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岘
《今天是“万圣节”》
2000年10月31日(星期二)
在万圣节这一天，通常有两个不可缺少的活动：一个是游行，一个是要糖。
游行活动大多是在小学校的校园里进行。可以说，这个游行活动是孩子们翘首以待向众人展示他们的创意和个性的天赐良机。当然，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金钱考验。每套服装，没有个几十美元是买不下来的。最重要的是，不论多么贵的服装，也只有一天可以显示出它的价值，第二年又将随着小主人的新的创意而变得一文不值。
记得自己给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买第一套万圣节服装的时候，心中直骂美国人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嘛要去花钱来装神弄鬼！可是到了儿子四年级的时候，我不仅满足了儿子对服装上的要求，还专程请假，带著照相机和摄像机赶到校园为他参加万圣节游行摄影留念。
那一年孩子们喜欢系列电视节目Power Renginer，结果许多孩子都穿上了相同的服装。加上相同的面罩，家长还真难辨出谁是自己的孩子。那时儿子刚到美国两、三年，唯恐自己不像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所以他在我好不容易找到他的时候，却因为我和他说中国话而装作不认识我，并且一溜烟儿地钻进和他穿一样服装的人群中去，让我一张照片都没拍到。记得我当时很生气，回到家就把儿子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说中国话有什么不好？许多美国人只会讲英语，而我们会两种语言，这有什么不好！
过往的生活细节，竟然给予了我新的灵感：我应该通过美国学校与美国的中文学校所举行的游行活动，对比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孩子们对万圣节的反应。
儿子已经上高中了。为了拍摄到第一手资料，我只能求助于有两个女孩在小学读书的白人邻居Pam，让她通知我学校游行的时间。
由于中文学校只有每个星期六有课，万圣节就安排在最近的那个周末举行。也好，这样我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分别拍摄。
果真，将两个学校的游行画面一对比，文化心态上的差别马上显现出来——
美国学校：身穿企鹅服装的校长带著其它五名身著相同服装的主管人员首先出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接着，打扮得奇形怪状的班主任带着自己班上的同学一一出现。色彩斑斓、别具匠心的服装比比皆是，让人叹为观止。上千人中间几乎就没有不穿万圣节服装的。由于大多数家长都带着照相机和摄像机前来站脚助威，所以校园里的热烈气氛常常被掌声和叫好声推向高潮。
中文学校：拎着自己班的学生走在游行队伍里的老师，只有两三位是精心打扮过的。游行活动也是按着班级的顺序绕操场一周，可是静悄悄的，只有校长不停地催促着稀稀拉拉的队伍尽量集中在一起。站在一旁的家长，三三两两地在谈天说地，似乎孩子们的游行是在例行公事。最有意思的现象是，家长会的成员在一个班一个班地发着奖券——穿服装的孩子们有奖，没穿服装的自然就是没奖了。可见，学校还是鼓励孩子们接受主流社会的文化，只是他们的惩罚对象似乎错了。以我的经验，没穿服装的孩子并不等于不喜欢这样的活动，而是他们的父母对这种文化形式加以排斥。
再看美国学校：镜头里出现三位男老师穿著女士服装，带著女人的假发走在学生中间。当围观的大多数家长为这几位老师的创新而欢呼的时候，我听见站在我身后的一位华人家长气呼呼地说了一句：Sick(有病)！
再看中文学校：校长对着镜头说“我小的时候生活在台湾，从小就听说许多鬼魂的故事，觉得很可怕。所以，我家房子旁的竹林在夜晚上被风吹动影子都令我害怕。可是在美国，孩子们并不怕鬼怪，反而觉得穿上这些服装很好玩儿。另外，虽然Halloween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但是，我们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我们不可能完全游离这种文化，也不应该游离这种文化。”
在镜头面前，我悟出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本质所在——前者比后者多了一份“激情”！
不过，“外来文化”在几代人的演变过程中，又会变成“本土文化”。比如万圣节要糖的习俗，最初是源於欧洲人流行在11月2日Trick or Treat 的民俗。在那一天，传说有许多的圣灵出现在人世间，他们挨家挨户地要蛋糕。捐赠人给的越多，他们死去的亲人就有可能不用再环绕在地狱的边缘，而可能升入天堂。美国人把这种“外来文化”加以改造，把蛋糕改成糖果纳入“万圣节”的形式里，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本土文化”。
既然我的节目叫做《入乡随俗》，那我就要在节目中体现出民俗和随俗。
我决定以跟踪邻居Pam家要糖的活动，将美国人的Trick or Treat 的民俗介绍出来；在利用跟踪儿子的活动，将少数族裔入乡随俗的情景表现出来。于是，只有一台摄像机、一个人的我，就开始在万圣节的晚上分身有术，分秒必争地抢拍了以下镜头：
15：00，刚刚放学的儿子小心翼翼地告诉我说，今天他的一些同学会到我家集合，然后再一起外出要糖。也许儿子为了报答我的“豁达”，居然同意我可以追踪拍摄他和他的同学们在卫生间染头发的镜头。
16：30，邻居Jim的二儿子Derec和另外一名孩子拎着一大堆的染料就来了，三个人在儿子的卫生间便东涂西抹地折腾起来。如果是在以往，我一定要唠叨他们把好好的头发染成稻草一般，可是今天我却很高兴地拍到他们那种忍着染料散发出来的刺鼻味道，坚韧不拔地一遍又一遍地往头上喷的情景。
18：30，先生还没有下班回来，儿子要和同学外出要糖，我要到邻居家跟踪拍摄，可见家里要唱空城计了。平时家里没人可以，万圣节的晚上没人也要有糖。于是，我让儿子写了一张字条：Take one only(只允许拿一块糖)，然后将纸条和一大盘的糖摆放到房门外的桌子上。
按著美国的习俗，家里没有人的时候可以把糖摆在门外，这样就不会惹来麻烦。当然，这样做的风险性有可能被某个调皮的孩子一次性把糖全部拿走。所以，我又让儿子在字条上加了一句话：You are on camera(你在监视器里)。其实拍下这些细节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强节目的纪实性。
18：40，我一边手持摄像机边拍便朝Pam家走去，并在进门的时候，录下自己的同期声。选中Pam一家的原因是：(1)他们是英格兰的后裔；(2)他们有两个在上小学的女儿；(3)每年的这一天，Pam不仅把女儿打扮得很漂亮，而且自己也穿上奇形怪状的服装领著孩子挨家挨户地去要糖；(4)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关系很好，大人和小孩都不会在镜头前面紧张。
果然，我进门的时候，Pam家的两个女儿都已经穿戴整齐，并且面对镜头一点儿都不怯场。
在Pam的带领下，我一路跟拍她们一行三人到周围的邻居家Trick or Treat 要糖的情景。
最有意思的是，Pam领着两个女儿要糖的第一站就是我家。这倒不是因为我们说好了，而是每年她们都是先到我家，然后再去走街串巷。这两个孩子一出家门就忘记了我的存在，她们在放糖的桌子上看到那张只允许拿一块糖的纸条，嘴里佷不愉快地低估了一声：Take one only(只能拿一块)！
往年都是我坐在门前发糖，所以对周围邻居的小孩，我总是要给她们多一些糖。为了追求拍摄的真实效果，我没有吱声，看她们是否按照纸条上的要求去做。
还不错，她们真的每人就只拿了一块糖。
就在这时，家门突然从里面敞开，把我吓了一大跳。定睛一看，房子里不下二十多个青少年，并且这些十四、五岁的孩子简直是把我们的客厅当成了迪斯科舞厅：可口可乐的饮料罐满桌子都是，震耳欲聋的摇滚乐被我们家的八个立体声音箱放大为高频率的噪音。这要是在以往，我一定会大发雷霆，可是今天我却很高兴自己碰到这样的机会，可以抓拍到美国青少年是以什么方式来庆祝万圣节的镜头。于是，当儿子向我解释说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同学来的时候，我却很大度地说：没关系，今天是万圣节，人多热闹！
好嘛，有了我这句话，刚刚安静了一会儿的空间又开始沸腾了起来。
我发现男孩子一上高中就不介意穿什么样的万圣节服装了。他们和儿子一样，利用这个自由的时间把自己的头发染成五颜六色，最多再加一个魔鬼或鬼魂的面具就算完事。倒是女孩子还是一如既往地借着这个机会打扮自己。
我还发现这些孩子们已经不象小的时候那样争分夺秒地去挨家挨户地要糖，而是更多地借着这个机会玩耍，甚至是恶作剧：就是在没有糖的人家的大门前撇鸡蛋、砸南瓜或者是把一卷卷的手纸挂在树枝上让您搭梯子爬树才能清理干净。所以这两年的万圣节我总是要叮嘱儿子别和同学搞这种“恶作剧”。谁知，儿子没有“恶作剧”，我却领教了什么叫做“恶作剧”。
19：10，由于心里惦记着拍一些青少年的镜头，所以我就缩短了跟踪拍摄Pam和女儿要糖的情景。
回到家里，儿子和他的朋友已经无影无踪。放在门前的那盘糖，也只剩下个空盘子。很有可能是没有拿到糖的孩子很生气，或者是调皮的孩子终于找到了胡作非为的借口，总之，摆放在大门前的那一排用蜡纸做的南瓜脸被人有意地点着，扔在过道上。
我很生气。但是转念一想，这不正是我需要的镜头吗？
其实美国的孩子绝对不缺糖吃，可是他们对自己在这一天能要到多少糖却很在乎。特别是这一天的许多反常行动都很少引来警察的干预，所以许多青少年借机宣泄自己的暴力倾向。美国人对这些捣乱的行为也习以为常，甚至是已经把它作为一种文化方式而默认。
我也只能默认吧。好在我今年也需要这种镜头。
19：20，先生从学校回来，我让他守在门前发糖。我顺便拍一些前来要糖的大人小孩的奇装异服。
20：50，儿子带着一大包糖回到家里。显然，我是不会错过这样的镜头的。可以说，每一年的这个时刻，都是我和儿子最兴奋的时候：把糖倒在地毯上，然后看着儿子分门别类地把它们装到一个个小塑料袋中。我对儿子说，不准多吃，一天只能吃一块。其实我知道，这话白说，用不了两个月，这些糖就会悄无声息地消失。尽管我常抱怨儿子的牙齿都被这些糖腐蚀坏了，但是，我还是愿意看到儿子每年兴致勃勃地抱回家一大堆糖的情景。我已经可以感受到每一块糖都有一份接受和给予这两方对万圣节的热情。
谢天谢地，有关万圣节的拍摄工作，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
(待续）
《飘在美国》2005年由珠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