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裹脚者-怀念我的母亲》

王玮

      姥姥生了四个女儿。妈妈是老大，1930年出生。五岁开始裹脚，是千年缠足习俗的最后一批受害者。大妹妹小她仅两岁，免遭荼毒。
      1948年，兵荒马乱中，妈妈由父母做主嫁入王家。爸爸婚后第三天即被征入国民党军，一去没了音讯。妈妈守活寡，伺候公婆，经常吃不饱饭。回娘家时抱着姥姥痛哭不欲回去，被姥爷抱上毛驴，强行送回。
      怀柔解放，妈妈娘家在县城，得风气之先，马上放了脚，并坚决不再回王家。妹妹帮姐姐报名上了县城小学。王家没办法，只好随她。妈妈用两年的时间修完六年小学课程。
      1954年北京棉纺厂新建招工，妈妈揣着几个饼子，告别父母，步行百余里前往应招。害怕被看出小脚，穿一双正常的鞋子，里面垫上棉花。顺利入选。
      纺织女工，每天要在织布机中不停走路。妈妈步履蹒跚，倍尝辛苦。记得她每天下班，用开水泡脚。然后用剪子剪脚底厚厚的茧子。后来懂事了，每天妈妈一回家，我们兄妹就提前烧好热水等候。

      母亲没什么文化，主意却正。1966年工厂武斗，几派干仗，今天批斗抄家，明天示威游行，后天有人上吊切腕，一片大乱。妈妈一概不参加，工厂停工，就留在家里照看三个孩子，安然度过混乱。

      1969年，突然收到厂里通知，要她几天内带全家离开北京。母亲大惊失色。原来是中央有文件，要疏散城市人口。凡军属都在疏散之列。 当时父亲在湖北某地军营。母亲被告择日离开。几个同车间的姐妹已经痛哭离别。母亲并不哭闹，只是说，车间支部书记老曹也是军属。她走我就走。态度坚决，不容置疑，每天照常上班，旁若无人。拖延一个多月，工厂没办法，终于作罢。我们全家因此保住了北京户口。

      1972年，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开除党籍，从部队遣送回老家。妈妈闻讯，当即带我们三个孩子坐长途汽车赶到河北玉田军营。爸爸只是哭，说组织的决定只能接受。妈妈不哭，压低嗓音斥责爸爸，然后一级一级找上级领导。那时军队里在清理林彪集团，风声鹤唳，哪里有人管父亲这点小事。妈妈带我们沮丧回家，家境大变。母亲终日沉默不语，脾气变坏，开始抽烟。每天给我两分钱，打发我去小卖部买一根恒大牌的香烟，分三次抽完。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每天买一根烟，遭到小卖部服务员多少白眼。
      有一天，妈妈把烟头一掐，断然说，不行，我要告。开始了她漫长的上访路。每次休大礼拜，她就打点行李，装上干粮，拿着申诉信，到八达岭北京军区司令部上访。面色凝重，风尘仆仆，嘱咐我照顾好弟弟妹妹，定点热饭睡觉。第二天回到家中，揉着脚，身心疲惫，脸色阴沉。我望着她匆匆远去的背影，一双小脚急促的脚步，心里充满悲凉。
      上访持续了三年。爸爸心里早已放弃，妈妈却固执地坚持。两个人经常吵架，家里气氛压抑，我连入团申请书都不敢写。那时我十四岁，为不能替母亲分忧而自责。一天晚上，夜深人静，我把上访信打开看。觉得我可以写得更好。就在厨房搬一个小凳子，就着昏暗的灯，开始重写。凌晨两点半，完成。再一笔一划抄一遍，满意入睡。第二天，母亲常年忧愁的脸上，我看到了久违的笑容。下次去上访，妈妈拿着我写的申诉信，整装出门。
      1975年父亲获得落实政策，重新分配了工作。妈妈一件心事，终于解决。我也为那一双小脚不再奔波上访而满心欢喜。妈妈可以买整盒的恒大了。
      妈妈一生没有爱过父亲。姨告诉我，她在六十年代几次想离婚，终于因为怕同事嘲笑而不敢提出。父亲被打回老家，她又不忍心在他落难时离去。委屈了自己一辈子。把全部的爱倾注到我们三个孩子身上。1979年我上大学，她知道我喜欢听音乐，花220块钱买了一个日本产的录音机(俗称板砖)给我。那相当于她四个月的工资。

      去年，母亲病危住院，我赶去看她。骨瘦如柴，气息奄奄，却还能认识我，抓住我的手，挣扎着要起来，嘴里急切地喃喃，好像有话要嘱咐我。眼角流出浑浊的泪。我给她擦洗身子，第一次亲手为她洗脚。大脚趾正常，其余四个脚趾依次弯曲，埋在脚掌下，完全失去功能。 我捧着这双脚，泪流不止。

       一个没文化的普通妇女，在汹涌的历史大潮中，不甘命运的摆布，迈着一双变形的小脚，为自己为家人走出一个不同的人生，也是一段凡人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