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岘
去年底回中国，一位书法家协会会长要送我一副字画，问写什么？“万法唯心”吧！
四个字脱口而出，我把自己吓了一跳：这个命题也太宏大了吧？可是转念之后还是舍不得放弃，懵懂之间好像与其有缘，就像两千多年前中国老子的道家学说与现今美国科学家的量子纠缠理论有共通之处一样，只可意会，无法言传。于是，我把装裱好的巨大横幅，不远万里地从中国背回美国，挂在了自家书房的门楣上。
接下来就是2020年。我在“新冠病毒”横扫地球的谁是谁非中，忘记了书房还挂着自己选择的“四字箴言”，每天睁开眼睛就打开手机、电脑、电视，查看过去的24小时又有多少人被感染，多少人因此丧生，然后再看这个星期的死亡人数，之后又查看这个月被感染的数字……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居住的城市疫情坐标拔地而起，一路窜上加州之首，而加州继纽约之后，又使美国成为了全球病毒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
疫情指数已令人惊魂不定，没想到“天灾”之后还有“人祸”，使原本就惴惴不安的心更加乱了章法：一月，关心的是“武汉同胞”，参与美国华人募捐赈灾，自觉浩然正气；二月，关心的是居住在中国的亲朋好友，痛心他们居家隔离的出行不便；三月，开始对美国的疫情感到不安，抢购了有用没用的物品，以响应加州政府的“居家令”；四月，随着疫情的恶化，人际关系也在不同的认知中对立，连“戴不戴口罩”和“应不应该社交”，都成为亲朋好友争议的话题；五月，疫情高潮叠加警民冲突，每天守在电视和电脑前，心有余悸地琢磨着“种族冲突还是阶级矛盾”；六月，疫情未减，BLM横空出世，没等明白“黑命贵”这三个中文字是褒义还是贬义时，此起彼落的示威游行已经演变成“打、砸、抢”行为，“跪，不跪”把家人都能分裂成两大阵营；七月，病毒、种族、阶层的问题还没有厘清，总统竞选便拉开了序幕，又凭添了一项“党派之争”；八月，世界第一大国的病毒感染人数榜居全球之首，看着老年人的死亡率、青少年的失学率、各行各业的失业率，不免痛心疾首；九月，疫情不减，总统大选的竞争也因此越演越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总统以为三年半的经济振兴可助他再次连任，没想到一场疫情把他的业绩一概归零；十月，疫情和选情同时进入焦灼状态，明明知道美国是选举人团制electoral college来决定总统的胜负，但是仍然把自己手中的一票看得格外神圣，投谁一直举棋不定；十一月，疫情人数再创新高，总统竞选“揭晓日”却不知道谁输谁赢，直到现在也没有尘埃落定；12月……
转眼就是年终。然而，病毒能终结吗？总统能落实吗？撕裂的群体能找到共识吗？圣诞节能与孩子们团圆吗？家国大事，终于将我推至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里，无法自拔。
更痛苦的是，每天都觉得要利用这段没有社交的时间进行写作，可是无数开篇之后便没有了下文。日记、随笔、小说，换了无数个文体也找不到可以酣畅淋漓地写出自己真实感受的文字。日复一日，在电脑前打出一段文字又抹去另一段文字，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每天都要将一块巨石推到山顶，而巨石到达山顶后又会滚回原处，做着周而复始、徒劳无功的事情一样！
这种陌生的创作状态使我窒息和绝望：为什么满脑子的思想却不知所言？为什么满腹激情却无从下笔？
11月初，我收到朋友在人迹罕至的山川湖泊间拍下的照片，并与我分享了自驾游的心得。
“我们不能去人多的地方旅行，但是可以开车到人烟稀少的地方散散心啊！”我对先生这样说着，可是心里却知道这只是过过嘴瘾——居家快一年了，连去食品店都屈指可数，哪里真敢远行？
只做不说的先生，一听二话没说，当天订好了一周的行程，取消了所有的工作和一周打两次高尔夫球的活动，连请人照料小狗的事情也都安排好了。
“你在开玩笑吗？”我一听就急了，因为我的确就是说说而已。
先生说我得了“自闭症”；我说先生不善于沟通。先生说这次不去，下次别再埋怨；我说他对疫情总是掉以轻心。其实我心里明白，我所有的焦躁不安都源于我对这一年的乱象捋也捋不清的原因。
没过几天，我忍不住再次向先生提出自驾游的事情，先生也好像忘了他说过的气话，取消了周三打高尔夫球的活动，星期天晚上制定了出游的线路图，订好了宾馆，星期一一早便开车上路。
我原本对这次旅行并没有多少期望值，终极目标就是与大自然为伍，摆脱居家的四角天空，所以当先生告诉我要去Sedona时，我并没有深究，也不介意八个小时的车程，只想在自家之外，享受自由呼吸的愉悦。
一路兼程，到达Sedona入住宾馆时，已是皓月当空。第二天清晨，我发现环绕着Sedona小镇那些层峦叠嶂、鳞次栉比的红色山川似曾相识。上网一查，原来这里就是久负盛名的灵性之地——塞多纳！
塞多纳因红岩山“涡流”(vortex)闻名于世界，而我对“涡流”的认知却只限于网上的信息：有人说，塞多纳涡流的能量源于Ley Lines的交叉结果；也有人说，这种能量是由磁能形成；还有人说，其能量流动地存在于比电或磁更深的维度上。
我惊讶于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居然可以用自然科学来阐释，并由此联想到有人用Ley Lines的理论，将地球上不同方位的大金字塔和巨石阵这样远古时代的遗址，用点线链接的网格图案，提出的超自然或维度生物的“门户”理论……
我无意去探究一个高深莫测的命题，但是面对一百多万年前的层层砂岩，在自然风化中形成的高山峻岭、沙丘和巨石，我宁愿相信这里“可以为人类和家人祈福，或进行心理疗伤”的传闻。
“这里有四座著名的‘涡流’山，你想先去哪一个？”先生问。
“都去！”我说。
那一刻，我产生了到能量场做瑜伽的想法，希望用正能量抵消疫情期间关在家中产生的负能量。
然而，攀登到被称为圣山的Cathedral rock半山腰时，我便知道登顶做瑜伽几乎是异想天开——在这座深红色的石头山上，没有人工修建的阶梯，攀山只能借力于自然形成的石阶及碎石；遇到光滑的大石头，还要手脚双用，伏地爬行。不肯爬行的先生攀登到了半山腰时声明自己有“恐高症”；而我看到登顶下山的人要在光溜溜的石头上臀部着地，借助手脚的力量才能一点点地移向山下，也打消了继续前行的想法。
在回程的路上，我遇到有人像苦行僧那样背着沉重的包袱光脚前行时，又心有不甘地告诉先生：明天我一定要在Bell Rock上做瑜伽！
先生说：今天这样的冒险将是我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
我说：如果Bell Rock也是这么惊险，你可以不必登山！
第二天，当我们迎着朝阳来到形如古代撞钟的大山脚下，发现这里的攀山小径不论是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都是绕着“钟山”的边缘，把路人拦在铁丝的围栏之外。登山变成了“转山”，尽管有些遗憾，但是我仍然被大自然的巧夺天工感动着。
在“转山”的过程中，我下意识地想到了西藏的冈仁波齐山——朝圣者也是围着大山转！由此我又联想到“Leys”的理论，并再度突发奇想：这座被称为圣山的贝尔岩山，是否与冈仁波齐山气场相通？谁知刚刚想到这里，我便觉得身上的汗毛都跟着这个想法竖了起来，好像有一股电流，一阵阵地传遍全身。
这是旋转能量流吗？
我开始渴望与红岩山接触，希望能靠在灵山的岩壁旁静思反省。
很快，我发现了一条没有铁丝围栏的上山小路。与其说是路，不如说是似有似无的小径——被人踩过的杂树和碎石，模糊了不许攀登的定义。
也许是常年练习瑜伽的关系，我连蹦带跳地一会儿就冲到了一定的高度，而先生高大的身躯加上恐高心理，走到一定高度就拒绝前行。想到我们之间的承诺，我让他坐在附近的石头上等我，然后独自一人继续攀爬。
其实我也没有爬得太高，只是找了一块可以盘腿静坐的岩壁，面对九、十点钟的朝阳，闭眼祈愿——为家、为国、为地球！
为了不让先生久等，我静坐了一会儿就高声叫着不远处的先生过来帮我拍照留念。虽然先生应承着向我接近，但是走到一块对我来说并不算太高的石头前，便不肯再行半步——他举起手机在远处草草地拍了几张照片便转身下山，把我的怒吼声抛在身后。
我没有下山，而是再度闭上了眼睛，任心中的哀怨恣意流动：我念他有恐高症，他却放心我一人登山；我让他坐下休息，他却背着我望着山下；我让他拍张照片，他连这么简单的举手之劳都没有耐心；我在这里祈求两个人的和睦相处，他却身在灵山无动于衷……
泪水随着思绪泉涌般地划过脸颊，我没有介意，任由它随着我的意识信马由缰：疫情初起时，我建议他出门戴口罩，他坚持说只有生病的人才需要戴口罩；加州疫情严重时，我说别打高尔夫球了，他坚持打到“关门”的最后一位和“开门”的最早一批；我说疫情期间不应该聚会，他却坚持不应因噎废食。
“为什么我们总是南辕北辙？为什么我们不能快乐地生活？如果地球的能量场都帮不了我，我和先生之间的气场还会合二为一吗？”我在心中呐喊。
“你们已经合二为一了。你说想旅行，他就安排了行程；你说心情压抑，他就选中了可以舒缓心情的旅游圣地。如果没有他的陪伴，你现在会一个人坐在这里吗？”我的心中渐渐地升起了一股暖意，如和煦的阳光使我紧皱的心情渐渐舒展。
下山后，我没有再与先生争论谁是谁非，而是以愉快的心情接受了先生提出下午去另一个著名的涡流之地“Boynton Canyon Vortex”的建议。显然，我的态度也使他如释重负。
第四天，当先生要开车八个小时才能载我回家的时候，我由衷地对先生说了一句“Thank you.”，先生也带着这句话的温度一路前行，毫无怨言。
Home sweet home。回到家中，一好百好，连视而不见的“万法唯心”这四个大字也跟着大放异彩：为什么总要去追究谁是谁非？不同的认知必然形成不同的看法。为什么总觉得无处下笔？遵从内心就会敢说敢写。自在，源于自心，不要被成见和名利所赘！
此刻，年终已近。尽管总统和疫苗尚在呼之欲出之际，我已不再纠结是以“纪实还是虚构”来写2020年的抗疫经历；不再多想“万法唯心”会不会有驳“唯物主义”之嫌。遵从内心感受，有话就说，没话也用不着拿时光来咬文嚼字！
2020年12月5日于加州
美国《华人》月刊杂志2021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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