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导师张礼训先生
郭熙
南京大学中文系张建勤副主任告诉我，将要举行90周年系庆，系里希望我写一段回忆导师的文字。
其实，我很早就想写写自己的导师了。17年来，我常常回忆和导师在一起的日子，也常常和朋友、同事、学生说到自己的导师。但一直未能动笔，因为每次想动笔的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起。
先说说先生的身世吧。先生1920年出生于安徽巢县，1942年考入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副修中文。1946年毕业留校任教。1949年后到中学从事教学及教学管理工作。1956年回到母校，于中文系执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87年10月去世。先生一生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除了其他教学科研工作外，还培养了三届共10位研究生——吴淮南、林立、黄自由、李明，张晓铃、孙德坤，丁新伯、张金平、王芃，还有我。
初见先生，是1982年的5月19日，在当时中文系所在的小楼——后来知道这是著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的故居。我是去参加研究生复试的。除先生外，在座的还有周钟灵先生和另一位老师。想像中的面试是板着面孔的提问，我心中慌乱极了。先生第一个发问，态度非常和蔼，如同聊天儿一般，问我为什么要考语言学专业。我紧张的心情不知不觉放松下来。多年过去，回答问题的细节现在已经模糊，只有先生和蔼可亲的询问依然历历在目。或许是这次的记忆深入我心，使得我日后自觉不自觉地仿效——我再次走上讲台后，每当向学生提问时，态度也温和起来，再不似从前咄咄逼人了。
尽管面试进行得非常顺利，然而作为同等学力的考生，我心中仍不免忐忑。回去以后，想想面试时先生的和颜悦色，我决定给先生写信询问结果。我计算着日子，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却没有收到所期盼的回信。然而，在收到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后的第三天，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南京大学的信，是先生写来的！信不长，字写得非常工整，直到现在，我还可以把信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信的原文是这样的：
郭熙同志：
来信收到。恪于学校纪律，招生工作中，导师不能和考生直接联系，未能复信，请谅。录取通知想已收到，向你表示祝贺。望你能在完成原单位的各项工作后，利用假期，抓紧外语的学习，入学后更好地投入新的学习生活。
祝
工作顺利
张礼训
1982．6．x
很显然，先生这封信是在确认录取通知已经发出后才写的。先生为人谦和真诚，但又恪守校规校纪，高尚师德由此而知。
在治学态度上，先生永远是我们的楷模。他告诫我们：要能坐冷板凳，不要急功近利，忙于发表文章。他对我们说，读书期间最重要的是把科研基础打好；他提醒我们扩大知识面，说未来的工作不会是学什么教什么，需要一专多能。先生还教我们做卡片：他说买回的卡片大小不一，编排使用起来不方便，还亲自示范如何废物利用制作卡片。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已经很少使用卡片了，但那时养成的搜集资料的习惯却使我们受益终身。
除了在教室上课以外，我们每周都要到先生家上研读课。先生给我们开列了详细的书单，书单都是用复写纸公公正正地誊写好才发到我们手中。我们每周定时把遇到的问题放入他的信箱，他必会风雨无阻地按时来取。每上研读课，我们均准时到达先生家中，而先生必定是泡好了茶在等候我们，从不例外。解答问题时他会详细引证各种资料，使我们心悦诚服。讨论时，张晓铃、孙德坤和我常常会出现争论，先生总是微笑着认真听完我们的辩论，然后才谈他的看法。每每忆及先生教诲，我都会感慨万分。如果说这些年来自己教学科研都开展得还比较顺利的话，那是与在先生指导下认真读书所奠定的基础分不开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每当我近年来迫于压力不得已敦促学生抓紧撰写和发表论文的时候，心中总会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
先生非常关注学科的最新发展。虽则多年来潜心于汉语语法史研究，但他的视野相当开阔。先生既会英语，又会俄语，还懂法语。他带领我们读原版的西方语言学论文，为我们做词表，译要点，必要的时候甚至逐字逐句讨论。上个世纪80年代初，电子计算机处理语言文字刚刚起步，先生敏锐地认识到它在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于是自己跟着电视学习Basic语言。同时，他不顾体弱多病，四处奔走为我们联系计算机程序语言课程。就我所知，全国中文系硕士课程选修计算机程序语言，始于我们。当时的计算机还是用穿孔纸带运算，我们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了学习任务。虽说当时所学的语言今天已经不用了，但由程序课程启发的站在另一视角对语言问题的认识，对我后来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
先生在育人方面同样使我不能忘怀。第一次交作业，我用了在原工作单位剩下的稿纸。先生说，这是不应该的，公私要分清。在一般人看来，这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甚至会认为先生太谨小慎微了，但我们却从先生身上看到了高贵的人格。
毕业留校后我去看望先生。先生说，你在这里工作了，现在咱们是同事了，有些方面需要让你知道。他详细地向我介绍系和教研室的情况，并提醒我说，你生性太直，但现实生活中，人的性格各异，应该考虑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虽说我秉性率直难移，未能严格依照先生的话去做，但先生的教诲与拳拳关爱却永远铭刻于心头！
先生对我们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1984年寒假前，我向先生辞行，先生拿出一包东西，说，这是北京的茯苓夹饼，托人从北京带的，带给你孩子。我到现在也无法描述当时的心情。1987年，我爱人调到南京，家住南湖。那时，从鼓楼大钟亭到南湖交通极其不便，不但拥挤，还要中途换车，再顺利也要一个多小时。9月的一天，先生突然带着孙女来到南湖看我们。而此后不久，先生就突然中风不语，直至去世，我再也没有听到他一句话。后来，师兄吴淮南教授告诉我，先生那段时间也去了他家。每每忆及此事，师兄都说，先生极可能是有预感的。
我必须说说先生最后的日子。1987年10月4日上午，突然一阵紧急的敲门声。打开门，是我爱人慌慌张张的样子。她告诉我，张先生病了，已经住进鼓楼医院，朱老师（当时中文系总支书记朱家维先生）派车叫她来接我。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好”！
我急急忙忙赶到医院。先生躺在那里，好像很平静。看到我，他动了动身子，脑子看来很清醒。他示意要笔，我赶紧拿来笔和纸。他用左手吃力地写着，许久许久。由于笔迹太乱，我们最终还是未能明白先生要说什么。这成了我永远的遗憾！
1987年10月14日，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先生的追悼仪式既简朴又隆重。余绍裔副校长所致悼词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他工作认真负责，踏实勤奋；为人处事，谦逊淳朴，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不谋私利，从不计较个人的荣辱与得失；他以自己的模范表率作用，赢得了同志们的爱戴与尊敬。……
这份由朱家维书记亲笔起草并誊写的悼词，其副本我至今保留着。朱书记做过先生的学生，又是先生的邻居，对先生的方方面面有着透彻的了解。这段在我看来饱蘸感情而又最恰如其分的评价，今天读起来仍令我不免动容。
先生是一位学者，一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他没有留下多少鸿篇巨制，也不曾拥有各种耀眼的光环；但他的精神，他的风范永存于同事和学生心中。他为我们留下一笔无法计量的财富。在我的心中，先生是一座永远的丰碑！
（原载莫砺锋主编《薪火九秩——南京大学中文系九十周年系庆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又载《南大校友通讯》2004年秋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