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 晋
“天顺祥 ”和“同庆丰 ”为清代著名茶票庄，曾活跃于中国西南一带。长期被部分学界人士认为是中国除山西票号之外仅有的几家“南帮票号”之一 （另为胡雪岩在华东的“阜康钱庄”、 江苏商人严信厚光绪九年（1883）很晚建立的“源丰润”等）。最近一段时间，“天顺祥”票号及其“创办人”王炽受到热捧，并号称：一代钱王、富敌半个云南。他甚至被一些媒体誉为清末中国四大富人之一。
然而，证据表明：王炽的“天顺祥”票号“创办人”或“财东”身份并不符合史实。 本文将从正、反两面，特别附带详实文物与史料予以考证：“天顺祥”乃山西票号（茶庄），其创办人或曰财东为晋商榆次王村郝氏家族，王炽只是郝财东任命的“天顺祥”大掌柜（总经理）。
1. 王炽介绍——“索有百科 ”
“王炽（1836～1903），字兴斋，男，汉族，弥勒县虹溪人。青年时王炽因为斗殴杀死表兄姜庚而逃至四川重庆，与旅渝滇商合营“天顺祥＂商号，来往川滇互贸。随后又与席茂之在昆明合资开设“同庆丰 ” 商号。数年经营，成为滇中富商。”
我们知道，开办一个票号大约需要的资本金大约为十万两白银左右，至少也需数万两。同时本金也只是开办票号之最基本条件，票号须有家族其他产业作后盾以为信用和资金支持。且这些商业和实业必须具备几个重要条件：第一，雄厚的资本；第二，全国性分布的商号和分号；第三，优秀的产品质量与经营信誉。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另需事先澄清“合营”概念。所谓“合营”只是掌柜（经理）参股的一种说法，本质上是财东为增加掌柜责任心，掌柜增加额外收入同时承担部分风险之两全其美管理手段而已。“合营”者皆非商号所有者，几乎概莫能外。
清朝至民国条件下，正常经营实业不可能一夜暴富，巨额资本需要相当时日、甚至数代人之苦心积累。因此与别人合营区区两个商号，数年经营能有多少资本就不言自明了。 没有雄厚的资本票号无法开张。从“百科” 和所有其它史料中我们也确实发现王炽并不具备创办票号的基本资本条件。同时，“合营”本身也说明了即便是仅有的两个商号亦非王炽自己所开。 作为后入者，他的身份更只可能是参股掌柜；因而其资本金就更加有限。
票号源于商业异地汇兑、存取之需，其存在之根基乃是自身之实业和商业； 实业中又以茶庄为最。票号本质上是实业、商业之金融派生与扩展。即使在晋商故里，并不存在缺乏实业根基而专营票号者。所以在遥远的西南边陲，“专营”钱业的王炽在没有实业信用背书的情况下单单营运票号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道理非常简单：没有实业信用根基做背书，票号无法取信于人。
接下来再考察王炽的商业信誉。“索有百科 ” 以及其它有关王炽事迹之文献中又道：“商铺的发展使资金的周转变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于是王炽又想到了自己开设钱庄，但开设钱庄不仅需要官府批文及大笔资金，而且还需要树立人们对钱庄的信任。就在这时，机会出现了。光绪初，为改善川盐生产，盐茶道急需白银万两，由于布政司无银可拨，地方官唐炯只得向商界筹借。由于多数商贾认为发展盐务并非 三五年便可见效，因而不愿担此风险，无人愿借银给官府。王炽思量再三，认为此次筹银一方面可解盐茶道之急，借此结交唐炯，找到官场上的靠山，另一方面若 “天顺祥＂在十天内凑足十万两白银，则可向世人展示“天顺祥＂的实力，促使人们放心来“天顺祥＂存兑银两。于是，王炽冒险应承十日之内凑足白银十万两。不出十日，王炽凑足了银两，并特意安排挑夫百余人，打出“天顺祥＂的名号，列队敲锣打鼓绕城数圈后至官府送银，一时间全城轰动，妇孺皆知“天顺祥＂筹巨款一事。”
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出王炽既无雄厚资金，也缺乏商业信誉。从另一方面看，送银之事即便是＂全城轰动＂其影响力依然微弱。因为开票号财东的影响力不能限于一城一地，而必须是大范围的；也就是说开票号的第二个条件必须满足。一城一地不是设立“票号”的初衷，它没有异地汇兑的功能。 而且靠一次宣传即使能引起普通百姓重视，却也很难吸引真正的大客户、大财东；因为大财东对于彼此之实力心中有数，他们不信任任何一夜暴富者。最后，王炽是如何在十天之内凑足十万银两的? 文中没有也无法交代。白银十万两在光绪年间之民间好比天文数字，得来不易（作为参考：光绪年间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约7000到8000万两左右），故而王炽背后必另有财东。
2. 茶王“天顺长”、匹头“协庆丰”
晋商榆次郝氏家族是见载于《清稗类钞》的15家晋商大户之一，更是民间盛传的晋商翘楚“四大户、八小户、二十四个毛毛户”之四大户之一。其家族创业于大约明末，清中、后期达到极盛。郝家“桐生予 ” ,“豫盛茂”票号、钱庄主要在北方经营。郝氏家族遍布全国及国外的百多个总号和分号在中南和西南地区有“天顺长 ” 、“协庆丰 ” 、“聚兴顺”等大商号和大量的序列分号。“天顺长＂、“聚兴顺”主要在两湖采制砖茶并远销俄国以及中国北部、西部广大的边疆地区，同时兼营绸缎、生烟、杂货、瓷器、羌货等。史载“天顺长＂在太平天国后重建汉 口山陕会馆时，曾捐银4031两而位列汉口数百家商号第二。“天顺长＂在俄国、山西本土、中国北疆、中南和西南地区声名卓著, 是中国当之无愧的砖茶王（见山西日报2008年6月24日经典山西版；以及《晋商魁首，榆次郝家》等文）。因拥有品质最优之贡茶产品，故在全国商业重镇汉口茶市长期有 “天顺长不到不开张” 的传统，其它茶庄每日随牌“天顺长”而定价。换言之，“天顺长”茶庄在中国最大贸易中心汉口茶界具有实力背书之定价权，并由此确立了“天顺长”在茶界的领袖地位。直至侵华日军占领汉口，晋商茶庄纷纷倒闭的情况下，郝家的“聚兴顺”和“义兴”茶庄依然生意兴隆而被日军觊觎，并被胁迫“合营”成立“武汉制茶株式会社第一、第二茶厂”。抗战胜利至1949年10月，“聚兴顺”和“天顺长”是晋商茶庄在两湖的仅存者。此乃雄厚资本、产品质量、上乘管理与商业信誉之最佳体现。
“天顺长”和“天顺祥”一样在云南也有普洱茶庄，生产著名官茶（贡茶）。郝家的 “协庆丰＂则为总部设在成都的著名匹头庄，做上海沿长江至汉口、重庆及 成都等西南大城市的批发业务。
从经营地点和联号习惯上不难看出“天顺长（昌） ” 、“天顺祥 ” 以及“协庆丰 ” 、“同庆丰 ” 之间有着内在联系。 第一，这些商（票）号都重点在中、西南地区活动；第二，“长”和“祥＂二字发音押韵而且意义关联； 第三，“协 ”、“同 ”二字连在一起就是“协同”，且票号设在西南确有协同、互为依托之功效。
是否存在命名的巧合性？以“天顺长”包括云南在内之活动范围、知名度和茶界领袖地位，“创办人”若非郝氏自己，却故意以明显的联号形式命名“天顺祥”可能性并不存在。当时的大商家亦皆极力规避这种情况的出现，同时连号本是家族商业势力范围的一种自然宣示、惯常做法。即使今天，我们也很难见到同行两强企业使用同名之情况。再退一步讲，假定“创办人”事先从未听说过“天顺长 ” 而偶然命名了“天顺祥 ”；那么再次平行偶然命名“同庆丰 ” 的可能性就更小。另据史料载王炽管下还有在重庆的“乾元钱庄”；而“乾元”乃是榆次郝家乾字辈次子之名（郝乾元，本文作者曾祖父）， 这无论如何不可能第三次巧合命名。 故此，三次偶然命名两个声誉鼎赫的联号式票号和一个钱庄，却与晋商郝氏家族无关的可能性即被彻底否决。
为人津津乐道的“天顺祥 ” 、“同庆丰 ” 资助慈禧南逃西安也侧面印证了“天顺祥 ” 、“同庆丰 ” 与榆次郝家的关系。路过晋中银窝的慈禧太后落难求助就近顺路的山西商人。而在信息不灵的时代，远在西南的商人避之唯恐不及，岂会主动数千里资助？山西票号遍布全国包括山西本土，但真正的南帮票号没有在山西活动的空间，也没有南帮票号山西分号。那么“天顺祥”在山西本土的资助活动如何进行？唯一的答案即：“天顺祥”就是山西票号，当然在本土有其分号。据郝家最后一代掌门人郝乾泰之女郝师菊回忆：慈禧南逃路过太原，在和祁县乔家所属太原银号等的共同倡议下，郝家资助慈禧金额名列晋商各家前茅（应是最多，但是郝家人历来避免把话说满，一般皆留有余地）。款项来源自然少不了“天顺长”、“聚兴顺”、“天顺祥”、“同庆丰”等票号、茶庄。 慈禧太后为此事曾御笔“慷慨可风”牌匾予郝家，这是郝家当事人和后人都知晓的历史故事。
3. 实物、口述及文献资料
其它方面的一些实物和资料证据：在中国的古董拍卖市场上，有两个银锭：其一是“山西天顺银号”五十两银锭（见照片），而“天顺”源于山西，乃是郝家字号；其二是云南的“同兴顺记”汇号五两银锭（见照片），花瓣中有一个“顺”字圆印。“聚兴顺”、“公兴顺” 和 “同兴顺”是郝家的核心“顺”字 连号。有清已降至民国，社会上有：“天下‘顺’字郝家号”之传说，银锭的牌坊造型也是郝家独有：在两湖茶庄中，郝家“聚兴顺”生产的“牌坊牌”砖茶，背面都压制有“牌坊”商标，直到今日。
同时榆次郝家人口述历史称：郝家在云南有银号、普洱茶等生意；榆次大院通常有转运之茶饼、茶砖等实物或样品储存，为当时全村乃至榆次人所熟知。附图中不仅有“天顺祥”的云南文物茶饼，更有“天顺长”在云南的优质官茶茶饼等文物为证。
河南赊旗是山西茶商汉口砖茶北上张家口和俄国的必经和中转之地，当地建有雄伟的山西会馆。河南《大河报》厚重河南版 2005年12月6日有文章介绍漯河 （靠近赊旗）清末民初生意兴隆的“天顺长”骡马行（运输专用），后来更名为“天顺祥”等事。2011年04月28日河南大河网-大河报还刊登了一篇介绍赊 旗晋商票号的文章，其中提到了包括“天顺长”在内的河南赊旗五家山西票号。文章还介绍了“天顺长”等山西票号为赊旗山西会馆捐款之事，证实“天顺祥” 和“天顺长”之历史渊源。
在徐月文主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山西经济开发史》第421页的“山西各票号包揽清政府借债汇款概况表”中，列出了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承揽汇款的山西票号及汇款地，其中有“协同庆 ” （属榆次聂店王家，晋商四大户之一——笔者注）、“天顺祥 ” ：四川—上海（四川是榆次王家和榆次郝家的产业基地之一，——笔者注）；“同庆丰 ” 、“天顺祥 ” :云南—上海。表中还列出了山西票号在广东、广西、浙江、安徽、江西、湖南、陕西、福建、河南、山西和上海之间的汇款业务。该书422页“1894～1911山西各票号承汇各省关公款统计表 ”中还列出了云南省关山西票号汇款额为202664两，说明了山西票号在云南的活动状况。著名的晚清云南省关贿赂案也同时涉及“天顺祥 ”北京分号经理王敬臣和晋商平遥票号“乾盛亨”。四川总督对票号存兑公款规定：“川东土税总局征收税银历发各号分作十成，天顺祥三成；蔚长厚、蔚泰厚、蔚盛长、新泰厚、协同庆、日升昌六号共领七成” 此为19世纪70～80年代状况。由于票号之间业务联系、协调所需，天顺祥等七号当然须皆为有内部协调机制之山西票号（榆次郝家、榆次王家、介休侯家、平遥日升昌）。作为对比，胡雪岩在华东的钱庄与官方之业务联系则基本独立。
4. 大同晋商博物馆及其它博物馆收藏“天顺祥”及“聚兴顺”、“天顺长”实物
大同晋商茶庄博物馆从山西境内收集珍藏的几十件“天顺祥”茶庄茶品和各式包装就成为最直接之文物证据。山西地区是晋商商家总部所在地，并非砖茶、普洱茶之终端消费市场。因此云南天顺祥号文物普洱茶大量出现在山西也无可置疑地证明了“天顺祥”茶票号属于山西商家之历史事实。同时这些文物也成为本文之重点证据。
另外一件文物别具意义（见附图）。这就是“天顺祥”商号给同行开业大吉之贺信，其落款为“天顺祥”，盖章却是“天顺昌”。这直接说明“天顺祥”、“天顺昌（长）”本乃一家。
除“天顺祥”外，博物馆还收藏了大量榆次郝家“聚兴顺”、“天顺长（昌）”茶庄之藏品。作为晋商四大家族之一，这些藏品旁证了郝家曾经的辉煌。关于郝家在晋商中的地位，已有、将有相关文章发表，其内容包括大量详实乃至独家之历史依据、人证以及文物。限于篇幅，附图为博物馆收藏之部分“天顺祥”藏品，及“聚兴顺”、“天顺长（昌）”收藏品及说明。
5. 结语
山西票号所任用掌柜（经理）多为晋籍人士，外省人很少。王炽作为“天顺祥” 云南籍大掌柜，很容易让人产生“天顺祥”是“南帮票号”的错觉和误会。 而综上所述，清代西南著名的“天顺祥＂和“同庆丰＂（商）票号，为晋商榆次郝氏（郝天佑、郝旭东父子或更早）创办，且与“天顺长（昌）” 、“协庆丰” 同为西南联号。并委任王炽为西南票号总号大掌柜（由财东任命与辖制，统管总号和各分号，职位高于各分号掌柜）。王炽并主要以身股或许一定本金参股“天顺祥＂和“同庆丰＂票号。按传统行规，大掌柜经培训、收到本金并被任命后，财东极少过问和干预票号和商号具体经营细节。大掌柜出头露面机会多而且位高权重。即使在晋商故里，某个时期民间提起某具体票号和商号来，掌柜在所在地名声大过东家或与之齐名之情况比比皆是不足为奇。此外郝家任用外籍人士做经理也不止王炽一人，比如民国年间晋籍“聚兴顺”经理侯效歧继任者谌思荣就是湖南安化本地人。
史界另一流行说为云南人李氏创办了“天顺祥”，这其实也是对王炽创办人身份的直接否认，也是对他经理人身份的确认。因为各总号、分号之经理人，既有长期担任乃至子接父任者，也有因种种原因（生病、违规、跳槽等）途中换人替代者。大掌柜、掌柜（总经理、经理）可以换将， 创建商号之财东并无疑惑不确之理。 显然王炽只是天顺祥商号在李氏离职后之继任者，而非创办人。
本文旨在澄清史界长期传说的所谓南帮票号“天顺祥”和“同庆丰”其实也是山西票号这样一个重要历史事实。文章从资本金来源、实业背书、王炽短暂的经商崛起史、商业信誉以及“天顺祥”另有李氏创始人一说等，诸方面论证了王炽不是“天顺祥”创办人而只是经理人。本文目的并非否认王炽能力；相反，他的能力与作为不容否定。
文章又从晋商榆次王村郝氏家族近400年的商业史（主营茶庄、票号），“天顺长”、“协庆丰”连号；“天顺长”、“聚兴顺”优质贡茶、官茶与其在西南、中南的商业领导地位；特别是在山西收集到的大量“天顺祥”茶饼与包装、银锭等，正面且详实地证实“天顺祥”乃属山西茶票庄，“天顺祥”、“同庆丰”是山西票号而非“南帮票号”这样一个长期被史学界错误认识的历史事实。从本文结论得出，清代南帮票号只有胡雪岩在杭州及上海、华东局部地区的“阜康” 九间总号和分号；江苏商人严信厚光绪九年（1883）建立的“源丰润”票号和一些小规模钱庄，其虽弱，却也可称为“南帮”。山西票号汇通天下、一统江湖乃是不争的强大历史事实。
——本文作者衷心感谢大同晋商茶庄博物馆，并特别感谢博物馆吴东霞馆长为本文提供了馆藏文物照片和部分相关介绍。
文物附图：
大同晋商茶庄博物馆藏“天顺祥”文物茶饼，包装显印财东“郝”姓
大同晋商茶庄博物馆藏 “天顺祥”精美茶坛（此坛为“天顺祥”福州分号产品，坛内尚有茶品实物，外有财东“郝”姓印于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