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理想国——《桃花源记》的误读与新解

《桃花源记》写武陵渔人偶然发现桃花源，与桃源人美妙接触的故事。文作于东晋乱世，不仙不道，不玄不怪，自然而生动。关于此文主旨，清以前人多言仙道，以为桃源人乃秦人成仙不死者。韩愈（768-824）有诗嘲曰：“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②] 至近代西学东来，新说引入。梁启超在 “陶渊明文艺及其品格” 一文中说: “这篇文章的内容, 我想给他一个名, 叫做东方的Utopia 乌托邦。所描写的是一个极自由平等之爱的社会。”[③] 此说一出, 从者如云。有论者总结该乌托邦社会特点如下：第一，在政治上没有统治者和压迫者。第二，在经济上没有剥削。第三，人人都劳动，并得到一定的休息。第四，人们都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第五，社会风气是淳厚的[④]，云云。几种流行的文学史著作皆言陶渊明写理想社会，意在寄托他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在主流学术界几成定论。然此说貌似成理，实多可议。乌托邦是按照政治理念设计出来的社会制度，与桃花源的自然状态实属风马牛不相及。陶渊明哪里知道自由平等博爱的道理？所谓没有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之说，都是论者想当然，并无文本依据。而文中的桃花、溪水、桃源内景致，美则美矣，然终属中国南方常见景观（详下文）。解为理想社会，殊为牵强。

造成这种误读的原因是要拔高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似乎只有言及理想社会这个微言大义，才找到了作品流传不朽的原因。这符合文学批评的自然倾向，也满足一般读者的阅读期待。但这种解读是在演绎一种先入为主的外来观念，并非真正出自文本自身。它借助读者的思维定式和阅读习惯来挖掘并夸大某种意义，简化了文本的内涵，忽略了文本中其他可能的含义，导致了对这篇千古美文的整体误解。

本文先要还原这种意义建构的过程，看看理想社会是怎样在现代阅读中强制实现的。

1．对比的叙述结构。阅读从一开始便循着此岸对彼岸的叙事模式展开。文中一方是我者，由渔人、太守，南阳刘子骥、以及太元的年号、秦汉魏晋的名称所代表，指代着一个世俗社会，引申为朝代更替、战争、动乱、赋役，是一个负面的现实的社会。渔人不仅是一个目击者，他也读作一个符号，象征此岸社会的贫穷和劳苦，就如现实社会中生存的底层渔民一样。另一方则是桃源人的他者世界，富足、安宁、快乐、无忧，都是理想社会的语言代码。读者一开始便随着渔人在驶离这个此岸世界，期待着一个对现实的摆脱（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和一个全新的进入（忽逢桃花林……豁然开朗）。为了证明一个东方乌托邦，需要假定一个贫穷劳苦的渔人、一个动乱不安的世界，来反衬彼岸的完美。这种假定是不言而喻、无须证明的，是构造桃源理想国的基本前提。在文章最后，渔人离开桃源，报告太守，太守派人复寻。构成了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对立和紧张关系，是这种对比式阅读的来自文本的验证。

2．隐喻。文中桃花一词指涉力量强大，是全文的核心词。桃花的意象传统其来有自，最有名的是《诗经》中的“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之子于归, 宜其室家[⑤]”的诗句。这一粉红色的灿烂意象所比喻的美好生活已经在读者心中先期建立。这是中国文化语境所独有的。换成任何其他花种，都难以达到桃花的修辞感染力。而《桃花源记》中的桃花，隐喻作用更为强大：“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纯然的、大面积的、动态的、浓郁的描写，让桃林蓦然闯入读者眼中，有一种先声夺人的震慑。在渲染了桃林之后，桃源生活的实景再徐徐展开。叙事使能指（桃花林）和所指（桃源理想社会）之间原有的人为裂缝在一片绚丽色彩中消失，一种互为指代的关系悄然形成，强烈印入读者脑海。注意，桃花林与桃花源本是大山相隔的截然两地，但叙述让人觉得二者是浑然一体的。桃源从桃林的感染力量中获得诗意的象征，并自然获取了桃花在原语义符号系统中的含义：温暖、热烈、美好、纯粹。有趣的是，桃源之内，并不见桃花，只有良田、美池、桑竹这些农村景物，实用且色彩平淡。桃花在完成了它的隐喻作用后，悄然退出叙事之外。

3．借喻。桃源理想社会的第三个建构模式来自于对桃源社会的具体描述。渔人所见的景象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是修辞学中的借喻手法，即用局部指代整体。作者由外及内、由物及人，对桃源作简单而有序的描写，透露的是这里的丰足和谐、美满宁静，与上文桃花的意象互为表里。这里的要点是简，点到为止，不作展开。简才能提供想象空间，才有引申的余地。梁启超的“自由平等之爱的社会”说，吴云的“没有政治统治，没有经济剥削”之说，皆由此引发。

一个理想国的意义就是这样通过隐含的对比叙事结构、隐喻和暗喻的修辞方法建构起来的。这种建构看起来自然成理、天衣无缝。然而，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可以证明其强制性裂痕和内在矛盾，将构造理想国说的证据一一拆解。

首先，桃花的意象隐喻具有人为性。桃花并不自然指代一个美好社会，桃林与它后面的桃源及桃源人只有地理上的相邻关系。它显然既非桃源人所种，也不为桃源人所用，是山外野林一片，并无特别含义。分隔两界的是那个山洞，不是桃花。桃源之内，并不见桃花。我们头脑中桃花与理想社会的对应关系，只是修辞产生的效果。桃源的诗意氛围来自桃林的语义暗示，不能成为理想国的证据，应当除去。渔人对桃源的第一印象，也不是桃花，而是由山洞进入桃源后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何况，桃林地处山外，何以不指代此岸，倒越俎代庖去指代彼岸？文字的魅力，模糊了能指和所指的关系。退一步说，就算桃花与桃源的指涉关系成立，桃花真能象征一个理想国吗？在中国南方，桃林景观应属常见。对这一意象求之过深，并无说服力。

其次，文中叙述确有我者和他者的对比结构隐然存在，但对这一对比结构的价值评判却属信息添加和强行读解。此岸社会中的渔人、太守、年号、汉魏晋之称等意象的贬义内涵，从何而来？在文中它们都是中性语，陈述事实而已，与战乱、贫穷等引申义丝毫无涉。将此岸的意象负面化，是为了突出桃源人的正面意象。然而，这是为了建构意义而人为添加的。事实上，桃源人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显示外界并非负面。况且，文本中强调了桃源与外界的共同之处：“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 从自然风景、劳动风俗、衣着习惯，到饮食礼仪和语言交流，此间皆与外界无异，表明作者看重的是同，并非要着意营造一个异于且高于外界的社会。将这样一个社会读为理想社会，不合作者本意。

吊诡的是，桃源人唯一的独特之处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渔人的闯入，既彰显了他们这一无知无识、与世隔绝的特征，又取消了这个特征。渔人带来了汉魏晋的消息，使桃源人知道了外界的存在。当桃源人面对下一个闯入者的时候，他们将无法再宣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真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渔人（我们）成为一个污染者。我们只有打破桃源的纯粹和自在状态，才能接近和了解他们的状态。但这一纯粹自在状态在外来者进入的同时不复存在。

文本的证据证明乌托邦说无法成立。多年的成说可以休矣。

一个失去了理想社会光环的桃花源，还是人们心中诗情洋溢的桃花源吗？回答是肯定的。桃花源并不指代一个子虚乌有、高不可及、用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摩登字眼包装的乌托邦，而是平平常常的和平日子。桃花给我们的美妙感觉，正在于它的人间温暖、世俗情味，极平常，又极诗意。这正是桃花源生活的可贵和难得，也是几千年中国百姓可望不可及的真实渴望。它用如诗如画的语言，讲述着一群淳朴村民所过的太平生活，同时也讲述人与人之间自然的信任、质朴的友爱、纯真的善良、以及无障碍的沟通。这样的讲述所包含的世俗人情味感人至深，前所未有。它丰富了我们的想象空间，让我们体验到生命的美好和诗意。这样的意义其实大于经不起推敲的乌托邦说，也是《桃花源记》千古流传的真正原因。我们无需给《桃花源记》安一个理想社会的标签来肯定它的价值。说陶渊明借此批判黑暗现实，不但离题万里，且大煞风景。

这应该是一个经陶渊明加工的民间传说。其中的人名地名朝代名大约都是传说中原有的。结尾处故作峰回路转以增加可信性，也很象民间故事的套路。魏晋之际，类似的民间故事其实甚多，干宝（？-336）就和门徒广为搜集，撰成《搜神记》。《桃花源记》的高超之处在于它的抒情风格、白描手法，而又不涉玄怪，自然动人。

桃源理想社会说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它妨碍了人们对这一作品作进一步的解读，以为此文明白如画，主题鲜明，无需多求甚解。其实此文大有深意，怎乌托邦一语了得？比如，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渔人这个人物。此人实非寻常之辈，不可简单地以桃源见证人而一语带过。他有敏锐的直觉（忽逢桃花林……渔人甚异之），有探险的勇气（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进入桃花源后，他没有任何慌张失措，而是细致地观察，由远及近，由物及人（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将此地的地形地貌、风土民俗，在短时间内了然于心。面对大惊失色的村民，他显得不动声色，坦然接受村民邀请，平静回答村民提问（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停留数日，才告辞而去，表现出探险家般的自信和从容。对村民保守秘密的请求（不足为外人道也），他表面应允。一出山，即处处志之，直奔官府。说服太守后，再带人返回。深谋远虑，不露城府，与村民的天真淳朴成鲜明对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对渔人的描写有居高临下的意味。从文章开始到渔人进入桃花源，我们都是随着渔人的视角在观看。而进入桃花源后，行文却一变而为村民的视角（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表现的都是村民的惊慌、忙碌、好奇和叹服，而渔人却以一个陌生的外来者身份享受明星般的拥戴。这种看与被看的叙述角度的转变，透露出我者的地位转变。渔人的到来对村民的意义超过了渔人了解桃源的意义，村民对外界的好奇超过了渔人对村民的好奇。渔人似乎深知此中情由，所以安然接受款待，流水席连吃数日。在这几天里，桃源内洋溢着喜庆气氛。是渔人的知识成为他的资本，是他的述说造成他的魅力。而村民则显得一片天真，接受着春风化雨般的启蒙。“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句的正确解读应该是“他们愚昧得连汉代都不知道，不用说魏晋了”，表现的正是高级文化面对低级文化时的优越感。设想一个桃源人偶然到了外界，外界必以野人视之。而一个下九流的渔人，只因来自高级文化，即享受上宾待遇。无怪乎渔人一出桃源，就家也不回，直奔郡下（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想象一下他是如何说动太守的。那一定是：有一方土地，风景优美，物产丰盛，尚处化外，足以征得赋役，可使王化远播，脱斯民于蒙昧。他断不会说：那里真是极乐世界，人间天堂，你我一起去终老于彼吧（果真如此，他也无须出山了）。

太守的介入，使文章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本来太守的作用，只是为了增加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瞧，连太守都确信不疑，还派人搜索。只是没有找到而已。然而太守是权力的象征，带有暴力的意味。他所派之人，应该是拿着太守的手书和印章的。渔人所以首先要去报告官府，也是因为官府代表着权威和秩序，而桃源正逸于权力和秩序之外。而官府的兴趣，一定是占有，要把桃源纳入统治版图之中。太守岂在乎桃源是否理想国？他不过要探明原委，增设村长一名，每年按户征缴赋税劳役若干，将桃源划为治下一个村落而已。如果桃源人抵制这种划归，太守会善罢甘休吗？这与当年欧洲探险者发现新大陆，便欲占为己有，是否有某些相似呢？

高人刘子骥的引入，也代表高级文化对低级文化的了解兴趣和开化欲望。“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这是又一个探险者，文化层次比渔人高多了。他的“欣然规往”带有猎奇色彩，象Discovery频道发现了非洲一个保留远古遗风的土著部落。与太守不同，他不会有统治的欲望，而是要带着纸笔，写下异域的见闻，传达给此岸的读者。触目都是新奇，野蛮也变成有趣。对桃源人则可大讲皇宫的壮丽，儒道的深邃，让村民如醉如痴，如闻天书。两头通吃，一举成名。太守代表着暴力的征服，刘子骥则象征着文化的征服。

有一个细节，也为论者忽略，即桃花源的命名。如前所述，桃花林地处山外，与桃源人了无关涉。桃源内多的是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并无桃花。由此可以推断桃源人的村落一定不叫“桃花源”。这一命名应当是渔人面见太守时信口所加。大概是因为桃花林给渔人的印象太深了。桃花源的命名没有得到村民的同意，也无须他们的同意。那里根本就无需一个名字。命名意味着一种形式上的划归，是以外来者为中心的定义，是纳入既定社会文化系统的第一步，也是高级文化面对低级文化时常见的征服策略。有了这个外来人所加的名字，桃花源再也不成其为自然自在与世隔绝的所在了。它被赋予了意义。这个意义虽与桃源人的生活了无关联，他们也毫不知情，它却永远以象征的方式存在于此岸人的想象世界里了。

这引出了《桃花源记》的真正主旨。这并不是一个关于理想社会的赞美诗，而是一个高级文化发现低级文化时的兴奋以及这一文化消失后的感慨。这是一个以我者为中心讲述的他者的故事。它表达的不是对现实的不满，而是对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肯定。

[①] 王玮，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科罗拉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硕士。曾先后任教于密执根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编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为独立研究者。

[②] 韩愈：《桃源图》，见《昌黎先生集》卷三, 台湾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4页。

[③] 梁启超：《论陶渊明》。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3。转引自赵东栓：《中国文学史话：魏晋南北朝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④] 吴云：《陶渊明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9页。

[⑤]《诗经·国风·周南·桃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