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天傍晚，哈尔滨下起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雪花大，成团，一团团雪花粘在一起飘落，就像大把大把地撒着纸钱。马路两旁落满了雪花的树枝，就像一只只灵灵幡在风雪中飘动。
可能老天爷看到他的臣民死伤太多，这片古老的土地已经变成了一片血海，动了恻隐之心，丢下大把大把的纸钱，以告慰成千上万的亡灵吧。
就在刚才，韩一平又看见两个青年学生被日本宪兵塞进了一辆吉普车。他知道，又有两个年轻的生命将要消失了，被抓进宪兵队很少有活着出来的。
此刻，韩一平神色凝重，来到南岗花园街一幢围着矮栅栏、铁瓦盖、米黄色砖墙、独门独院的俄式房屋前停下来，前后瞅瞅，确信没有可疑人之后，才拉响了门铃。
一位头戴黑头巾、身穿藏蓝色呢裙的俄罗斯老妇人，出来开门，用俄语问候了一句：“兹拉斯维基！”
“兹拉斯维基！”韩一平进门与老妇人擦肩而过的刹那，老妇人用俄语小声说了一句暗语，“卡佳在客厅里等您教她中文呢。”
“啊，我没有迟到吧？”
“当然没有！”老妇人冲他点点头，随手拿起一把扫帚在院子里扫起雪来。
这里是共产国际联络站的一个秘密发报点。
家里除了老妇人，还有老妇人的女儿卡佳，一个二十五岁的俄罗斯姑娘。她谎称父亲是白匪军的一个小头目，死在苏联红军追捕的大逃亡中，借此在日伪宪兵队谋得一份文秘工作。其实，她父亲是一名红军战士，在追捕白匪的战斗中牺牲了。
卡佳在宪兵队工作，对宪兵队的行动规律有所了解。所以，韩一平选择的发报时间，不是在夜深人静，而是在傍晚，教堂敲晚钟的时候。
这段时间正是特务、宪兵、警察忙着填饱肚子的时候，马路上车马嘈杂，圣·尼古拉教堂的钟声一响，全市几十座教堂都跟着钟声齐鸣，天空响起一片钟声，即使日特出动无线电探测仪，也很难捕捉到电台的准确方位，即使监测到了电台方位，一时也很难抓到电台。
韩一平来到房门口，借抖搂身上雪花的机会，又回头瞅瞅，大门外除了两个匆匆而过的行人，并没有发现可疑之人。
但他心里仍然怀有一种隐隐的不安，他想，也许是由于当前的形势太严峻、太恐怖的缘故吧。
七七卢沟桥事变以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采取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为了镇压东北的抗日救国斗争，日寇向东北增派了大批关东军。同时运来了大批日本移民，日本计划在二十年内，向东北移民一百万户，五百万人！并委派以凶狠残暴而著称的剃刀将军东条英机，任关东军参谋长。这位后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头号战犯送上断头台的将军，曾发誓：“在满洲土地上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
日特还大搞什么“四·一五大检举”，地下党组织屡遭破坏，中共哈尔滨特委书记被捕。二十八名革命志士在太平桥英勇就义。鲜血把太平桥的地面都染红了，一时，刮出的风都带着血腥味儿。
一想这些，韩一平的心情就越发沉重。
客厅里没有开灯，一片朦朦胧胧的昏暗。壁炉里燃着炭火，映出一片跳跃的火光。
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俄式住房，红松地板，墙上挂着俄国人喜欢的冰雪油画，北墙角摆着一架黑色钢琴。
为什么不开灯呢？韩一平心里正疑惑，棚顶的吊灯忽然亮了。
只见卡佳手托下巴，靠在钢琴旁，两只蓝色大眼睛脉脉含情地望着他，显然在问他：你看我漂亮吗？
她的确很漂亮，一双棕色高跟皮靴，一身紧腰湖蓝色呢裙，披着带流苏的乳白色开司米披肩，平时披在肩头的波浪式长发，今天被拢在了脑后，盘起一个高高的云卷，只留下几缕刘海儿，像几条小泥鳅似的弯在她玉脂般的额头上，显得既高雅又漂亮。
她今天怎么了？为什么打扮得这么漂亮？噢，可能又在跟我玩女孩子的小把戏吧？把自己打扮得跟花儿似的，想吸引我这只老蜜蜂的注意吧？他心里暗暗思忖。
说真的，他也是男人，像天下所有的男人一样，也爱美丽的女人。尤其一看到卡佳，就让他想起他的达雅。
但是，他却吝啬得连句表扬话都没有对卡佳说，只是像往日一样，跟她礼节性地拥抱、问候。不过，他却从她急促的、带着茉莉花香水味的呼吸中，从她燃烧着蓝瓦瓦火苗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个俄罗斯姑娘的寂寞与渴望。
他并不傻，他早就发现这个情窦初开的姑娘，就像含苞的花蕾一样正渴望着怒放呢。
他知道俄罗斯女孩子开放，只要他冰冷的唇凑近她……不，绝不能那样！工作纪律不允许他放任感情。他命令自己，立刻松开她，“马上开始工作吧！”之后，就把自己关进地下室里，迅速发报，发完报立刻走人，多一分钟都不待，为了安全，也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感情纠葛。
听到他的这句话，一朵正准备怒放的花，突然蔫了，遭霜打了。
她用熄了火的眼睛，嗔怨地瞅瞅他，转身坐到钢琴前，用修长的手指在键盘上疯狂地弹奏起来，弹起一首格林卡作曲的俄罗斯歌曲《北方的星》，键盘被敲得梆梆直响。
这是韩一平与卡佳之间的秘密，只有他俩知道这首曲子的含义。
只要弹起这首歌曲中的第八小节，而且，要将小节中最后一个音符6弹成5，那么，在钢琴后面的地板下一个秘密的通道口，才会显露出来。
这是几年前在改建地下室时他俩设计的，将地下室间壁出一间小屋，用来发报，地下室的开关就掌控在琴键上。他在下面发完报，敲击地下室的铁管，她就再次弹奏起这支曲子，把他拉上来。
有一次，她一边拉他，一边戏谑他：“我要是忘了这段音符可怎么办呢？那你就得永远在地下室里待着了。”
“那你就天天给我送饭好了。”他笑道。
“太好了！下去吧！我宁愿你在里面待一辈子！”
今天，临下去之前，他拍了拍她的肩膀，他觉得实在对不住这位动了真情的俄罗斯姑娘，以后有机会一定向她解释一下。没想到，上帝却再也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了。
地下室很小，只能容下一个人。
他迅速打开电台。他要向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站负责人报告，俄国法西斯党近日将在哈尔滨举行一次全球性的俄国法西斯党首脑会议，会议地点设在日本人开的霍夫曼饭店。据可靠情报，俄国法西斯党在美国的头目旺夏茨基，在美国网罗了五万多名法西斯分子，并筹集了大量资金，公开叫嚣，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机，他们将要推翻苏维埃政权。这件事已经惊动了美国国会。
俄国法西斯党，是由一个叫康士坦丁·弗拉季米罗维奇·罗扎耶夫斯基的家伙，一手创建的。此人来自黑河对岸的海兰泡，是一个自负而残忍的野心家。几年前，他网罗一批极端仇视苏维埃政权的白俄青年，在哈尔滨创建了俄国法西斯党。
该党有明确的党纲、党徽、党旗、党歌，统一着装。党旗和党徽上面，刻着黑色卍字，明显的纳粹标志。服装完全是效法意大利黑衫队的装束，黑帽、黑衫、黑马裤、黑皮靴，敬礼都是纳粹式的，右臂伸直，高喊一声：“嗨！俄罗斯！”就像纳粹德国喊“嗨！希特勒”一样。
这些法西斯党徒凶恶、残暴，与日本人勾结，在哈尔滨制造了多起暗杀、绑架凶案。几年前，轰动一时的马失尔旅馆老板约瑟夫·加斯普的儿子，年轻的钢琴家西蒙被绑架撕票案，以及犹太医药商人科夫曼被绑架撕票案，都是日本人指使他们干的。
韩一平一边发报，一边注意听着上面的动静，像往常一样，先是传来一首贝多芬的《仰望苍空》，舒缓而沧桑，随后又传来一首舒伯特优美的《小夜曲》。
这是平安的信号。他紧张的心情感到一丝轻松，仿佛看见卡佳修长的手指流水般地在琴键上流淌。卡佳曾告诉他，她小时候一直想当钢琴家。
此刻，琴声维系着他们两个人的生命，只要她弹奏着这两首曲子，就说明天下太平，魔鬼撒旦并没有降临。
可是，弹着弹着，琴声突然大变，只听琴键发出一声巨大的低声轰鸣，随后传来贝多芬的《暴风雨》，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天崩地裂！
坏了！出事了！韩一平急忙关掉电灯，摸着黑，迅速处理着善后事情。
惊骇之中，他脑海里猛然跳出一个可怕的念头：是不是卡佳叛变了？他顿时想到她今天的种种表现，穿着打扮，想到她冲他的微笑……啊，不，不会的！她真要叛变就不会用琴声告诉我了。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嘈杂的皮靴声，老妇人惊慌失措的喊声，啪啪的耳光声，沉闷的枪声，有人摔倒在地的扑通声。
其间，琴声仍在继续，《暴风雨》越来越猛烈，越来越倾盆，好像要把整个世界都摧毁似的。
琴声中，还夹杂着一个男人粗野的咆哮声，说的是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卡佳小姐，你的不要再弹了！告诉我，你的电台藏在哪里？”
刹那间，他的心好像被揪出来了，被揪到了嗓子眼儿上。
现在，他的生命就像插在竹签上的糖人，已经悬在敌人的嘴唇上了！只要卡佳的手指往下一指，电台和他，都将顿时一命呜呼！
他屏住呼吸，耳朵紧紧地系在琴声上，极力判断着每一个音符的微妙变化。啊，那双美丽的纤手一直在琴键上疯狂地跳舞，一刻都没有停息，一直弹奏着那首《暴风雨》，弹着弹着，突然传来“哐”的一声，随后传来一声惨叫“啊——”一只断手样的东西“吧叽”一声，重重地掉在他头顶的地板上。
上帝！他的心猛一哆嗦，仿佛看见一只美丽的手，血糊糊地躺在地板上，鲜血染红了键盘，渗进了键盘缝隙里。
他曾闪过冲出去的念头，但理性还是拽住了他，不行！千万不能白白地去送死！
随后，传来乱糟糟的翻箱倒柜声，拳头砸墙的咚咚声，刺刀在地下室到处乱捅的嘈杂声，叽里哇啦的说话声。
这一切，就在他身边，跟他只有一墙之隔。
他不知这种让人崩溃的声音持续了多久，只觉得时间太长了，仿佛过了一个世纪。
当他再次听到琴声时，这次弹的并不流畅，音符在一个一个地蹦，嘣！嘣！嘣！就像一个断了腿的人在单脚跳一样，听着听着，他的泪水不由得夺眶而出。
他听到了最不愿听到的三个字“永别了”。
她曾经跟他说过，她要被捕了，就用琴声来向他告别。现在，她用琴键敲出的电报密码在向他告别。末了，他又听到她送来的最后三个字，“我爱你”，“你”字只敲出了前一个数字，后三个数字键盘上没有。
但是，不用敲了，亲爱的姑娘，我早就读懂了你的心！
他知道卡佳深深地爱着他。
唉，他何尝不爱她呀？
此刻，在这生离死别，在这姑娘用生命掩护他的一刻，韩一平忽然发现他是多么地爱她呀！
在她身上，寄托着他对两个俄罗斯女人的爱，卡佳与达雅。她们都是那么美丽，那么善良，那么高雅！
他是一个男人，眼瞅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敌人杀害，而自己却无能为力，他的心简直被刀割一般，痛苦到了极点。
一阵杂乱的撕扯过后，他听到了她的高跟皮靴声，听到了开门声，随后，又听到她用俄语最后喊出的一句话：“你松开我！你给我滚远点！痛快滚蛋，滚得越远越好！”
他明白，这是卡佳留给他的最后暗示，让他迅速离开哈尔滨，躲过这场灾难。
随着琴声的消失，随着杂乱脚步声的离去，他的心一直在流血。
有多少次，他真想冲出去跟他们拼了。但他一动不能动，只能在黑暗中待着，一直等到午夜，听见上面没有了任何声息，确信敌人已经走了。他这才打着灯，戴上事先备好的胡子和眼镜，穿上白大褂，把发报机装进一只“医药”箱里，悄悄地打开了地下室的另一个秘密出口。
雪不知什么时候停的，厚厚的积雪掩盖了马路上的片片血迹。
昏黄的路灯在午夜的雪色中显得十分凄冷。路上很少见到马车和人力车，只有远处不时传来的警笛声，不时地敲击着他的耳鼓，催促着他在雪中哧溜哧溜滑的脚步。
他不知照相馆是否已经暴露，只好将发报机先藏到自己家里。
花园街离马家沟并不远。到家以后，他在大门外仔细查看了一番，发现周围静悄悄的，院子里的雪很平，没有一个脚印。这才绕到后院，跳过矮栅栏，来到后面的储藏室外，踏着一只破凳子，掀开储藏室房顶一块铁瓦盖。
对此他早有准备，他觉得藏在这里比室内安全。
“谁？”他从板凳上刚下来，发现一个人影出现在眼前，吓了一跳，原来是妻子披着棉袄站在面前，“你怎么出来了？”
“啊，我听到外面有动静，就披衣出来看看。”妻子对他这身装扮，似乎并不感到惊讶。
“秀英，”他急忙把她拽到墙根处，严肃道，“记住，那东西比你我的性命都重要！不管谁来问你，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都不许说出今晚所看到的一切，打死都不能说！听到没有？”
“你不用叮嘱，我明白。”妻子仍然一脸平静。
“你明白什么？”
“进屋再说吧。”
“不，我还有事！我得马上离开。”他拍拍妻子瘦削的肩膀，低声道，“秀英，我这一走，也许又要很长时间，你们娘俩儿要照顾好自己。如果有人来问你我去哪了，你就说咱俩吵架我离家出走了。告诉韩雪也这么说。记住，不管谁来取那东西，都不要给……”他附在妻子耳边叮嘱了几句。说完，起身要走，却被妻子叫住了：“等一下！”
只见妻子转身向前院跑去，雪大，跌跌撞撞的，身上披着的棉袄袖就像鹞鹰呼扇着两只翅膀。
等她再回来，手里捧着一条新织的驼色毛线围脖，还有一沓带着体温的钱，对他低声道：“带着吧。”
“围脖我带着，钱你留着。你们娘俩儿过日子也不容易。”
“别，都带着吧。”她将钱塞进他的内衣兜里，“穷家富路，你一个人在外更难。我们娘俩儿在家好对付！”
“秀英……”他心里一阵哽咽，情不自禁地搂住了妻子。
走出好远，他还看见妻子披着棉袄的身影，就像一只站在船头的鱼鹰，久久地站在大门口，直到她的身影模糊了，看不见了，他才下意识地摸摸脖子上的毛线围脖，在这恐怖而寒冷的夜晚，心里感到一丝格外的温暖。
他赶到道里大光明照相馆时，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
他背着医药包，佯装出诊回来，从照相馆门前经过，发现门口雪地上有许多杂乱的脚印。他故做漫不经心地瞅一眼橱窗，不禁大吃一惊，橱窗里，一张俄罗斯美女的大照片不见了，玻璃窗上留下许多喷溅的血迹。
刹那间，他心里一片茫然，一种无依无靠的孤独感攫住了他惶恐的心。照相馆的老板是他的上司，他们之间只是单线联系，现在，上司出事，卡佳被捕，上下线都不在了，只剩下他自己。
原来党内出现了叛徒，共产国际哈尔滨联络站、中共地下交通站等几个秘密联络点，全部遭到敌人破坏，许多同志被捕，只有一人侥幸逃了出来。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韩一平。他因此成了出卖组织的最大怀疑对象。
二
对于这一切，韩一平一无所知。
他只好按照事先约定的组织纪律，迅速离开哈尔滨，乘车来到绥芬河，在一家小旅馆里住下来。
这天晚上，他按照以往交接情报的联络方式，来到一条僻静的小街上，将一封信投进一户俄罗斯人家废弃的铁艺信筒里，信中写道：父母病故，小弟无家可归，前来投奔姐姐，望姐姐接纳。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大亮，马路上行人寥寥，他化装成一名清道夫，头戴狗皮帽子，拎着一把大扫帚，早早地来到锈迹斑斑的废弃信筒前，看看周围没人，急忙将手伸进挂满霜雪的信筒，可是摸了半天，连个纸片都没摸到。
按约定，他将在这个没有上锁的信筒里摸到一封信，信中用隐形墨水给他下达指示，布置下一项工作任务。
一连几天，都没有收到指示。
他开始焦虑不安，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是联络点暴露了，还是联络人出了问题？
以往，他把情报投进信筒的第二天早晨，准会收到一封回信，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
一直等到第七天仍不见回信。
他沉不住气了，又写了一封急信：“我要求立刻面见姐姐！如果见不到，我只好去拜见外公！”“外公”是指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意思是说，如果见不到联络人，他只好过境去向苏联远东情报局直接汇报。
这天晚上投完信以后，他没有马上离开，而是躲在附近的墙根下，等了很久，想等到取信者的到来。可是，晚上九点钟全城戒严，他只好拖着冻僵的双脚回到旅馆，坐等天明。
第二天早晨，他又是一身清道夫的打扮，踏着昨天夜里刚刚下过的一场大雪，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早早地来到落满霜雪的邮筒前，却发现，邮筒旁边的雪地上有清晰的脚印，显然有人刚刚来过了。
他急忙伸手去摸信筒，发现里面仍是空的。
他忽然意识到，联络人就在附近，一直在跟他捉迷藏呢，就是不想见他！
根据他多年的特工经验判断，发生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对方已经叛变，一种是怀疑他韩一平叛变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都面临着被捕的危险。所以，他必须马上离开！
他匆匆扫了一眼四周，周围灰蒙蒙的刚刚放亮，本来就住户不多的绥芬河小镇，显得十分清冷，不远处有一个影影绰绰的身影在扫雪，头上包得严严实实的，看样子像个俄国老太太。远处传来一阵整齐的皮靴声，那是日伪宪兵在巡逻呢。
他急忙回到小旅馆，却发现，门缝里塞进来一封信，打开一看，他一眼认出了那熟悉的笔迹，斜斜的俄文，笔锋中带着匆忙的潦草以及命令的强硬，有的字迹穿透了纸背。他迅速扫了一眼短信，仿佛掉进了万丈深渊。
“你已被怀疑是叛徒和间谍，再往前走一步等待你的将是坟墓！立刻回去，只有让时间去检验你的忠诚与背叛！”
他知道一定是联络人送来的！只有联络人才知道他的下一步打算。他在信中告诉联络人，见不到联络人，他将去苏联直接向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汇报。
他如梦方醒，原来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已经怀疑他是叛徒和间谍了。
他在苏联留学多年，对那里的政治环境十分了解，一旦被怀疑是叛徒或间谍，等待他的只有坟墓，连申辩的权利都没有。几年前，一个叫高庆有的中国同志，亲手创建了沈阳和哈尔滨两个国际情报站，对国际情报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却在1934年被苏联远东国家政治保安局，以“援助国际资产阶级”为名秘密处决了。还有一对从事国际情报工作多年的中国夫妇，在莫斯科“红军之家”同时被捕，被苏联最高法院以“叛国罪”“日本间谍罪”等诸多罪名，分别判处死刑及十五年徒刑。
他知道干特工这行，一旦在上司那里失去信任，那么，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被人消灭，一条是自我消失，永远不能再露面！
没有第三条路可选择。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非常感谢那位从未谋过面、多年打交道的同行，感谢他对自己的信赖，否则，他死定了。
他脱下清道夫的装束，化装成商人，迅速来到绥芬河火车站，上午九点，正好有一列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他顺利买到了一张硬座客票。
就在他排队接受警察检查票证准备上车的当儿，只见一个穿着破呢子大衣，头上裹着黑色大披肩，看不清长相的俄国老妇人，跌跌撞撞地来到他面前，用俄语低声问道：“先生，请问您是回哈尔滨吗？”
“啊，不！我去新京，只是在哈尔滨换车。请问您有什么事吗？”他用俄语回答。出于职业的敏感，他没有说回哈尔滨。他奇怪，老太太为什么问他“回哈尔滨”，而不是问他“去哈尔滨”呢？
“啊，是这样……我本想请您给我弟弟捎点东西。您在哈尔滨换车，那就算了。”
“请问您给弟弟捎什么东西？”韩一平忽然意识到，眼前这个穿戴寒酸，行动迟缓的俄国老妇人，就是自己苦苦寻觅的秘密联络人，一个经验丰富的苏联共产国际特工。原来，几天来她一直在秘密地跟踪他，对他的行动了如指掌。
“谢谢！不必给您添麻烦了。祝您一路平安！”老妇人说道。
“快点儿！快点儿！”这时，检票口的警察骂骂咧咧地催促韩一平，“你他妈想不想上车了？不想上车痛快滚开！”
“好好！我马上就来！”
过了检票口，韩一平急忙回头望去，只见老妇人站在检票口的送行人群中，向他意味深长地点点头。
他摘下帽子，向这位第一次谋面的同行微微鞠了一躬，以示对她深深的感激及敬意。
他知道，如果不是她与他多年的秘密合作，对他的人品高度信赖，从而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他肯定怀着对组织高度负责的态度，跑过去向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汇报情况，请示下一步的工作。到那时，他即使不被处死也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了。
当他再抬起头时，发现老妇人已经转身离去，留给他一个蹒跚的背影。
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她，但他对这位特工同行永远心存感激。
就这样，韩一平怀着莫大的痛苦与委屈，不得不跟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脱离了关系。
不久，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以叛徒、日本间谍等诸多罪名，对韩一平向中共中央发出了通牒。与此同时，哈尔滨日伪特务机关那边，也把韩一平列为共产国际特工的要犯来进行追捕。
一时，他成了双方都力求消灭的对象。
韩一平倚窗坐在列车上，望着窗外，心里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和绝望，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弃儿，一只断线的风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双方都视他为敌人，都想消灭他。
他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眼前一片白茫茫的悲凉，就像窗外白皑皑的雪野一样。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