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人先告状

刚开始吃镇静药，我有一个多月是在昏睡状态。为了遵守医生的规定，我和家人刻意不提有关节目的任何事情。为了避免别人问起，我有近两个月的时间不参加任何活动。我也取消了每天要检查E-mail的习惯，不与国内的任何人联络，连我的北京助手也收不到我的任何电话和信件。

进入三月，我的精神状况渐渐好转，于是我给北京的助手发了一封E-mail。

尽管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中间人而起，而中间人又是通过我的助手介绍的，但是我仍然原意相信她也是蒙在鼓里，被对方给利用了。所以，当别人提出一系列的问号时，我仍然把她视为知己，并且觉得很对不起她。在北京的几个月，她不仅在工作上帮助我，而且在生活上也非常地关照我，我们的感情就象姐妹一般地情深意重。所以，尽管她在北京另有工作，但是我回美国后，心中最为挂念的仍然是她。

李岘姐：您好！
       我平时很少用这个信箱，今天想给您写信，打开此信箱才发现有您给我的信，太高兴了。李岘姐，我正要告诉您点事，上周XX带着朝阳区公安局的两个人来我们单位找我，肯定是YL告诉YZ我单位地址的，我已做好了准备。（因为年前YZ和YL他们三番五次的打电话让我去趟公安局，当时我对YZ没好气的说：我不认识你YZ，谁给你介绍的你找谁去。其实在那之前YL来我家取他的手表且探你的踪迹时，就对我说过，公安局可能会找我，希望我配合YZ把他摘开，我没理会装没听懂他的意思，我很气愤，当时跟他争执的不可开交）。现在既然他们真的来找我了，那我也毫不客气，我压根儿没理会YZ，我对公安局的人实事求是讲了情况，且对他们没有问到的一些细节我又做了补充，如YL介绍你和WWH合作并已签约，就在第二天上午要去福建制作节目的头天晚上，YL提出要你和WWH解约并让YZ与你合作，并说YZ比WWH有实力多了，是32家城市电视台驻北京办事处的主任，发行很有办法。你当时很犹豫......，要求YZ做出保证，才能跟WWH解约，当时YZ做了保证并答应投资十多万元人民币等。为此你才跟WWH解约并赔偿WWH3000元。可事后YZ迟迟不签约，好不容易签了约，又拖着不制作，后来YZ又毁约说不干了，拖的你又气又急结果病了，心脏都不行了，没办法，只好走了。他们还问我都有什么设备，我说设备YZ都拉走了，我当时在场。问我设备是谁的，我说是你们合作制作节目的，属于谁的我不知道。问我房子是谁租的，我说是你租的。我并且强调这件事是YZ毁约……。
       总之，李岘姐，你尽管放心，这件事你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你的做法都是正当的。我认为公安局经过调查后，这件事会不了了之的。因为在公安局问我话时我感觉之前他们似乎把你当成诈骗犯似的（不知YZ和YL他们是怎么说的你），他们似乎不知道你和YZ之间有合同（好像YZ没敢给他们看合同），且对你的国籍有所怀疑。我说你确实是美国国籍，华文作家，是个做事非常认真、非常讲原则的人。他们还问我知不知道YZ的其他（真实）姓名，我说不知道。这更说明YZ做人不地道，公安局的人也会自有论断的。
     李岘姐，我就不多说了，越说越有话，说也说不完的。总之，您就放宽心好了。
  李岘姐，祝您开心顺心！代问Gin Gee好。回头再叙。

LH 2002.3.4

读完这封信，我百感交集。按理说，取消合作是合伙人主动提出来的；没有按照合同的事项来做节目，也是对方的责任。现在我已经没有再去追究对方的违约金，他们却恶人先告状，居然恶毒到领着警察去找我的助手。欺人太甚！所幸的是，我的助手没有与他们同流合污，将事情的经过如实地说明了。当然，如果说有一点小小的出入，那就是她所说的设备都拉走了，是指剪辑设备，而那台放像机她并不知道还留在我的住处。由于我离开北京的时候匆忙，她偏巧又不在，所以我把那台放像机寄存在一位北京朋友那里的经过她并不知道。

尽管我的助手没有屈服于对方的压力，已经向有关方面澄清了事实，但是这件事情给我的刺激很大。我很后悔签合同时没有注明违约金，我很后悔在合同上没有明确写上合同失效的时间。这一切的失误就造成了今天进退两难的局面。原来是想“不与小人斤斤计较”，谁知小人之心竟如此歹毒，居然想以机器的借口造谣中伤。

我真的难以接受这个事实。我投资近十万美元的资金来制作节目，我图得是什么？不就是想一圆自己在异国他乡也能施展自己专长的梦想吗？不就是想让国内的同胞了解到海外华人的思乡情结和文化上的差异吗？我回国寻找合作伙伴，不就是还把中国当作自己的灵魂归处吗？我爱中国，我爱养育过我的祖国，可是，为什么要让我的一片赤子之心受到如此的伤害呢？

我的心情又一次地消沉下去。算了，忘记自己的梦想，忘记那片已经不属于我的土地，老老实实地在美国当一介平民，养好身体，愿意工作就去找一份教书的工作，不愿意工作就在家里做一个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

于是，我不再逃避吃药，希望自己能够尽早地从这场噩梦中解脱出来。

(待续）

《飘在美国》2005年由珠海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