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落在田野中的青春
——我的知青生活片断
许多日子像风一样在旷野上转了个身，就没了踪迹。而有些日子则像船一样在时间的河流上航行，从过去驶来，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比如我的那段知青生活。当四十六年后一个冬日的下午，我坐在窗前，温暖的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桌上，一点一点的光圈在键盘上晃动，宛如我记忆的音符在跳荡。其中几个片断，就如烟般轻灵、像鸟般扑闪着翅膀，闯入我的思绪。
梦想到大草原，却到了城郊
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老三届”初、高中学生接受正规教育的学习生涯实际上就宣告结束。1966年8月，全国的大、中、小学被要求“停课闹革命”，参加“文革”运动。这对一个已经在夹江中学读了两年初中，还有一年就初中毕业，憧憬着升入高中，考上大学，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花季少女来说，无疑是一件残酷的事。可那时单纯天真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即便知道也无可奈何，因为个人命运的沉浮，在那个特殊年代是不能由自己决定的。像很多同学那样，我参加了红卫兵组织，并与同班同学陈泽民、李卓斌等6个同学一道汇入红卫兵大串联的队伍到了北京，11月26日在西郊机场接受了毛泽东主席在“文革”中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从北京回来后，学校一直停课，直到1967年10月，中央向全国大中小学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工宣队”进驻学校，学生们重新进入课堂。但“复课”并没有真正进行，因为旧的教学大纲已经废除，新的教科书没有，只是政治学习，复习以往学过的一些知识。因此教师们无法上课，学生们也无心学习，到学校也只是混时间而已。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全国的老三届初、高中学生和部分小学生中掀起了“上山下乡”的高潮。当时我所在的夹江中学“上山下乡”的主要形式是城镇学生插队落户，农村学生则回到家乡，称之为“回乡知青”。就在学校忙着动员学生，做家长思想工作，为学生联系、落实插队落户的地点时，我和同学也是最好的朋友陈泽民却异想天开地想到内蒙古大草原去。这个想法主要来自于与一个名叫常月娥的内蒙古姑娘的交往。1966年红卫兵大串联时，我们在北京认识了从内蒙古来京串联的常月娥。这是一个性格开朗，一说话两腮酒窝便荡开笑意的姑娘。因年龄相仿，说话投机，很快便成为朋友。离别时互留下通讯地址，以后便时有通信往来，并通过她的来信了解了内蒙古的一些情况，对辽阔的大草原充满了神往。我立刻给常月娥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们对“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大草原的向往，希望到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建设边疆，帮我们实现去内蒙古大草原插队落户的愿望。不久收到常月娥的回信，她赞扬了我们离别条件很好的天府之国四川，到自然和生存条件较差的内蒙古插队落户的想法，但也提醒我们对生活不能只有幻想，内蒙古条件艰苦，我们离别故土，离别亲人会遇到很多困难，劝我们还是在当地插队落户。并婉转地拒绝了我们的请求，表示不愿意做将来要后悔的事。去内蒙古的希望落空，于是我又和陈泽民商量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因她的父亲在那里。而当时那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变良田，积雪融化灌农庄”所唱的美妙情景也让我们年轻的心澎湃不已。既然要下农村，何不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大有作为？陈泽民立刻给父亲写信，不久她父亲回信说所在团部同意我们去。得此消息，我俩兴奋异常。就在我们背着家里密谋这些事时，我的妈妈不知怎么察觉到我们的意图，很严肃地对我说：“你千万不要东想西想的，那些地方去了你会后悔的，还是老老实实到夹江农村，以后大家相互还有个照应。”我妈妈原在夹江县城关医院工作，后因在“四清”运动中遭人诬陷被错误处理，调到城郊的云呤公社医院。也许因这个特殊的原因，妈妈很快为我联系了插队落户的地点——夹江县云呤公社工农七队，而陈泽民则去了离城远点的甘霖公社姚桥大队。这是我怎么也没预料到的事——梦想到大草原，却到了离家最近的城郊。
1969年1月14日上午9点，夹江县城公园广场上彩旗飞舞，人海如潮。夹江县首批上山下乡知青欢送大会在此举行。会场上锣鼓喧天，口号声此起彼伏，“上山下乡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等标语挂在醒目的位置，但参加欢送会的人却各怀心事，知青们的父母亲友脸上的表情有的凝重，有的悲伤，有的强颜欢笑。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到农村后将面临怎样的处境、怎样的命运。欢送仪式结束后，各公社干部便领着知青，哭着、笑着乘车的乘车，走路的走路，奔赴插队落户的农村了。
几经周折，终于有了安身之地
带着简单的行李，走进了夹江县云呤公社。在公社简陋的会议室里，公社谢书记和一个姓王的女干部，大家都叫她王乡长，给我们讲了知青上山下乡的重要意义，要我们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自觉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也有知青当场慷慨激昂地表示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会后各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便将人领走。我要插队落户的地方是工农大队第七生产队，前来领人的生产队副队长余德贵见面给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欢迎你来我们生产队，但你住的地方还没有安排好”。这话如当头一瓢冷水，立刻把我的心浇了个透凉，眼泪哗地流了出来。在失望和沮丧中我又回了县城里的家。几天后生产队副队长余德贵来家接我，说住的地方安排好了，暂时借住在地处生产队境内的乐山水电校的房子里。
那是一排教室，因水电校的停办而空着，生产队里几户没房的农民住在那里。后来另一个知青翟庆平也在那住过一段时间。我走进给我的那间房子，里面摆着一张没有油漆过的木床、一张两屉桌，还有一个用来装粮食的矮柜。房子的外边，利用屋檐的一角，用晒谷子的竹席围起来，搭了个草棚，草棚里用泥垒了口灶，算是我生火做饭的厨房。这些物品都是生产队用国家给知青的安置费购买的。看着空荡荡的房子，我有一种孤独和茫然的感觉，但还是有点高兴，毕竟有了安身的地方。半年后，水电校要收回房子，我又面临无处居住的窘境。这时，生产队长提出在她家房子的墙边给我搭一偏房，生产队里的几个壮劳力便在队长的指挥下给我搭好了房子。这位生产队长名叫丁才英，是个女的，个子不高，但很能干泼辣，使牛踏耙、栽秧打谷样样不比男人差，工分评的是全劳。她家三口人，丈夫在供销社工作，一个儿子上小学，住房宽敞，门前有一个铺着石板的院坝，房前屋后种着几棵柚子树。房屋中有一宽大的堂屋，三间卧房，灶房和厕所猪圈连在一起，都是砖木结构的瓦房，其经济条件和住房条件在整个生产队中是最好的。能和她毗邻而居，也算是生产队对我的最好安置了。这搭建的偏房虽小，却隔出了三间，呈纵向。进门是厨房，厨房直通卧房，再后便是茅房（厕所），茅房的门另开，要进去必须从厨房出来，饶过卧房才行。茅房的后面是生产队的大片水田，队里分的麦秆、菜子秆及我上山拾的柴禾便堆放在茅房外的篱笆上。一日，生产队的几个社员在我茅房外的水田里干活时，听见堆的柴禾里沙沙作响，拨开发现一条碗口粗的菜花蛇盘在那里，信子吡吡地吐着，吓得几个社员忙跑出水田。惊魂未定，有人提出：“还是要把这条蛇整死，万一咬到知青咋办？”于是几个人大着胆子，齐心协力把这蛇打死。后来他们告诉我这情况，当场吓得我魂都没了。以后但凡听见响声，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莫非有蛇”？紧邻偏房的是一块菜地，菜地中有好几座坟茔，生性胆小的我夜晚是不敢上茅房的。记得有一次生产队里几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在天刚黑时躲在坟堆里，当我回家路过时突然跳出来对我张牙舞爪，并做鬼哭狼嚎状，把我吓得半死，哭了个稀里哗啦。丁队长在生产队的社员大会上专门讲了这件事，从此便再未发生过此类事件。以后我便时常邀请同队的回乡女知青代克林晚上到小偏房陪我。尽管如此，我已经相当感谢这位女生产队长和队里的乡亲们了。我把房间收拾得清清爽爽，卧房桌上用过的玻璃输液瓶里常年插着我从田间地头采摘的野花野草或树枝，这给我的小偏房添了些鲜活的气韵。一天，空字017部队驻公社军宣队的一位很年轻的知识分子模样的女军人，到大队调查知青的安置情况，她一踏进我的小偏房，眼睛就被桌上玻璃瓶中插的几支生机盎然的柏树枝所吸引，她对我说“你这小知青还有点情调嘛，不过这房子小了点，要再宽点就好了。”并说了些鼓励我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话。
我在这个小偏房里住了下来，还养了一只公鸡，一只母鸡。生产队里一个会阉鸡的社员把我那只公鸡给阉了，公鸡长到八斤多。它们成为陪伴我的好朋友，只要回家，便咯咯叫着让我喂食，无论走到哪里，后面都跟着它们，其情其景有点像当今人们饲养宠物猫狗。以致现在只要想到我插队落户的地方，那两只鸡便活灵活现地出现在眼前。在以后的岁月里，那个低矮的小偏房还时常在睡梦里出现。2005年“五一”期间回夹江探望父母，突然遇见卖红苕尖的丁队长。这时的丁队长已是满头白发，背有些佝偻，脸上满是皱纹，表情有些迟钝，当年那个飒爽英姿、做事风风火火的女能人形象已不见了踪迹。我将她的红苕尖全部买下，回家对妈妈提起，才知道她丈夫早已去世，唯一的儿子因早些年家境较好，择偶时东挑西选错过良机导致精神失常，丁队长靠低保生活，日子过得很是清苦。于是在当年国庆回老家时专程去看望了她。这是我36年后第一次重返插队的地方。那里已经面目全非，农民新修的楼房比比皆是，过去的一些上年纪的社员早已去世，许多人都不认识。偶遇在地里干活的农民，自我介绍是1969年插队落户的知青时，还有人说得出我的名字：“哦，你叫袁瑞珍吧，听说过你是下放到我们这里的知青。”于是一种久违的亲切感再度升起。走进丁队长家时，她很惊愕，没想到我会去看她。急忙搬出板凳让我们在院坝里坐下。一会儿，插队时对我最好的薛孃孃也闻讯赶来。我插队时，薛孃孃的丈夫已经去世，三十多岁就守寡的她没有再嫁，带着年仅7岁的儿子，住在一狭窄破旧的草房里，过着艰难的日子。可现在儿子却很有出息，家里的房子宽敞明亮。薛孃孃本人精神矍铄，腰板挺直，笑声朗朗，和丁队长形成很大的反差。我环视了一下丁队长的住房，房屋还是原来的样子，房前屋后收拾得很干净，但和周围其他农民盖的新房和几层高的楼房相比，已经显得很陈旧。我原来住过的小偏房早已没了踪迹，但三合土的地面还能依稀辨认。丁队长说我离开生产队后知青翟庆平搬来住过一段时间，后来他考上师范学院离开生产队后，这个小偏房就拆了。于是叫上丁队长和薛孃孃在小偏房的原址前拍了张照片，以缅怀我逝去的懵懂青涩的青春，重温那段下乡插队时乡亲们对我劳动、生活的照顾和朴实温暖的情感。
工分评上8分，成了进钱户
到了农村，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凸显，所谓“革命”内容已很苍白，日晒雨淋、肩挑背磨的艰苦劳动成为生活的主要内容，而所有的农活都需要从头学起。两年后当我离开农村时，除不会使牛踏耙外，担水浇粪、栽秧打谷、种地薅秧、上山拾柴等基本农活几乎都会。而学会这些却吃了不少苦。记得刚开始浇粪时，使用粪档舀粪还没什么问题，但点胡豆时，第一次用手抓混合了人畜粪便的灰肥时所经历的那一幕却令人终生难忘。忍住难闻的臭味，好不容易伸出右手抓了一把灰肥撒在杵出的胡豆窝里，心里突然恶心想吐，但强忍住，怕其他社员笑话。收工回到住房，用肥皂洗手四五次仍觉得有粪便的臭味，又洗几次后才开始烧火做饭，可饭吃到嘴里却哇地一声全吐出来，竟吐得翻肠倒肚，眼泪长淌。可就是这次呕吐让我明白：“这就是城市学生与农民的区别。现在已经是农民了，当农民要种地，种地就要施肥，连这一关都闯不过去，还能挣工分吃饭？还能养活自己？”这么一想，心里释然，以后担水浇粪，衣服或裤腿被粪水浸湿，也就再不当回事，还很主动地向队里的社员学习各种干农活的技巧。栽秧在农村是个技术活，那些秧子栽得又直又快的人是很受人尊敬的。通常一块秧田先由他们打样，用秧苗栽出若干长形的框，其他人再在框里插秧，横竖要对整齐。第一次学插秧时，我栽的秧苗不仅像蚯蚓弯弯曲曲，更可笑的是有很多根本就没插在泥土里，而是浮在水面上打晃。社员取笑我栽的秧子“浮秋打荡”的，又帮我重新插一遍。于是就有社员手把手教我，还说农活不过是有眼之法，秧子栽多了自然就会了。那时我一门心思想把秧栽好，便不顾劳累疲乏，常在中午和晚上收工后，一个人留在田里练习。终于在一个晚霞铺满天空的时候，当直起腰走上田坎，看见栽的秧子还像回事地排列在田里时，竟情不自禁向天空伸出双臂，那时的感觉是满天的晚霞都在向我微笑。
我插队的地方是平坝，做饭的烧柴非常稀缺，农闲时农民常到青衣江对岸的山上捡柴。队里的年轻人常三五成群结伴而去，一次我要求同去时遭到半开玩笑似的拒绝，说我们可以帮你捡柴，捆柴，但帮你挑不回来，你要跟不上我们，天黑了野兽把你吃了咋办？我说不一定，试一下再说。山上干柴很多，没人看管，同伴们麻利地将捡来的树枝砍断捆好，也给我捆了两捆小一点的，插在扁担两端，准备休息一下就挑柴回家。这时突然出现两个本地的农民，说我们偷了他们山上的柴，要全部没收，把路拦着不让走。情急之下，我站出来说我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的知青，平坝上没有柴，饭都煮不来吃了，帮帮忙让我们走吧，还讲了一通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那两个农民听说我是知青，也说不出反驳的理由，便把路让开。回家的路上，几个年轻人打趣说：“要不是你，我们今天算白忙了。”下山后大家加快脚步赶路，不久我就感觉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有些吃力，但想到他们先前说过的话，便产生想和他们比试的想法。于是鼓了鼓劲，加快脚步，很快把他们甩在后边。我把柴放在路边，折回去换下其中一人的担子。当我换第三个人时，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肯了。这件事的代价是我的双肩都被磨破皮，好几天不敢触碰，两条腿也痛了几天。但这事传开后，从此没人敢小瞧我。后来生产队出工，队里的男男女女特别是年轻人大都喜欢和我一起干活，因为我从不偷懒，还能边干活边给他们讲故事，这在当时农村缺少娱乐活动的情况下，也算是一种精神享受。有时下雨天不出工，生产队长便把上面发的文件交给我，我便挨家挨户给他们宣讲文件精神。我和社员的关系也相处得比较融洽，谁家自留地收棉花或麦子我去帮忙，队里分的红苕我也送给农民喂猪，因此生产队里有人杀猪吃肉都会请我去打牙祭，我的那块自留地，一般都是队里的年轻人帮我种的，不仅有红萝卜、白萝卜、豌豆尖、红油菜苔、蒜苗，还栽了两垅甘蔗。记得离开生产队的那年春节，平时对我很照顾的叫张绍全的夫妇，帮我把甘蔗砍了榨汁，熬了满满一脸盆的红糖，我没费一点力，就吃到了香甜的红糖。因为和农民相处融洽，在评工分上也给了我很大的照顾。那时评工分要经过社员大会讨论通过，全劳一个工分是9至10分，妇劳是6至8分，半劳主要是还未成年的小孩，只有5分。社员们评工分时极认真，因这牵涉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评到我时，心想最多能评6分，可出乎意料的是竟然评了8分，理由是我干活认真，一社员还举例说点胡豆时故意在一窝里多丢了十多颗，见我把多余的一颗一颗捡起来。由于工分评得高，平时也很少请假耽搁，居然年终分配时，扣除全年分的粮食外，第一年进钱一元几角，第二年就进钱40多元，成为队里为数不多的进钱户之一，并被评为公社的“五好知青”。那个被大家称呼为“王乡长”的公社女干部带着人敲锣打鼓把喜报送到了我外婆家。
“毛刷风波”与“死人事件”
下乡插队时，阶级斗争、路线教育在农村也开展得轰轰烈烈。我们生产队有一个姓陈的50多岁的大娘，被划成“地、富、反、坏、右”中的“坏分子”。平时很少听见她说话，待人和气，偶尔笑时，便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她有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女儿，母女俩相依为命。女儿皮肤白净，眉眼清秀，长得很漂亮。因母亲的缘故，平时也不爱说话，和队里几个年轻女孩和小伙子关系处的不错。但一遇抓阶级斗争，生产队民兵连长就把这个“坏分子”抓到保管室开社员批斗大会。第二天出工时，这个“坏分子”脸上就阴云密布，那女孩的眼睛也必定像桃子般红肿着。有时生产队召开忆苦思甜会，也会让她到场。那位姓陈的大娘也许经历得多了，往往很配合，上台便头低着，腰弯着，叫下台便快快离去，眉眼中竟有些无所谓的神情。会开完后社员们就排队吃队长早准备好的红萝卜缨兑玉米糊糊——忆苦饭。其他社员边吃边打趣，而那位大娘的女儿却默然无声。散会后，社员和那个“坏分子”又开始招呼说话，全然看不出有什么“阶级矛盾”。那时我心里很同情她，觉得这么漂亮的女孩要是没有这么个“坏分子”母亲该多好呀。也不避嫌，有时还陪她说说话，有一次生产队几个与我耍得好的回乡知青和女青年到县城照相馆合影留念，我也把她叫上，至今这张照片还珍藏在我的相册里。但后来听说，她的母亲——那个“坏分子”，因不堪历次运动的折磨，曾跳水自杀幸被人救起。
那时的农村，运动也是一个接一个，一会是“路线教育”，一会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有时大队还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在搞运动时，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明忠有时也发挥知青的作用让我参与，其中经历的两件事印象深刻。一件是“毛刷风波”，另一件是“学习班有人自杀”。当时在农村，副业收入是农民除工分外挣钱的另一途径，但如果由集体搞副业比如办制作挂面的作坊、养猪养牛等是合法的，收入的钱算集体经济，而农民个人制作出售商品就是违法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一天下午，天纷纷扬扬下着小雨，没有出工，大队书记周明忠和另一个姓干的大队干部叫上我，来到3队的一户人家。走进这家时，一个40多岁的男人正坐在天井的阶沿上，面前两根板凳上搁着一块门板，门板上放着许多棕丝和竹板，正在全神贯注地制作毛刷，旁边放着一个背篼，里面放着做好的大半篼成品。看见我们时，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停下手中的活，站了起来。周明忠书记对那人说：“上边有规定，做毛刷卖是不允许的，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你这毛刷要没收哦，以后也不能悄悄做了，被发现了要进学习班的。”那男人听说要没收毛刷，立刻急了，双手紧紧抓住背篼，说：“周书记，我娃儿病了，喂的鸡又得鸡瘟死了，没钱给娃儿看病，连屋头买盐巴的钱都没得，我做几个毛刷去换点钱，你就不要找我麻烦嘛。”另一大队干部说：“我们也没法，上头喊查的，不执行我们要遭得嘛。”边说边去拿那背篼，那男人紧拽着不松手。正相持时，那男人的女人突然从屋里出来说：“做把毛刷你们都要管，我娃儿病了没钱看病你们咋不管呢？”说完往地上一坐，伤心地号啕大哭起来。大队书记见状，皱皱眉头，对那俩夫妇说：“今天就算了，二天不准做了，要是下一次再逮到就说不脱了哦！”回去的路上，大队书记的脸色阴沉着，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话：“农民硬是造孽哦！”
又有一次，大概是冬天农闲季节，大队在我们生产队地界上的蚕茧站办学习班，把有各种问题比如地、富、反、坏、右分子、历史上有问题及偷窃、男女偷情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各人带上被褥碗筷，统一吃住。明说是办学习班，实际上是互相检举揭发。白天交代问题，晚上就集体睡地铺。一天早晨五点左右，天刚麻麻亮，守夜的大队干部突然发现睡在地铺上的一个人不见了，打着电筒四处寻找也不见人影。后来在他睡的地铺上发现一遗书，大意是说再也丢不起人，对不起他的妻子儿女，跳水死了算了。学习班一个人自杀身亡，这事立刻惊动了公社，赶紧派人调查得知，这个50岁左右的农民，爱上本队一有夫之妇，被人检举进了学习班，因拒绝承认与那女的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始终过不了关，便走上绝路，投河自尽了，这事也就不了了之。因这男的至死都没承认和那女的有关系，也没对那女的怎样。后来我见过那女的，有40来岁，瓜子脸，皮肤有点黑，身材不胖不瘦，很干净利索，但眉宇间有股忧郁之气。就想那男的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否则这女的咋在世上活？可那男的一家就惨了，丧失一个全劳力不说，还被人指责笑话，从此子孙都难做人了。
参加公社宣传队
下乡插队不久，公社就组建了一支十几个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主要由下乡知青李国蓉、陈锦霞、我和回乡知青李淑琴、韩敏华、干宇光等十来个人组成，还有几个工农大队的年轻农民，因会弹奏乐器而被吸收进来，其中的“毛二胡”“周笛子”据说在夹江县都小有名气。我们白天在公社排练节目，晚上就到各大队演出，虽然辛苦，但不日晒雨淋、肩挑背磨地干农活，还记工分，因此积极性都非常高。排练的节目有歌舞，有独唱，有舞剧，还有器乐合奏，都是自己编排节目，大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被充分调动起来。记得当时排练了一个“收租院”的节目，取材于大邑刘文彩地主庄园的一组雕塑“收租院”。这个节目没有说唱，只用形体动作表演，背景音乐是二胡曲《江河水》。我的角色是扮演一个小女孩，因生活所迫要被瞎眼的爷爷卖掉。在排练中我突发奇想，觉得如果我大喊一声：“爷爷，你别卖我！”会将悲情推向高潮，效果可能更好，于是将想法说了出来，得到大家认可。结果在演出时，我那奶声奶气悲痛欲绝的一声呼喊，再配以悲凉凄切、如泣如诉的音乐，台下便听得到唏嘘之声，而我也泪流满面。从此便收获了一个别名：“袁奶气”。虽然那时实际上是沿袭“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演出形式，内容也大多是宣扬“三忠于”“四无限”，但因农村文化生活极端缺乏，我们的演出还是受到农民欢迎。后来因有个叫杨云义的知青的到来，宣传队编排的节目上到一个新的档次。杨云义原就读于乐山一中，是高67级的，除学业优秀外，人很开朗活泼，拉得一手小提琴，还会作曲，在“知青”中算得上 “才子”。云呤公社宣传队在他的指导下，逐渐在县里有了些名气，其他公社都争相邀请我们去演出，还参加过县里组织的文艺汇演。记得一天晚上，我们正在马村公社演出，突然传来中共中央召开“九大”的消息，云呤公社谢书记叫了辆货车，连夜把我们从马村拉到县城，连妆都未卸，就汇入狂热的庆祝“九大”胜利召开的群众游行队伍。
前途茫然，却怀着莫名的希冀
日子一天天过去，激情一天天消退，生活越来越平淡乏味，寂寞和空虚的感觉便常在夜间作怪，有时搅得彻夜无眠。一段时间，在知青中悄然流行一些曲调低沉，倾述思念家乡思念亲人、抒发知青迷茫情绪的歌曲。当我第一次听到同队知青翟庆平背着人给我唱改编的《知青之歌》时，竟泪湿眼眶，被深深打动，因为这首歌中弥漫的悲伤、无助的情绪正好切合我当时的心境。一日在田间偶遇教我们初中语文的代德华老师，穿一件褪色打补丁的蓝布衣服，两只裤腿卷着，赤脚挑一担秧苗晃悠悠地走在田间小路上，这与他平时衣着讲究、穿戴整齐的形象形成极大反差。因读书时代老师常在班上评讲我写的作文，也常对我进行辅导，我很尊敬和感激他，便急忙喊了声：“代老师，咋个你也在农村劳动呢？”戴老师对我笑了笑，也没回答便往前走了。这事让我很纳闷也很惊讶，想到连老师都下放农村劳动了，莫非我们真的要在农村待一辈子？心里便有些惶惑。那段时间，更不时传来某某男知青和当地女青年结婚，或某某女知青嫁给了当地农民的消息。曾经以为是造谣，直到有一天，当我印证了插队落户到六队，大家都叫她“毛姑”的女知青真是嫁给了同队的一个青年农民时，我才理解到“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真正内涵。什么是理想？前途在哪里？我的最终结局难道也是像毛姑，像许许多多农村妇女那样，除了挣工分，就是生儿育女，围着锅台猪圈转？难道这就是所谓的“革命”？只有农村才是“广阔天地”？当初怀着一腔激情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教育好了难道不可以去干别的更重要的事？许多问题涌上心头，让我既无助惊恐，又疑惑丛生，百思不得其解还只能深藏不露。在痛苦与困惑中，便与书为伍，利用闲暇时间和晚上，用读书打发难熬的时光。先是看家里珍藏的书，后找要好的同学或知青借，再后来连父亲在单位“文革”初期查抄“封、资、修”书籍时，冒险为我悄悄保留捎回的禁书诸如“西厢记”“叶尔紹夫兄弟”等也找出来看。那段时间也不管是革命的还是封、资、修的，是“红色”的还是“黑色”的，只要有书就看，内容兼收并蓄。后来实在没书看了，以前的初中课本语文、代数、英语、历史、地理也让我翻了一遍。
读书让我苦闷烦躁的心得到暂时安宁，不经意间，心中竟升起一丝莫名的希冀，瞑瞑中感觉我的人生会有所改变。一次，大队书记到生产队找我，谈了要我去云呤公社小学当代课老师的事，被我婉言谢绝了，说得出的理由是身材矮小，看起来都还像小孩，哪管得住学生 ？真实的想法则是当了代课老师，万一哪天有机会离开农村，脱不了身咋办！我给大队书记说：“你们想让我教书，可我却想读书。要是以后有机会继续读书，你们可以让我去吗？”记得书记当时笑了笑，说：“不晓得，以后咋知道知青还能不能回城，还有没有可能上学哦。”这话又让我心底一片凄凉。
就在惶惑与不安并生，希冀与无望交织中，时间走到了1970年底，这时传来要在知青中招工的消息。全公社的知青集中到公社会议室，听干部传达中央文件。我当时就只记住了一个内容：知青的父母在矿山、井下、森工、少数民族等边远艰苦地区工作的，可以优先招工回城。我的父亲在川西森工局工作，这就意味着我可以优先参加工作，从此告别农村。
当晚又是一个无眠之夜——希望与憧憬，泪水与欢笑如同兴奋剂般让我在暗夜里独自歌唱。
当繁花落尽，年华逝去，一切又归于平静时，回顾知青时的那段生活，竟也五味杂陈。有人说“青春无悔”，也有人说“不堪回首”，而我认为对“知青”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群体，是不能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就我个人而言，虽然在以后的人生旅途中，面对人生困厄和磨难时，因为这段经历，能以坚强的意志应对各种困难与考验。经过个人的努力，取得了大专文凭，获得了高级职称，所著述的论文和创作的文学作品获得不少省部级甚至全国性的奖励，成为单位的骨干。但我内心深处常常有一种自卑和惶恐的感觉：怕水平和能力与承担的工作不符，因我信奉一个人必须“有七分的学养才能干三分的事”；怕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因稍有懈怠而被社会抛弃，因为我那些靠自学而支离破碎拼凑的知识，随时都有捉襟见肘的可能，所以我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这种紧迫感和焦虑感常让我身心疲惫，直至退休仍得不到心灵上的放松，宛如一辆飞驰的列车，即便按下刹车也会因惯性作用而往前行驶。而这一切则源于缺乏正规系统的文化教育，源于知识结构上的断裂与缺陷，——仅此一点，就足以让“自卑”如慢性毒药般侵蚀我的身心健康，让那些所谓光鲜的“成就”黯然失色，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悲剧——一个人、一个群体和一个时代的悲剧？
写于2016年5月
刊于2016年8月《知青岁月——夹江知青回忆录》、《堆谷风》2006年第2期、2018年现代文化出版社《那些年的知青故事》一书、《江山文学网》（晓荷.四季的故事）2018年3月14日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