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初，正当文化大革命的凯歌在神州大地回响之际，在漫长的中苏边境上正蕴育着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
三月份的北部边疆还是一片冰天雪地。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几个小岛上，接连传来了中苏边防部队交火的消息。打得最热火的要数乌苏里江心的珍宝岛。在那里，坦克和大炮都用上了，双方死伤人员都在数百以上。在这之后短短的几个月里，举国上下的备战气氛急遽上升。城市里开始挖防空洞，疏散人口。学校开始了军训，演练在受到空袭或原子攻击后的保护措施。我和同学们一面津津有味地看着银幕上中苏两国边防军人在白雪覆盖的岛屿上大打出手，一面悔恨生不逢时，又没赶上一场真正的战争。那时我绝没想到，在短短几年之后，我的命运竟会和影片中一个叫作吴八老岛的地方紧紧地连在一起。
在这几年里，学校里课程的内容除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之外，还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物理和化学被两门不伦不类的“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所取代，教的是杠杆原理，水压机设计，和化肥中的氮磷钾元素。大量的教学时间用到了“学工”、“学农”、“学军”上。学工学农是到工厂和农村去劳动，学军却不让我们去军营，而是在学校操场上，由几个军人教我们立正稍息正步走。连枪都摸不到，令人扫兴。
当时，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书籍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外只有少得可怜的几本“革命文学作品”，像小说《金光大道》，《欧阳海之歌》，和润色过的《雷峰日记》。我们如饥似渴地读了所有能弄到手的书籍。从《看云识天气》中，我学会了通过云彩的形状预测天气；在《赤脚医生手册》里，我初次偷窥了生殖器官的结构。有一次，妈妈从《春苗》创作组带回来一本中草药手册，让我对药草又产生了兴趣。
最让我们入迷的自然是古今中外的小说了。文革开始后，这些禁书仍然在地下渠道广为流传，只是每本书都包上了一层棕色牛皮纸封面。这些不起眼的封面一来是用于保护这些珍贵的书籍免受损伤，二来是用于掩盖真实的书名。封面上大多不写字，或者写着假书名。以假乱真，让你弄不清书的真正内容。你翻开《毛选》第四卷，看的却是雨果的《九三年》；公开发行的《金光大道》里的可能是左拉的《娜娜》。有些书的封面被扯掉了。有可能是在流传中的自然磨损，或者是书的主人故意扯掉书皮来保护自己。你经常会拿到一本没头没尾的小说，但也照样看得津津有味。巴尔扎克，契可夫，托尔斯泰，欧．亨利，这些作家都是我们的熟客。对我们成长影响最大的要数《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练成的》这两本名著了。读着牛虻和保尔．柯察金的故事，我总觉得，他们的献身精神比当时正在宣传的英雄人物要伟大数倍。威廉.谢伊尔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在我心里引起的震惊与联想很难形容。纳粹德国的种种反人类罪行自然超出了我这个十来岁孩子的想象力；但更让我惊奇的是，纳粹的教育体系与我们正在经历的中学生活如出一辙。这本书中提到，为了在青年一代身上培养出在未来战争中所需的强烈使命感、同志精神、吃苦耐劳的坚韧性格，纳粹政府从中学起就组织学生定期参加为期数周的野营拉练，另外也把学生送去农庄劳动，极像我们的学工学农。我不能确定，文革中开创的教育体系在多大程度上起源于纳粹德国，但我此刻已经学会将这样的疑问藏置心底。
每看完一本好书，周围严酷的世界似乎缩小了一轮，现实之外的宇宙又会扩大一层。
1970年哥哥满了十五岁。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当兵，去当解放军战士。从1969年起，大城市里的中学毕业生在分配时实行“一片红”，即通通到农村去务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兵入伍是年轻人最渴望的前途。除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和穿军装扛枪杆的诱惑之外，军人复员后回到原地，可以避开下乡的命运。可是，每年只有极少数的中学毕业生能够如愿以偿地穿上军装。
文革后，部队里出现了招收小兵的现象。每年秋天征兵季节一到，部队军官开始托人把自己十四五岁的孩子送进军营。这样一来，这些军官子弟还没到中学毕业就逃脱了上山下乡的命运。没过几年，这种作法成了一种社会现象，地方干部也开始通过各种关系“走后门”把子女送去当小兵。哥哥就读的上海市五十四中学位于康平路上，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所在地，高干子弟云集。虽然文革中他们的父母已不得势，但过去的老关系还在。到了中学三年级后同学们便开始神秘地消失。人走后不久，朋友们便开始传看他们穿着绿军装，戴着红帽徽，佩戴红领章，满脸笑容神气活现的照片。到临近毕业时，往往班上三分之一的学生都不见了。
哥哥在69年十四岁时到山东去试了一回，但去晚了，当年招兵名额已满。1970年10月，济南来了电报，让他马上赶到烟台市人民武装部报到，关系已经替他联系好了。
济南电报到达时，爸爸远在安徽山区下生活，妈妈也在郊区川沙县写电影《春苗》的剧本。那时电话还不普遍。哥哥搭上长途汽车赶到川沙县城，根据妈妈信封上的地址去告诉妈妈他要离家去服役了。到了县城一问，才知道妈妈住的村子离县城还有几十里路。他摸着黑在星光下一路打听一路走。走到妈妈创作组的所在地时，时间已经过了大半夜。敲开房门后，妈妈看到十五岁的儿子站在门外，她第一个反应就是上海的家里出了大事。惊吓之余，才知道哥哥的来意。
哥哥入伍后在黄海边的长山岛要塞区服役。不久后，我拿着他寄来的大红色《入伍通知书》到公安派出所替他注销了上海市户口。下一次我见到哥哥是三年之后的事了。不用说，我是又替他高兴又妒忌。我知道我当兵的希望几近于零。我从小学三年级就戴着眼镜，这让我在和平年代里与军装无缘了。
1971年9月暑假一过完，我升上了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也就是哥哥参军前的同一所学校。这时，为期四年的中学课程已经取代了文革前三年初中，三年高中的六年中学体制。
和前几年相比，这时的学校教育略微走上了一些正轨。文革早期我们经历了“停课闹革命”，大家变得自由涣散。后来又搞“复课闹革命”，这时不来学校已经不是光彩的事儿了。虽然复课了，闹革命还是首要任务，尤其是在文革大本营上海市。一个学期的五个月中，学生花上一个月去工厂学工，一个月去市郊农村的生产队学农，让我们接受工人农民的“再教育”。再教育这个新名词原来是用在文革前的大中学生身上。由于他们在文革前受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因此需要重新接受无产阶级的再教育。而我们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孩子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教育，为何还需要接受再教育？这种说法虽然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不过也没人质疑。学校教学的原则是“政治挂帅”，但有些数理化老师开始悄悄地往干枯的课本里多塞些内容。当然，老师这样做时，不免要找些例题来证明所教的内容和社会主义建设或国防有这样那样的关系，以免被扣上一顶“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帽子。学校的工宣队和造反派出身的教师时不时地要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在这种环境下没人想被抓成典型。
哥哥参军后的这一年里，除了爸爸妈妈每月分别从“五七干校”回家休假四天外，我都是一人在家，自由自在。吃饭原来包在里弄食堂；上了中学后，中饭就在学校食堂吃。每月我带着爸爸妈妈的印章去领两回工资：五日去爸爸所在的青年话剧团，十五日去妈妈所在的海燕电影制片厂。领了工资，扣下我的二十元伙食费，付掉水电费，到戏剧学院房管科交掉房租，再给姥姥家汇款。剩下的钱就放进衣橱里爸爸那件呢大衣的口袋中。
我同学中父母在五七干校的比比皆是。遍布全国的五七干校，实质上是文革后期国家设立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劳改营。我爸爸妈妈分别在文化局和电影局的干校，每月回家四天。这两所干校都位于上海郊外奉贤县海滩边的盐碱地里，相隔数十公里之遥。两所干校每月的休假日不重合，所以在一年中，爸爸妈妈只有在元旦、春节、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这几个节假日得以一同在家。因为哥哥不在家，这些节日也难算全家团聚。当兵的头三年照例是没有探亲假的。
中学开学后的第二个月，我们全校两千多师生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野营拉练。在一个月内，我们要绕着上海郊区的外围走一个大圈。在一望无际的公路边，两千多人排成双列纵队，前面看不见队伍的头，后面看不见队伍的尾。每人背着背包，里面裹着被子，换洗衣服和袜子，加上家里准备的宵夜点心，不外乎是炒面粉或饼干。每天行军走六十里路，晚上睡在农民家里。睡觉时很少有床铺，多半是在腾出的空房地上铺一层干草，再铺上自己带的床单。野营拉练途中是一天行军，一天政治学习。学习时就在农民家里读红旗杂志或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那时全国上下都在热火朝天地学哲学。
每天行军途中，我们常常和公路另一侧反方向行军的外校队伍擦肩而过。每所学校的队伍一律由红旗打头。浑身沾满尘土的学生们一旦遇见外校学生就大唱革命歌曲，用嗓门压住对方。此刻全国上下的中学生都在拉练。这是国家备战计划的一部分。与苏修的战争一旦打响，城市人口马上要向农村疏散。我们能走路的，自然不应指望国家用有限的交通工具来运送我们，所以要锻炼我们的两条腿。上海这时已经开始统计常住人口，把没有正式户口寄住在儿女家的老人们遣返回乡。中苏两国在四千四百公里的边境上已经布署了一百五十多万的大军，虎视眈眈，剑拔弩张。
就在短短几星期前，我们还不知道中学一年级新生能不能参加野营拉练。当班主任沈老师宣布全校都一起出动时，全班响起了一片欢呼声。经过几天匆忙的准备（买背包带、袜子、做炒面粉），我们全校师生就上路了。
沈老师约四十出头，是数学老师。班上大部分男同学都挺喜欢她。她精力充沛，十分自信，不偏听偏信，也不轻易给学生下断语。学生中起冲突出问题，她总能找出公道的解决办法，让人心服口服。她一提高嗓门，大家都会规矩下来。在她上数学课时，班上最捣乱的学生即使不听课也安静得很。我们知道，有些女生不怎么喜欢她。她对女生中琐碎事儿的耐心程度显然比较有限。
班上的男教师谭老师与沈老师处处相反。谭老师明显地对班上的人事都没有多大兴趣，能不说话时就不说话。一旦说话，特别是和女同学打交道时，我们常常看到他满脸通红。他脸上的笑容往往没有多大道理，让人觉得他是用笑来掩饰紧张。他特别不愿意被卷入学生的冲突中去。逢到学生打架，他总是用近乎央求的口气来拉架，事后往往拒绝调查打架的前因后果，只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人沮丧得很。
出发前，学校里来了一大批上海第二屠宰场的工人，他们是来当我们的楷模的。我们班上插进来了四个工人。出发之前，学校安排我们去第二屠宰场参观，杀猪的情景到现在还历历在目。屠宰车间设在一个巨大的平顶厂房内。上百头的生猪给圈在厂房的一角，嗷嗷地叫着，似乎能从空气中的血猩味儿猜测到它们即将面临的厄运。车间中央，用两条大约半人高的木板墙隔出了一条长长的通道，从猪圈一直通向屠宰区。每次一个工人从猪圈里赶出一头猪，那猪就会一面低声地哼哼着，一面快步走向通道尽头开放的那一端。在通道尽头的出口外，一个高个子的工人手持一对熨斗形状的高压电极等待着。等这头猪步出通道时，高个子工人快速地把两个高压电极按在猪头两侧，这时猪耳边的毛上冒出了一缕青烟。随着一声尖叫，这头猪全身痉挛，四脚僵直，像一块石板地倒在水泥地上。赶猪的工人走了过去，用一把一尺长的尖刀直直地刺进猪脖子里。等他拔出刀来时，“扑…”的一声，一股长长的猪血射向空中，足有一人多高。两个工人一起使劲把猪身子扭过来，让猪血流入一个大木筒里。等血流尽，拿刀的工人站上猪身子上下踮跳几下，把血水挤干。然后，他们一起用铁链上的钩子把死猪吊起来，顺着半空中的铁轨把死猪推到车间另一角冒着蒸气的水池上空。他们慢慢放松铁链，把死猪降入池内的烫水中浸泡一下，再吊回空中。接着两人一起动手，用双手扯猪毛。不用两分钟，猪毛就扯得干干净净了。这时一个工人拿起刮刀，把悬在空中的猪身快速清理一遍，再把它推进下一个车间。
看到这里，两个女同学呕吐了起来，我们也没兴致去到下一个车间参观了。
我猜想学校组织这次参观的原意，是想要增进同学对来校工人们的敬意。结果适得其反，班级里出现了两个走在时代之前实行素食主义的女生。
我们班来的四个工人都是苏北人。领头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工人，对学生很和蔼，而其他的三人从不和我们说话。他们之间聊起天来声音都很响，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是在吵架。大家都不喜欢其中一个叫姓殷的师傅。他不但老是取笑同学的生理特点，比如短腿，招风耳等等，还取笑其他师傅的苏北口音。他似乎忘了自己的苏北口音一点不比另外三个师傅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