽然父亲晚年回乡，但是他却执意留在美国。父亲几次传书让他回乡完婚，而他这时已在父亲的辛勤劳动的帮助下，在美国完成了高中学业，认为“指腹为婚”荒谬，拒之不理。
这段婚姻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当代养父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向同宗人宣布代养母是他传宗接代的儿媳妇的时候，一个女人的悲剧就确定了。
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的代养母从未怀疑过这段姻缘，她认为走进代养父的家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自从代养父的父亲回到家乡，她便一直以儿媳身份侍奉二老，并且为他们养老送终。
老人在临终时把财产都留给了这位“儿媳”，代养父为了弥补“大逆不道”的良心债，每年也都给代养母寄一笔钱去。
代养母在世人面前总是炫耀他的丈夫在美国多么地风光；每次有汇款来，她都会让全村的每一个角落里的人都知道她是多么地幸运。然而，和她相处了将近一年的那个小男孩，在几十年之后，以一个生物学教授的眼光，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剖析出这个女人所承受的精神苦难！
代养母一生未再嫁人。她生前没有享受到丝毫属于女人的那份温馨，死时却带着本来不应该属于她的“十字架”含冤于九泉之下。据说，代养母在解放初因代养父的父亲留给的财产，定为“富农”，成了“被改造对象”；“文革”时，又因红卫兵从她的枕边搜出代养父穿美军制服照的那张照片，她被戴上“反革命” 、“特务”的大高帽遭到游街批斗......
代养母死了。她誓死保护着埋藏在心底多年的秘密：她知道代养父已在“金山”成家立业，娶的是一个白种女人！
命运有时只因某一个机遇而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养母到了美国后，做了餐馆的老板娘。虽然她不会说英语，但是她聪颖、漂亮，待人和蔼，加之大多数到餐馆吃饭的人都是会说粤语的中国人，所以，餐馆的生意随着她的到来而蒸蒸日上。
忙碌和满足并没有减低她对养子的思念，她几乎从一登上这片国土时就在催促养父办理养子来美的“口供纸”。
当年，外国人移民来美国的程序有别于现在。那时，人们不需要在本国得到签证，而是到达美国本土之后，由移民站“番口供”，如果“番口供”与当时的移民政策相符，便可以留在美国。反之，必须回国。
也许是“金山”确实有“金子”的引力，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人朝这块新大陆进发。中国人“闯金山”的历史并不比其他国家短，他们甚至在这一片土地上以自己的勤劳肯干而使当年种族主义者感到“不安”。“不安”派生出一个《排华法案》，《排华法案》使能登陆的中国人锐减。
《排华法案》的一再延长，使许多人变通出“生意纸”，即假口供——出售的人可以从中大赚一把，购买的人可实现“金山梦”。所以，华人购买“生意纸”来美国的方式从上世纪末延续到本世纪中叶。
养父迟迟不去办“口供纸”的原因是：养子是他太太领养的，他很难以美国公民儿子的身份做“口供纸”。
事也凑巧，养母竟在这时怀孕了。养父决定不再办理养子来美的事情。
养母忘不掉与自己朝夕相处了四个年头的养子，她偷偷托人买了一张“生意纸”，把养子的生日提前了六年一一那一年丈夫回乡与她结婚！
她把这张“口供纸”连同给养子做路费的“私房”钱寄给了代养母，让代养母送养子到香港乘坐飞机来美国。
时至今日，教授还记得代养母把他带到一条轮船上的情景：那条船，对于一个农村里走出来的孩子来说，太大了。大大的船舱，横七竖八地坐满了人。起初，他沉浸在即将见到养母的喜悦心情里。但是，船行不远便在黑夜里左右摇摆起来 ，摇得他五脏六腑都似乎挤压了出来......
他不再欣赏那震耳欲聋的“马达”声，他弱不能支地像许多人一样躺到船舱的地板上，把头枕在代养母的大腿上。
那一夜，代养母第一次把他搂在怀里喂汤喂饭，第一次像一个母亲一般地对他问寒问暖。
在香港上飞机时，他看到代养母红着眼圈朝着他的手心吐了一点口水，这是台山的风俗，意在“一路平安”。他想叫她一声“阿妈”，他知道她一直希望有人叫她“阿妈”，然而，犹豫之间，絮絮叨叨地嘱咐他各种事项的代养母，突然间当着众人的面骂起代养父忘记了老祖宗的粗话，周围人像看“马戏”似的把目光投在他们身 上......他仓皇逃进了机舱。
当他随着飞机这个庞然大物飞上天空的时候，他并没有像许多第一次坐飞机的人那样紧张，他庆幸自己远离了代养母，乐不可支地期待着扑进养母的怀抱一——那时的他，对生母的印象很淡泊，他还弄不明白这三个女人对他的存在意义，他只知道养母最疼爱他！
那年，他只有八岁。
八岁的男孩只身闯世界，横渡太平洋，不懂语言，不懂习俗，只凭胸前挂着的那个写有名字和所到地点的小纸牌就从地球的东半球跑到西半球，这对于当今视儿女如“掌上明珠”的父母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
然而，那时的他，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从记事起，他便时常听到村里的老人绘声绘色地讲着各个朝代去闯“金山”的故事。在女人的骂街声中，他似乎觉得有出息的男人都要漂洋过海到“金山”去。飞机上，他并没有因为过早地踏上“成人之旅”而畏惧！
当他懵懵懂懂地跟随同机的人走下飞机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置身于旧金山机场了。那时，他不懂得船和飞机的区别，脑子里还装着父辈“闯金山”用了几个月时间漂洋过海的故事。
夜色里的旧金山机场，此刻已被雾霾所弥漫。人流分成了两队，一队人不受任何限制就散去了，而另一队却在身穿制服的美国人的监督下，留在原地。他被划归到这一队里。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划归到这一队里，他只记住代养母再三嘱咐过遇到事情就给人家看胸前的小纸牌，纸牌上有他的名字和要去的地方。一路上，他像守着护身符一般地保护着挂在胸前的小纸牌。
就这样，他见别人怎样做，他就怎样做，一路上没说一句话，居然在小纸牌的帮助下，做了一切该做的事情。
一辆很大的汽车把他们带离了机场。去哪儿？他不知道。三天来，轮船、飞机，使一个从前只坐过牛车的八岁男孩恍如置身梦中。
汽车开进一个高墙院落，停在了一个高大的楼房前面。
车上的男人、女人开始分开，开始依次按手印，依次领毛毯和洗漱吃饭用具。然后，相同语言的人被聚集在一起，由穿制服的美国人带到所要去的地方......
同车的人不过20几个，拿着CHINA纸牌的那个美国人的身后，跟着他和另外四个男人。
那个美国人打开了一扇笨重的大门，这是一间装有一百多张床铺的“大屋”。
昏黄的灯光下，两张上下重叠在一起的床铺，一排排地摆在“大屋”内。
他的床被安排在靠门口的下铺。
他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他认为这里是旅途的必经之地。他睡了，尽管周围鼾声四起，他还是一觉睡到大天亮！
白天使他明白了自己已经置身于老人们常在故事里提到的“木屋”之中。虽然设在“天使岛”上的移民站在40年代初就已关闭使用，当年的木屋已被今日的楼房代替，但是，对于他没有区别，他首先想到了故事里的“吊死鬼”，他好像看到许多张被绝望扭曲的脸。当他知道走进这间“大屋”里的人至少要住三到五个月的时候，他哭了，哭得惊天动地。
他拼命地砸着那扇紧闭的大门，不顾旁人的劝解，声嘶力竭地吵闹要见“阿妈”。
终于，哭声把外面的看守给惊动了。
看守是一个大鼻子大眼大高个 、黄头发蓝眼珠白皮肤，外加一个圆肚皮的中年男人，他平时对人比较和蔼，喜欢开几句玩笑，虽然大多数的中国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他自得其乐。起初，他并没有被一个孩子的哭声打乱阵脚。他拿出几块糖，笑嘻嘻地把糖一颗颗地夹在手指间在男孩子的眼光晃动。哭声并没有因此减低。
美国人的幽默感变成了无可奈何，看守叫来同屋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叽哩咕噜地说了几句英语，戴眼镜的男人就转身告诉了另外一个黑瘦的男人什么话，这个黑瘦的男人一字一句地告诉他：只要他不哭，阿妈很快会来接他的！
他不哭了，即使在夜间流了眼泪，他也会在离开被子前把红肿的眼睛揉一揉，在起床后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
这一天，他被叫到另外一间房子去“会客”，他认为来人一定是阿妈。然而，他见到的是一个身穿西装革履、会说台山话的中年男人。来人告诉他阿妈住在纽约，离这里很远，他要想见阿妈的话，他就要按照来人的要求去做。
来人交待了许多事项，而他却因没有见到阿妈，沮丧地没有记住一句。
那天夜里他又哭了，整整哭了一夜。此起彼伏的鼾声、梦呓以及让人听起来心里都起“鸡皮疙瘩”的咬牙声，从“大屋”的各个角落里来，淹没了一个小男孩孤苦无助的哭声。
他讨厌这清一色的男人世界。他怀念每一位母亲带给他的温馨。此刻，他情愿回到那位喜欢骂人的代养母身边！
眼泪并没有改变现状。一个星期后，他发现自己在这个男人世界里享有特殊的待遇：许多人喜欢带他玩，好吃的总是先让给他，事事以他为先处处与众不同。渐渐地，他开始忘记眼泪，开始以一个大男人的姿态参与到这个男人的世界里来！
他发现这间“大屋”虽然时常人声鼎沸、乱哄哄一片，但是人们的衣食住行却是极有规律的——
三顿饭，一百多人按编号排队从“大屋”的边门出去，顺楼梯到楼上用餐。
早饭后，人们自动围到那个戴眼镜的“上海人”的床边，跟着他认真地学习“ABCD”；晚饭后，人们会连拉带拽地聚集在一起，央求着那个黑黑瘦瘦的“香港人”讲故事。
于是，白净净的“上海人”和黑黑瘦瘦的“香港人”便成为他心目中的偶像。
也许移民站的规矩是孩子可随母亲居住？抑或是他的“口供纸”上的年龄比他的实际年龄大？总之，他是“大屋”里唯一一个只身“闯金山”的小孩！
幼小的心灵在这个成人世界里变得敏感。他发现“大屋”里每天都有新人来，旧人去。通过了“审口供”这一关的人，眉开眼笑；没有过“关”的人，垂头丧气。困守于屋内的人，唉声叹气，他们把“审口供”看成了过“鬼门关”！
那个代表阿妈来看过他的男人又来过两次，每一次除了给他带些糖果之类的东西，还要趁看守不注意的时候教他背“口供纸”：本人姓氏、年龄、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父母名字......
一切对于他都是陌生的，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深爱着的阿妈叫朱马氏，在家乡人们都叫阿妈“阿花”，他喜欢“阿花”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才属于阿妈的。他也弄不明白自己的年龄为什么不是八岁，而是十四岁......他讨厌去背那张“口供纸”，但是他又必须用心去背一一来人说，如果他在审口供中说了错话，他将永远看不见阿妈。
不，他要见阿妈，他每天都在思念着阿妈！
三个月之后，当轮到他被带去“审口供”的时候，他已经把“口供纸”上的内容背得滚瓜烂熟了。
然而，坐在长条桌后面的“问话官”可没有像那个看守那么和蔼可亲，三四张严肃的面孔使他感到身在“阎王殿”般地恐怖。
问话一开始，他就吓哭了。他忘记了“口供纸”里的名词，满脑子都是阿妈。
“我要见阿妈！”这是他对问话官唯一说过的话。
他没有过“关”。
不过，他也没有像许多人那样在第二天被“遣送回国”。“上海人”悄悄告诉他，没有被撵出这间“大屋”，就证明还有一丝希望 。
孩子是不大懂“希望”和“绝望”之间的距离的。经过了那场“惊心动魄”的问话场面，他反而安心于这间“大屋”里的生活。
虽然，住在“大屋”里的人一周只有两次户外活动，而且活动的天地只限于高墙内的房顶上，但是“大屋”里的生活并不枯燥，人们在有限的空间内创造无限的思维空间。
他最喜欢听那个“香港人”讲故事：劫富济贫的女侠、倾国倾城的杨贵妃、深山老林里的尼姑、上海码头上的交际花......他被阿妈之外的女人给迷住了。
他发现，在这个大屋里真正使所有男人安静下来的时候，是有人在谈女人；能使人开怀大笑和放声痛哭的，还是女人！
女人的形象就是这样完美地驻守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之中。
然而，那时的他还不明白．这个不见女性的空间里，这个被希望和失望交替折磨着的男人世界中，时常也会暴露出人性被扭曲的丑陋！
那一天夜里他没有睡着，因为那个教他背“口供纸”的男人又来看过他，并且警告他必须在下次见面时背会“口供”。“口供纸”的压力，使他在鼾声四起的黑夜里失眠了......突然，他看见一个身影从地上朝他的床边爬来，继而把手伸进他的毛毯里。他惊叫起来，他想起床垫下有代养母在他出国前给他的两张美元一一他以为男人一定是来偷钱的！
叫声惊醒了许多人。黑暗中，最先跑过来的“香港人”抓住了正欲逃跑的那个男人。继而，蜂拥而至的人群使那个男人趁乱挣脱了“香港人”的手，混入到乱哄哄的人群里......当看守开灯进来的时候，人们已无法辨认谁是那个黑影里的人了。
他被调换了床铺，他住上铺，香港人住下铺。从此，再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当时他太小，他还不懂得对别人的关怀表示感谢。
几天后，“香港人”像往常一样地向围着他的人绘声绘色地讲着“女人”的故事，突然，听故事的人群里站出一个人来，他吵吵嚷嚷地向“香港人”说着八岁孩子不懂的事情。接着，人群在有限的空间内让出一块地方。
叫号的那个男人首先脱光了衣服，接着，“香港人”也脱下自己的衣裤......
在这个清一色的男人世界里，裸体是不会引起任何反应的，围观的人似乎在屏住呼吸等待那一值得他们欢呼高叫的时刻！
两个男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分别躺到相邻的两张床上，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用自己的躯体来证明自己是这场“打赌”里的赢家。
“香港人”胜了，他赢得了众人的“喝彩”。事后，“香港人”告诉他，那个“打赌”的人就是那天晚上走近他床边的人。
真正懂得了这个“香港人”像父兄一样地保护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男子汉了。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完整人格是在那人格不完整的环境里过渡来的，他真的怀念那位不知名的恩人。听人说，他在“大屋”呆了一年半，最后还是被拒绝入境，返回香港。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同为“难民”身份，同在一间“大屋”靠了一年多的“上海人”因中美邦交豁免入境；而 “香港人”则因港美关系正常化而被遣返原籍。当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的时候，也许“香港人”还会庆幸自己重返故土吧？
那一年，如果教授没有踏上另一片土地，他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呢？一个农村孩子？反革命“狗崽子”？或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叛国贼？也许他也可以找回生母的“贫农”成份，在贫脊的土地上继续耕种不够一年口粮的红薯吧？
我听故事的时候，脑子里还是免不了常常溜号。
岁月串连起他的琐碎往事一一一年之后，他步“上海人”的后尘，先“香港人”的脚步离开了那间“大屋”的时候，他比来时更加惧怕外面的世界。
离开移民站，他并没有马上见到养母，而是被那位男人带回家里。在男人太太的唠叨声中，他知道这个男人是个律师，养母花了许多钱让他办理所有事宜。由于上一次“审口供”时，他无论长相个头和举止都不像14岁的大男孩，所以，尽管手续齐备，也没能过关——年龄，成了他能否入境的先决条件：如果不能证明他是14岁，这等于否定了他与养父的父子关系，他将失去按美国公民之子入境的法律依据。
移民站请了医生，律师也请了医生，双方的医生分别为他做了全面身体检查，并且脑部照X光像片，企图从脑部头骨的发育找出权威性的答案。
移民站的答案是：他不足14岁。
律师方面的答案是：亚洲人骨骼大多数比西方人要小，所以，他是14岁。
双方僵持不下。
按道理说，移民站有权以此为借口拒绝他入境。然而，这时赶上韩战爆发，中美关系“破裂”。移民站里已有很多像“上海人”那样有学识的“难民”没办法处理，所以对一个孩子的何去何从也就一拖再拖，直到移民站执行“一刀切”的办法一一允许从中国大陆来的“难民”入境，遣送从香港来的“难民”还乡。至此，他才与那个“上海人”前后脚地离开了“大屋”。
尽管他对律师太太说的话似懂非懂，但是他对律师肃然起敬。特别是刚从那间住着一百多人的“大屋”来到律师家的漂亮洋楼里，他有一种一步登天的感觉。然而，让他从梦中惊醒的却是律师那两个会英语的“骄傲公主”，她们让他感受到人类的等级，意识到自己的低下。他不要再等阿妈来接他，他吵着闹着要一个人到纽约去。最后，律师买了一张火车票，把他交给了一对也去纽约的夫妇。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