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岘
儿时，父亲常对客人说我家有“一架诗书，半窗春色”，但是期间的“诗意”和“春色”，直到现在我才彻底地领悟。
那“半窗春色”绝非仅仅是对居住在半地下室的戏言，而是窗外真的曾经布满了一排一人多高的丁香树。春暖乍寒时节，春风抖落了枝桠上的白雪，褐色的树干就竞相开放出淡淡的紫丁香花；深浅不一的紫色花瓣，虽然娇小，却是花团锦簇、芳香四溢。由于丁香树是城市绿化景观的一部分，所以哈尔滨的春天是与丁香花的绽放一起到来的。
“一架诗书”也非我儿时理解的那个摆满了《鲁迅全集》和《毛泽东选集》的竹编书架，而是指不到二十平米的空间里，床下、桌边、墙角、衣箱，以及家中装煤柴的仓房里的纸盒箱子里的那些书籍。
尘封已久的童年往事，今天就在突然忆起父亲的戏言中开启，并且象魔瓶的盖子，打开了就无法合上。
我的童年是在一栋俄罗斯风格的三层小楼中渡过的。这座小楼与管辖全省与文化相关的文化厅（“文革”时称文化局）的办公楼紧紧相连，所以它是典型的“文化大院”，几乎省城文艺界的名角儿和领导都住在这栋俄式小楼里。其实楼房本身不小，但是与后来居住在此的家庭和人口相比，实在是不大——如果说百年以前流亡到哈尔滨的白俄罗斯人修建了这座楼房是用於办公楼、俱乐部，或者是某个王孙贵族拥有的别墅，那么到了我记事的时候，这里已经以房间为单位，除了三楼个别人家是两室一户，其余的每个房间就是一室一户——不论是三口之家还是五口之家。这些家庭的厨房和厕所也都是以楼层为单位，七、八家共同使用一个空间。
这栋三层楼的楼房也算上了我们家住的半地下室。严格说，这是一栋两层半的“小洋楼”。“小洋楼”的第三层住着局长和京剧、评剧、龙江剧的名角儿，二楼挤满了处长、科长。一楼是大杂烩，有画家、歌唱家、作曲家和象我父亲一样“耍笔杆子”的剧作家和文艺评论家。当然，到了文革的时候，又多了一家曾经是给文化局烧锅炉的山东人。
父亲说他刚住进来的时候，半地下室的光线很充足，阳光通过两个三分之二露出地面的大窗户射进来，温暖又温馨。站在屋内，目光所及的是窗外俄式铁艺围墙旁那些修剪有致的丁香树。冬天，白雪挂枝，凭窗眺望，玉树琼枝；春天，嫩绿发芽，花香扑鼻，沁人心脾。父亲说，那时的家只有他一个人，床腿、桌子腿、凳子腿都是用书籍架起来的，房间宽敞而又明亮，他从来没有觉得“半窗春色”有什么遗憾。 然而，到我记事时，四口之家已经被一张大床和两张小床挤满，唯一没变的是，床底下仍然堆满了书。记得六、七岁的我，已懂得家中不大的空间里，那个竹编的书架和铺着整块玻璃砖的写字台，就是家中最美丽的装饰；并且一厢情愿地将两尺多宽、两寸多厚的木质窗台也看成是装饰品——一个摆放着父亲的文房四宝，另一个家里为了开窗方便，上面没放东西，我就把它当成“舞台”。我常常在家里没人的时候，站到窗台上，拉开窗帘算做“开幕”，关上窗帘算作“谢幕”。也许是周围的邻居有许多人是京剧团或者评剧团的演员，她们不仅在自家练声，连进厨房、上厕所的功夫都不会错过。所以父亲说，我五岁就会大大方方地在客人面前唱戏，京剧、评剧都会伴着台步哼唱两句。当然，到我记事起，全国都在唱“样板戏”，于是我站在窗台上，如果腰里扎着母亲做饭的“围裙”，那我唱的就是《沙家浜》里的阿庆嫂片段；如果我把父亲的皮帽子戴到头上，我就是《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不过一个人演戏，演了一段时间也就腻了，无聊的时候就站在窗台上看进出“小洋楼”的大人小孩， 观望窗外的冬雪、春花、秋月和夏雨。也就是在这时，我注意到窗外那棵瘦小嶙峋的丁香树 。
随着“小洋楼”的人口增加，依墙而立的丁香树被陆续砍掉，横七竖八加盖的 “板棚子”取代了原有的俄式围墙。也许是楼里的单身男女如今都是“拖家带口”的人啦，生火做饭的煤柴总要有一个地方堆放，故文化局的行政部门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地默许了。尽管父亲说的“半窗春色”至此已成戏言，但是我站在窗台上，仍然可以看到一家“板棚子”的侧面独立着一棵丁香树，由于背光、缺水，它长得不高，也不茂盛，几次我都以为它随隆冬死去，可它却在春暖花开之际，又绽放出一片新绿和淡紫的小花。闻着花香，我常常觉得自家幸运无比——地势不高不低，打开窗户就能闻到淡淡的花香；而我，也不用象同龄女孩儿那样，到公园儿偷采一束才能在自家闻到花香。当然，每年花开时节，我也多出一份惦念，耽心大院的孩子们在我一觉醒来，已经把并不茂盛的花枝折走。朝朝频顾惜。也许是这棵丁香树藏于角落，抑或是单薄的原因，总之，它在别人的眼里已经融为“板棚子”的一部分，它年年“起死回生”，我年年都在期待。
十四岁的时候，我家搬离了“小洋楼”。再后来，小楼拆迁，原址竖立起省财政厅的高楼。至于当年唯一存活下来的那棵丁香树，如今也只能存活在我的记忆中 。
（注：2013年9月北美华文作协和台湾中华日报首发）
