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之梦
一直对杜甫怀有一种除敬仰之外还有感激的情愫，这不仅因为他是被中国人称之为诗圣的诗人，更是因了那首他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在成都的浣花溪畔，所居住的草堂被秋天的暴风雨肆虐，“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窘境中，挥笔而就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诗。在这首诗中，诗人所发出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激越呼唤令人赞叹不已。我想，这首诗之所以能千百年来一直得以流传，也许是道出了一代代中国人心中对居住的期盼与梦想。
没曾想到，这个期盼与梦想，历经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变迁，伴随时代脉搏的跳动，终于在改革开放后40年间演变成一曲波澜壮阔的住房交响曲，而我的住房之梦也成为这首交响曲中跳动的音符。
起来，我的住房之梦当从插队落户当知青时说起。
记得1969年1月14日，我带着简单的行李，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来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夹江县云呤公社。我要插队落户的地方是工农大队第七生产队。刚去时因尚未安排好住的地方，便暂时借住在地处生产队境内的乐山水电校的房子里。半年后，水电校要收回房子，我又面临无处居住的窘境，这时，生产队长提出在她家房子的墙边给我搭一偏房，生产队里的几个壮劳力便在队长的指挥下给我搭好了房子。这搭建的偏房虽小，却隔出了三间，呈纵向。进门是厨房，厨房直通卧房，卧房中床的长度就是房子的宽度，再后便是茅房（厕所），茅房的门另开，要进去必须从厨房出来，绕过卧房才行。尽管房屋窄小，但我将它收拾得干净整洁。一天，驻公社军宣队的一位年轻女军人到大队调查知青的安置情况，她一踏进我的小偏房，就对我说：“这房子小了点，要再宽点就好了。”送走这位女军宣队员后，我呆立在小屋前，小偏房在生产队长宽敞的房子映衬下，显得那样低矮狭小，脑中突然闪出一个念头：“我这辈子一定要住上象丁队长家这样宽大的房子。”但立刻我就被这个念头吓了一跳。“不可能的，你这是在做白日梦罢了。”我对自己说。做梦？是的！也许这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关于住房的梦想。
1971年1月我被招工进了乐山缫丝厂，做了一名缫丝女工。16个姑娘挤在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职工宿舍里，床挨着床，人抵着人，只有将蚊帐放下，才算享有自己独立的空间。这个时候，虽然居住条件很差，但却回城参加了工作，对今后的生活与前途充满了希望。一年后我从乐山缫丝厂调到了当时的乐山地区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担任打字员工作，住进了一间单身宿舍。三年后因恢复地委和行署，我又调到地委组织部秘书科担任文件管理和处理干部信访，落实干部政策等工作。此后我结婚并生下女儿。由于单身宿舍是筒子楼，没有厨房、卫生间等设施，生活很不方便，便与住在一楼，在地委宣传部工作的张仲炎（爱人、孩子在成都，单身一人在乐山工作，后来调四川省委宣传部、并任四川省文化厅厅长）商量，互换房子。他欣然同意，我便搬到了他住的房间。机关行政科在一楼的墙角边为我们几个刚生了孩子的年轻妈妈临时搭建了厨房，总算具备了基本的生活条件。当时正值国家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因考虑我的身体不好，和丈夫商量很快申请办理了独生子女证。但令我没想到的是，机关后来新修建了一处住宅大楼，在分配住房时，竟然把办理独生子女作为分配住房的奖励条件之一，于是我便分到了一套新房。那是一套两居室带独立卫生间和厨房的房子，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在地委机关也算是条件最好的房子之一了。我与丈夫还有暑假期间从老家到我这里度假的妹妹，把水磨石地板用煤油擦得铮亮，房间里摆放着结婚时丈夫亲自设计的款式新颖的几件家具，五斗橱和写字台的玻璃板下压着墨绿色的蜡光纸，窗户上挂着丈夫出差从上海买回的乳白色缀着花朵的纱幔，室内陈设虽然简单却透着一股优雅。干净整洁的家让我的心里充满了满足。但很快，这种满足感就随着我的工作调动消失了。由于婚后两地分居，我的身体不好，相互不能照顾，便向组织人事部门提出照顾关系调动工作的请求。我丈夫当时在核工业系统一家科研单位从事科研技术工作，人事部门便考虑将丈夫调到乐山地区劳动局锅炉研究所，但这样就意味着要改行做行政工作，而当时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着手进行专业技术干部队伍回归，将有专业技术特长但转行做行政工作的人员重新调整归队，在这种情况下，丈夫不愿放弃专业技术而从事行政工作，考虑再三，只有我工作调动比较恰当，于是在八十年代初，我怀着深深的眷念和不舍的情怀，告别了相处近十年的领导和同事，告别了那套被我营造得颇有点情调的房子，调到了丈夫所在的单位工作。
但报到后我发现，单位并没有为我们分配住房，丈夫与一同事仍住在单身宿舍，我只好住进了单位的招待所。而所有的家具就只能暂时存放在原单位的那套房子里。半月后丈夫的同事搬到了另外的宿舍，那间单身宿舍才成为我们暂时栖身的地方，而四岁的女儿则被爷爷奶奶接到老家上幼儿园。接下来的日子我一边熟悉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一边和丈夫跑房管科要房子，几经周折，终于在半年后分到了一套只有一间半俗称“堵头”的房子。房子虽然很小，只有二三十个平方，但毕竟有了个安身的地方。房管科的人告诉我们，你们慢慢排队吧，以后还有机会调宽一点的房子。这话又撩拨起了我对住房的些许期盼，便很快将家具从乐山搬到院里，又将女儿接回身边，丈夫与朋友买来木料自己动手做了两只单人沙发，房间虽然狭小却充溢着温馨，平淡的生活在希望中前行。
三线单位的职工住宅是按照“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建造的，大部分房子都是在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中期建造的三四层高的筒子楼，有些还是干打磊（石头、泥土和水泥混合做成墙体）的房子。每层楼有个只有一个蹲位的公用卫生间和水泥浇注的洗碗槽，每家做饭都在走道上。虽然以后建造的房子每户都有厨房和卫生间，但数量很少，要分到那样的房子或者筒子楼中稍微宽一点的住房，必须按照工龄和到院工作的年限排队，所以在院里工作的双职工家庭，几乎都有搬几次家的经历。那时职工住房还没有装修的说法，腾出的房子由房管科派人用石灰水粉刷一新，讲究些的人家再用绿色的油漆刷出一米二高的墙裙，搬迁新居都由同事或朋友帮忙，我们也在经历了3次搬家后才相对稳定下来，住上了稍微宽一点，并带卫生间和厨房的房子，女儿也有了自己独立的房间。
不久后，全国范围内开始了职工住房改革，我们居住的这套房子在交了大概两千块钱左右后，便由福利房变成了自有住宅，但院里规定，只有使用权，没有处理权，以后倘若不住了，院里是要收回的。至此在我的整个生活进程中，第一次拥有了不完全意义上的私有住宅，尽管如此，心中仍然对住房有种希冀，那就是拥有一间独立的书房，给堆积的书籍一个安身的地方，给自己一个宁静的空间可以放飞心灵，让思想和文字碰撞出的火花把生活点缀。我固执地认为，一个读书人，一个与文字打交道的人是断不可没有一间书房的，就如画家应该拥有自己的画室、书法家应该拥有自己的案桌一样的理所当然。但我知道这只是不切实际的梦想而已，因为在那个年代，一般人能有一处遮风避雨的地方就不错了，哪还能专门为书籍找一个家？可这个念想却如春草般在心中疯长。
进入8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政策的实施，我所在的单位少部分设计人员开始搬迁到成都，但院机关和大多数科研设计人员和工人仍然留在基地，按照规划，院不可能整体搬迁，有一部分科研设施和人员依然进不了成都，于是拥有成都户口，能在成都分到一套新建的住宅便成为几乎每个职工的梦想。此间我只要出差成都，远远望着院新建的大楼，往往会发一回呆，奢望着有一天也能在那里有一块立锥之地。这个梦想终于在90年代中期实现，我们全家的户口迁到了成都，并按规定买到了一套60平米的住房。
这是一套两厅两室，一厨一卫的房子，面积虽小，但几乎没有公摊，且布局合理，唯一遗憾的是，依然只能满足居住的需要，而没有一间独立的书房，于是便在装修上做足了文章。
这时，房子装修对普通中国人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伴随着房改和商品房的大量涌现，装修已经成为一个朝阳产业与普通百姓的生活结缘。乐山的朋友替我找人做了精心的装修设计，并别出心裁地把阳台改造成了一间书房，看着整个房子的设计效果图，特别是想到我的那些书籍终于有了个家，我开心得走路都在哼着歌。想着好不容易在成都这个大城市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也许下半辈子将在这套房子里度过余生，便毫不犹豫地将平生积蓄倾囊而出。我近乎挑剔地选购着地板、墙纸、灯具、窗帘，精心挑选了家具和家电，还挺奢侈地在每个房间安装了空调。房子装修后的效果出人意料的好，那种如水般溢出的温馨与舒适，几乎融进了当时我对家居的所有感触与诠释，便在惊喜中用相机拍下了房间的每个角落，这也成为“我爱我家”相册中珍藏的新居照中的第一组照片。
我以为我和先生将在这套房子里走向生命的终点，却怎么也没想到这仅仅是住房交响曲中的一个前奏。随着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各种配套设施日臻完美的写字楼和住宅小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住房也成为人们消费的首选。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和渴望住更宽敞房子，实现拥有一间独立书房的梦想，我用了近10年的时间加入购房大军的行列，不断地折腾，最终住进了一套近140平米的房子。房子的装修和室内的设施上到了一个新的台阶，而更让人欣慰的是我拥有了一间完全意义上的独立书房。书房的书柜里整齐地排列着我的藏书，陈列着我在国内外旅游时买的各种艺术品，书桌上除摆放着电脑、打印机、传真机外，一盆亭亭玉立的水仙青翠欲滴，洁白的花儿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让我的书房平添了雅致的气韵，我的大部分时间在这间书房里度过，阅读和写作让我的生活丰盈又充实。
正当我陶醉在梦想实现后的惬意中时，忽一日，女儿女婿对我和先生说：“爸妈，和你们商量个事，我们准备买个更大的房子，大家住在一起，相互照应共享天伦之乐如何？”我眼睛一亮，不知怎地脑中突然闪现出当年在农村当知青时第一次关于住房梦想的情景，脸上便荡开了笑容。
写于2014年12月
刊于《四川散文》2014年第2期、收入2019年《文友情深》、《改革开放40年》等书、《江山文学网》（晓荷.四季的故事）2018年3月15日作为精品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