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在异质文化中寻找“我是谁” ——读李岘的《微时代vs青春祭》

作者:缪丽芳

海外华文作家李岘的作品《微时代vs青春祭》是一部主题多元、内涵丰富、结构新颖的长篇小说。阅读它,犹如穿梭于变迁的时间维度,游走于异质的文化空间,经历命运的感叹、心灵的微颤、理性的凝思。随着蘸满深情的笔墨轻轻点染,朴素自然的文字如泉水缓缓流淌,五位主人李沙、大鹏、向红、向阳、郭燕的故事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一一展开——从“北大荒”共同奋战的有憾青春,到“微时代”美国重逢的尴尬岁月,在碎裂与粘合、跌倒与奋起的循环往复中,抛却了过往的苦痛与仇恨的记忆伤痕,在异国他乡以悲悯与宽容建立起新的精神纽带。

在此过程中,有一条隐约的线索贯穿始终,他们不管是在“知青年代”,还是在“移民潮涌”之中,始终追寻着、探索着那个变化不定却又无法消亡的“自我”,直指人类的永恒之问:“我是谁?”

本书开篇“李沙”名字的演变过程极具哲学意味。“父亲给她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带着‘草’字头的。文革时,为了避免与俄罗斯的‘喀秋莎’、‘莎莎’等命名字接近,父亲就把草字头的‘莎’换成了大沙漠的‘沙’。”当她嫁给美国丈夫后,戴在她无名指上的戒指刻着“伊丽莎白”这四个字。这个“莎”字,彰显着西方文化的高雅与独特,她的名字后面也跟上了一连串的后缀“伊丽莎白·李·施耐德”。于是她问自己,怎么就糊里糊涂丢掉了自己的中文名字?”常言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但是当人的命运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前进,当自己如一叶扁舟被浪头推送着忽前忽后,不知去往何方,名字不再是关乎根本的生命标志,而成为了权宜变化的生存策略。在父亲的时代里,要靠近沙漠的“沙”来申明思想的纯正,以期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时局变动中寻求一丝安全,而在踏上异国土地之后,她的名字也需敲上“入乡随俗”的烙印。“伊丽莎白”的身份犹如一层镀金的保护色,让她进入了美国中上层社交圈,然而她又想保有那个在中华文化熏染之下的李沙,这是分裂的无法两全的。融入异域文化,意味着原初印记的消亡,也就是自我的消亡,这对于寻梦美国的开拓者来说,不仅是追求自由、解放、价值实现的过程,也是迷惘、焦虑、自我犹疑的阶段。二十多年前,李岘写作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跨过半敞开的国门》,用一种巴尔扎克式的严肃笔调,剖析了当时国内观念的保守落后、对人性的禁锢,以及对先进文化思想的渴求。许多青年在惶惑之中,把去美国当做解药,那时的美国梦如一股具有神秘力量的旋风,可以吹落捆缚在身上的锁链,又可以吹醒闭塞不开的大脑,异国他乡像是镶满钻石的宫殿,不惜一切代价要踏入这宫殿的门槛,小说的结尾正是以实现去美国而“尘埃落定”。时至今日,再度回望,李岘在这部新作中有了更冷静深刻的反思,异国他乡并非“梦幻天国”,而仅仅是另一种苦乐参半的人生旅程。不管是去掉草字头,还是加上草字头,她都是被动的、无法自主的。

衣帽间的李沙为迎新晚宴的着装举棋不定。“多年的经验告诉她,只要含中国元素,如各色旗袍或各种大红色服装,保准在宴会上得到好评——亚洲人紧致的肌肤和均匀纤细的身材就足以让进入中老年的白人男女羡慕不已!”社交场上的独领风骚或独占鳌头并没有给她优越感、安全感。“在清一色的白人中间,因为她是唯一的亚洲人,即使她加入美国国籍的时间比认识这些人的时间都长,她还是要扮演着中国使者的身份,满足着他人对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好奇心。” “旗袍”、“红色”成为了中国元素的象征、标签,如果说在白先勇《纽约客》之《谪仙记》的开篇中,四个女孩在奔赴美国的机场中身着如红云般艳丽的中国旗袍,来自于她们的天真蒙昧、自信洒脱的自发状态,那么李沙是作为一个演员,被众人的目光聚焦和封锁,扮演一个别人所期待的形象。她就是萨义德笔下“想象中的东方”——“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作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李沙是“被看”的“他者”,光彩照人、优雅自如都在异域文化期待视域的钟形罩之下,她的意志被囚禁,她在热闹与赞叹中孤独。李沙似乎很享受这种生活,被瞬间产生的幸福感所触动,但稍纵即逝的“自我迷醉”却恍然如梦。外在的身份与内在的自我始终没有统一,无法形成真正的归属感,她必须把自己一分为二,一半用来应对外部的环境以求生存,一半用来保存自我,使过去的名字不至于完全涂抹。这种“被看”的情境一度推向了高潮,她身着长袖飘飘的汉服并化着中国古代的妆容站在车水马龙之中,受到众人围观竟导致交通拥堵。在异域目光的包围中,她何其新鲜奇特,又何其渺小无助。“他者”的尴尬处境,是异质文化的包围之下无法摆脱的宿命,而在人群中的“孤独”是一种更加难以言说的隐痛。

李沙在美国是“中文教授”,有确定的中上层身份和经济保障,所以她内心的痛苦更倾向于精神化的反思,而小说的另一个人物“向红”却是在生存线上挣扎,她没有工作,为了通过结婚获得绿卡,不惜嫁给了酒鬼迈克。她把婚姻当做唯一的救命稻草,曲意逢迎、强颜欢笑。“现在你是伊萨贝拉,不是向红,现在你要说英语,不是汉语!”迈克给自己起的名字,她不敢说不喜欢,同样的她也不敢穿西式的晚礼服,而是穿上了一件湖蓝色的印花旗袍。向红是带着身心的创伤来到美国的。在她幼年时期,母亲因为是俄罗斯美女而被关进了劳教所,父亲是个画家,却在母亲平反之后另结新欢,向红在绝望中自杀未遂,后来为了获得香港身份而与人仓促结婚,她的丈夫却想着如何利用她敲诈那位声名鹊起的画家父亲的钱。种种遭遇使向红把美国当做解脱之地,想在这里寻找找一种安定的、一劳永逸的生活,摆脱屈辱与窘迫。 

婚姻是她身份的分水岭,维系婚姻,她就是美国公民、豪宅的女主人;失去婚姻,她就是没有从业资质的夜店按摩女、钢管舞女。当婚姻处在暧昧不明的状态中,她在两种身份间切换。夜店的经历把她“破茧而出”、“展翅高飞”的梦想彻底粉碎,她再次被打回“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原形。

“亚洲人的皮肤天生比白人紧致,所以在昏暗的霓虹灯下,彩蝶舞蹈服的向红在钢管上下翻飞,唤醒了所有昏昏欲睡的男人。”此时,向红的“被看”不仅仅是满足异质文化的猎奇心理,而且成为了“欲望的对象”。他们无法饮鸩止渴,希望看到“蚕茧脱壳”,最后,竟然抓她的乳房,拉她的短裤。人格、尊严,被剥夺得荡然无存,琉璃般光彩夺目的“美国梦”碎成了玻璃的残渣,在北大荒青春岁月里破碎的自我,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度同样无法复原。

日光在不停变幻着颜色,而在它照耀之下的透明水滴也随之变化,无法知道自己的本来面目。知青时代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之下,命运是荒诞不可控的,这一代人无法确知“我是谁”。而当把美国当成解药,以为砸碎了一切束缚之后就可以重新挖掘和发展真正的自我,遭遇的却是另一种“封锁”。日光不见了,阴沉的天空下水滴只是混沌的灰色。这是移民内心深处那不见底的悲哀。

与传统小说中以某个人物为主角,其他人物配合其完成故事情节推动的框架设计不同,本书让五个人物都成为故事的主角,互相交织又互相独立,就像雨点初落时湖面泛起的涟漪圆晕,各自成为中心波纹又互相扰动重叠,形成一幅独特的画面。这样的构思更符合生活的本相,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每个人又都是别人人生的配角,由此作者脱离了单角度、单视线的叙事,而进入到形态各异的人物的内心,去追踪他们性格的发展轨迹。相较于她早期的作品《跨过半敞开的国门》,这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对于以单主角为核心的传统小说来说,更是颠覆性的实验。每一个“他者”都是“自我”,每一个“自我”又都是“他者”,每一个人都在寻求自我的确认。

作者匠心独具地以名字的对抗、较量,作为第一章节的小标题:“伊丽莎白vs李沙”、“长空燕叫vs郭燕”、“伊萨贝拉vs向红”、“笑比哭好vs向阳”、“谁主沉浮vs薛大鹏”意在表明“真实自我”与“身份符号”之间的微妙关系。“伊丽莎白”、“伊莎贝拉”是李沙、向红在美国的身份符号,为其提供了生存便利,同时也封锁了她们真实的内心。“长空燕叫”却是郭燕的“理想自我”。她十五岁就从省城来到“北大荒”,后因母亲的牵连常常与母猪睡在一起。她最渴望的事情就是做一只在长空中畅快欢叫的飞燕,展翅翱翔,吐尽心中的抑郁。同样,薛大鹏不可一世的微信名“谁主沉浮”,展露了他渴望掌握命运、指点江山的豪情,然而实际生活中的他,从小自卑,受人欺负,没有朋友,有如蜷缩在壳中的蜗牛,对外界充满了畏惧与怀疑。两个在生活中最受压抑的人,不约而同选择了最高调的名字,是渴望通过微信命名在虚拟空间中来达成现实中无法实现的身份认同。向阳的“笑比哭好”却有另一番况味。向阳是向红的姐姐,“北大荒”时代,她与余科长发生关系,以怀孕相要挟,使余科长原有的婚姻解体,本以为能依靠婚姻回城,没想到余科长以及他们所生的孩子反而成为了拖累,于是她狠心绝情舍下一切后返城。然而,她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幸福,之后的漫长人生中,在服侍失智母亲的辛劳以及因抛下儿子而不断懊悔的煎熬中度过,她只好寄情宗教,在烧香叩首之中劝慰自己“笑比哭好”。每个名字都是对他们生存状态的一种描述,以一种浓缩的抽象性概括了他们的人生。

他们每个人的悲剧命运似乎都存在一个“始作俑者”。薛大鹏的母亲宋筱钰受到郭燕母亲的陷害,受尽折磨后自杀。此后,薛大鹏性格巨变,从养尊处优到郁郁寡欢。郭燕因母亲的问题,选择在“北大荒”成家立业。向阳、向红则因父亲背叛婚姻,抛弃家庭而走向颠簸流离。然而作者并不想着力揭示人性之恶,也无意于让煽动仇恨,建立“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逻辑,她更想深究社会性历史性因素对人造成的影响,在一个荒诞的时代,人性被扭曲,罪责并不全由“具体的人”承担,他们似乎是悲剧的促成者,而本身也是悲剧。当他们踏上异国的土地,因着重逢,突然体会到“血浓于水”的温情,在彼此宽恕中抛却过往,建立起新的情感纽带。

多年来,郭燕都记恨着母亲,怪她在文革时干坏事使自己留在了农场,没有返城。她也怪高唱与母亲结婚,老妻少夫的婚姻,让她在农场一直抬不起头,不过这一刻,她感受到血浓于水的亲情和温暖。在美国,郭燕在背井离乡的绝望中宽恕了自己的母亲。当郭母跪在薛大鹏面前,薛大鹏说:“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既然我父亲都原谅您了,我想我妈也早就原谅您了。”“干妈逼死了妈妈”,像魔咒一般,伴随着他走过青少年时代,如今,往昔的痛和恨融化在忏悔的温情之中。同样,向阳与唆使她以怀孕胁迫余科长离婚的红姐偶遇,也化解了过去的怨恨。向阳把身患肺癌的余科长接回家中,甚至重新对他产生了爱意。

把往昔的“伤痕”纹理清晰地一一图解,却并不沉溺在伤痕之中,自叹自怜、作茧自缚,用放下、宽恕对待伤害过自己的人,以及过去那个如同站立在地震带上动荡不安、无法确认的“自我”。

如果说在“文革”时期瞬息万变的时局使身份确认、自我认知在不停的流转,那么踏上异国之土又是新一轮的流转。与世界和解、与他人和解、与自己和解,使支离破碎、变幻不定的“自我意象”重新得到稳固和确立,任何一个“自我”都不是孤冷地存在于世界之中的,“自我”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得以完善,得以完全。在此意义上说,《微时代》这部小说是“治愈系”的,在人生的绝境之中寻找出路,在暗黑的夜中寻找希望之光的照拂。即使是在文化差异的婚姻中,李沙和汉斯用各自的母语毫不相让,最后,汉斯对李沙的爱超越了文化的界限和种族的隔阂。

我是谁?——中国人?美国人?舞女?教授?……或许在执着的寻求中,轮廓越来越清晰,也或者仍然模糊不清。然而,在“爱”与“宽恕”中,一切矛盾得到解锁。作者跳出了新移民文学“文化对立”的苑囿,也不再纠结于“落叶归根”或是“落地生根”的困惑,而是以一种更加理性和宽容的心态去描述一个时代里形形色色渺小又独特的人生。正如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王列耀在评介中写道:“这是一部穿行于不同文化时空的流动性文学作品,在异质空间文化碰撞的特定语境下,产生出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丰富的人物性格和令人深思的主题。”

 

作者简介:

缪丽芳,文学博士,安徽省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文艺心理学、文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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